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怡廷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登记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认知(öffentliche Kenntnis),通过汇集分散的私人信息,使公众或国家可以知晓这些信息,并作为自己进一步决策的依据。[1]
商事登记制度的产生则是为巩固商业信用与保护大众利益,以表示其营业组织与内容。《民法典》提及的登记事项有户籍登记和其他身份登记(第15、25条)、个体工商户登记、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登记、特殊动产和不动产登记、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登记、应收账款登记、婚姻登记和收养登记等。其中不动产登记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商事登记仍依附于商事主体法,不同类型的商事登记均对应不同的商事主体法。但在商事登记改革深化和《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逐渐将分散的商事登记统一化的趋势下,同时因商事登记事项更繁杂,且有组织性的特点,要更关注以往被不动产登记遮蔽的特殊问题。
“公示性(Publizität)”是登记作为权利外观载体(Rechtsscheinträger)的基础效力,通过公示形成权利外观,也是引发信赖责任(Vertrauenhaftung)的基础。登记行为作出且生效后就对外形成了一个客观存在的可信赖的事实,也是权利外观责任构成的首要条件。可信赖事实存在表象状态和真实状态的不一致,相对人基于对表象状态的认知而相信其与真实状态一致,这一认知至少持续到商事行为或与商事经营相关的行为完成之前,而后表象状态被证明与真实状态不一致,此时可信赖事实才可发挥作用。
《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