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视角下张謇“冒籍案”探究

龚郑勇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教院，江苏 南通 226000）

晚清状元张謇早年经历的持续数年的“冒籍案”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也持续影响着他的未来，直至其晚年。受其本人及其家人一些说法的影响，直至今天，学界依旧有人认为，张謇是由于“冷籍不能参加科举而不得不冒籍”。事实上，如果抱有“同情之理解”的治学态度，不难发现，张謇冒籍实际上是一种不合理学额分配制度所导致的个体趋利行为。重新探讨张謇冒籍这段历史公案，对于我国当下教育如何尽可能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亦不乏启示意义。

一 张氏父子自述家史之辨

尽管张謇出生在海门，但他确切无疑是个江苏通州（南通）人。按其《啬翁自订年谱》中的说法，“清咸丰三年癸丑，五月二十五日卯时，生于海门常乐镇今敦裕堂前进之西室。余家自先高祖由石港迁金沙场东五里庙河南头总。”[1]987其子张孝若在其殁后撰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记载：“据通州张氏宗谱上所载，我们张氏，本来是江南常熟县的人氏，约在六百余年以前，适当元朝的末代……渡江迁移到通州的金沙场住下来。”[2]3张孝若还列出了张氏家族谱系，按其叙述，自张謇祖父开始是这样的：张朝彦→张彭年（其兄张彭赓、其弟张彭龄）→张誉、张謩、张詧、张謇、张警[2]4。

至于张謇为什么会出生在海门，按《啬翁自订年谱》的说法是，“外曾祖东台栟茶吴圣揆公为小瓷商于金沙场，无子，止一女，习知府君（张謇祖父张朝彦，笔者注）忠朴被绐家落，怜之，赘为婿如子，命生子兼祧吴氏。……旋外曾祖亦迁海门常乐镇，兼治小农。……外曾祖父卒，外曾祖母高年独居，闻人称先母在室之勤孝，命先祖父、祖母为先君聘娶而侍外曾祖母，申外曾祖母命，生子后吴。……先君始娶于葛，生伯兄誉(小名长源)。三十年金太夫人生仲兄謩(小名长庆)，咸丰元年生叔兄詧(小名长春)，三年謇生(小名长泰)。”[1]987

这些说法粗看合情合理，今天的海门确实也是南通下属的一个地级市，因此，在外人或者后人看来，纠缠于张謇的籍贯到底是海门还是南通（通州），实在是一种小题大做的行为。然而，仔细还原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事实未必如此，因为这里面隐藏着张謇父子某些难于言说的秘密。

首先，今天海门隶属南通的行政现实并不能说明自古以来即如此，这里涉及到海门历史上一段特殊的行政变迁史。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名叫海门的县，地理位置也基本与今天的海门相重合，而且也确实隶属南通（通州）。明代《嘉靖海门县志•疆域》明确这个海门“领于通州属扬州府”[3]，只可惜这个古海门县后来坍塌于不断肆虐的长江里了，《道光海门县志•部呈》载，康熙十一年“因城坍入江归并通州管理改县为海门乡”[4]。然而大自然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古海门县刚刚撤县成乡寄寓通州时，原海门坍塌于长江的土地又不断涨了出来。这些新涨出来的土地吸引了大量江南贫困农民前来开荒耕种。由于土地面积不断增长，人口数量不断膨胀，乾隆三十二年重新设海门行政区，不过这时不叫“海门县”，而称“海门直隶厅”（《清史稿•地理志五》：“（乾隆）三十二年，增海门直隶厅，属江宁。”[5]1984）。注意，这个新设的行政区是直属江宁的，《民国海门县图志•凡例一》清楚地标注：“清乾隆年设厅直隶江宁藩司”[6]；不仅如此，此前《嘉庆海门厅志•卷一•叙三》更是清楚地指出此地今昔的行政区别：“是地仍古县之地，人非古县之人……与今日海门厅毫不相涉。”[7]总之，这个新海门是江宁的下属而非附近通州的下属。《道光海门县志•部呈》：“为厅籍与海门乡籍本不相涉，惟其地相聚甚近且名目易于混淆，检查旧案有由乡籍赴部报捐贡监者，或开载讹舛或稽查疏漏，遂致乡籍误填海门厅人……（吏部）准其将海门乡地改为静海乡。”[4]《民国海门县图志》卷二“设治以来政事年表”：民国三年“始置沪海道尹本县隶焉”；民国十六年“废道尹县直隶省政府”；民国二十二年“省令划行政区设督察专员通如海崇启靖为南通区”[6]。这说明，从张謇出生的咸丰三年（1853年）到其去世的1926年为止，这个新海门从来就没有隶属过通州（南通）；同时，这个古海门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也依然存在，可以单独纳捐赴考，只是名字改为静海乡了。

其次，张謇父子自述的这段家史也很有问题。按其说法，张謇因为祖父张朝彦入赘吴家，“命生子兼祧吴氏”“生子后吴”，故名“吴起元”。这粗一看无可挑剔，然而按照传统习俗，既然“命生子兼祧吴氏”“生子后吴”，那么，张謇的父辈、张謇的兄弟们都应该姓吴而非姓张，但现在的事实是他的父辈都不姓吴。其父名张彭年，张彭年还有一个哥哥叫张彭赓，一个弟弟叫张彭龄。难道张朝彦入赘时就已经预测到将来至少会有两个儿子，而且二儿子一定会有孙子，所以就规定好了只让二儿子家的孙子姓吴而儿子们依然姓张，这显然不合常理。况且，所谓的他们兄弟姓吴，也只是短暂地姓过一段时间，以后又纷纷改姓张了。张謇自己说5岁时，塾师“命名吴起元，名仲兄吴庆华，叔兄吴首梅”[1]988。如果张謇兄弟真姓吴的话，未来冒籍时，张謇应该找一户吴姓而非张姓来冒充，而且应该归籍外曾祖的东台才对。对此，张孝若圆了个拙劣的谎：“我父十岁后，祖父母因五叔已生，父读书又好，不愿再为吴氏后，仍还姓张。”[2]15但问题是，这个“五叔”也没有替代张謇姓吴，而是名“张警”，而且张孝若也没解释何以张謇的其他几个兄弟也纷纷“起义”认祖归宗了。须知在传统中国，更名改姓是件大事，但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中也只有所谓的起名吴姓时的记载，而没有改祖归张的记录。光绪三年十一月，“具呈学官详改今名。彦升后有《更名篇》见规，谓謇有直言、蹇吃二义也。”[1]997-998按理说，改姓要远比更名重要，但何以比更名更重要的改姓在年谱中难觅踪迹，这些同样不合情理。按张孝若的说法，张謇10岁改归张姓，16岁冒籍时取名张育才[2]456，那么这中间5年用的是什么名字呢？对此，张謇自订的年谱及张孝若的传记皆无提及。不仅如此，张謇的其他一些叙述，反倒多次流露出他姓张而非吴的端倪，哪怕是在他所谓姓吴的童年时期：“余兄弟幼时读书村塾，稍异常儿，人以为才。当时廪生及凡张姓，咸以为张氏子旦夕必就试……”[8]321“童时至州……余时年十二，余用泥水匠垩帚大书‘指上生春’四字于扁鹊神龛之后背，字大一尺七八寸。时庙中有砚工朱先生，大称善，逢人便告张氏第四子能书。”[1]989“謇方十五六岁时，父命谒先生。先生与之剧谈，大喜，逢人称张氏有子。”[8]205-206注意，无论是张謇出生的海门常乐镇村里的人，还是通州城里的人都是说其是张氏子而非吴氏子。按理说，祖父入赘，自父亲开始，两代人祧了吴姓至少二三十年了，村里人都应该明白这一事实。在此情况下，难道村里人在张謇10岁前称他是吴氏后人，10岁以后就改称他是张氏后人？《民国海门县志•人物志》是这样介绍张謇的，“初名育才后改今名”[6]，根本就没有提及所谓的“吴起元”。所以，张謇自述的这段家史也很有问题。

再次，张謇叙述的冒籍原因也存在问题。张謇自己说，“通之言籍，权不操于土地之官，而操于学官；学官不尽操，而寄廪生操之。操之之术，相必表其籍者之贫富强弱而予拒之。……其予拒有说焉，以与试之家，祖父是否诸生为准。苟祖父非诸生而富而弱，耳语相涎，瞰若大肉。下此而及贫与强，钩纤括微，无漏豪芒。”[4]320-321张謇并没有说冷籍无资格考试，只是抱怨廪膳生作保时会采用一些经济上的潜规则。事实上，张謇自己也承认童生赴考时需要保举的合理性，“国家之功令曰，士子与试，必身家清白，必无刑丧过犯。择诸生屡试优等有学行者，别于附学生、增广生，而特给廪糈以养之，为廪膳生。俾各稽其乡里耳目近习之士子，果清白，果无刑丧过犯与否，无则保焉，曰认保。犹虑有不肖者以功令为市也，又于学使试时，由学官循州县试录士子之次第，与廪生历资之次第，比而属之，以监认保，曰派保。功令之法尽于此。”[8]320考生需要有人担保，这是国家法律，举国通行。清代相关制度也告诉我们根本不存在冷籍的说法，《清史稿•选举志三》：“倡优、隶、皂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不得与试。”[4]3148《钦定礼部则例》：“（丐户、乐户、疍户）有情愿削籍者，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本族亲支皆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9]这意味着除了上述情况外，其余一切人都具备考试资格。据何炳棣收集到的《静庠题名录》（民国22年版）、《通庠题名录》（民国22年版）两份资料可知：清代同治元年至十三年间（1862—1874年）即张謇赶考秀才的同期，静海（古海门，何炳棣把《静庠题名录》中的静海误认为了当时的海门，笔者注）共产生95名生员，其中出身未有科名家庭的人数42人，占总数的44.2%；同期南通县（即通州）共产生350名生员，其中出身未有科名家庭的人数146人，占总数的41.7%[10]158。总之，无论是通州还是通州下属的古海门静海乡，都不存在冷籍难考或者不许考的说法。至于保人趁机索要一定数量的金钱，这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法制不严密的国度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通州如此，如皋也是如此；而且，张謇到如皋冒籍除了会同样遭遇保人的潜规则外，还须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这一点张謇应该是清楚的。显然，张氏父子的说法都想掩盖些什么。

二 张謇冒籍之制度原因

综上所述，张氏父子的许多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这种遮遮掩掩的背后显然存在着更大的秘密。

张謇的祖上是通州人，这应该不假，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自己也说，“謇年十四至十八读书西亭（通州下属，笔者注）时，从故老访先祖言行，多不能举，举亦无首尾。”[8]285这说明他家已经离开通州西亭很长时间了。清朝就有这样的法律，“如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声明祖籍回避。”[5]3480

张謇冒籍背后实际涉及到了海门厅的一个特殊问题。《嘉庆海门厅志•卷二户口》载，乾隆三十二年分设海门厅时，“（从通州崇明划入当差人丁）共一万零四百八十三丁。乾隆三十五年编户九千三百十一户，丁口五万零六百五十九丁。”[7]随着土地从长江中不断涨出，再加上《光绪海门厅图志•卷十一赋役志》所载的，海门当时所获得的一个“涨不增粮坍不减赋”[11]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的江南农民前来开荒种植，使得这里的人口大增。“同治八年，则已八十四万六千七百十九。光绪元年，则已八十六万五千二百七十九。……（光绪）十七年，则已九十四万九千五百九十三。银不加增而丁口什百于前。”[11]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何炳棣先生的研究，传统地方志所载的“亩”与“丁”当指纳税及服役的单位，未必就是真实的田亩数及人口数[12]，但是海门的土地及人口呈爆炸式增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人口土地快速增长的同时，海门的教育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据《光绪海门厅图志•卷十三学志》载，嘉庆十七年，设海门直隶厅学时，“江苏巡抚朱理奏请酌定学额……乃部臣一不援据，仅照甘肃循化厅例，议以岁科两试取进文童四名、岁试取进武童二名、廪增各二名，六年一贡。夫循化厅仅以一河州同知兼辖，版图不列于职方，其不可以例海门直隶厅，审矣！而当时有司不闻，援例上详；大府不闻，据例执奏，致令广袤百数十里、弦诵数百人之海门厅学下同江西棚民，遂以四名为定额，甚至人数倍蓰不许加增。幸而捐输案起，同治三年，缴银二万两准加文武学额各二名；七年，缴银二万两准加文学额二名、广六次武学额二名。光绪二十年，江苏学政溥良特奏请增学额二名，今并为文额十名武额四名。……然学额尚不逮小县。”[11]

明白了这一点，对张謇冒籍如皋就不难理解了。张謇考秀才是在同治七年，当时海门的文生员额仅8名，而张謇在如皋考取生员时名次是：县试200余名、州试200余名、最重要一关的院试26名[2]25，在海门这个名次哪怕是在20余年后的光绪二十年也依然不能获取生员的头衔。

那么，另一个问题是，张謇冒籍东窗事发后，同样是犯罪，为什么一定要归籍通州而非海门厅，从而可能再给自己制造一个新的麻烦呢？理由也很简单。首先，他的祖上确实是在通州，归籍时所需要的宗图、族结、四代坟图、三代存殁图等[7]328，在一个天高皇帝远、讲究血缘关系与人情社会的小地方，于上有通州知州孙云锦护着、下有张彭年这样一个经济上远超左邻右舍的家庭而言，这些并不是一个致命的难题。其次，从张謇《归籍记》中的信息来看，他们家的人脉圈子在通州比海门似乎更左右逢源一些——既与通州知州孙云锦搭上了线，甚至通过孙与江苏学使彭久馀也有着联系。张謇自己也坦承这两个人在冒籍案中的作用，“以如皋生员归通州原籍，本彭侍郎与孙先生委曲玉成之意。”[1]993他还通过孙云锦才与海门厘局总办汉军黄筱霭、前海门同知屠楷搭上了线[1]993。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此时在海门，他只是和海门训导赵菊泉、师山院长王汝骐有着直接交往。更重要的是，如皋是通州下属县，《清史稿•地理志五》：“通州直隶州……雍正二年，升直隶州，割扬州府之如皋、泰兴来属。”[5]1990而海门厅是江宁的下属直隶厅，运作海门远比运作通州难度大得多。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怎样解释他家已经至少两代人居住海门的事实，毕竟这是有目共睹无法掩盖的。所以，张謇就虚构了一个祖父入赘海门的神话。由于受到传统道德的约束，张謇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目张胆地给父辈更名改姓——这是最大的破绽，所以他只能在自己弟兄的名字上做文章，让他们在吴姓的大帽下短暂潜伏了一阵子后，又一起改祖归宗。所以，张謇祖父入赘海门的谎言在《归籍记》中粗看合理，仔细推敲却破绽依旧。这个谎言既然已经诞生了，就必须维持下去，所以，无论是张謇自己的《啬翁自订年谱》，还是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都在维持着这个谎言。这种影响力还波及到了地方志，《光绪海门厅图志》卷四《科举表》中就无张謇名，卷十九《寓贤列传》中将其父张彭年列入，也称其“通州人”。但须知，这是在张謇个人权威在家族乃至通海一带达到顶峰甚至被称为“土皇帝”的环境中完成的。除了不能给父辈更名改姓外，此时的张謇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撰写他所需要的历史了。

这些看起来天衣无缝，张謇冒籍的标准答案似乎也只能以张謇个人的陈述为准。但张謇非通州籍的破绽，除了父辈及自家兄弟姓张这一事实外，在其他细节上也同样存在。按照张謇自己《归籍记》的说法，早年“宋紫卿师与璞斋师讯，言静海乡廪生易兰士欲致余试静海”[8]321，即曾有人建议张謇参加静海生员考试，这个静海是古海门，而非通州，但他没有同意。《静海乡志》载，雍正二年规定，“通州所属之海门乡向取六名今加四名。”[13]这意味着静海的学额是每次10名。又按何炳棣先生看到的《通庠题名录》资料，同治元年至十三年间通州共产生350名生员，按清代生员每3年科试、岁试2次的规则，当总共考了8～9次。如果考8次，那么每次生员额是45人，但这显然突破了清代大州县40人的上限。《清史稿•选举志一》：“生员额初视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学。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嗣改府视大学，大州、县视中学减半，小学四名或五名。”[5]3115所以可以明确这13年中共考了9次，每次生员额是38～39人。通州或静海每次的生员额皆大于同期海门厅文生员4～8名的学额（同治三年前每次4名、同治三年至六年6名、同治七年后8名），这才是张謇舍海门乃至静海冒籍如皋的真实原因，这也是静海（海门乡）时刻防范着海门厅学子冒籍的原因，《静海乡志•卷下十二•沈雯海门乡学碑记》：“恐沙籍借海门两字名目混入海门乡学冒考。”[13]反之，如果他确实是通州籍的话，或许就无需到如皋冒籍，因为通州是大州县，生员学额每次几近国家标准的上限40人，与如皋相似；更不会有人怂恿他舍学额多且合法的通州生员考试，反而去参加学额少且犯法的静海生员考试。《民国海门县志•人物志》介绍张謇时虽然也提及“南通籍”，却没有提到“吴起元”这个名字。但既然“吴起元”这个说法是个疑点，那么他的籍贯又何以肯定正确？这些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1877年正月，张謇兄弟为张彭年60岁生日操办寿宴[1]101，说明作为张朝彦第二个儿子的张彭年应该生于1818年。现在无法考证张彭年是否出生在海门，但无论他是否出生在通州，张謩、张詧、张謇三兄弟都是其金夫人在海门所生的。所以哪怕是从张謩出生的道光三十年即1850年开始算，他们家定居海门的时间距张謇冒籍案发生的1868年也差不多有20年时间了。张孝若说张謇每年清明都要回海门扫墓[2]460，也意味着张謇一家已经完全符合入籍海门的法律标准：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20年者。否则如果一定要纠缠于祖籍的话，这个新设的海门厅基本就没有自己的属民了，而现在海门厅的短暂历史为张謇这种骑墙观望者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事实上，不仅其户籍在不断变化，其祖坟也在不断变化。张謇的母亲金老妇人就既没葬在所谓的通州祖坟，也没葬在海门，而是根据风水师的建议葬在了通州城外小虹桥的范氏家族的土地上[2]166。到了张謇这一代，其墓地又是另辟一地了。

总之，为了圆冒籍的谎言，张謇编造了两个似是而非的谎言：一是通州冷籍受人欺负而难考的故事——《归籍记》（《年谱》载于1897年，日记载于1901年，2012版《张謇全集》载于1906年）。当时清政府尚存，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亲历者大有人在，张謇还不敢公开虚构冷籍不能考的谎言。同治年间，通州生员中出身于未有科名家庭的人数占41.7%，整个清代达53%；同期，静海的生员中出身于未有科名家庭的人数占44.2%，整个清代也达48.4%[10]158。当然，张謇只是说冷籍难考。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及其个人神话的构筑，这个说法被有意无意地讹传成了冷籍不能考，这或许也是张謇及其追随者所乐见的结果。张孝若也还只是抱怨冷籍受到限制[2]15，张謇门人刘厚生在1958年《张謇传记》中就开始明确说冷籍“是不准考试的”[14]。到了后来，不少人想当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如陆仰渊《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实业家张謇的艰苦创业》[15]4、陆嘉猷《大事业家张謇与海门》[15]79。二是祖父入赘的故事。上文所考证的事实，尤其是他父辈依然姓张的事实，实际上否认了这种说法。今有学者认为杜撰“吴起元”的始作俑者可能是通州知州孙云锦，因为张謇的身世在“冒籍案”中已搞得满城风雨了，若依旧沿用原名原籍，易生枝节，不如重起炉灶来得方便。于是，张謇祖父入赘吴家，张謇原名吴起元、原籍通州等一系列故事在“礼部发文同意让张謇重填履历”的合法外衣下产生了[16]。笔者也认同这种说法，“以如皋生员归通州原籍，本彭侍郎与孙先生委曲玉成之意”，其弦外之音让人回味。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作为新科状元首次拜见光绪时， 翁同龢在一旁介绍时特意强调“张謇江南名士, 且孝子也”[2]23。估计翁同龢也知道张謇的“冒籍案”，所以特意强调其“孝子”身份，毕竟冒认祖宗以求功名富贵的行为在传统中国是令人不齿的。

三 张謇冒籍的付出与回报

事实上，张謇冒籍如皋是有许多风险的。首先，张謇所谓学官保人“钩联多索费”[1]990的风险不仅同样存在，而且，像他这样授柄于人者，其代价显然更大，这里涉及到的人员远非学官保人。毕竟，童生考试时“以同考五人互结、廪生认保出结”[9]400；州县府试时“于认保廪生外，设立派保”[9]400-401；院试时教官点名担保廪生唱保后考生方能入场，且“容隐者五人连坐，廪保黜革治罪”[9]400。这些素昧平生者何以甘愿冒风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张謇参加考试，其背后的原因不难想象。其次，县试后，“取前列者，提考于大堂，谓之堂号……由县官面试。”[17]一个讲着海门沙地口音的人，忽然出现在语言风俗习惯全不相同的百里之外的如皋县大堂参加面试，是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的。乾隆八年，江苏溧阳府试点名时，就发生其他童生指认一考生“别籍冒考，环请斥逐”，惊动两江总督尹继善向乾隆报告的事情[18]。而且，最根本的是，从法律上讲，冒籍是违法之事。

按照张謇《归籍记》的记载，冒籍所涉及的相关费用大致如下：

（1）“师因谋使认駉为族，试如皋，事成酬三百卦（通俗钱八百为卦），不成，唯供应駉子若孙县州院试资费。书告先君。二月，命余单身挟银圆数十至城，就师宅识駉。即夕从駉并子镕二人，附班船往如皋，举银圆付駉。”[8]321（2）“紫卿师与先君讯云：‘……现届九月，院试已速，兄如稍闲，即来一叙。适需四五十圆，请为调度，有即携来。’”[8]322（3）“张镕索学官认派保廪生贽及他费银一百五十圆，十二月至家坐索八十圆，复索二百二十圆之约券为谢。此外凡曾刺知有应县州试事，及试时曾为接送者，均挟不泄功索谢。其两宋师之当重谢无论矣。”[8]322（4）“镕讯逼迫已甚……先君不得已，贷银一百五十圆，自赍还镕，商缓后期。”[8]322（5）“先君贷钱五十千，命赍至城送璞斋师行。”[8]324（6）“嗣用银圆百余，脩敬于学官及其书斗，学官乃改窜其词令重写，纳而释焉。”[8]325（7）“‘着将张育才缴到洋钱二十四元，以作制钱三十千，当堂给张陈氏领回，生息养活。’……‘今张育才念氏贫苦，缴给氏钱三十千。氏甘具领，嗣后不再向扰。’”[8]327（8）“且令仆人以银圆六，给梁阍人，俾余谒梁。”[8]327-328

从“洋钱二十四元，以作制钱三十千”，可知，当时一元合一千二百五十钱。这样可知：

第一笔：三百卦（通俗钱八百为卦），合192元（与“挟银圆数十至城”相符合）；第二笔：以50元计；第三笔：以450元计，其余“此外凡曾刺知有应县州试事，及试时曾为接送者，均挟不泄功索谢。其两宋师之当重谢无论矣”，数字难考；第四笔：150元；第五笔：五十千，合40元；第六笔：100元计；第七笔：24元；第八笔：6元。直接费用总计：1012元。

张謇对于如皋张家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所以，其对对方所敲诈的费用尤其是那些数额较大的费用应该是不会遗忘的。这1012元中，涉及到如皋张家的是（1）（2）（3）（4）（5）（6）（7），计906元；涉及张彭年借贷的只有两项：（4）150元、（5）五十千，合40元。这些账目显示张謇家最多借债200元，但张謇自己却说“因籍事所负千金之债”[1]994，很明显，这些远大于账目上的费用并不是如皋张家所敲诈的直接费用。从传统中国广泛存在的官场潜规则可知，能够与通州知州孙云锦搭上线，最终能够让礼部出面，公然置法律于不顾，让张謇既保住了功名又顺利改籍，这里面的潜规则不难想象，这也就是《归籍记》出现“酬谢开销，已去家资之半”[8]324感慨的真实原因。只是这些费用张謇不便言说，只好把所有的花费都记到了如皋张家的头上。与之相印证的是，张謇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接王免携回父西亭信，知父十七去通。理籍事卷，回忆蚕丛险阨，亦不知若何度过。念头上公曲成此事，名心复因而淡矣。”[1]4同治十三年，张謇回家过年将孙云锦所给的百金薪水带回家时，依然感慨“计所还债，裁五之一耳，度岁仍窘”[1]995；光绪二年“籍事所负债尚未了，度岁仍典质……”[1]997巨额的花费导致了同父异母老大的不满，“伯兄求先君析居，产物悉均分，因籍事所负千金之债，则余与叔兄任之，计尽卖产抵负，犹不足。”[1]994“因籍事所负千金之债”说明了这场冒籍案所付出的明与暗的巨大代价。

当年海门普通民众的具体收入现已无法考证。按照张仲礼先生的估算，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均产值约为7.4两银子[19]473，普通百姓约为5.7两银子[19]476。当然，海门因为特殊的地理及政策优势，再加上传统种植棉花及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存在，其收入应该高于这个数，但哪怕是以翻一番的12～15两银子来计算，张謇冒籍案中的费用也远远超出一般人家的家庭收入。按照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中同治十三年提及的“时银一两，当钱一千六百文。百金，则一百六十千，合俗所谓二百卦也”[1]995计，仅表面直接提及数额就达1012元，约合800两银子。尽管其中有部分是借来的资金，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家也一直处于还债的状态中，但张氏家庭经济的基础雄厚由此依然可窥一斑。

尽管张謇“冒籍案”的解决以张家付出巨额经济代价收尾，但张謇依然是赢家，因为无论是从眼前看，还是为未来计，他从中所获得的回报都远超其经济付出。

就眼前的利益而言，张謇成功地获取了生员科名并且改籍回通州。从法律上讲，冒籍作为一种犯法行为，具有法律风险，皇帝也多次强调对冒籍的严惩。乾隆十年八月，乾隆批语，“冒籍顶名，例有严禁。况岁科考试为士子进身之始，尤宜加以清釐，以肃学政。”[20]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乾隆批语，“此等冒籍生员，即永停乡试，亦不为过。若未经查明，遽准与试，必至仍多弊混。著将冒籍各生，停乡试一科，以便通行清厘，永杜冒滥。”[21]道光三十年九月，更有吏科给事中赵东昕疏请严禁冒籍跨考等弊。赵用语甚为激烈，中有“冒籍跨考之人，两籍均不准其应试。嗣后凡因跨考斥革者并不准其捐复，一起送冒考之州县教官。本有应得处分，仍照旧例办理。冒籍童生犯案，先将廪保斥革审讯有无受贿，分别治罪，永远不准捐考，并将审音御史、照例议处”[22]之语。宋璞斋当时就威胁张謇父子“今请改三代，则秀才立时斥革 ”[7]322。也就是说，按照赵东昕的疏请，冒籍考生不仅眼前秀才身份立革，而且问责终身。清朝《钦定科场条例》卷三十五“冒籍”“现行事例”一部分中，第一条即云“士子考试俱由原籍送考，其有假冒籍贯者，该生及廪保一并黜革。因而中式者，革去举人，照例治罪。仍将原送教官、收考官、出结官、学臣、地方官、教官一并议处”[23]。但张謇成功地逃脱了这种法律制裁，并且从此光明正大地走上了科举之路。如果他的科举生涯就止于此，按照张仲礼的估算，作为一个普通的地方乡绅，他大概每年可以获得90两左右银子，约为普通百姓5.7两银子的16倍[19]476。当时，通海一带一个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塾师一年收入大概100两银子[1]995。除了经济回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地位的上升，即他终于迈入了绅士的行列。《清史稿•选举志一》：“凡优恤诸生，例免差徭。廪生贫生给学租养赡。违犯禁令，小者府、州、县行教官责惩，大者申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不得擅责。”[5]3118当然像张謇这样有着鸿鹄之志的人，这件事更大的意义在于，他终于突破了生员试这一科举链中最重要的第一道瓶颈，并且还幸运地和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使彭久馀等人建立起了人脉关系，未来，他们将在张謇的科举之路及政治仕途上起到贵人相助的作用。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张謇通过“冒籍案”的成功解决，终于获得了谋求更高功名的资格。在“利出一孔”的传统时代，普通平民只有通过科举所搭建的平台才能获得巨额的经济与政治回报。张謇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好“冒籍案”，他就不能进入这个科举阶层，从而也就会永远被排除在体制外，并因此失去进入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人脉网络之可能，更无可能在未来成为名动中外的实业家；所以，科举是张謇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古人早就说过，“非谓科举出人才，人才乃由科举出。”

张謇“冒籍案”已过去多年，但其中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平衡的问题。强调程序正义固然没错，但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前提必须是程序本身要公平公正。古人说，世无百年不弊之法。张謇“冒籍案”发生的时期，海门人口已经数十倍于设厅之初，但科举名额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此时如再过于强调走程序，必然会出现王夫之所批评的“法愈密，吏权愈重”[24]的现象。此情之下，有权有势者见缝插针、黑幕运作，无权无势的底层者只能束手待毙。前者正如《归籍记》中所提及的，“此外凡曾刺知有应县州试事，及试时曾为接送者，均挟不泄功索谢。”[8]322可见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为冒籍提供一条龙服务的产业链，张謇两位老师宋紫卿与宋璞斋显然是这个产业链上的熟练工。在那些无权无势的底层者中，有不少张謇式的人物，没有得到伸展才华的机会。现存的几本海门厅志，如《光绪海门厅图志•卷十七耆旧传上》就记录了许多“困童子试”“累试不售”[11]的科场不得志者。张謇的海门同乡兼友人周家禄曾经这样感慨，“家禄闻之父师曰‘方沙籍附通时，额隘人众，士束发应试，白首不获一衿者有之。道、咸间稍广矣，然着童子籍数十年，挟卷有司之门，槁项黄馘，终身不遇者，犹比比也’。”[25]“诚以历届厅试人数多至七、八百名，准之学额，仅百而取一。”[26]这些科场失意者因为不能冲出科举链的第一环，而被注定了在底层挣扎的辛酸命运，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张謇款识人”。但一个社会如果过于强调实质正义，也会陷入无游戏规则的混乱状态，因为谁都无法正确估计出目前的规则破坏者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才华。一个冒籍者未来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所有冒籍者未来都能成功。容忍冒籍，会让无权无势的底层者处境更加雪上加霜。

其次是在科举考试背后金钱所起作用的问题。除了正常的教育与考试费用外，在制度不完善、人情大于法的传统社会里，金钱在暗中发挥的作用或许超乎我们的想象。事实上，后人常常低估了尚未发迹时张家的经济实力。按照《归籍记》所说，“张生父通州例贡”[8]327，可知张彭年当时已有钱捐监生了，至于是否为通州籍则另当别论。按照何炳棣先生的测算，当时捐一个监生需花费百多两银子[10]39。道光二十八至三十年，张彭年“贷资，附舟至上海，转商于宁波”[8]285。须知这是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张彭年就离家千里之外经商，单独请塾师“授叔兄、五弟与謇三人读”[1]989，而且同时在金沙娶葛氏、海门娶金氏二夫人。无论看哪一条，张家的经济实力在当时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张彭年尽管是个平民，但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底层老百姓。张家在经济上的快速自我修复能力也是一流的。光绪三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张謇还在日记中诉苦，“告贷者纷临，迄无以如其愿。各索逋者，门且如市，窘乡逼仄，于斯极已”[1]126但次年的光绪四年农历三月十四日，张謇的日记中就出现了“得家报，说叔兄纳粟事”[1]148。前后时间仅数月，张家不仅走出了经济困境，而且已经有经济实力为其兄张詧捐官了。张謇“冒籍案”的成功解决，其背后家庭经济实力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正如清代学者沈垚所感慨的那样，“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27]古人早就认识到金钱在科举中的作用，所谓“一财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28]。科场上，读书的作用是排在最后的，那种认为仅仅依靠个人才华就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想法显然是肤浅的。

何炳棣先生在《明清社会史论》中能够区分出各类绅士出身于有科名的家庭与无科名的家庭大概比例，但他永远也不可能区分出一个人情社会里金钱在暗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须知，平民未必就是贫民。科举年代，金钱与教育一样，对读书人的未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转换成社会地位；在制度不完善的环节上，其所起到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张謇冒籍案的发生、解决过程及最终结果都再次证明了这点。科举与其他的行业一样，都是当时整个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缩影与投射，这正应了布罗代尔的那句名言，“无论怎样进行观察，这种内在的不平等是社会的恒在法则。”[29]

从张謇“冒籍案”的发生过程与解决机制来看，我们也许会得出这样一个悖论：张謇既是这场冒籍案的受害者，更是其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