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埃德娜的多重人格探因

王思琪

(河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凯特·肖邦被视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先驱，《觉醒》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埃德娜从传统家庭里的天使形象到为了追求自由、独立而逃离家庭并放弃母亲角色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她站在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女性的对立面，巨大的社会压力导致埃德娜最终走向灭亡。《觉醒》被重新重视，始于美国女权运动第一个高潮时期。这篇小说批判了社会中阻碍女性实现自我价值以及追求精神满足的现象，这与废奴运动后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利的社会背景不谋而合。拉登森把《觉醒》看作是“一部伟大的女性教育小说，其反对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紧张”[1]。国内学者也普遍把《觉醒》看作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先声。学者普遍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作品进行研究，但鲜少学者能关注人际关系对女主人公心理的影响。本文以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理论为基础，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深层剖析埃德娜多重人格成因。

心理学家沙利文把人格定义为:“在显示出人类生活特征的人际情景中反复出现的相对持久的模式。”[2]他认为个体在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中建立人格并通过相互作用显现出来。沙利文认为，“每个人有多少种人际关系, 就有多少种人格”[3]，人际关系始于母亲哺乳婴儿时期，直到进入不断变动的、复杂的人际社会情景，人格也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完善。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引起人格变化的紧张情绪，人在沙利文眼中是一个能量系统，当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紧张情绪就会产生。沙利文认为当亲密感和欲望得到满足时会与他人建立起健康关系并形成“好我”，但当它们被相关人员忽略时则会导致紧张并形成“坏我”。当生理需求不能被满足时会产生需求紧张，而当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受到实际或想象中的威胁时会产生焦虑紧张。这些焦虑情绪阻碍了健全的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学习、记忆和感知能力的发展并造成人格缺陷，在焦虑情绪刺激下个体会形成具有防御功能的“自我系统”以减轻焦虑紧张获得欣快感，自我系统也对人格形成起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沙利文的整个人际关系理论都在说明人际交往对人格的塑造作用，并提供给学者一个新的视角用以分析现实生活中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不同生活阶段的人格特征。

一、家庭对埃德娜人格发展的影响

沙利文认为人格最初形成于从母亲那里获得的生理满足，母亲的乳汁使婴儿获得安全感并逐渐产生“好妈妈认知”，持续的满足感进一步使孩子对母亲产生依恋的情感，这种“在情感和行为上产生持久而有效地联系就叫作依恋”[4]。对母亲的依恋是儿童最初的交际行为，这种行为的产生促进了父母与孩子间的情感交流。处于儿童阶段时，“好我”人格形成于父母对孩子温柔体贴需要的满足以及足够的奖赏，拥有“好我”人格的孩子往往被安全感包围。但如果孩子想获得温柔体贴需要却被父母的焦虑、烦躁所拒绝时，“坏我”将在孩子的人格中起支配作用。由此可见，家庭因素对于人格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观察到埃德娜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童年时期的埃德娜没有机会从母亲那里获得自身对于温柔体贴的需要，在其成长过程中，母亲对其人格的塑造作用一直是缺失的；另一方面她也没有从父亲那里获得这一需要，曾经担任联邦军上校的父亲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就如同对待下属那样严厉，并且不善于对亲人表达爱意。小说中写道：“父女俩并没有很深的感情，平时的态度也不亲近。”[5]83由此可见，埃德娜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像正常家庭那般亲密。母爱的缺失以及与父亲关系的疏离使埃德娜没有产生依恋心理。这种依恋心理的缺失就使不利于人格形成的需求紧张产生，并造成儿童的不安全感。害怕受到训斥的埃德娜在童年时期总顺从于父亲对自己的安排，并按照父亲的要求完成任务，即使是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因此在需求焦虑与不安全感的双重作用下，导致“坏我”成为了支配其人格的主导因素，埃德娜的“本我”被压制了。长期处于坏我状态的埃德娜极易产生心理问题，因此她逐渐形成了表面顺从而实则叛逆的人格特征，小说中描写“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就本能的感悟到生活的双重性——外在的生存要顺从时代潮流，而内心生活要充满怀疑”[5]。由此可见，隐藏在她顺从人格下的是对世界充满质疑的叛逆人格，一旦顺从人格受到刺激或处于极端压抑时，其“本我”就会被激发，叛逆人格就会成为她的主导人格。

二、友谊对埃德娜人格发展的影响

沙利文认为：“自我是‘我’在与‘重要他人’交往时,从‘他’对‘我’的反应中形成的映象。”[6]除去家人外，亲密朋友也属于“重要他人”这一范畴。人从少年时期开始获得家人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其中同伴对于人格的塑造作用十分重要。心理学家认为：“友谊是两个个体之间持久的自我袒露、相互交往、相互依赖以及共同活动和分享。”[7]因此有人用“相互社会化”这一概念来描述人与朋友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认同，逐渐在各方面变得一致或相似的过程。小说《觉醒》提到了两位与埃德娜交往密切的女性朋友，她们分别是家庭女性的代表阿黛尔与单身知识女性莱思。埃德娜与阿黛尔在格兰德岛度假时相识，她是一位充满女性魅力的已婚克里奥尔人，是符合“家庭中的天使”形象的贤妻良母。她身上有克里奥尔女性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她把照顾孩子和丈夫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并且全身心投入到完美家庭主妇的角色之中；另一方面她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感情和生活中隐秘的私事,这与传统婚姻中完全压抑自我和个性的女性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阿黛尔的本我虽然在妻子、母亲的角色上被暂时压制，但是她却在自己的言论中释放了本我。从这一点上看埃德娜不善于自我表达的个性与阿黛尔溢于言表的直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刚来到格兰德岛的埃德娜不愿向别人吐露她内心的秘密，但在阿黛尔敢于表达的影响下埃德娜也慢慢突破了这道压抑自我的屏障，尽管她一开始对克里奥尔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感到震惊，但她慢慢习惯了这种与她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她学到了克里奥尔女性身上直率和毫无保留的行为方式以及关于言论自由的力量，虽然这种言论自由只与家庭话题、孩子和流言蜚语有关，但处于这种开放情景中也使埃德娜从以前的拘谨行为和压抑的情绪和欲望中解放出来，她的本我受到了阿黛尔的启发得到了初步的释放。从小说中两人在海边的谈话可以看出埃德娜的改变。埃德娜第一次向别人讲述自己的小秘密，她讲述了小时候为了逃避祈祷而在草地上漫无目的穿行叛逆的往事。这次谈话埃德娜第一次把本我真实地展现出来，心中对于自由和叛逆的向往开始萌芽。与阿黛尔不同的是，埃德娜的本我一旦被释放出来，就难以再保持“自我”与“本我”间的平衡关系。因此，她结识了社会规则的反叛者——莱思。

莱思在小说中被描述成一个怪人。她是一位已经度过青春年华的未婚钢琴师，除了埃德娜之外，她没有任何朋友。由于她的古怪脾气，她也是小说中唯一一位过着独居生活并靠自己生活的女性。这些与普通家庭主妇相反的行为使她成为社会异类的代表。她把艺术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为了自由、独立甚至不惜违背社会的传统规范。她演奏的“孤独”成为与埃德娜友谊的纽带。埃德娜“第一次感受到心灵的震颤，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身心与永远不变的真理融合在了一起”[5]30，在这一刻埃德娜被莱思的音乐彻底打动，甚至与莱思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她突然理解了莱思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不惧孤独的生活方式，尽管被社会视为怪人仍选择做真实的自己。这首钢琴曲把埃德娜带入艺术世界，让她开始寻找最真实的内在自我。如果说与阿黛尔的交往让埃德娜的本我开始萌芽，那么与莱思的交往就导致埃德娜的本我被彻底激发。在与莱思相识之前埃德娜还在两种人格间徘徊，她时而顺应社会规则扮演好妻子、好妈妈的角色，时而想要摆脱家庭桎梏并思考自我的价值。但与莱思交往之后，她与莱思在各方面变得越来越相似，不再为了符合社会为妇女所定义的角色而失去自我。这时，从小被压抑在体内的本我成为了主导其人格的因素，埃德娜开始像莱思那样沉迷绘画，对她来说艺术变成了激情、逃避和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她开始违抗丈夫的安排，沉溺于自已的世界之中。

三、男性角色对埃德娜人格发展的影响

异性在人格的发展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沙利文认为人从青年期开始就有接触异性朋友的需要，并且这种需要会持续一生，因此异性也是重要他人中的一员。埃德娜就在与丈夫庞泰利尔先生和罗伯特先生的交际中完成了其人格最终的发展。作者在故事开始就交代了埃德娜的家庭情况，她的丈夫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并为她提供了富裕的生活，他们还拥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但是这样优越的生活并没有使她感到幸福，而是感到本我被压抑，因为这美好的生活只停留在表面。庞泰利尔先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事业中，甚至对埃德娜的疼爱也是出于埃德娜是他个人财产的一部分。他希望埃德娜的世界中只有他和孩子，因此每当他没有得到埃德娜的注意，他就会感到失望，变得烦躁不安。如小说中写到的：“对他在意的事竟然漠不关心，对他的谈话毫不在意，实在感到扫兴之极”[5]5。而埃德娜却想从丈夫那里满足自身对于爱与关心的需要，想在家庭中建立起被社会规范所否定的自尊，但最终这些希望也被丈夫的“物化”所打碎。这时在埃德娜心里就产生了两种压力。一种压力以“自我”形式出现在社会中，社会规则把女性定义为围绕孩子与丈夫生活丧失自我意识的角色，但是埃德娜不愿为了迎合社会规则而失去自我；另一种压力以“本我”的形式出现在她的内心，她想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但这就意味着放弃家庭。这些压力迫使埃德娜进入焦虑紧张的状态，这种焦虑让埃德娜决定不再屈服于社会压力并对内在的自我进行重新审视，她顺从了自己的冲动，但没有顺从社会对一个普通人的期望，“她只想盲目地听从冲动的摆布，就像把自己交于陌生人手中任其决定命运，从而从她灵魂的责任感中解脱出来”[5]39，这样的思想导致埃德娜彻底走向叛逆人格。在这一人格支配下，埃德娜不再受家庭的约束，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变得岌岌可危。

在与丈夫的危机关系下，埃德娜认识了同在格兰德岛度假的罗伯特。他同庞泰利尔先生相比更加温柔与细心，他对埃德娜嘘寒问暖并且有更多心灵上的交流，满足了埃德娜对于爱与关心的需要，弥补了丈夫在此方面的缺失。她开始对罗伯特产生依恋的感情，但这样的感情却违背了道德。进退两难的境地让埃德娜又陷入极度焦虑，因此她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作出了破坏性决定。沙利文认为：“自我系统是一种用以避免焦虑程度提高的经验组织，它既有满足躯体需要的功能、又有防御焦虑的功能。”[8]160当埃德娜从罗伯特那里获得的需要不能被其他重要他人认可时，她的自我系统就开始发挥作用，产生可以使人回避焦虑紧张的“选择性不注意”。因此她忽视道德的限制，通过与罗伯特建立关系来减轻自己潜在的焦虑。她为了维持自己本能的感情，放弃了作为妻子和妈妈的职责，并摆脱了价值观、家庭观念的束缚。这时埃德娜的本我被完完全全释放了，并超越了道德的界限。她为了罗伯特把自己完全放到了社会道德规范的对立面，并把罗伯特视为自己全部的精神寄托。因此当罗伯特承担不起这份感情离开时，埃德娜被前所未有的剧烈紧张焦虑包围，认为世界中的所有快乐都随着罗伯特的离开而消失了。一方面她无法协调与罗伯特破裂的关系，另一方面她也无力承担起社会的谴责。在社会道德的压力和被抛弃痛苦的双重作用下，埃德娜再度陷入道德“自我”与非道德“本我”的抗争之中。她开始变得反复无常，情绪变幻莫测，对待孩子的态度也时好时坏，“有时她会热情地把他们抱在自己的怀里，有时她会忘记他们”[5]25。此时的埃德娜已经无法调和“本我”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在多重人格的作用下，埃德娜最终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逃避这无法改变的现实。

四、结语

在缺少关爱环境中长大的埃德娜拥有表面顺从而实则叛逆的多重人格，她的叛逆“本我”本被社会规则所压制，但随着与小说中其他角色的交往，这一叛逆人格逐渐成为其人格的主导因素，这些角色的参与和互动导致埃德娜陷入困境。“本我”与“自我”的巨大矛盾使埃德娜深深地陷入泥潭之中，并最终“以自杀的方式来抵制外部世界对梦境的冲击”[9]。从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理论来看，与家人、朋友、爱人的交往过程使埃德娜内心充满了焦虑紧张的消极情绪，因此她极易做出冲动的破坏性决定。这些行为使她成为了一个既不能被社会接纳也不能融入任何人际关系中的孤独个体。她无法从社会或其他人那里获得满足自身需求的突破点，只能陷入无尽的焦虑紧张情绪之中，这些消极情绪最终使其转化为一种深刻的分裂性人格并走上自杀的道路。因此，在评价人物人格时，我们不能忽视复杂环境对于人格的塑造作用，非正常的家庭环境、破裂的夫妻关系、巨大的社会压力都会对人格发展产生消极作用，造成人格缺陷并导致极端行为发生。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常见，对埃德娜人格进行分析可以为生活中的类似情况提供一个新视角，从人际关系角度找到问题人格的形成原因并加以正确引导，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