工具理性的独断与价值理性的回归
——浅析中国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

王珊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近些年来关于社会道德的舆论报道越来越多。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给我们带来物质资产极度丰富的同时，人们对于金钱、利益的追求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社会诚信缺失等问题甚嚣尘上。这一系列问题无不在警示着我们，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1]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有所欠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

一、道德问题的缘起：市场经济带来中国社会转型的“阵痛”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和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一步步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中。我国的现代化也在逐步纳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格局之内。世界经济的现代化是与经济的市场化紧密相连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现代化进程的帷幕。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商品的市场化。“工业革命构成了现代化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历史事实表明，商品经济则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市场化、社会化。”[2]110而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在经历了艰难的曲折发展后，也开始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中共十五大进一步将经济现代化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动力同时推进。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十九大更是提出了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不仅涉及经济领域，同时必然会引起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变革。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与之相适应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建起来的宗法伦理社会。中国社会本就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何谓伦理本位？即缺乏集团生活，是中国人倚重家庭家族之由来。”[3]70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伦理组织社会关系，消融了集团与个人这两端。“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开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3]72在儒家2 000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无不在强调社会伦理的问题。从父母、 兄弟、姊妹、夫妇到师徒、君臣，从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处于各种伦理关系中，这种伦理关系互以对方为重，所以是一种义务关系，而非市场经济所强调的权利契约关系。在这种义务关系中，一个人似乎不是为自己而存在，而是为他人而存在。“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总是把个人认作‘依存者’，不是指其生存必须依靠于他人而言，乃是说其生活在世必须尽一种责任，无异为了这个责任而生。”[4]在这种伦理关系的义务性要求下，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维持着“和谐”的局面。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早已土崩瓦解，其经济基础都不复存在，那么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伦理宗法制也必然会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结局。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本位，强调“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靠利益联结，而不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商品生产的扩大化要求市场的扩张，一步步打破中国人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存格局。过度商业化的社会生存模式给传统的中国人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传统农业经济倡导下的艰苦朴素、勤劳勇敢等思想也渐渐被商业化、利益化的观念所腐蚀，比如现代社会热衷过度包装、整容等现象的出现。

面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思想杂陈的局面，许多中国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追求自我效益的最大化。整个社会在道德的柔性与法律的刚性保障下运行，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常是在彼此间利益的牵制与较量下维持社会的“和谐”。只有当这种利益链发生断裂，即出现彼此的利益冲突时，法律与道德才会显示其作用。大部分情况则是，每个人出于维护个人利益的需要，而做出自己的行为。不得不说，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二、道德问题的根源：工具理性的“独断”

马克斯·韦伯将人的理性行为分为工具理性行为与价值理性行为。所谓工具理性，“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5]56，其行为者以可计算、可预测的技术性方式和可带来现时利益对目的加以选择，同时致力于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最佳途径的理性行为。工具理性行为的实质内容表现为行为者对自身现时利益的理性追求。

工具理性行为是人类理性行为的基本形式之一。工具理性有其不同的伦理、文化基础，其产生是与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不开的。基督教强调“原罪”文化，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因为要强调资本的原始积累，所以要求人们要辛勤刻苦以及勤俭节约，将这种美德作为荣耀上帝的工具，并把这视为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的源泉。“依靠勤勉刻苦、自制禁欲，利用健全的簿记方法和精心计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合法地获取预期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6]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这种精打细算的工具理性靠着宗教的影响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这种工具理性指导下的人们逐渐撕掉了宗教虚伪的面具，直接将物质财富变成了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金钱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后，紧接着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要将人的理性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科学技术正是伴随着这些思想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工具理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物极必反，工具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从原来社会发展的积极、肯定的因素转变成消极、否定的因素。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让人们过分地追求经济效益，使工具理性从解放人的工具变成了控制人、奴役人的工具。启蒙运动将人从黑暗的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又戴上了新的工具理性的枷锁，这种理性使人变成了精于计算的工具，人被科技所统治。工具理性思维方式指导下的人必然是一种独断式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现代社会所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独断下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关系就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行为关系。第一，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根据可计算的、可预测的技术带来现时的利益对行为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加以选择，而这一选择的过程构成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为选择的核心在于市场主体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追求。第二，经济主体要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必须注重效率，采取最有效的手段。而效率在经济学上的表现即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也就是要使成本最小化。第三，为了实现成本的最小化，经济主体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经济实践后，知道了要遵守市场经济规律，同时经济规律遵守的这种规范行为是可量化、可控的，从而降低成本。最后这种对经济规律的遵守外化为遵守市场规则，遵守经济伦理。

市场经济如果过分强调工具理性，人的价值理性就会逐渐被忽视。理性把人从中世纪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同时又给人戴上工具理性的枷锁。我们承认，工具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的生存能力，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的能力，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社会的长足发展。它使人从动物性的生存超越到人的生活，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是真正的超越，只是人在世俗层面的解放，人在不断追求物欲的极大满足的同时，也在不断丧失着“人之为人”的精神本质。“市场经济所显示的超越，只是一种世俗层面的实证性超越。它无法使人达到一种终极的、绝对的超越。因此，市场经济掩盖和遮蔽了人的精神存在层面上的内在超越性，把人仅仅局限于作为肉体存在物所呈现的物质欲望和官能满足。”[2]154工具理性下的人精细地计算着自己物的得失以及利益的权重，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过分功利的目的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人的理性，将后者紧紧限制在具体解决科学技术、经济利益等层面上，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本身的精神追求与发展。在市场经济初期，这种理性的偏向还处于萌芽状态，相对于工具理性带给人类巨大的益处显得微不足道。但是，随着科技与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工具理性的作用被无限地放大了。一方面，工具理性的独断化，使其在人类社会取得了绝对的地位，成为绝对的原则，不受任何价值理性的约束，反过来还压制价值理性，使价值理性逐渐被现代社会边缘化、孤立化。比如，现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备受冷落，而经济金融类无论从学科还是社会需求都越来越热的现象，教育领域有还一直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的口号。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手段直接取代目的本身，价值理性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工具理性超越了其自身适用的范围，成为诠释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唯一方式，成为人类唯一信奉的理念和唯一依赖的力量。比如当前社会流行的商品拜物教和“金钱万能论”的论调。工具理性下的人逐渐被异化与物化，沦为商品与金钱的奴隶，“房奴”“车奴”“卡奴”等人群的出现都是某种程度上人被奴役化的生动写照。市场经济过分强调利益与效率，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过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物化与异化遮蔽了人的自由本质，忽视了人的价值、道德、伦理的诉求，缺少人文价值的关怀。“货币把(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都变成它本来所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7]，拜金主义与功利主义指导下的人在社会道德问题上也用利益去衡量。“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2]154，最终只能导致“金钱确定人的价值”[2]154。工具理性超越了其适用的范围，成为社会评判一切衡量一切的标准，作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且作为一种方法论不断指导着人们的为人处世。

三、道德建设的方向：价值理性的“回归”

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阐述价值合乎理性就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5]56，也就是说价值理性主要是以支持或确定终极目标为主，而不计算现实的利益得失，并非是一种以现时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从而表现出对行为理性的追求与行为者的信仰、价值理想相一致。作为社会实践的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自身的价值和存在意义进行一种积极的建构，这种合乎人真实需要的自觉意识就是一种价值理性，这种价值观念仍然是区别于感性的一种理性认识。因为“理性是人化的产物，感性则更多地带有自然(天然)的痕迹”[8]。但是我们从这种价值理性中又能捕捉到感性的痕迹，它是一种基于感性认识，但又超越了感性认识的一种理性观念，因为价值理性的内涵不排斥人的基本感性物质需求，这种需求是人所必要且正当的，就是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不是一对非此即彼互相排斥的概念范畴。价值理性虽然承认工具理性在人的生存发展中具有合法地位，但并不会为工具理性进行辩护，因为工具理性倡导下的人的物质利益需求必须要经过价值理性的审核，看其是否必要，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理性必须要将工具理性中过度的、不必要的，甚至阻碍人全面发展的物质需求排除在外，这也正是价值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并且超越工具理性的核心所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价值理性关注的不仅是人当下的需求与满足，更是未来的自由与发展，它所扮演的角色从来不是守护者和辩护者，而是批判者和超越者。价值理性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批判与变革，将人的目光从当下的利益需求拉向了一个自由的、合乎人的本性与发展的美好未来。价值理性的这种超越性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终极指向性与历史确定性之间，保持着一种合理的、必要的张力，立足现实而又超越现实。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科技的无所顾忌和工具理性的肆意扩张，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存意义逐渐被忽视、被遮蔽。这是一个工具理性独断与价值理性缺失的时代。正如韦伯所感叹的：“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具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9]工具理性的越位和价值理性的沦落使很多人的精神层面出现了混乱与断裂，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去唤醒人们被工具理性遮蔽的价值理性。

四、道德建设的措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工具理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是人类物质财富增加的前提与基础。而价值理性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与结果，是物质财富增加后需要达到的精神财富。两者只有有机统一于人类的现代化实践中，才能推动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我国当下的道德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工具理性过度发展的结果，社会问题的背后是工具理性的独断与价值理性的缺失，两者之间的断裂造成思想价值观的混乱。我们必须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

2019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是党和国家基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看到市场经济规则、政策法规等不够健全，我国公民在道德领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而颁布的及时有效的公民道德建设措施。《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从而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这无疑印证了我国当下道德问题的解决必须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之中。

第一，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基础。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不仅要满足物质性的生存，还要满足精神性的生活，而精神性的生活必须以物质性的生存为基础。工具理性是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对客体的把握从而形成的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被人们梳理成系统的自然科学、技术应用等知识，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石。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工具理性使人的本质力量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转化更深层次地体现着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当人通过工具理性不断拓展实践领域时，人们对于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了一种可能，为价值理性能够从自发状态过渡到自觉自由的状态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二，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不仅有动物性的物质需求，更有精神方面的需求。工具理性为人提供了极大的物质性需求，但任其再怎么发展也不能越位解决人的精神需求，不能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看到生活富足名利双收的人选择自杀，这是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匮乏，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人们如果仅仅依靠工具理性，那么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时就会遇到很多曲折与磨难，因为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都需要人类付出极大的精力与耐力，这时候就需要价值理性为这一“痛苦”的变革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第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不同于盲目的动物活动，它更多情况下不是出于一种本能，而是一种目的性的需求，这也包括对生产工具的需求。“每次理性活动之前，都有一个评价的感情活动，因为只有注意到对象的价值，对象才表现为值得研究和有意义的东西。”[10]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选择不仅仅是基于被改造的客体对象，也在于人的生产目的。工具理性指导实践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怎样做”以及“如何做得更好”，而价值理性则指导实践主体“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做”，二者相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合乎人的真实需求的实践活动。工具理性独断下的人通过具体的计算和衡量，使自身的本质力量逐渐被物化与异化，而价值理性则及时去调整人的这种物化与异化，两者互为根据、相互影响，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