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一种集体记忆视域下村落文化变迁的研究方法

王 昆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这样概括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发展阶段，社会文化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层以村落为单位的乡土性随之也发生了转变。乡土性转变成了什么，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在变化发生过程中乡村都经历了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虽然许多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维度进行了自己的阐释，但是我们依然会有这样的疑问：一些学者眼睛里和文字里所展现的乡村的文化变化是变化的全部吗？对于村落文化变化所引发的情感与思考是全面而准确的吗，是能够代表乡村文化主体——农民真实的感受吗？答案是不尽然的。对此一些学者也有深刻的体察：“我们的学者、知识分子、各类的专家，他们怀着对于乡村的兴趣而下到乡村，他们希望借助这样的旅行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比如收集资料、了解基层生活、体验另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改造那里的生活等，总之，怀有各种不同目的的外来者旅行到了乡村，他们不仅带去了自己，也带去了自己背后所承载的一整套的价值观和自己所信奉的理念。”[2]111因此，相对于村落文化的他者——学者、专家等所呈现的乡村文化的转变只是村落文化变迁的一个外部或者说是局部的理解。要想整体地、全面地了解村落文化历时性的、动态的转变，文化内部的视角是必要且必须的。那么，如何能将村落文化圈内的观点和感受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用一种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来展现村落文化主体的经历、记忆与感受，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一、村落文化是一种集体记忆

在分析村落文化之前，我们需要明确“文化”的含义。尽管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958年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定义被认为是经典定义，长期以来，文化本质的定义仍然是学界探讨的主要议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人们文化活动的拓展和需要而发生变化。本文的关注重点是：“文化是每一个人及每一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社会的文化生活可以看作是通过它的生活和生活方式，通过感觉和自身感觉、行为形式、价值系统和信仰而表现出来的。”[3]14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是历史性形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与梁漱溟先生所提出的“人类生活的样法”和胡适所说的“人民生活的方式”如出一辙。我们将从这个定义出发进一步来解释什么是村落文化。村落文化是以农业为基本底色，以村为基本生产生活单位，经过长期稳定地生产和生活而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传统习俗、行为体系等。村落生活因其时空维度相对封闭与凝固的特性，运行规则和活动图式是“给定性”和“自在性”的，也就是说村落从本质上来看是日常生活的世界。村落文化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生成和发展，延续了日常生活的自在性，属于日常生活的文化学分类中的“自在的文化”这一类型。

首先，村落文化是在重复性为主要特征的自在的实践活动方式下建构的。从地理分布上来看，村落是被丛林、山川、河谷等分隔成一个一个具有边界的“天然共同体”。从经济方式来看，中国乡村长期以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在这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是依附于土地的。土地不仅是人一切活动的基础，还提供给人熟悉的、充满安全的归属感，并进一步构成了对天然共同体的认同和将自身嵌入自然链条的心理定式。尽管农耕文明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然而直到今天，生产力依旧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这解释了围绕人与土地如此稳定性的生产关系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基于此，沉溺于日常生计并阈限于天然共同体所形成的生产、消费、交往活动随着春夏秋冬的季节交替，随着世代更迭循环往复、自然而然地进行。与此同时，建立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实践活动之上的传统、习俗等生活规则靠乡民们一代又一代以自发的示范、模仿、类比等方式自在地习得。以整体的眼光审视村落生活，如同赫勒所分析的日常生活一般，因为循环往复所以很难会发现有多少创新。因此，村落实践活动和思维模式最为重要的特征——重复性，这也是村落文化构建的基础特征。虽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社会的确定对这种村落生活模式形成了冲击，但是它日常生活的本质决定了不管在传统、现代还是未来社会中，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的村落生活内部结构和活动图式的总体特征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村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文化要素是传统习俗、经验和常识等经验主义。村落生活之所以能够以一种重复性为特征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活动周而复始地成功运行，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运演遵循着先验的、给定的规则——传统、习惯、经验、常识等。传统、习惯、风俗等术语因意义本质上类似，这里我们统称传统习俗。村落的传统习俗是村民在实践过程中“长期积淀下来的，世代相袭的，人们自发的按其行事的特定的行为模式、心理定势、规范、信仰、礼节等等”[4]43。从村落生活中所占比重最大的生产活动来看，千百年劳作于土地上的农人总结了许多农业生产习俗，例如二十四节气对耕种的指导作用。即便在现代化农业生产中，这样的生产习俗依旧对农事活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村落消费活动领域中，传统习俗亦贯穿始终。村里人的一日三餐、衣着打扮、房屋布局无一不体现出当地的传统习俗。再者，在村落生活的动态运行中，围绕人们日常交往活动，礼俗和民俗起重要的调节作用。在村落社会中，伴随每一个人从生到死的自然流程，诸如满月、婚礼、葬礼等，都有一系列的习俗、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规矩。更需要说明的是，村落中的人与传统习俗之间的关系，“不是靠外在权利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1]63。

经验，与传统习惯密切相关的要素，同样在村落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村落世界中，不管是历史经验、现实经验，间接经验还是直接经验，处处可以体悟到经验的作用。正如我们之前所描述的，村落生活长年累月不停地重复着，这决定了生产生活的主要问题自然也具备重复的特性，进而使得问题的解决办法千篇一律。人们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收益，对前人或他人现成的经验、方法进行模仿或直接套用作为自己生活的指南是乡民们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遵循经验。尽管，现代化建设打破了乡村过去唯经验论的局面，但是村落生活结构的单一性决定了新知识学习的有限性，惯性思维模式决定了对新知识学习的被动性。因此，村落虽有一些新意和变化，但总体而言还是一个遵循经验主义活动图式的、以“过去为定向”的领域。

第三，村落文化具有自然主义的立根基础、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天然情感等自然因素是村落生活不可或缺的根本，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生于斯，死于斯”是村落中人和地之间固化关系的真实写照。按照马克思的认识，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具备了自然力和生命力。与此同时，与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土地，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以人和土地两个重要元素构建起来的村落文化，从基本特征来看，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然性。此外，自然村落常是单一姓氏村落或者以多个家族姓氏为主的杂姓村落。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内，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和认同基础性的条件。在传统村落社会中，由婚姻和生育所形成的家族，是构成村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熟悉关系形成的情感联系和道义联系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强制力。尽管随着社会城市化发展，村落人口大规模地向外转移，家族失去了往日兴旺的局面，但它依旧是村落的核心，维持着村落继续运转。与此同时，虽然现代社会逐步淡化血缘意识，村民社会交往范围得到不断扩大，但从交往频度、深度来说，因血缘、地缘关系而产生天然情感的熟人依然在村落交往关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上述三点构成了村落文化基本特征。归纳村落文化基本特征的目的在于试图说明村落文化不同于城市文化，正是它的重复性、经验性和自然性的特点，从而表现出它是一种彼此互惠依赖的集体生活，是一种不同于个体化的整体性的生活。村落文化印刻在村落中每一个个体的记忆中，但这种记忆却是受到村落这种具有时空边界的集体影响。

费孝通先生在《乡村中国》中指出，村落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它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1]19。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村落文化与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集体记忆”的重叠性很高。

首先，“集体记忆”这个概念是哈布瓦赫在社会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基础上，为了推翻柏格森主观主义观点而提出的。在《论集体记忆》中，哈布瓦赫眼中的集体——家庭、宗教、阶级(以贵族、农民等不同职业为区分的阶级)，是拥有共同回忆的，有具体指向性的集体。显然，村落无论是具体化的边界还是长期共同的经历，都符合这种具象的集体。

其次，哈氏所描述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外在的、结构化、具有控制性的社会事实。“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人才进行记忆。”[5]39在这里，哈布瓦赫强调了集体作为一种情境、一种参照，不仅为个人提供了记忆的养分，还决定和影响其成员的记忆。如前所述，通过重复实践积累和建构的村落传统、习俗、观念等文化要素同样具有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所强调的核心特点——外在于个体但对个体具有约束力。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约束力规范着成员的行为举止，维持着乡土社会的秩序。

第三，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之上的。他指出：“交往的中断及其参照框架的消失或改变会导致遗忘。”[6]29以交往基础建立的集体记忆，通过共同的回忆区别了群体内外的差别，形成了经得住实践考验的身份认同意识。这与村落文化的“共同性”更是不谋而合，在以集体意识的引导下发挥着促进集体认同和整合的力量。除此之外，哈布瓦赫进一步揭示了集体记忆的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5]335显而易见，与土地联系紧密的村落文化同样具有这样的双重性质。

简言之，村落文化是一种集体记忆。它不是普遍性而是集体性的，与集体记忆一样永远只是属于某个具体的集体、拥有“具体的身份”。然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促使传统村落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迁。受工业化、城镇化的影响，如今的村落文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损蚀”的情景——人口急剧减少，传统和仪式逐渐消亡，村落精神衰落。村落的集体记忆存在着消亡的危险和重构的困难，进而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反应，因为这种集体记忆是社会秩序和结构稳定的决定性条件。因此，唤起关于村落的集体记忆是十分有必要的，如同哈布瓦赫所指出的：“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5]94如果不对村落的过去进行思考，那么如何安放人们心底深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何继续生活。如果不去回望村落文化的过去并进行思考，那么又如何建立我们的文化自觉，又如何实现以文化自觉为基调的乡村文化复兴呢！

二、记忆与口述史

记忆是什么？从社会学的维度，费孝通先生早在《乡土中国》中就已做出解释：“‘记’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认取的意思，‘忆’是为了当前有关而回想到过去的经验。”[1]21正如阿斯曼说描述的，记忆“其本质决定于当下对意义的需求及其参照框架。过去并非自然生成，而由文化创造”[6]41。在此意义上，记忆不是站在过去，而是站在现在或未来回望过去。需要说明的是，记忆与历史不同，记忆首先是属于个人或某个具体的集体的，是与因生活而形成的形式或情感上的联系紧密相连。其次，记忆是具有反思性的。它代表群体思考的前沿，站在当下对历时久远的事件定位、重现，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反思而不是悬置反思”。第三，记忆是具有可重构性的。过去在记忆中无法保留原有的模样，不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持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就是在这些框架中找寻自己的位置并被不断重新组织。与此同时，当下和未来的经验也被记忆组织起来。因此，回忆与希望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那么，如何呈现记忆？阿斯曼认为记忆随着时间产生和消失，确切说就是其承载者而出现和终结。推而论之，直接且有效地唤起记忆的方法是通过问—答的方式让记忆从承载者的生命深入浮出水面。学界把这种方法称为“口述史”。

著名口述史学家保罗·汤普森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述历史的记录。”[7]22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口述史的起源都很早，《荷马史诗》和《史记》被认为是早期的作品。然而，口述史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新历史观进入大众视野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新闻界转行的历史学者艾伦·内文斯提出并倡导。20世纪60年代，随着公民权利、种族、和妇女运动在西方社会大规模地展开，口述史被处于边缘的群体广泛使用。他们被鼓励“发出声音”或“大声说出”反对压迫和不公正，或“打破沉默”，特别是对盛行的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话语提出挑战[8]。与此同时，批判性的学者敦促口述史作为一种新方法、一种推动性的力量，为边缘群体将自己的经历、记忆和解释历史的记录保留下来提供了机会。正如汤普森所言：“口述史正是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他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9]265由此可见，口述历史不同于传统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民主性的特征——将历史的焦点进行自上而下的转移，是对历史中与“言说”相对的“沉默”的一种反思。

此外，口述史消解原有的单一的历史叙事的权威，将多种叙事变为可能。哈蒙德提出，口述历史有可能对相同的历史事件提供不同的观点，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把握和调和现实世界以及观念世界。以往秉持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尽管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缺少其他不同维度、不同方式的声音的佐证，易被当成唯一事实的存在。口述史恰恰弥补和修正了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的缺陷，对历史叙述要求多样性和多声部的诉求给予满足，促使“复调历史”[10]的形成。还需要注意的是，因口述史具有事后再认识的特征，这种动态性的客观性和正确性一直被传统历史观所诟病。然而，细思之下，这种动态性恰是口述史的真正价值所在。口述历史除了对历史进行描述之外，更能深层次地揭示历史亲历者的认知和感受。这种层面的呈现是传统历史研究无法到达的。

由此，我们顺势而为，推而论之，村落文化变迁作为一种被地方志、县志等官方志忽视却对当下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的集体记忆，与口述史这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具有必然性。

三、口述史在村落文化研究中的应用

笔者自2018年起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个藏族村落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民族志调研。在此期间，以口述史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对这个自然村自包产到户以后所发生的日常文化变迁进行了记录。尽管最初对口述史获取材料的可靠性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然而通过长期观察和多次重复的访谈发现，口述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可以保证的。除此之外，口述材料还展现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深刻性和反思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当重视把村落文化作为一种集体记忆通过口述记录与研究。

(一)访谈者是村落文化变迁的亲历者

按照赫勒在她的《日常生活》一书对日常生活的划分，日常生产消费、日常交往和日常观念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我们文化的基本样态。对于生活在村落中的村里人来说，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祖祖辈辈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日常生活方式。因而，当文化因某些原因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变化的感知是敏锐的，因为他们既是变化承担的对象也是变化的推动者。就像村里的道路，从过去的羊肠小道到现在的二级公路，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使用摩托、三轮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乡村道路的改观和交通工具进入村落，实际上代表着某种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进入。村民们在访谈中对此引发的变化感受是生动的、具体的、细致的——从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到生计方式的改变，从交往范围的拓展到风险意识的形成，等等。与此同时，村民们还表达了这些变化对村落“共同性”可能带来的负面性影响的忧虑。当变化在村落生活的方方面面、细枝末节处发生时，村里人不仅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地感受变化，而且会思考和评价变化。除此之外，村里人作为村落文化主体和变迁见证者，使用他们的记忆并收集口头证据，证据本身是可靠的。笔者在访谈对象口述过程中，惊讶于被访谈者对于细节的记忆，如70多岁的老人对40年前村道两旁的绿植间7米的间距还能准确回忆。在回忆的过程中，数字、人、事件被记住，是一个筛选的过程，选择本身就说明了重要性和历史性的意义。因此，亲历者的回忆是对村落和时代所发生历史的鲜活证词。村落社会变迁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真实的故事，亲历者的讲述是有血有肉地诠释最具真实感的变化以及变化的意义。亲历者的记忆，揭示底层普通人社会生活的心理体验和对历史动态变革的理解。

(二)村落景观是集体记忆的刺激性条件

口述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遭到质疑和批评，认为没有纯粹的回忆，因为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改写。然而村落中的口述史研究证明，这里的回忆不是机械的回忆，而是对铭刻在自然或人文景观上的并受到景观刺激而产生的印象。与很多群体的集体记忆不同，村落的记忆大多数是与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紧密相连的。村落的空间布局在人们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位置和模式。在村落中，为了保证家庭生产所必须的耕地面积，新的建设往往是在旧有的基础上进行重建、改造或翻新。也就是说，村落中的景观大多是附带这个集体历时性发展的事件和意义的，是承载他们共同记忆的中介。再者，村落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通过物质景观承载村里人对共同建构、解构和叙事的理解。以景观为线索的文化变迁口述史常常和传记事件交织在一起，而景观的变化被记住并回忆是与事件相关联的，是将事件定位和情境化的过程。这是一种语言上对景观的占有，因为在特定地方的记忆中，景观及其当地居住者几乎是不可分割的。

笔者在村落进行口述史的访谈时发现，村里人倾向在事件发生地来讲述故事。受访者的偏好不仅为口述内容提供了事件背景，同时事件发生地进一步激发了受访者对事件的深层次理解和自我概念的记忆和洞察。按照Grele的说法，景观和所处的特定的地点是“创造事实”[11]的重要元素。在村里人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他们的回忆是如何根植于这些景观和地点并逐渐形成完整历史事实的。

在村落空间布局中，房屋、耕地、广场、坟等都是长期以来就存在的，而且是参与村里人日常生活重要的景观。与城市生活不同，在村落中这些景观所处的位置的物理距离相隔不远，但却将村里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现实世界和超世界巧妙地连接在一起，是村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生的重要场域。从这个意义上看，村落景观维系着与过去的联系，口述史传承着对过去错综复杂细节的认识。除此之外，以景观为背景的实地口述比在室内口述获得的信息更丰富，更详实。例如村里人被问道：“你说的那块地方比其他地方更粗糙，你是什么意思？”受访者在实地进行现场演示，利用对土地的多感官体验，通过身体和语言对具体实物清晰地进行比较，以此来使讲述达意，从而进一步解释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历史。因此，在村落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景观及其所处的地点是村里人讲述故事脉络的标记，可能将叙述带入不那么明确的方向，但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出重要的却往往隐藏的社会历史。与此同时，景观是集体记忆的起点，是文化深描得以实现的重要线索。

(三)“问”村里人的艺术

与新闻采访一样，口述史也是通过问的方式来获得相关的素材，然而与新闻采访“问”的方式不同——此问非彼问。有学者曾对这两种“问”进行了区分，将人类学者的“问”称之为“询问”，而新闻采访的“问”称之为“提问”[12]。口述史的“问”属于人类学者的“问”的类别。首先，口述史研究者在发起问题之前，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参与式观察，对村落的风俗、习惯以及方言的使用等增进一定的理解和感受。同时，通过参与式观察排除一些不正自明、无需再问的问题。其次，口述研究者的问题取向往往是对村落文化的理解和描述，致使访谈是建立在一个开放性的时间和空间的基础上。“慢条斯理”“闲聊”是询问的主要特点；“开放性”与“特定性”问题相结合是询问的策略。此外，询问的问题往往是可以激发受访者回忆的问题，引导他们主动铺陈、解说自己的故事并自动自发的投入到问题的讨论之中。访谈村里人，“询问”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计划的事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如何铺垫话题、如何设置和提出问题，这些环节都会影响“询问”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询问”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受访者形成“诱导”是需要仔细观察、及时修正的，是需要通过不断实践来掌握的技巧，是“当地人视角”下呈现“我们的文化变迁”的重要基础。

(四)“快照”视角的转移

对于乡村文化的研究，采取“快照”方法一直被受争议和批评。“快照”即只对农民生活世界中某一个时间节点的理解和认识[13]104。口述史的方法很好地弥补了“快照”的缺陷，不仅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视角，而且转移以现在为中心的焦点。尤其是口述史中的连续访谈——对受访者的连续或多次访谈，包括回访和(重新)访问，本身就是一种多次、反复非“快照”的方法。在实践层面，村落文化变迁研究通常涉及老年人的回忆，他们会讲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复杂记忆。连续访谈避免了一次访谈中时间过长和访谈疲惫的缺点，同时给予那些不能在一次访谈中讨论完成的话题更多额外的时间来恢复和完善。除此之外，回访通过交流频率的增加促进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的深入发展，被学者称为“访谈艺术的关键”[14]。通过与受访者关系的不断深入，访谈者可以更容易地挖掘受访者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历史，从而丰富村落文化变迁的证据材料，勾勒更为详实细致的村落历史图谱。再者，回访是对已搜集信息的交叉核对。这不是对某个问题提出和检查“正确”与“错误”，而是通过频率的高低来判断哪些事件、故事和问题对于文化群体中的成员造成的影响更长远、更深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回访，研究者通过故事线索的进一步梳理，给予群体内部中缺失话语权的女性、老人等边缘群体表达意见以及陈述观点的机会和话语权，多元化、多角度地呈现历史事件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认知和意义。

四、结语

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转型是其鲜明的社会特征。根植于转型中的中国村落自然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社会转型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村落无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分解为每一个个体，都深刻地经历着自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40年。从衣食住行、社会交往到思想观念，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并经历着重大的变迁。然而，由于象征符号表述能力和资源的缺乏，村落与其成员在历史叙述中成了“被涂抹”而一言不发的沉默者。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学者试图从村落内部视角进行文化变迁的书写，但很多的时候，学者们是带着预设的眼光，带着对村落“贫、弱、病、苦”[15]19的他者印象“下乡”，并以此诊断乡村社会的“病因”并“对症下药”。其结果就是知识分子给出的“药方”，往往适得其反，不仅治不了村落所谓的“病”，而且问题被标签化之后，村落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随着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持续推进，村落与外界的交流也不断加深，村落的共同体同质性之下的闭合不断被打破，形成了赵旭东所描述的闭合性与开放性不断循环中自我再生产的世界[15]。把握这一整体性的图式对我们理解村落发展，解释村落变迁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村落文化，作为这个自我再生产世界中社会凝聚力的动力机制，我们需要知道在这40年间发生的是社会演进下的转变还是根本性的转型？我们还要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到底哪些文化要素已经无法支撑村落社会原有的运行秩序。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目光需要投射到村落中作为文化主体和行动者的个体身上，通过文化内部的个人的认知活动来进行解释。个人认知，如果放大来看实际上就是集体认知，表达群体的一般态度。而记忆是现在与过去最有力的连接，是个体和群体认知呈现的一条有效的途径。记忆承载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承载着个人经历和社会宏大背景的关联，更影响着个体如何诠释自己的生活和周遭的世界。通过口述的方法唤起记忆并挖掘记忆，不仅可以从村落微观层面呈现和探索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可以促进集体意识的连续性，展现历史叙事中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底层声音，从而为当下的村落建设提供指导和借鉴。通过口述史的方法，让一个处于本土文化内部的人自己表达自己，自己了解自己，这是一种对被他者所描述所表达的以文化相对论为导向的文化对立观念的超越。

研究村落文化变迁，一方面那些曾经拥有但日益走向消亡的村落文化要素需要被记录，更要反思失去对于乡村社会的意义——是推陈出新、重新出发，还是丧失基石、叶落无根；另一方面那些根深蒂固留存下来的东西更需要被关注，更要剖析顽强生命力的背后是什么样的逻辑支撑和情感支持。然而，我们作为村落的他者需要清醒地知道，无论是保留还是舍弃，这是文化主体的选择，我们无法真正干预也没有权利评判。这种取舍是文化主体形成“自知之明”的文化自觉的重要过程。口述史作为一种村落文化变迁的研究方法，其重要的作用在于通过回忆、选择、讲述使文化主体反思“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16]188。而这一反思过程恰好是形成文化自觉的必要基础。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村落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既不需要依照传统的文化回归来建构，也不需要遵循西方的他者来构建，而是需要在一种自主的“自知之明”的自觉下，在与不同的文化接触、合作、转变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和而不同”的道路。

进入全球化日益凸显的时代，文化变迁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发生、发展，形成了复杂而又矛盾的过程，文化发展的方向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日常文化实践中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来定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也必须遵循先本土化，再全球化的路径。置身于全球文化转型的趋势中，文化边界似乎是需要寻求消解或弥合的，这样才能使人不囿于文化的束缚，使文化本身不囿于自身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