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新主流电影”(2019-2020)

陈旭光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在经过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期之后，虽然不断“遇冷”、遭遇“寒冬”乃至经历疫情突袭的打击，但仍然在一种“新常态”下，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而稳步发展。

总体而言，无论在制作生产还是发行放映层面，中国电影产业都持续了2018年开始的“整体增速放缓”态势，进入到了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新常态”，也形成了一种愈加多元的产业结构，显现出更为丰富的创作生态与样式类别。国产电影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类型格局，电影生产迅速消化吸收市场出现的新潮流、新现象，汇聚而成影响力颇大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新主流电影”迭加频出的潮流，而代表电影工业制作水准的幻想类大片《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的成功，更开启了中国电影“想象力消费”时代的新篇章。

2019年堪称“新主流”电影之年。依凭国庆70周年的主流文化机遇，2019年的“新主流电影”创作继续稳步前行，且因与宏大的国族主题亲密“合谋”，达成主旋律、商业和平民意识形态的最佳组合。

2020年，遭遇猝不及防的疫情，中国电影产业面临重大危机，经受了严峻考验。电影行业的发展与重构，也遭遇了面对严酷现实的新课题。作为疫情影响“重灾区”之一的电影行业，遭受了“停摆”式的重创——影院关闭、影片堆积、拍摄停滞、资金紧缩、产业链熔断——但在重新开放放映之后，中国电影还是迅速恢复了生机，继续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态势和新趋势。《夺冠》《八佰》《我和我的家乡》等作品，在疫情未绝的形势下，依然取得口碑票房双赢的佳绩，有效地引领观众重归影院，奠定了特殊时期中国电影票房登顶世界票房最高点的基础。

一、“新主流电影”：“大片”与“中小成本电影”的分层和多元化进路

从“新主流电影”或“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术语界定和工业、美学定位来看，此类电影是对传统的电影“三分法”即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的固有界限之跨越。这些作品“尊重市场、受众，通过商业化策略，包括大投资、明星策略、戏剧化冲突、大营销等，弥补了主旋律电影一向缺失的‘市场’之翼”[1](P13-21,187)。而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票房的上升与传播层面的拓展，“也促进了主旋律电影所承担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实施，这是作为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主流电影的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双赢。”[2](P90-99)因此，“在世纪之初，‘新主流大片’概念的提出并得到相当的认同，达成了某种共识实际上表征了‘三分法’的界限逐渐模糊，逐渐被抹杀被抹平的事实”[3](P13-21,187)。

毋庸讳言，“新主流电影大片”大多属于大制作，成本较高、制作规模较大、明星较多、奇观场面较为宏阔，常以真实可信的中国故事、红色经典塑造国家形象，以表达集体主义精神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故事为蓝本，旨在生产能够打动人心、唤起国族意识的中国故事和中国人物，正面或侧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中国气派、中国风度和中国形象。

无疑，“新主流电影”是近年来学界与业界都颇为重视的艺术现象。尽管“新主流电影”并非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因为它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类型什么题材才是新主流。但它是对三种电影界限的模糊化和抹平，是电影的某种‘大众文化化’表征，是对当下多元文化的包容，是对主流观众的尊重！它更是一种追求趋向，一种开阔的胸怀，体现了非常包容的文化胸襟”[4](P13-21,187)。但狭义而言，或者说最为引人关注的所谓“新主流电影大片”，作为“在主旋律电影文化基础上对多元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是指以《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为代表的具有较强主流意识形态，但又在视听效果、动作与情节强度上都做得非常精致，追求商业性、动作奇观和异域风光表现，票房口碑双赢的一类电影。当然，“新主流大片”的题材、风格应该是多样化的，笔者在《战狼》等行动类“新主流电影大片”炽热之际就曾经瞩望：“新主流大片的风格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主流，青年文化等都要被纳入，青年文化在正统传媒上也许不是主流，但在网络新媒体上无疑早就是主流了。当下的受众主流不用说是年轻人。我们应该关注目前非主流但很快就会成为主流的一些电影语言、形态、风格等方面的新变化。而这些新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主流电影观众的变化，或者说越来越年轻化、‘网生代’化。就此而言，我们也不能对新主流这一概念固步自封，自我封闭——只有这样，我们所期待的‘新主流大片’也才能保持生命力，才能不断发展。”[5](P13-21,187)

笔者在分析《中国机长》(2019)的创作得失时，也曾论述并预期经由其表现出来的新主流电影不断拓展新题材、新领域的态势：“随着像《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主题更为集中突出，时效性更强的国庆档影片热度的退潮，《中国机长》这样类型清晰，本土化，新主流拓展的视效大片，因其对工业化视听效果的完美呈现，对创作的‘中国速度’下中国品质的彰显，灾难片的本土化与中国式表达，”[6]总是会得到促使其发展的持续动力。“在《中国机长》之后，中国还会有更多类型定位清晰、类型叙事完整、工业体制完善的新主流电影。”[7](P29-33)

电影发展的事实印证了笔者的预期。2020年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发展，明显表现出从大投资大市场的大片形态向中小成本形态的转变，这也是契合了疫情之后电影交流阻断，资金紧缩的产业现实状况。因为疫情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疫后面临流动性资金有限、后续资金不足等经济问题，电影生产只能把开发重点置于有着多元发行渠道、资金回笼迅速之特点的，“短、平、快”型的影视作品。中小成本、“中等工业美学”电影显然都会在优先考虑范围之内。受“全球性”疫情的影响，在多国航线中断，国际交流不顺畅的背景下，我们更不宜做大投资、瞄准国际市场，“走向世界”的大片，包括“新主流电影大片”。因为大片就会耗资巨大、风险甚高，而且必须依托国际市场。

于是，不仅仅《八佰》《夺冠》等“新主流电影大片”在历史战争题材和体育题材上开疆拓土，另辟蹊径，就是以《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为代表的中小成本“新主流电影”，也以一种内向化、民生化的清新面目，以勃勃生机之态出现在电影市场上，收获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

二、2019：“新主流电影”的主潮

2019年最引人注目的“新主流电影”的收获非《我和我的祖国》莫属。这部作品是以陈凯歌为总导演，黄建新为监制，以6位不同年龄段导演(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执导的电影大片。此片讲述大历史环境下的小人物故事，表达了怀旧情绪下的“国家共同记忆”，负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与情感“询唤”。国家化的生产制作方式，使之成为继早年《建国大业》后，“新主流电影大片”的又一典范之作。

《我和我的祖国》是“献礼片”，而从明星阵容和制作精良的视角来看也堪称大片。当然，该片更以“献礼”之名，而使得明星演员和明星导演们不计报酬甚或义务出演或执导，竟然以600万的成本完成全部制作，堪称奇迹，其策略与当年《建国大业》如出一辙。组成影片的6部短片都属于现实主义题材和风格的作品，个别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其中最接近现实或者说现实主义追求力度最强的是陈凯歌的《白昼流星》和宁浩导演的《北京你好》，直接对应国家“扶贫大业”和“奥运”大事。另外4个故事也都是通过具有真实感的小人物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和现实故事，以小见大、讲述背后的“不平凡”或大历史、大现实。无疑，作为中国特色的“献礼片”，一要有正确、正能量的主题表达；二还要吸引观众，一定程度上得适应市场，才能起到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庆的任务。因此，《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对细碎生活的现实主义化展现，几乎以对中国每一个重要阶层，每一代表性地域的表现，让尽可能多的普通观众，在观影中完成国族历史的想象，进而在想象中获得国家认同，完成自我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定位。

《我和我的祖国》通过普通人故事的具象化、戏剧化，艺术性地表现了作为“个体”与国家血肉相连的关系。剧作采用的以主题引领，聚合多个短片情节构成“麻辣烫式”的组合叙事结构，既是充分考察与体现主创人员叙事讲述能力高下的标杆，也像《建国大业》那样利于发挥演员群像表演集聚的明星效应，给予了导演执导调度驾驭的广阔空间，并让观众在目不暇接中感受到群星璀璨的魅力价值。因为这部作品还以6个导演分别执导一部短片电影的方式来拍摄，更增添了一种导演同台竞技，听由广大“吃瓜群众”品头论足的味道。它无疑是继十多年前的“献礼大作”——《建国大业》“求新求变”的改造过后，“新主流电影大片”出奇制胜的又一新案例。

影片将目光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在历史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说偶然又必然地，他们注定要“遭遇”大历史，更是要以别具一格的方式创造大历史。于是，影片赋予了这些普通人以某种“平民英雄”的气质，从作为知识分子的工程师、科学家(《前夜》《相遇》)，到参与国庆阅兵的飞行员和维护治安的港警(《护航》《回归》)，到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北京你好》)、单纯可爱的孩子(《夺冠》)、有过错的少年(《白昼流星》)等。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与重大事件的集体记忆相结合，且使用了具有“数据库叙事”特质的6部短片融合方式，使得这部影片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新颖而动人。

当然，与《建国大业》《红海行动》等作品的“主流”叙事策略不同，《我和我的祖国》并没有利用奇观化的动作和明星扎推的场景来书写这些“英雄”，其策略是在大历史前为每一个普通人树碑立传，与普通观众形成更加有效的共鸣和共振，寻求价值观的传递。

此外，《中国机长》《烈火英雄》《攀登者》等“献礼片”进一步形成了“新主流”电影类型的丰富性。

纪念澳门回归的《妈阁是座城》和纪念徽班进京的《进京城》虽是中小成本制作方式，但仍然以文化命题来书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依然“挤进”了“新主流电影”之列。“从某种角度看，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富强’‘民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成为‘新主流电影’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些表达，一面受到了官方的认可，另一面也感染观众。但是，这些电影之所以成为‘新主流电影’，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将这些价值观寓于小人物的生命体验之中，使之在他们与观众有情感共鸣的经验中透出，通过书写个体来书写群体，通过书写个人史来书写当代中国史”[8](P90-99)。

本土化灾难大片《中国机长》，“是对新主流大片的一次新拓展，是一部具有类型拓展或本土化意义的灾难类型电影”[9](P29-33)。在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中进行了崇高美学的“平民化”表现，影片的生产则体现了某种“中国制造”的速度与质量，“彰显着大国效率与大国风范。该片也较完美达成工业与美学的相互融合，为‘电影工业美学’尤其是‘重工业电影美学’”[10](P29-33)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例证。

在聚焦“小人物”，刻画“平民英雄”，以“献礼”名义传递主流价值观等方面，《中国机长》与《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相近，但影片有如下两方面重要突破。

其一，集体主义精神和职业价值观的新主题。“影片没有浓墨重彩刻画个体英雄，而是聚焦整个机组的团队协作，这自然是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显影。”[11]“影片甚至表达了以往主流电影不多见诸如‘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的理念，呈现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就此而言，《中国机长》不仅是一部具有类型突破和升级意义的类型电影和新主流电影，也是一部表达新型价值观的一部安全教育片、职业剧。”[12]

其二，《中国机长》取材真实事件，借鉴但超越了西方灾难片的类型模式，具有美国式灾难电影的“本土化”意义。以“空难”事件为主构筑情节框架的美国电影作品《萨利机长》作为参照物来看，不难发现，该片核心焦点凝聚在主人公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心理之上，在探究飞机选择迫降的合理性等律法制度问题时有大量呈现，诸如灾难事故过后，调查部门对于事实细节的盘问质疑，让萨利自身都感到了迷惑而记忆陷入不确定性之中。电影作品的场景着力于构成行动核心的情节呈示，“真实再现了从起飞到安全落地的全过程并在着陆后的大团圆中戛然而止。这种追求逼真性、体验性，凸显‘空间消费’、视听震撼的场景再现，以及对于机舱玻璃碎裂原因追究的回避，”[13]可以被视作尊重体制的恰当选择。“因为电影安排在国庆档放映，有着重要的‘献礼’任务，国庆档受众的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是压倒一切的。”[14]

《攀登者》对探险片、冒险片等亚类型电影有所借鉴，在献礼主旋律的线索中，叠合“爱情片”“青春片”等，在主人公爱情这条叙事线上加入了“青春片”元素，并试图讲述当代或另一个时代特定时间里英雄的故事(无论是群像还是个人)。但过于强大的主旋律动机，使得电影的故事显得不够真实流畅。

实际上，《中国机长》《烈火英雄》《流浪地球》虽然也可以有其他归类，但也不妨归之为原本类型性就比较复杂，常与其他类型叠合的“灾难电影”。这些电影作品都不约而同地运用“灾难片”元素，并在灾难中以“超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着某种中国式的“超级英雄”或平民英雄。具有灾难片元素的电影作品，在中国电影产业体系与创作实践中大量出现，显示出中国电影工业的巨大进步——毕竟，“灾难片”需要大量的特效——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电影产业，是无力制作要求宏大场面的“灾难片”的。

从2019年中国“新主流电影”发展态势来看，“新主流”电影试图以商业电影的模式，发挥国族想象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功能。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文化产品的形成，对于国家精神的弘扬，国家文化想象的建构，对于个人发展的正向影响都是巨大的。在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政治体系和电影市场中，“新主流电影”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生产模式，甚至已经初具中国特色类型电影的类型特征。而这些电影的商业特质，也能够将过于明显的意识形态策略企图“隐蔽”起来，有望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1)参见陈旭光、肖怀德主编. 电影的目光：中国电影“走出去”战略研究[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20.的重要代表。

三、2020：中国“新主流电影”的新态势与新趋势

2020年，载负着“走出疫情”的使命和我们的期待，“新主流电影”在形式、类型、主题等方面继续进行新的拓展与探索，且继续发挥“大鱼带小鱼”的引领示范作用。该年度票房收入排名前5的作品中，有4部是“新主流电影”：《八佰》31.13亿、《我和我的家乡》28.23亿、《金刚川》11.19亿、《夺冠》8.35亿。

2020年的“新主流电影”有新的发展、新的探索，这表现在题材和风格等诸多方面。

相对于以往的《战狼2》《湄公河行动》这些讲述“当下故事”，并以“救援”为主线的作品，《八佰》与《金刚川》直面历史，甚至直接呈现“被忽视的历史”。此种直面历史又不同于《建国大业》《建军伟业》《建党伟业》那种关于国家与政党的宏大叙事。这两部电影直面的是“人民的历史”“战士的历史”，不同于《中国机长》那种对职业英雄的称赞，也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国》对历史关键时刻平民英雄的赞扬。总体来讲，这两部作品所关注的英雄，超越平凡人，又是平凡人。两部作品讲述历史上被忽视的英雄、战士，对其进行客观、立体、真实的还原、呈现，不故意“高大全”，而是将每一个战士的“真实”表现了出来，是一种对真实历史事件中大写的“小人物”的描绘，那种鲁迅先生说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的表现。

《八佰》以四行仓库保卫战为故事背景，以“一河两岸”的对比，反思战争、人性和国民性。匠心独具的符号化隐喻(如那匹战马)，凝重压抑的封闭空间叙事，民族启蒙的主题与真实历史英雄人物的刻画，使影片在描摹战争时，表现出粗粝而震撼人心的真实惨烈之美。而其最为值得称赞的是将“战争”的惨烈与“都市繁华”平行蒙太奇般地并置在了一起，指称着国民性批判的意向与现代性“启蒙”主题。一边是拼命抗战，大无畏“捐躯赴国难”的真战士，一边是如观看“杂技”一般甚至“压注”的“看客”。战士以生命“启蒙”对面的“看客”，而“看客”们由“事不关己”到“亲力亲为”“为之动容”的转变，表现出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觉醒。影片中的英雄，并非“高大全”的英雄，有些也曾怯懦，甚至想当逃兵，这是战争、死亡面前人性的真实展现。这些“不完美”的英雄们，在这场抗击之中坚持了下来，发生了转变，成长为了英雄。影片不避“人”的本性，但更加凸显时势造就的英雄的可歌可泣。

《金刚川》领命于时事政治需求，以极快的运营效率、极高的工业化标准而制成。该片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一群为国奉献的英雄，战争场景营造趋向真实，人物情感表达较为真挚。影片在叙事上对以往战争类型有所突破，采用了“复现性叙事手法”[15](P59-61,162)，从“士兵”“对手”“高炮排”三个叙事视点讲述故事、记录战争。以方言营造历史人物真实情境的演绎，以轻度的喜剧性描摹悲剧内核，以战争主题承载友情与爱情的书写，也是影片的艺术特色与过人之处。

《夺冠》是中国体育题材电影的新拓展。“艺术表现上混合虚构与纪实，跨越历史与当下，有着含蓄蕴籍的主题意蕴表达。”[16]该部作品借由女排从教练到队员形象的结构化呈现，歌颂了她们执着追求与坚韧刚毅的奋斗精神，也在其上标注了时代价值观念与人们情感寄托的铭文。尤其是影片呈现竞技运动中人的尊严，弘扬与时俱进的先进体育理念和现代体育精神，既表现爱国情怀，歌颂郎平等人通过体育竞技展现中国人的“精气神”和崛起的国家形象，也传递了体育必须结合个人爱好，追求身心和谐等当代文化精神和理念。

不同于以往较为枯燥的传记片，也不同于既有体育题材电影，《夺冠》融合名人传记、个人成长与体育赛事、家国命运的复合题材，不仅在多重结构上有探索，在叙事上绵密紧凑，在人物塑造上也处理地比较到位。影片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历史中的人和事件，采用真正的体育运动员，并大多以现实中的自我身份作为演员出演，并经常插入真实影像记录画面，将真实与艺术进行了高度的融合。

“《我和我的家乡》与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相似，以相近主题的几个短故事构成影片整体。但与《我和我的祖国》不同的是，《我和我的家乡》不仅主题从祖国具体化到故乡，而且强化了喜剧性，使‘新主流’式的宏大叙事转向普通百姓的民生故事。《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一方面，是农村题材电影的升级换代，是扶贫国家主题的艺术表达，而从另一角度看，它堪称是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民生化、内向化、‘小片化’。”[17]

《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以当下现实题材，关注民生与社会发展，同时满足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诉求。对位“扶贫”国家主题，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就，反映了当下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的真实现状。

相对于以往主要表现党、国、伟人、英雄、特殊任务等宏大内容题材的“新主流电影”，以《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为代表的功能属性与价值理念相近的作品，将切口缩小到“乡村”，以“乡村发展”展现社会进步，以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呈现，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果，传达和谐、发展、振兴、脱贫等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层面关注的时代主命题。

2021年已经到来。2020年的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但“新主流电影”仍然显露出生机勃勃、清新俊朗的生命力，不负使命，不惧艰难，慨然前行。我们也把美好的祝福和期待，奉献于“新主流电影”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