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罂粟之家》的意象交叠与话语蕴藉

王俊虎，张陆洋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苏童是当代新历史小说以及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内容多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作为依托，展现历史背景之下人物的真实存在状态。塑造独特的“香椿街”和“枫杨树”，是苏童文学的出发点，他常把自己对历史及人物命运的思考隐含在作品背后，其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罂粟之家》是苏童以故乡枫杨树为背景书写的一部乡村发展史及时代的变迁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展现刘氏家族的兴衰成败，以此来暗喻一个阶级的灭亡。小说中沉草、刘素子和演义为刘氏家族的第二代，也是被吞噬的一代，他们都以悲剧收场；而以刘老侠、陈茂为代表的老一辈，则是苏童笔下多重欲望催生的产物，是压抑下一代的“罪魁祸首”，其自身也难逃厄运。故事的表层意在书写刘氏家族的生活变迁，实则以此为依托来刻画故乡枫杨树乃至时代背景下的人性与欲望；将真实的历史作为基点，来展现一个阶级的灭亡与鲜活的个体人物一步步陷入愚昧最终堕落的结局。

“小说中的审美意境是通过多种意象架构起来的，其中的情感和思想、语言和叙述都是与自然相呼应的。”[1]在《罂粟之家》中，苏童将叙事节奏在“罂粟”“馍馍”等特定的意象中缓缓展开，在审美意象的映衬之下，呈现一个作家独特的审美关照。苏童对意象的叙述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将多重意象交叠起来同具体的时代生活发生关联，形成了他笔下独特的文学情境。苏童运用含蓄、含混的手法，呈现了意象的多重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带来了多重的审美效果。

一、复杂意象的多重交叠

(一)农村图景下的“恶之花”

文学作品的书写要追求独特的审美价值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其中便离不开独特的审美意象以及审美场景的构建。在现当代小说中，罂粟花作为叙事元素常常被提及，且被赋予不同的文学内涵，用以展现作家独特的情感体验。在《罂粟之家》中，罂粟花作为苏童笔下的典型意象被反复提及，乃至有学者认为：“小说由一组组画面的碎片、一组组杂乱的意象组成，而小说的推进动力完全靠碎片与碎片的碰撞，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碰撞。”[2]26在《罂粟之家》中，罂粟花是以“恶之花”的形象出现的，苏童将罂粟的“美”与“恶”一同书写在文本之中。小说中，罂粟花的“美”与“恶”，一方面象征地主阶级的表面绚烂与内在颓废，另一方面展现时代变迁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及世相。

首先，小说中五次渲染罂粟花这一意象，将历史的“鸦片”同真实的社会环境相融合，罂粟花香味的迷惑性指向欲望和颓废的乡村图景。罂粟花第一次出现是在描述故乡的风景之时，“30年代初，枫杨树的一半土地种上了奇怪的植物罂粟，于是水稻和罂粟在不同的季节里成了乡村的标志”[3]4。罂粟和水稻成了作家笔下故乡枫杨树的典型标志，作为分割了整片枫杨树土地的两种植物，它们以“善”和“恶”对立着。第二次出现是在沉草回家路途中，“一路上猩红的罂粟花盛开着，黑色佃户们和稻草人一起朝向马车呆望”，“沉草心烦意乱，听见胶木轮子辘辘地滚过黄土大道”，“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贴着胶木轮子发出了神秘的回声”[3]9。 沉草作为知识分子，是作家笔下有着自我意识的人物，但他的故乡与他似乎格格不入，故乡带给他的只有心烦意乱与摆脱不掉的悲剧命运结局。沉草回家时车轮发出的声音有着双重隐喻，一方面表达故乡企图占据他的生命意识所发出的赞歌，另一方面是对沉草的青春时光即将被罂粟碾碎散发出来的悲鸣。第三次出现是在沉草回家之后，“在罂粟的包围之下他感到自己已经与原来的世界相分离，他被推到与自己截然相反的生命轨道之中，他晕厥了”[3]11。这是沉草与罂粟真正的接触，同时也为他最后沉迷于罂粟之中做了铺垫，以“晕”为隐喻。第四次出现是在讲述沉草已经坦然接受了罂粟，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即将与罂粟结合在一起。第五次出现是写沉草与罂粟彻底融为一体时，他通过吞食罂粟最终达到征服的欲望。文学话语蕴藉着作家的情绪与情感，苏童在文本中用大量篇幅描绘罂粟花的图景，将充满罂粟花的图景同笔下的人物联系起来，旨在从“罂粟花”这一意象出发，扎根于史实，反映时代生活中人与物的深切关联。

其次，作家通过对罂粟花的描写，绝不仅仅停留在对乡村景色的描写或者是对人物的表面映衬上，而是立足于意象背后的蕴藉进行深刻挖掘，描绘真实的社会原貌。罂粟花带给刘氏家族的富裕以及地位的攀升，迷惑了农民，使农民产生了欲望，用罂粟代替了粮食。但种植粮食是农民的使命，然而罂粟花所带来的财富，却使得农民甘愿委身于罂粟花之下，也意味着屈服在带来罂粟花种子的刘老侠身下。农民本应是自己的主人，应当在自身的劳作之中获得生存的意义，但却在欲望的驱使下做了“下等人”。苏童从这一角度出发，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关系映射在土地与罂粟花上，展现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对立关系。

最后，作家将罂粟花与沉草合为一体，我们可以从两者身上同时看到“美”与“恶”。罂粟花的外形颜色与沉草的新型知识分子身份是“美”的展现，罂粟花麻痹神经的作用与沉草地主阶级的腐朽是“恶”的体现，作家将两者串联起来构成小说文本的深层结构，以罂粟花象征地主阶级(沉草是地主阶级的典型)。含蓄作为文本话语蕴藉的典型形态之一，使作家能够在有限的话语之中蕴藉无限的意味，让读者能够在有限之中读到无限。小说通过写罂粟花的成长与没落和沉草的出生与死亡，一方面来“暗喻罂粟花的诱惑给这个封建地主之家带来了最后一夜的辉煌，亦引其走向终结”[4]的命运结局，同时也展现了土地革命时期旧有势力的必然灭亡。

(二)孤立无援的心灵“叫喊”

《罂粟之家》的开篇，是以演义的叫喊开始的，“放我出去，我不偷馍馍吃了”[3]1。贯穿文本的“馍馍”是演义的生命本真，同样也是农民阶级的本真。演义对“馍馍”的疯狂追求，属于生命的原始状态，他一生都在追逐的“馍馍”如同农民一生都在追逐的粮食的丰收。演义一家原是农民，他的身上延续着刘氏家族农民的血脉(他的返祖现象不难看出农民阶级的本性)，而刘老侠却对之摒弃。为了生存而非生活的演义是旧地主阶级的代表，“馍馍”对他来说，不只是食物，更是活下去的动力。而刘家压抑着他的本性，这不仅是对演义个人的压抑，也是对整个农民阶级的压抑，越是压抑其反弹效果就越明显，演义一次又一次地发出“饿”的叫喊，其实是对生命本性的召唤，也是对生存欲望的恳求。作家以演义个人的农民本性来暗喻整个枫杨树的农民——被压抑的生存欲望。

苏童在开篇用一句话塑造了“演义”这个人物形象，小说情节由此展开，其中“馍馍”是作家笔下令人深思的审美意象，呈现着苏童一贯的写作风格——用具体事物表达作家对现实的感悟，即对封建地主家庭抹杀人的本性的嘲讽。苏童把演义在刘氏家族以及罂粟环绕的环境下的妥协视为一种自我保护，因为演义的返祖现象导致他被孤立，只有“馍馍”带来的饱腹感才能够满足他心里的安全感，然而演义最终还是因为“馍馍”而死。文中写到“演义的棺材里堆满了雪白雪白的馍，那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殉葬，他们说白痴演义应该瞑目了，他的馍再也吃不完了”[3]16。在这里，作家把自身的价值判断移植到枫杨树“看客”的话语之中，借演义的死亡一方面显示“看客”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对抛弃农民本性一味追求财富的故乡人的一种深切警示。作家将演义的生命同“馍馍”这一意象结合在一起，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欲望，更是要展现特定社会背景之下的地主阶级企图抹杀自身以及农民阶级本性的行为。

在《罂粟之家》中，多元意象及多种意象的交叠，让读者领略到了作家心中独特的故乡场景。作家以审美的视角构建文本脉络，以审美图景蕴含他对时代的见解，表达自身独特的感受，同时赋予具体可感的事物和人物以历史的厚重感及复杂性，使小说有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

二、人物形象背后的多重意蕴

(一)男性形象的双重含义与共同的命运悲剧

在《罂粟之家》中，男性形象是小说的主要叙述对象，一方面以男性形象的话语蕴藉去展现一个特殊时代里的男性地位，另一方面又将男性形象放在阶级矛盾冲突之中去展现男权的争夺。此外，“苏童用欲望化的叙事，消解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崇高目的,击碎了知识阶层的启蒙神话……”[5]这种处理，增添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沉草与演义这两个人物，是小说中能够形成对比的一对形象之一。在作家笔下，演义是满口说着“我要杀死你、我饿、我要吃馍馍”的“农民形象”；而沉草是刘老侠传承家族意识的载体，即使他非亲生，但被“赋予了”地主阶级血脉的他被刘老侠视为己出，成了“知识分子型”地主。苏童以沉草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将沉草的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家族和时代的双重矛盾之中，呈现出人物角色的复杂性。作家一方面以演义为反面人物，甚至作为一种叙述视角去衬托沉草，他所要展现的不仅是新时代下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命运，更要以此来暗喻两者共同的命运悲剧。

演义是苏童笔下的“反抗者”，代表着人民最本质的要求，用话语喊出了农民内心反抗的渴望。作家一方面借演义与被迷惑的枫杨树乡民的愚昧作对比，凸显其追求生存欲望的本能，另一方面与沉草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加以对比，突出在地主阶级主导的时代下其作为附庸的悲剧命运。反之，“诞生于故事开首的婴儿一旦长大将成为核心人物，这在家族史中是不言而喻的”[3]9。沉草是作家笔下重点渲染的人物，小说开篇以直白的话语点明了沉草的身份地位，并把他作为叙事的中心，将文本围绕着他的生命轨迹而展开。然而，作家想要揭示的不仅是沉草的个人命运，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阶级的兴衰，以他的死亡来标志地主阶级的灭亡，也以其人生的不幸来反思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一直在外念书的沉草，本应是追求新思想的人物，以新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小说中出现，但在苏童的笔下，沉草却是病态的，是被自我与他人所支配的工具。作家借沉草在刘氏大院里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在茅草亭子里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在罂粟缸里杀死了自己的图景，来暗喻乡村旧式地主阶级灭亡的内部原因。

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是现当代小说家书写的重要话题之一，苏童也不例外。苏童笔下的刘老侠和陈茂就是金钱和权力的欲望化代表，以刘老侠和陈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的叙事视角，来展现两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对立关系，是小说的另一个对比视角。刘老侠是第一代地主，他把罂粟带回了故乡，带领农民走向了种植罂粟的道路。这不仅使刘氏家族兴起，同时也开启了故乡枫杨树富裕兴盛的景象。然而，苏童笔下的刘老侠，是具有多重意义的人物形象，他既是刘氏家族的兴起者，又是使家族彻底衰败的人物，同时也是封建阶级瓦解与新时代到来时期顽固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苏童通过对刘老侠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地主阶级走向灭亡的历史轨迹。

刘老侠的权力被陈茂所打破，陈茂用实际行动颠覆了他的权威。无论是使翠花花怀了他最上心的儿子——沉草，还是到最后用唢呐革了他的命，无不体现着农民阶级的觉醒与反抗。显然，陈茂作为与地主阶级对抗的人物形象的代表，其“革命”行为中，被作家赋予了“革命”与“报复”的双重含义。陈茂不仅有对刘家人的复仇心理，也有不纯的“革命”动机，即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企图摆脱低贱的身份。作家以此揭露农民阶级参加革命的盲目及从众心理，启发读者思考。此外，陈茂还是文本中“性”欲望的集中体现者，文本中多次用“狗”来描述他，刘老侠说他是“狗”，翠花花说他是“狗”，沉草也在他身上看到了“狗”的影子。作家一方面通过“狗”的意象来展现了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清晰的价值判断——“狗”即下等人。即使陈茂捆起来了刘老侠、踢开了翠花花、占有了刘素子，却始终逃脱不出他自身所谓的阶级地位。陈茂见到沉草时，唤一声“少爷”，放弃认同亲属关系的他，进一步被捆绑在低人一等的意识里，这不仅是一种阶级对立关系，还是陈茂自我与超我之间的一种矛盾关系。

苏童笔下的沉草和演义、刘老侠和陈茂是两对彼此对立的悲剧人物，他们是各自阶级的代表，但在罂粟弥漫的乡村中，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死亡。作家把沉草和演义的悲剧命运的导火索指向了“网球”，一方面“网球”代表了沉草对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呈现了演义的本性——把它当成了馍馍。当沉草失去“网球”的时候，演义也失去了生命。小说展现的不仅是沉草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衰败及演义农民本性的被压抑，更表达了作家对特定时代里不同人物的人文关怀。另一对人物刘老侠和陈茂，他们的悲剧命运在文本结尾展现得淋漓尽致。陈茂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接着又被重新吊到茅草亭子的木梁上。生前风光的陈茂被吊在木梁上，而他的东家躺在地上欣赏着他的“骄傲”，这一场景充满了讽刺意味。双方虽然都是以死为结局，但是刘家还是胜在了观众视角的死亡姿势上。刘老侠与陈茂的关系，看似作家鉴于历史的本质来揭露权力欲望的争夺与实现，实则展现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农村的颓败及人物的悲剧命运。

(二)女性角色相互映衬下的现实反思

小说以男性话语为主构思全文，但女性角色的刻画也很出彩，体现了苏童小说的经典建构模式，即通过塑造女性形象，借以表达男权的争夺，同时展现女性在旧时代的卑微地位，思考社会文明进程中的角色转变。

“作者精心组织自己的文学文本，正是为了通过话语实践，在特定的读者群体中造成强烈的感染效果，以便实现自己在想象之中调整社会权力关系的意图，而读者阅读文本也是为了在想象之中调整自己的存在状况以及自己所身处其中的社会权利关系。”[6]74苏童笔下的《罂粟之家》，不仅仅从男性的视角来看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将社会关系的某些变化放在女性的视角之下来观看，以更全面地展现完整的社会大背景。小说对两位女性着墨不多却又不可缺少，小说中的两个阶级都与她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们并不仅只起到了承接文本的作用，也体现了作家对女性角色的思考，她们的命运呈现了旧时代女性命运的共同特征，即在挣扎之中存活，却又终究逃不出死亡的命运。这种旧时代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同样值得读者去思考。

翠花花是苏童笔下“放荡”女性的代表，她是文本中男性形象相互连接的枢纽型人物。翠花花原是城里的妓女，被刘老信带回家，又被送给了刘老太爷，刘老太爷死后，她嫁给了刘老侠，婚内又与陈茂发生关系。苏童把她书写成为男性欲望的发泄者以及疏通人际关系的工具，她的一生与文本中的男性人物捆绑在一起。然而，她的出现却破坏了固有的纲常伦理。翠花花大胆地追求自己的欲望，并未被“规矩”所束缚。作家从这一角度出发，肯定了女性追求自我存在的现代意识，但在向人物内心发掘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她是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形象。她依附于男人，在陈茂身上得到了快乐，还在刘家中得到地位与权力，欣然地享受生活，安分守己。在刘老侠受批斗的时候，她主动去帮忙，刘老侠却推开她说：“没你的事，给我滚回去。”[3]50接着她又去抢陈茂的枪，陈茂也对她骂了一声“臭婊子”，抬脚踢在她的乳房上，然后对她说：“没你的事，给我滚回去。”[3]50在与刘老侠和陈茂的关系中，她双重受辱，却丝毫没有斗争意识，她是作家笔下旧时代的可怜人物，她的可怜不仅在于她身处封建家族中的卑微地位，更在于她对自己悲剧命运的无动于衷。

此外，文中的另一位女性人物刘素子，则是与翠花花截然相反的形象。冷峻又孤独的刘素子，在罂粟之家中，别具一格。性格的差异，正是两个女人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根源所在。作为阶级对立补充的刘素子，不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女性身份的卑微，还具有反抗意识。“在统治者这边，她只是一件物品, 因此随时就可牺牲，作为交换条件，换取统治阶级生命的延续；在受压迫的群众中,她成了对于上层报复发泄的工具。”[7]这是由女性地位的卑微所决定的，她成了实现男人欲望的最佳媒介，不仅使父亲获得了土地，同样也使姜龙和陈茂获得了向地主阶级复仇的快乐，而她自己所要的却一无所获，最终在迷失中走向死亡。然而，身为女性的刘素子，却又女扮男装，以男性的形象示人，体现着她强烈的反抗意识，也呈现了作家对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形象的倔强书写。与翠花花相比，刘素子是更为典型的人物。

翠花花和刘素子都是作品中作家着重描写的女性形象，一位是市井风尘中的小人物形象，一位是冷峻孤独的形象。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她们都难以逃脱女性悲剧性的命运。如果说翠花花是通过男人获得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那么刘素子则是通过自己的反抗意识得到自我解脱(吊死的命运)。小说中的两个女性相互映衬，体现了20世纪初女性地位的卑微、生活处境的艰难以及寻找自我存在的苦痛历程。翠花花体现了对生存欲望以及性欲望的渴求，而刘素子则表现为对男女平等的诉求和对女性社会地位改变的抗争，她的抗争似乎停留在表面，但在文章的结尾处，刘老侠的一句“好闺女，男人都不如你”[3]58，使她的抗争意识落在了实处，报之以肯定的态度。作家以性别对比为内在叙事立场，将女性话语潜藏于男性话语之下，其中包含对女性地位、女性价值及其琐碎生活的具体刻画，以此对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生存现状进行深刻书写，彰显女性话语的重要意义，对旧时代里的女性地位进行了深刻反思。

三、结语

苏童曾说：“以前的小说文本通常是将人物潜藏在政治、历史、社会变革的线索后面，表现人的处境。我努力地倒过来，将历史、政治的线索潜藏在人物的背后。”[2]27-28在《罂粟之家》中，作家立足于人物关系，借以历史的氛围和情调，展现人物之间的生存境遇，把自身的思考放在历史的框架之中，呈现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同时“运用内视角的外化不断强化‘我’在场的声音”[8]，淡化了小说的虚构成分，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将鲜活的生存景象，生动别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此外，苏童的小说《罂粟之家》的审美意蕴集中地体现在话语蕴藉之中，“作家从完全游离于历史事件书写规范之外的艺术加工，解构‘历史’之于‘人’的复杂性，进而形象还原‘人’之于‘历史’的复杂性，以洞察的姿态提出源于历史的人性思考”[9]。通过立足于历史史实、书写历史真实的笔法，来展现时代的复杂性；同时，苏童以单一的意象展现一个时代的背景，也以人物蕴藉着多重复杂的社会关系，让读者感受到在历史之下的乡村图景及其背后隐藏的人性图景。

作家马尔克斯曾说：“优秀的小说是现实的诗意再现。”[10]41立足现实思考的作家苏童，以刘氏家族内部和地主与农民的种种矛盾关系，来展现城乡以及人物的变化；他把历史深藏在人物背后成为依托，以一种“小型叙述”的方式，把人性原原本本却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体现了他在小说叙事中独特的人性关怀，同时也启发读者由过往历史来对当下社会现实做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