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对古代文人的影响探析*

崔雪茹 李明睿

（1.西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611130；2.西南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四川 成都611130）

儒家推崇修身治国平天下，道家推崇清静无为，道法自然，而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发展中，儒与道之间的交流、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个人的探索都推动了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林语堂曾言：“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中国的文人很幸福，往往得意的时候是个儒家，失意的时候是个道家。”[1]在古代文人的一生中，由于其阶级地位、人生阶段的改变，常常会面临来自自己和外部的压力与质疑，这使其在社会现实与自身理想之间进退维谷，最终他们都在儒道互补的思想中找到了落脚点，寻得了一种“得意信儒，失意崇道”、进取与顺应并存的人生观。

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哲学“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2]“入世和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一样。中国哲学的使命正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求它们的综合。”[3]冯先生指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两面性。在入世的背后正是儒家思想，而出世的哲学则是道家思想。冯先生指出的中国古代哲学的两面性正是“儒道互补”的现象，它调节着中国古代哲学基本形态的形成。

一、儒道互补的本质分析

儒道的互补，是以两家学说在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学术宗旨、思想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广泛而又明显的差异为前提的，这些差异使得儒道两家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恰相对待的局面，它们互有长短得失，且此家之长正为彼家之短，反之亦然，这就使得儒道互补成为必要和可能。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这样阐述儒道互补：“老庄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儒道两家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并逐渐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补机制。

（一）儒家追求发展与道家倡导复归的互补

《礼记·中庸》有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正是表明了儒家对于人类发展的思想：社会和人性应该是需要发展的，没有事物能够在先天便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所有的都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发展，才能充分地发挥其所有的价值。[5]但是在儒家注重人性的进步与发展的同时，过于的理想化，忽略掉了其中可能出现的人性的扭曲或是步入了错误的引导。而这个时候，道家提出以“返朴归真”的思想来扭转这种于理想出现偏差的情况，提出要保持人性中先天的淳朴天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宁静祥和。老子《道德经》中言及的“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6]以及庄子倡导的“法天贵真”都表现出道家对于人文异化的批判。但是道家中提出的“至德之世”也是一个理想的状态，道家也难以划清“复归”与“倒退”的界限，在追求本我回归的同时，却摒弃社会的发展，这样也是相对偏执的。儒道互补并不是折中，而是在人性的进步与发展的同时追求“复归于朴”的状态，这样既能使得人性在发展中积累智慧，亦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始终保持这本我的纯净自然。在儒家追求发展与道家倡导复归的互补下社会既能持续地发展，又规避了异化的产生。这种社会发展的状态，才是我们应该追寻的。

（二）儒家讲究务实与道家倡导求虚互补

讲究务实是儒家的一大特点，人不仅是生活在自然的世界中，他又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儒家所追寻的道的境界是对于在社会中“做人”的体验。社会中的人区别于禽兽之处在于人是遵守伦理规范的。《易经・乾卦》：“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孔子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论语・为政》)，能够自觉地依照伦理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进退有序不失其正，这就是儒家的要求。儒家追求经世致用，对于鬼神以及死后的问题便采取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等存而不论的态度。

儒家是注重现实主义的人学，而道家却往往超脱于现实。道家偏重于讲自然之道,把自然之道当作最根本的东西，而仁义之类的出现是由于自然之道的隐没，因此他们追求的道的境界是力求回到那种原始淳朴的自然状态，即所谓“返朴归真”。其途径常是将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与自然合一的状态，如《庄子》中所描述的“坐忘”。道家推崇的是超越意识，追求超脱，向往将自我的精神从市井中解放，以更加玄化的高度来认知世界，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人文内涵。所以道家这种求虚探玄的超越思想使其在哲学上发展得极其深刻。在时代不断演替的过程中儒家不断地从道家借鉴哲学思想；而同样地，道家为了与现实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也一直向儒家学习处世思想。虚实互补，在追求务实的同时，也将人们的思想境界提高到超脱于世俗的境界，这便形成了中国所独有的哲学精神。

（三）儒家追求阳刚与道家倡导贵柔的互补

儒家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是刚毅进取的，其“自强不息”“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人生态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的恢弘气魄，无不透露出儒家的阳刚之气，尽管儒家也有刚柔调和，阴阳互补之说法，但是实际儒家思想中仍然是将以刚主柔，以阳制阴之道作为主导[7]。而较之于儒家之阳刚，道家更多的则是讲究谦和精神，推崇水德，以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为宗旨。老子提出“上善若水”，倡导“水”之阴柔以及其能包容天下的胸襟和气度。[8]在儒家思想培养出一批批社会中流砥柱的同时，道家以其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熏陶出一批隐士或居于市井的文人，让他们自下而上地观察这个社会，发现社会的问题，使得社会的发展愈发稳定且能够健全地进行自我调节。周易的乾卦强调天道刚健的自强不息，坤卦则性属阴柔，强调兼容并包，厚德载物。所以《彖传》说是“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9]。地以其博大的胸怀，涵养万物，故坤为容。乾卦与坤卦一阴一阳，一动一静，相反相成，构成宇宙自然的根本，形成了中国传统观念“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文化源头，乾坤两相联结，便有了阴阳互补的效果。儒家与道家的联系便如阴阳乾坤一般，互补却不能替代，相关却不相同一般。

二、儒道互补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心理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儒道思想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文人品格、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深远影响。“儒道互补”对文人心理结构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源远流长的。

（一）儒道互补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心理结构的影响

儒道互补构成一种完整的、艺术的人生观，使得中国文人刚柔相济，能屈能伸，进退自如，在二者的调适与平衡中达到一种玄妙的境界。庄子要求“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庄子·山木》）[10]，意思是把物当成物而不为物所役使，那么怎么可能会受牵累呢！因此庄子主张简单朴素的生活，追求内心的逍遥而忽视外在的过度物质享受。“儒道互补”这一心理信念在魏晋文士身上有鲜明的体现。谢灵运曾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壹，应吉甫谓孔老可齐，皆欲窥宗，而况真实者乎？”[11]则是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和应贞（字吉甫）两人将儒家和道家调和为一，并探索到最高境界的道理。阮籍不隐不仕、尚隐不得的矛盾与无奈；陶渊明仕隐的痛苦与挣扎……在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之间，这些文人无不痛苦纠结，究其根源，则在于受魏晋时期文人们“儒道互补”人生观的影响。

唐宋时期，儒道互补思想的代表者是唐代诗人李白。李白自幼天资聪，二十四岁辞别亲人，离开故土，游历中国的名山大川，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挚友。四十余岁，在经历了满怀抱负而不被举用的穷困潦倒后，李白终于受人引荐，成为供奉翰林。但由于对御用文人生活的厌倦，在一次醉酒后，曾“引足令高力士脱靴”而被玄宗疏远，最终离开朝廷。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多次辗转流离，甚至曾锒铛入狱。最终，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金陵溘然病逝。李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在他豪迈飘逸、意境玄妙的诗词背后是儒家与道家的共同影响。

晚清诗人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12]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而屈原，则更多地继承了孔子的精神。李白并庄屈以为心，昭示了其人格与思想中的儒、道思想交汇融合，并在其作品中集中表现。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伊始，儒家于中国历朝历代思想界均占据主流地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李白也无例外地沾染儒风，其著述中亦抱持了积极的入世态度。他少年时代便立下“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13]与“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14]的理想，亦始终秉持儒家奋发有为的积极入世态度。以儒家为指导，以天下为己任，干谒求助，踏上仕途，以求建功立业。而另一方面，李白却始终受到道家的熏陶。李白人生经历中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求仙访道，他与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道家文化人格在其诗作中亦有渗透。李白许多诗作都显现出他无拘无束的气质，这是道家逍遥精神的外露。赐金放还，这昭示了李白仕途的失意。破灭的政治理想，困圉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使得他在庄子的不事权贵、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中寻求逍遥与超越。这个阶段，他成为了一名道士，不断以道家思想作为其化解痛苦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李白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念都受到儒和道的深刻影响。

另一位具有儒道互补人格特征的代表性文人是苏轼。他历经坎坷，命运多舛，但却始终从容不迫，随遇而安，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这其中的根源便是其儒道互补的人生模式。当仕途畅通无阻之时，其入世的进取精神十分强烈。苏轼为官员时，他表达了强烈的愿望为国效力，亲自在战场上：“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积极参与改革，当守旧派主张废除一些新法，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他的高官厚位，以保护变法。当官场失意，苏轼选择清静无为的道家。“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首词将道家思想赋予文人的超然世外、穷则旷达超脱体现得淋漓尽致。

究其根本，儒道两家的处世思想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对文人心态的不同影响，是形成文人个性的重要原因，也是文人仕隐行为重要的客观决定因素。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的主张，看似对立，可在历代文人身上却是统一的。魏晋时期，时局动荡、政治险恶，理论家们在这种大背景下相继建构出一系列理论模式，这些理论模式都是把尊崇个体人格的道家思想与强调社会功能的儒家思想融合起来，让它们互作补充。在这些理论的渗透和影响下，儒道互补的人生观深入文人心中，使他们不得不在“归隐以守志”和“参政以建功报国”这两极愿望中左右摇摆，难以抉择。因此儒道互补的人生观表现得更为集中和突出。作为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常常会超越历史，去关注和反思人类的普遍命运，这就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与儒道互补的人生观的撞击，就形成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既介入又超然的两种基本心态。陶潜归隐以守志，阮籍恐惧无奈而求隐。他们都因失去了政治的依托，反过来追求自身的人格理想。佯狂和归隐分别是他们求性情、求全身的途径。[15]

（二）儒道互补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人创作时处于一定的心理结构控制之下，这种心理结构必然会影响文学创作。儒道思想塑造的文化心态影响士人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在汉代，儒家是唯一的主流思想，儒家为知识分子设计了一条积极的人生道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人就应该建功立业，为人生理想而努力。因此这一时期的写作风格大多是积极和英勇的，建安文学就是例证。魏晋时期，经历过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儒家思想的地位和影响受到挑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玄学是儒道融合的产物，玄学虽发端于黄老，但仍然具有相当的儒家色彩。名教出于自然、言意之辩以及有无之辩等都包含着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探讨。这一阶段的士人，尚清谈，虽有避世隐居之意，但仍然受着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玄学的兴盛对儒家思想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道家思想的引入为先秦以来的儒家思想做了有力的补充。道家的自然主义、对个人价值的探讨等使得儒家思想逐渐完善，而儒家思想也反过来影响着道家，道家并非一味的消极避世，在治国理政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儒家强调群体意识，主张个人应参与社会，对个人生活的境遇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精神生活丰富，但被淹没在群体中，道家思想填补了文人们的精神空间。

在这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中，陶渊明所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陶渊明的一生是由儒入道，在陶渊明29岁辞官返乡之前，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16]，这里面有一定的家庭因素。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儒家思想忠实的拥护者，他反对老庄思想，对曾祖父的思想极为推崇。陶渊明走上了入世报国的道路，从江州祭酒到主簿，又到加入桓玄幕，再到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出任建威将军参军。陶渊明的出仕之路断断续续，心中充满了矛盾，既想大展宏图，又眷恋田园，想寄情山水，从他的诗句“目倦川途异，心恋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17]“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18]（《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可以看出辗转官场数十载的陶渊明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做彭泽县令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官，之后他解印离官，自此过上了真正的田园生活。此时陶渊明再也无心官场，道家思想成为他思想中的核心部分，在他后期的诗中可以体现出这一点，“攸攸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一首》）[19]，可见陶渊明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更是直接点明了他对官场的厌倦，对自由的追求。陶渊明由入世到主动出世，体现着儒道思想的转换与平衡。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里讲：“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文人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20]中国古代的文人一方面受儒家哲学的影响，他们有较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采取积极的入世态度，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他们另一方面又受老庄道家哲学的影响，在有些时候采取超然和旷达的态度，醉心于自然，淡泊洒脱，只求“独善其身”。

三、儒道互补对文人价值追求的影响

（一）儒道互补在价值追求时的协调作用

中国古代文人往往追求于仕途，希望治理国家，施展才能。所以对于大多数文人而言，治国平天下自然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追求。但是也要考虑到，除了热衷仕途，许多文人在精神上、在自身境界上还有追求。所以这里的价值追求不止包含了仕途的追求，还包含了文人对精神和境界的追求。而儒与道的互补，恰恰对这种包含了仕途和精神的价值追求意义重大。“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21]儒与道在文人身上的共存达成了这种互补和协调，它使文人在价值追求的途中保持心理平衡，避免了他们在其中一门哲学上过于投入而走向极端。

比如儒家具有的务实精神与道家的超越意识的相互补充调和。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重视现实社会里个人发挥自己的价值，为百姓万民谋福，同时自己也可以功成名就。而道家的学说更关注那些超越的、形而上的东西，它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22](《庄子·天下》)抒发自己对自然万物的看法，“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23]。一个士人如若执着于儒家的现实哲学，则会拘泥于世俗的日常生活，过于重视成败得失，难以摆脱功名利禄的桎梏。人一旦长久地囿于其中，便会导致其价值观的扭曲，最终也难以达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倘若过于沉迷于道家的玄虚精神，整天醉心于道家著作中那些“人物土地、皆空无事实”[24]的神话寓言，便会在现实世界中迷失，与道家内圣外王的追求相行渐远。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25]，就是指责这种沉迷玄虚的状态。大多数文人之所以可以在二者之间保持协调和平衡，正是因为他们同时受到儒家与道家的熏陶，同时受到务实精神与超越意识的影响。

再例如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26]。只见“名教”不见“自然”者，在思想上便困于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束缚，眼界难以跳出封建的桎梏，过分拘泥于礼法，变得无趣而木然；只见“自然”而不知“名教”者，行为会大失规矩，为社会所不容，为自身招致灾祸。所以中国古代那些儒道调和的士人们，他们尊重礼法而不拘泥于礼法，崇尚自然而不恣意妄为。

所以儒与道的相互补充、相互制衡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文人，正是这种儒道的相互调和补充使他们得以协调和平衡，避免了他们走向极端。这种儒道的调和在文人价值追求中意义重大。

（二）儒道互补使文人在价值追求时具有韧性

儒家给予了文人奋发进取的勇气，道家则为他们创造了失意时心灵的港湾。儒道相补，能进能退，使文人在价值追求时有面对挫折的韧性。

这种韧性在李白身上可见一斑。天宝元年，李白曾供奉翰林。但他不屈权贵的性格不为人所容，于是不到两年他就被赐金放还。仕途的打击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对李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面对如此的打击，李白并没有萎靡不振。在得意之时，李白怀揣儒家用世之意；而失意时，他则以道家的旷达精神来自我排解。赐金放还之后，李白纵情自然，这时他在《月下独酌》中写道：“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与影为友，与月相约，李白以自然万物来排解自己的忧愁，而不是沉溺在失意的苦恼中难以自拔。之后未曾多时，李白便再次恢复信心，他随后在《行路难》中写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仕途的挫折无法使李白沉沦，正是因为他怀揣儒道两家的精神，他能在失意与自然共鸣以排解，能在挫折中再次奋起。这便是儒道互补赋予李白的韧性。道家的旷达精神使他能从容面对诸般打击，儒家的入世精神则让他一次次站起来奋发进取。所以虽然经历过挫折，李白依然充满信心。

古代许多像李白一样有坎坷遭遇的文人，都凭着身上这种儒道互补的韧性，宠辱不惊地面对着一次次的宦海沉浮与人生起落。在追求价值的途中，这份面对挫折的韧性，便来自儒道的互补。

（三）儒道互补给了文人一条新的出路

需要指出，儒家在中国古代居于社会思想文化的正宗和主导地位。所以儒与道的关系往往是儒显道隐，外儒内道。虽然孔孟以后的儒家不断吸收道家的自然主义和超越精神，但一直保持着儒家以伦理为本的精神；老庄以后的道家也逐渐肯定人伦之常道，但仍然保留着以自然为本的基本精神。所以两家虽然互补，却始终没有合一。中国古代文人虽然同时受到二者的熏陶，但是大多数人都会优先考虑儒家的积极入世与功成名就的人生追求。而显然这条人生路并不是康庄大道，许多人在途中失意受挫。这时候有部分便会回到道家，洁身守志，投身田园自然。所以道家是他们的第二个选择，这里的儒道互补更强调以道补儒。儒道互补给失意的文人指了一条出世之路。这种儒道互补的精神让他们知道自己不必终身陷于仕途宦海，在疲倦于世俗的种种不堪后，他们可以选择退身而出，复归自然，乐享清净。

显然老、庄二人都选择了这一条路。老子本任职守藏室史，后来见到周朝的衰落，便出关而去，不知所踪。[27]庄子也曾任宋国地方的漆园吏，后来辞官，隐居著书[28]。《庄子》书成，鲁迅说：“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29]后世许许多多的文人，在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官场和世俗，便也循着庄子的这条出世之路走去。以陶渊明为例，他的《杂诗》（其五）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30]他青年时怀揣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希望自己可以在仕途大有作为。然而东晋腐败的政治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扼杀了他的政治理想，几次的出仕和归隐反映出他思想上的矛盾。他在儒与道之间，入世与出世之间，留与去之间徘徊挣扎。终于在出任彭泽令八十余天后，他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归田园，安贫乐道，隐居终生。

《庄子·养生主》里讲：“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31]庄子自己的出世之学也像这样薪尽火传，不知其尽。胡文英在《庄子独见》里讲：“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32]后世这些选择出世的文人，曾经也有一双热眼，一副热肠。在他们放弃儒家理想的那一刻，他们眼里的热忱便熄灭了。他们随遇而安，看似已经超然物外。可是有时候，他们也著书议论时事，期望教化世人；在纵情自然时，他们有时候也会穷途而哭。儒道互补在他们身上是长存的，哪怕选择了出世，选择了这条避开世俗的路，他们依然无法抛弃儒家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所以不仅是庄子，许多因挫折而出世的文人都是“未能忘情，热肠挂住”，只不过他们选择了冷眼以对。这种纠结与矛盾追根溯源依然是他们身上的儒道互补。

儒道的互补指出了这条出世之路，又在这条路上埋下了这样的矛盾与纠结。但是我们要说，这条出世之路依然是有价值的。它使得失落的文人们有一个安心立身的去处，不至于在一味地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中连遭打击，难以承受，丧失信念。它告诉文人们，不管遭遇了何等的坎坷，你最终都可以飘然出世，曳尾涂中，寻求心灵的清净安宁。

四、结论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早期的哲学态度是迥异而又相反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和思想的多样化，儒家和道家与其他思想派别的融合以及思想家们的创新发展，使得儒道走向相辅相成的方向，并成为了中国文化最具典型代表性的思想。而这种既出世又入世的哲学也影响了中国文人们的性格，使他们既有积极进取的动力，也有寄托情志的情怀。人往往会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本能追求。但是与其他民族的人们相比，中国文人的哲学意识更浓。他们更关切的是哲学，并在儒道主导而又相辅相成的中国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价值，而这也塑造了中国文人特有的民族性格。

儒道互补构成了一种完整的、艺术的人生观，这对中国古代文人心理结构及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对于文人知识分子而言，儒家与道家思想的互补使他们的思想得到调和，而不会在其中一门哲学上走向极端，带给了他们在价值追求时面对坎坷的韧性，并且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出世之路。这是儒道互补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