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片”形态的承续与超越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宋法刚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作为2019年国庆档的现象级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不仅创下了主旋律电影的诸多票房纪录，更以自身对历史情境的还原与书写，直接荡起了观众内心的时光记忆、民族自豪与家国情怀，也使其引发的话题传播热议事件，成为一次具有共振意味的集体狂欢。该片由7位各具创作风格且富有市场经验的导演分别制作，以开国大典、原子弹爆炸成功、女排奥运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开幕、神州载人飞船返航以及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等7个历史高光时刻为线索，全景式地呈现出一幅“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壮美画卷。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脱去了宏大叙事的窠臼，转而以小人物的视角进行情节构设，使得个体在总体历史面前的动然一瞬，悉数跃然于银幕之上，使观众之“我”与影片人物之“我”形成指涉、互为观照。奋战一线的工程师、默默无闻的研究者、活泼可爱的小男孩、一丝不苟的护旗手、幽默风趣的出租车司机、无私奉献的扶贫办主任以及英姿飒爽的替补飞行员等平民英雄，使原本触不可及的历史，瞬间幻化成一种可供触碰的共有记忆。最终，影片以31.14亿的超高票房挺进国产电影票房榜单，成为当之无愧的“主旋律”电影星空图谱中的灿烂“北斗”，而“七星”方阵的制作方式，也为电影工业体系化构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条更为明晰的路径。

一、“命题性”与“能动性”：工业体系下的规划与协调

正如电影理论家约翰·霍华德·劳逊所言：“一部影片是由一系列的章节组成的，这些章节是有明确的界限的”[1](P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