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倡导的“为己之学”教学理念与石鼓书院教育观*

2021-12-01 11:07李灿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
教书育人 2021年24期
关键词:官学石鼓朱熹

李灿(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

石鼓书院自宋代以来就是全国的知名书院之一,朝廷曾两次赐额,许多流传至今的文献都证实了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石鼓山记》中提到“天下书院有四”,理学家朱熹则在《石鼓书院记》中提及“三书院”,而宋元时期著名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提出“天下四大书院”,无论是“三书院”,还是“四书院”,这些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所记述的我国知名书院都包括石鼓书院。许多史料证明:石鼓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尽管当今有许多的研究者力图还原石鼓书院的历史地位,并阐发其当代价值,但历经沧桑及战火损毁的石鼓书院早已不复昔日的辉煌。这当然与历史、现实等多种因素有关,而其中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在原因就是当代人未能深入挖掘和充分研究书院教育之精魂,并在当今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重新唤醒其价值和意义。研究者虽对石鼓书院与“为己之学”的联系有所认知,但却语焉不详,须知正是“为己之学”这一教学理念令历史上的石鼓书院大放异彩,且书院教育这一核心理念至今对我国高等教育仍不乏有益的启示。

一、“为己之学”教学理念的缘起

作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继承了孔子“为己之学”的儒家教学理念,他对“为己之学”极为重视,以其为“学”之“目标”与“基本原则”。他还对当时盛行的世俗、功利的正统“官学”予以纠偏,其所大力提倡的“为己之学”的思想对我国书院教育影响巨大。

朱熹“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与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教育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概述古今学风的差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通过对“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的对比,孔子抨击一味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成败得失而罔顾“学”之基本原则的“为人之学”,提倡“为己之学”,强调“学”之内在精神,“学”之目的不仅在于主体的自我完善和人格境界的提升,而且具有正人伦、扬正气的社会效用,由修身、齐家而通向治国、平天下,从而令“学”既具有内在的自发自为性,又具有符合群体公共需求的社会实效性。孔子“为己之学”教育理想被历代儒家学者所继承、发扬,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更是将“为己之学”视为“学”之灵魂与精髓。朱熹非常赞同程颐对“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阐发,他在给《论语》作注时曾大量援引程子的观点:“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以及“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宋代大儒们都认为“为己”应先于“成物”,“成物”是“为己”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归根结底,“学”不能仅仅为了外在的夸饰,既不为装点门面,也不为谋求私利,而是主体自发、自觉、自然、自为的生命体验,是质疑、追问、探索、践行等人文追求的心路历程。

然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所处时代的教育体制恰恰与“为己之学”背道而驰,这引发了理学家们的不满与抨击,有学者指出当时官学教育的弊端“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由于“官学”与“科举制”的高度结合,教育遂被引入歧途,学子们不是以“立德树人”为根基,而是盲目地追逐封妻荫子,以致迷失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失却了“学”之博大的胸襟,丧失了求学更为深刻、持久的内在驱动力。科举制的功利化倾向令教育体系中充斥着“见利忘义”的“为人之学”,正统的官学逐步沦为了科举制的附庸,失去了生机与活力。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理学家们才开始利用书院这一平台来拯救沦落的官学,寻求“为己之学”的教育理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纷纷倡导“学”之内在动力、自主性以及经世致用、济世救民的终极目的,他们对“为己之学”的阐发与推广既是对传统儒家教育精髓的继承与发扬,又促进了中国书院教育的兴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教育的革新与发展。

二、石鼓书院“为己之学”教育观的形成

朱熹与石鼓书院渊源颇深,他曾与张栻讲学于石鼓书院。南宋淳熙十四年,在石鼓书院重修工程竣工后,朱熹应邀作《石鼓书院记》,在此文中他不但将石鼓书院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相提并论,而且还特别地指明了举办石鼓书院的现实意义和教育宗旨:“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为己者,盖羞言之。”《石鼓书院记》中所阐述的这一思想与朱熹的“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一以贯之,朱熹认为当时的“官学”徒以“世俗之书、进区之业”刺激学子们“见利而不见义”,失却了教育之真精神,只有充分发挥主体精神、激发主体潜能、促进主体完善的“为己之学”才能实现教育之真正目的,而“士之有志为己者”乃是书院教育立足之本,也是书院教育得以兴盛的源泉。此后,朱熹及其所倡导的“为己之学”对石鼓书院产生了绵延不绝的深远影响。明代成化十八年,衡州知府督修石鼓书院,以朱熹入祀韩张祠。作为“石鼓七贤”之一,朱熹一直为石鼓书院所供奉和祭祀,而其教育理想也在其后的石鼓书院教学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响应与落实。

清朝同治年间,衡州知府李镐制定《石鼓书院章程》及《石鼓书院院规》,这一章程与院规既对石鼓书院教学活动及运作方式加以规范,又体现了石鼓书院的基本教学思路,同时也是对朱熹“为己之学”教学理念的深化和细化的结果。其中,《石鼓书院院规》针对“为何学”“如何学”“学什么”等教学基本问题加以具体的阐述。其一,该院规明确地批评了当时世俗、功利的社会风气,警示学子们“毋徒沾沾以蝇头小利之故”,“学”既不应为“黄金屋”,也不能为“颜如玉”,万不能为世俗之“小利”而遮蔽了求学的远大志向,所谓“穷达有命”,不假外求,坚决不能仅仅将“学”视为个人晋升以及牟利的阶梯,此等“为人之学”的恶俗风气断不能任其滋长;其二,此院规还特别强调学子们个人品行的完善,指出“士子敦品为先”,不得“压宝、斗牌及掷骰子”,不得“嗜好洋烟”,不得“文诗抄袭旧作”,不得“喧哗斗殴”,凡有违背院规者赌博、抽大烟、抄袭、打架等不良行径者,轻则停课,重则“逐出斋外”,以此明确了“立德树人”乃教育之本,决不能本末倒置,颠覆了教育的真精神;其三,此院规指明了学习的基本内容以及具体的方式方法。学习内容可涉及“经解、史论及古近各体”,故四书五经、历史、诗文等都是书院学习的范围,但学子们也有比较充分的自主选择的自由,“各就其性之所近,深造精研”,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不管是课内所学还是课外阅读,学生皆依循个人兴趣,“质疑问难,务求学有根柢”,既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又鼓励学子之间的互相切磋、师生之间的自由交流,以便促进“教学相长”。其四,院规再度重申“大学之道,由明德以新民”的儒家教育的根本旨趣,要求学子们在求学过程中具有家国情怀,通过学习实现“内圣而外王”的质的飞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国家、民族、社会的和谐、稳定、兴盛而不断地完善自我。显而易见,《石鼓书院院规》完全是对朱熹“为己之学”思想的引申和发挥,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教育的基本旨趣,又为石鼓书院的教学活动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具体的路径,使书院教育具有不同于“官学”的独特气质。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高举“为己之学”的旗帜,确立了书院教育中“学”之动力机制、基本路径及终极目的,并要求学子们摈弃功利主义的“为人之学”,立足于主体的自我完善,通过个体的自主学习而实现经世致用、济世救民的崇高理想。朱熹不仅对“为己之学”进行更为深入的阐发,而且还力图在我国的书院教育这一载体中来实现其教育理想。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推动下,全国兴建了一大批书院,这些书院无不受到“为己之学”这一教学思想的激发,而石鼓书院也是正在“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的指引下才得以与当时正统“官学”有所区分,从而形成了独立办学、完善人格、激发兴趣、坚持理想、服务社会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品格与精神。事实上,从石鼓书院走出来的优秀学子不胜枚举,他们或“达则兼济天下”,如祝咏、彭玉麟、彭述等人积极入仕,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为民请命、呕心沥血;或“穷则独善其身”,如王居仁、李如雷、廖汝恒等人以授徒讲学为乐,这些人虽然淡泊名利、隐居不仕,但却能移风易俗、造福一方。由此可见,正是基于“为己之学”这一儒家经典的教学理念,石鼓书院才得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书院,并且为国家孕育了大量的真正可用的栋梁之材。

三、基于“为己之学”理念的书院教育观的现代意义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在这一社会转型期,功利主义又开始暗潮涌动,学子对“为人之学”的世俗追求再次对教育界形成巨大的冲击,令人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不时敲打着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何培养出具有创造力、想象力且具有家国情怀、能造福社会的高精尖的杰出人才?怎样才能在商品经济的体系中找回教育的内驱力与真理想?我们能否在传统教育思想中找到有益的资源,激发当代高等教育的生机与活力?时代向我们提出了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正因如此,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探讨“为己之学”教学理念与我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克服我国现代教育存在的功利化、技术化、表浅化等一系列倾向,从而促进教育的人文理想的回归。一直以来,石鼓书院以其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弘扬了“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为我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向现代高等教育转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眸书院教育可知,朱熹“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才是石鼓书院等全国知名书院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基石,基于“为己之学”理念的书院教育观在历史上曾经有力地推动了科举教育的革新。然而,尽管我国书院教育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曾一度与“正统”官学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书院教育与官方教育也不断产生互动、融通,书院教育并非绝对地排斥“入仕”,而是强调“入仕”应以主体的自我完善为根基。因此,石鼓书院等全国知名书院也曾“得到官方认可与支持”,并与正统“官学”形成竞争、互补、融通的态势,从而促进了古代教育的健全与发展,而基于“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的古代书院教育模式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与革新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一,有利于淡化现代教育的功利色彩,重建高等教育的人文精神。高等教育之目标不能仅仅只为个人跻身仕途而铺路,个体的思想及言行之完善才是教育的重心之所在,故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必须特别强化学生的人格养成教育,才能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避免出现“重技轻道”的教育误区。其二,在现代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及方式上应提倡兼收并蓄,尤其要重视学生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基于“为己之学”理念的传统的书院教育观非常强调学子们的不同的学术兴趣,维护其自由的学术追求,从而激发其内在的求索精神,令学子们得以坚持其自身理想和学术品格,且出于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而自发地钻研学问、探索人生。其三,致力于培养莘莘学子的爱国情怀与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我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不同于现代商品经济语境下的教育体系,它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体现了其忧国忧民的优良文化传统。书院教育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求学子们将平生之所学融入社会、人生中去,既为自己的立身处世提供精神动力,又要为民族、国家提供智力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我国传统的书院发展的轨迹如何演变,“为己之学”才是其精髓与灵魂,如果不坚守“为己之学”这一儒家核心教学理念,书院教育也会逐步地沦为世俗社会的附庸。因此,我们在当代社会重申宋代大儒朱熹“为己之学”的思想与书院教育之间的水乳联系既有利于我们去伪存真地把握传统书院教育之真精神,又能促进我们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完善我国当代高等教育体系,而坚守“为己之学”理念的传统书院教育观对激发我国现代高等教育革新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则显然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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