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现代耦合
——基于河南省L县G村的实证研究

王耀辉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一切灿烂文化[1]，最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它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仍有重要的现代价值[2]，是国家最为重要的“软实力”。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表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因此，在当前大力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充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乡村这个“天然的共同体”[3]内，人们在这里生产和生活，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最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层次，相关研究发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治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失调”[4]“乡村治理内卷化”[4]等一系列现实层面的问题。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得知，在推进乡村社会向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乡村繁荣发展的表象下也潜藏着某些治理危机。如何运用传统文化解决这些危机，传统文化又能为乡村治理提供哪些智力支持，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乡村的政治运行和治理逻辑向着现代化方向做出结构性的改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河南省L县G村①(1)①文章遵循学术惯例，对全文出现的相关地名和人名作出技术处理。，G村位于河南省东北部，有两个自然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全村共615户2 615人，耕地面积214.6公顷，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粮食作物为主要农业。G村原本为黄河北岸的一处滩涂，乾隆十四年(1749)因黄河水泛滥，村民迁居此地，移至此地后的第6个年头就孕育出麒麟舞文化，麒麟舞象征着祥瑞太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每逢传统节日、丰收之时，村民们都有舞麒麟、秀麒麟、看麒麟的传统，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自2016年G村的文化麒麟舞被上级有关部门认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该项传统文化的活动也从最初的乡村舞台向着更高的舞台迈进，先后参加了全国各地的多项活动和演出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从经济层面来看，G村在其所处的豫东平原地区的农村中属于中间层次，从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来看，该村的农村形态也与当前普遍意义上的转型期乡村并无两样，但是同该地区相邻村庄相比，G村却形成了以村为基本的政治认同和行动单位，在乡村普遍呈现“原子化”状态的当下表现出一种“强关联”状态，这与该村的文化活动密切相关。在麒麟舞文化活动的习俗下，乡村秩序得以重构，为乡村社会的治理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从近年来实际的治理效果来看，G村先后被评为县级平安村、优秀党支部、脱贫奔小康红旗村、县级文明村、美丽庭院示范村、党建工作先进村、省级卫生村等荣誉称号，展现出文明和谐的良好村容村貌。本文以G村为调研对象，试图回答前文提出的问题，推演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背后的运行逻辑。

一、文献综述

“乡村治理”一词最早是由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于1998年提出的。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就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随后学者们对于乡村治理这一命题展开了相应的延伸研究。

(一)传统文化对乡村治理的作用

传统文化对乡村治理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了哪些影响？学界现有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主要起着消极的抑制作用。周家洪学者认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和实践历史，致使国民的法律意识、法律思维、法律观念淡薄甚至缺失，要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要消解传统文化对法律意识的负面影响[5]。巩建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差序化”的文化本质导致了人情化的关系社会、官本位的政治传统、集权化的思想观念以及形式化的工作作风，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治理[6]。还有学者认为，当下乡村传统文化正在处于一种文化符号日益消逝、文化价值渐渐裂变和评判功能日趋减弱的现实境遇，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被消解，对乡村治理产生了诸如影响治理效能、增加治理难度和工作难于开展等消极影响[7]。当然，从整体来看，对于传统文化对乡村治理起负面作用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还是少数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认为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肯定了文化治理的现实意义。丁成际认为，传统文化具有厚重的乡土底色，通过乡村的祠堂或类似场所、村规家训、乡贤及其理事会、乡村节日等方面来统一村民行为及其行动逻辑，从而达到一种有序的乡村秩序[8]。也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秩序”二字，它规范了美好家园的“生活秩序”，也规范了心灵家园的“精神秩序”，它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自发秩序”，以高度的认同性来促进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从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9]。加芬芬认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可以划分为时间、空间和结构3个维度，在结构维度上规范村落成员、整合村落共同体和与国家相互支撑，形成一种纵向治理格局，从而将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基层治理、村民生活有机的融合起来[10]。

(二)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首先是治理主体层面的，乡村治理的主体包括基层政府、村民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随着国家权力对基层渗透的趋弱以及村民自治权力的趋强，表现出“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有效结构并没有得以建立，因而乡村治理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政府纵向治理能力不足和社会横向自治能力缺失所导致的[11]。其次是治理模式层面的，我国广泛存在的乡村治理模式有3种，分别是自治、法治和德治，但是这3种模式在实践中又都与理论预期有所脱节。例如，村两委的紧张关系和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等诸多原因导致自治制度的失语，处于治理体系末端的乡村在法治建设上的不完善导致乡村治理的法治化仍显薄弱，而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加速了乡村社会中的人口流失，基于乡绅权威和村规民约的德治在治理场域中日渐式微[12]。最后是乡村文化衰落，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文化在“硬件”层面取得诸多成效，农家书屋、乡村图书馆等诸多公共文化设施得到了大力建设，但是在道德伦理、乡风惯习等非物质的“软件”层面的困境亟待解除。例如乡村文化同质性严重，万村千乡表现出相同面貌；优秀的乡村传统价值观日益淡薄，乡村文化自信难以树立；乡村文化空间日益萎缩，传统文化被边缘化[13]；同时乡村的文化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乡村教育资源落后制约着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14]。

二、案例剖析

社会学家钱穆认为，“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5]，诚然，用传统文化来解决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是具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和可行性的。但文化在乡村治理中起到的作用，文化其本身不可能自而为之，背后有着一系列的运作机制，才使得其功能得以充分释放。

(一)公共空间：重塑乡村公共秩序

G村的麒麟舞基于活动开展的需要，选择在村中的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进行固定表演，慢慢地这个路口成了村民的“日常活动中心”①(2)①笔者在一次调研(2019年2月19日)中发现，在下午的休闲时间，在200平方米左右的路口广场上聚集了约几十人，妇女们三五成群在一起唠家常、照看婴幼儿，中老年男性或聚在一起下象棋或打桥牌(区别于赌博活动)，场面热闹非凡。。谈及为何会在路口处固定表演时，其中的一位参演者这样说道：“是这样的，以前吧我们玩麒麟舞都是在大队院里玩，但是那个地方小，而且还不是村中心，玩麒麟舞的每个村民组的都有，大家往大队院里去也不方便，后来那一条路一开，路也宽敞了，大家都从那过了，那不就成村里的要道了嘛，然后俺们就挪到那去了，而且在那玩起来也方便自由，大家都更乐意去”。公共空间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公共空间，正式的公共空间是由村庄外部的行政力量介入形成的，而非正式的公共空间则是由村庄内部自发形成的，其型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村庄共同体内的传统、习俗和现实需求[16]。麒麟舞创造的是由村民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公共空间，村民在此参与文化活动、培养人际关系、传播各类消息，自由的聚集不受外力的控制和干扰。从空间上来看，那只是一个近乎处于村中心、面积大约在200平方米、交通便捷的路口；但从功能上来看，其发挥的作用远比村民活动中心更重要，村民在此开展诸如广场舞、腰鼓舞等各类文化活动，又以其准入门槛低、互动参与强的特点，使得村民在麒麟舞形成的文化活动空间中更好地将“我”变为“我们”。

相较于基础设施全、功能完善的村民活动中心，为何村民更愿意在麒麟舞固定表演的场所下开展公共活动呢？究其原因：首先是麒麟舞形成的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强，该空间近乎处于村中心，且在村中交通要道之上，村民在此来往方便、进出自由，空间结构的布局上更符合村民的便利需求；其次是包容性强，相较于农家书屋、村级活动室等场所，没有任何年龄、性别、学历、身份的隐形限制，且对村民的行为也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是符合法律道德的标准，任何形式的活动(棋牌、戏曲、歌舞等)都可以在此自由开展；最后是功能性广，该空间最初只是作为麒麟舞演出场地发挥娱乐功能，而后由于村民的日常聚集使得其又具有了社会交往功能，村庄主事者顺意在此举办村民大会等公共活动又使得该空间具备社会整合的治理功能，由此可见这一空间具有多重功能，符合乡村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事实上，G村麒麟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无形之中将村民聚集在一起，重塑了村庄公共性，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生成奠定基础。在麒麟舞形成的公共空间中，村民因为共同的生活旨趣而联系在一起，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体验是相近或是相同的、生成的话题的是一致的，这种公共性的生成又为产生集体行动提供了现实依据，村民在集体行动中获得社会关联，让原本个体化的社会成员组成一张相互连接的网络，使得乡村社会呈现一种“强连接”的状态，“村庄社会关联构成了村庄秩序的基础，村庄秩序状况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的表征”[17]，乡村社会的秩序就在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中得以自发形成。此外，G村也借助村民对麒麟舞的热爱开展饺子宴等活动①(3)①G村每个月会组织召集村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吃一顿饺子等活动。，对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团结和稳定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乡村精英：能动参与乡村治理

G村通过麒麟舞文化活动培养了一批乡村精英，为村庄的稳定治理提供了重要力量。麒麟舞的传承人H尤为典型，H幼时便跟随村里长辈参与麒麟舞玩耍，老年时牵头与村中同龄的几位老人自费置办物件表演麒麟舞，为G村的麒麟舞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问及他是如何成为麒麟舞传承人时，一位参演者说道：“村里在开会说这件事(重拾麒麟舞)的时候，大家都表示，这件事只能由孩儿(H的小名，村中老人多这样称呼他)来领头，除了他其他人带不起来的”。通俗来讲，H是被村民共同推选出来的，“这东西玩了多少年了，玩了几辈子的东西可别到咱们手里失了呀”，H本人也正是因为出于对本村传统文化的热忱之心才得以在麒麟舞文化道路上一路前行。G村乡村精英的产生逻辑是：“老一辈的人发现你是玩麒麟舞的这块料，就把你拉进来，等你学会了之后，老一辈的人也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由此一来，麒麟舞便为文化传承与村庄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生力量。通过麒麟舞培养出来的乡村精英多有着能力强、人缘好、威信高的特点，“我们麒麟舞(团队)里的人，哪一个拉出去都是有威信的人，过去几百年都是这样，玩麒麟的都不是爱沾光(占便宜)的人”。G村现任的村主任、村经济合作社监管员、村民事调解员以及红白理事会成员，都是有着共同的麒麟舞文化经历的，G村所在的乡政府在推进移风易俗的工作曾受到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其治理效果可见一斑。

经由麒麟舞产生出来的乡村精英，在积累一定的社会资本和得到村两委的认同后，一部分人能够在选举体制中得以转换身份，以村干部等正式身份参与到乡村社会的治理中，另一部分人虽然没能得以转变身份，但仍然有较大机会以村民代表等一些非正式身份参与到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去，它们不仅是上级政策的积极传播者、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提供者，也是乡村民事的中间调解者、公共利益的有效监督者。事实上，正是由于麒麟舞活动才得以培育出如此多有能力、有威信、有公心的乡村精英，抑或因得麒麟舞活动才使得这些潜在的乡村精英得以崭露头角，他们在乡村的文化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同时也为他们自身积累丰富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以“脸面”“权威”“威望”等外在形式成为其在熟人或半熟人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所必需基础性条件，这样一来，文化活动、乡村精英、乡村治理之间就形成了良性循环，有效的填补了乡村治理资源的短缺。

(三)农民文化组织：丰富乡村公共文化

G村成立了一个农民自组织——麒麟舞艺术团，该组织由村民自发组织、自己管理、自娱自乐，目的就是将优秀的传统文化麒麟舞传承发展下去，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麒麟舞艺术团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最初是由村庄中的H、Y、Z等几名“老年文化精英”所发起的，初衷是保护村庄传统的文化记忆，最初的麒麟舞玩耍者仅限于村庄中仍保留表演能力和舞蹈技艺的老人，他们借助自古传下来的道具进行表演，“原汁原味的情景再现”勾起了村民们的共同记忆、赢得了热烈叫好。可以说，村民对于村庄传统文化(记忆)的热爱以及对乡村公共文化的需求，是推动麒麟舞艺术团这一组织出现的最初动力；之后便进入麒麟舞艺术团的发展阶段，村民对传统文化记忆的觉醒和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使成立农民自组织有了可能，而将这种可能转换为现实并推动自组织持续发展，则是乡村社会中文化精英做出能动选择的结果。在这个阶段中，关键在于以H为代表的14名文化精英的所作所为，访谈中得知，在前期组织的几次麒麟舞表演得到村民的叫好后，他们决定重新拾起这个村庄的传统文化，把麒麟舞继续“玩”起来，“外村的人也来看热闹，都敬(敬重)着了，都觉得不错”“乡里乡亲的都有这个要求，尤其是老头们都要求，继续把这个东西玩下去”。于是，14名文化精英翻修、购置了麒麟舞表演的道具，并拉拢平日与自身关系不错的老一辈人参加其中，在社会资本的介入和常态化活动的开展下，麒麟舞艺术团的雏形得以产生；最后麒麟舞在国家层面被确定为非遗项目，得到了村两委的重视和支持，标志着麒麟舞艺术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法”组织。2008年麒麟舞被评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在乡文化站长的发掘下，麒麟舞艺术团进行了一场“正式”表演，得到了村两委与乡政府的重视，促进麒麟舞艺术团的活动朝着“规模化”“多样化”“日常化”[18]发展。事实上，村两委对麒麟舞艺术团的帮助不仅在于简单的物质层面，更多是村两委的支持和认可使得麒麟舞艺术团在乡村社会中有了“合法地位”，麒麟舞艺术团组织中的成员在心理层面得到了认可和保障。

麒麟舞艺术团也吸引着村庄中其他的文化能人参与进来，村内相继也成立了广场舞队、腰鼓队等主要由妇女组成的新型民间文化组织。“文化资本存量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社会地位”[19]，这些文化自组织在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中，也为村庄内的老年人和妇女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相互对话的平台，使得老年人和妇女从以往村庄的边缘化角色中解放出来，并实现了自我价值，重新确立其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的话语权及重要地位。

(四)文化场景：增进传统文化认同

G村注重营造文化空间。调研中发现，G村主干道的路边，树立着一块具有“挑檐”设计的传统牌坊，正面画着舞动的金色麒麟，背面是G村麒麟舞的简介；村中更是如此，村中的两条横纵主干道的墙上，画着大大小小的壁画，以文字加绘画的形式展示有关麒麟舞文化的各种信息；此外，还有横幅、标语和石碑等形式的展示宣传。从内容上看，“麒麟是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汉民族，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延续“甘青文明”和“昆仑神话”的思想，复合构思所创造的吉祥动物。”“其状如鹿、独角，全身鳞甲，尾像牛。古人拿它象征吉祥，作为民族的一种崇拜的神兽，它广泛的反映在人们的生活、文化、习俗之中。”“反映了黄河流域的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反映了上古时期祖先们与动物的密切联系，体现出了哺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上万年的文明起步。”这些文字记载着麒麟舞文化的发展历史及其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又以绘画形式展示了麒麟舞自古以来在仪式、典礼和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场景，诸如“麒麟闹花灯”“麒麟送子”“麒麟望月”“教拿绣球”“麒麟闹东海”等绘画又将村庄族群的历史记忆物化，使存在于村民记忆中的历史场景重新回到村民的视野之中，这一整套的有关麒麟舞文化的文字、图像符号构成了G村的文化场域，营造出“麒麟文化村”的即视感。

正是出于彰显身份的想法，才促成了村庄物理空间中文化场景的形成，使得人们进入村庄中就感知到其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进而产生对于传统文化背后特定历史记忆的联想，由此，文化场景的功能就在彰显身份的基础上，增添了教育传承的功用，村民在与文化场景的日常交往中，完成了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如阿斯曼所言，“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20]，村庄中展示的有关麒麟舞文化的壁画、牌坊、标语和横幅等，都承载着村庄中遥远的、共同的、美好的记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将生活在当下的村民和村庄中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其实，这些文化场景中的壁画和标语等都是经过慎重选择和确认的，只有在确定这些文化背后的历史价值符合时代的主题后，它们才得以展示出来，其目的就从彰显身份发展成一种价值判断。这个选择和确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建构的过程，抑或视作霍尔所说的“编码”的过程，它将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太平盛世的向往、对于真善美和团结协作的追求、对于生育传承和繁衍生息的祈求都刻画或隐喻进文化场景中，人们借由文化场景这个媒介进行解码和接收，从而唤起对于历史传统的文化记忆，建立起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确保合法性和权威性的生成，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培养社会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更为隐含的政治认同具有推动作用。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G村传统文化麒麟舞的梳理，可以看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在乡村这个“低流量、高交互”的社区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价值：首先，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一定的实体组织作为载体，这为农民文化自组织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从而使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得到满足，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得以实现；其次，传统文化活动的开展又会直接或间接的生成乡村公共空间，使乡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存量得以有效积累，从而促进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回归，村庄共同体的秩序得以自发形成；再次，传统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助于乡村社会中的精英产生，作为一种固定的人才培养模式，它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治理提供后备力量，使农民作为主体地位重新回归到乡村治理体系中，保证了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最后，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及行为准则，借由文化活动的开展完成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参与式传播，这对增进乡村文化认同、实现乡村文化自觉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使得乡村文化可以得到持续发展，乡村社会成为可以退守的文化家园。

因此，有必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发挥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现代价值，走出封建遗毒之窠臼，旨在通过文化来“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21]，实现传统文化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首先是立实际。公共文化建设必须要结合乡村的历史文化资源，当前大力实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旨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风文明目标，但从结果上来看，却出现了“千篇一律”的场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层级体制中变成了政绩锦标赛的一项考核标准，为了完成上级的硬性要求而盲目嫁接移植别处的做法和经验已屡见不鲜，直接导致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与农民群众的需求脱轨，农民不愿或者不能真正地参与到文化活动中去，更毋宁说以乡村文化建设带动乡村治理。而乡村作为各种传统文化的“栖息地”，其蕴含着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应当立足于地区文化特色，充分结合乡村文化实际，发掘真正符合本地区历史传统、具有地域特色、契合现代文化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乡村公共文化运转起来，乡村活力才能得以迸发。

其次是建队伍。传承和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并培育一批爱文化、懂文化和热文化的人才队伍是关键的，在此强调的是重在发掘本地区的文化能人，乡村社会中充斥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组织和民间艺人，但由于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些组织和艺人并不能很好的独立发展，因此要将这一类人精准的识别出来，对其进行针对性的人才培训，在不改变传统文化技能和记忆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对其进行壮大和扶持，使根植于本土的文化精英成为推动传统文化良好发展传承的重要力量。

最后是搭平台。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其落脚点当是发展，对传统文化给予人、财、物等硬性层面的帮助是首要的，而在软性层面创造性地为传统文化活动搭建发展的平台更是必要的。可以尝试将传统文化送进校园，不仅为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也可以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一定程度上也促进着传统文化的在年轻一代的传承；也可以尝试将传统文化嵌入乡村社会中的主旋律活动，当前背景下，乡村社会中经常开展的有关乡风文明和生态宜居等活动，将传统文化充分与这些主旋律活动相结合，不仅会提高传统文化的登台率，而且会提高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合法性地位。总之，建立一个长效、规范机制，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搭建起平台，使得传统文化能够真正地在乡村中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