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机制
——基于创新转型期企业的扎根研究

朱 斌，陈艳华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116）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伴随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社会正加速从工业化社会向智能化社会转型过渡，由此催生的新技术、新服务、新模式促使企业创新面临巨大机遇。在大环境推动下，众多企业增加了以战略转型为目的的创新转型投入，主流技术优化、新流技术开发、新流技术与传统产品融合等创新活动日益增多。但随着创新转型活动的开展，企业创新转型问题不断突显，涌现出大量诸如百度医疗、百度外卖、乐淘等创新转型失败的案例［1］。有研究认为企业创新转型往往与技术升级、架构更新、管理模式调整有关，是企业从一种秩序转换到另一种秩序的非线性过程，具有高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特征［2］。我国企业正面临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的技术转型期［3］。因此，面对高动荡的转型环境，我国企业该如何应对创新转型风险，实现旧（创新）体系与新（创新）结构的顺利转移或嫁接，是否可以从创新流视角探讨企业之于新旧技术创新流的转型风险控制机制等，成为值得思考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在技术创新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关注到了企业创新转型风险控制问题，如刘亮［4］分析了创业投资对创新的影响，指出建立创业投资风险运作、资金管理等对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正面价值；彭璧玉［5］探讨了结构惰性、组织转型对组织死亡风险的影响；杨志波等［6］通过分析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困境，论证了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对于破解转型资源困局的必要性；进一步地，张海柱［7］基于风险治理转型视角，提出培育弹性思维、构建包容性风险治理体系的观点。但这些研究或侧重揭示创新转型中某一类因素的风险价值，或关注创新转型风险对企业绩效的关系检验，缺乏基于创新流视角的企业内部创新转型风险控制问题探讨；并且，从研究方法看，已有的创新转型风险控制研究以综述性探讨和实证检验为主，鲜有根植于现象或实践的质性方法运用，难以深入刻画转型时代企业创新转型风险控制机制。因此，本文以此为起点，借鉴Kanter［8］和朱斌等［9］的研究，从创新流视角将企业创新活动划分为主流创新（mainstream innovation）和新流创新（newstream innovation），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针对正在或已经经历创新转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展开研究，试图探讨并构建快速变化环境中企业新流创新突破已有主流创新局限，转换为新一轮主流创新的创新风险控制机制，以期为企业应对技术变革挑战、实现旧（创新）体系与新（创新）结构过渡转换提供理论支撑与指导。

2 理论分析

2.1 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

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以下简称“两流创新”）转换是在技术生命周期规律下企业经历的新旧主导技术范式更替过程［9］，也是企业为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动态调整企业战略、资源、能力，实现创新升级的过程。学术界对于两流创新转换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Kanter［10］的研究，1988 年Kanter 基于创新流的主导技术架构差异率先提出了“主流”和“新流”的概念，认为当今社会主流业务很容易干涸，企业必须在保持主流活动的同时寻找机会，在新的方向领先，以改善或者是转变主流创新。此后，学者们从技术演进和创新流管理两个角度对两流创新转换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在技术演进角度方面，朱斌等［9］认为创新的累积、渐进、继承、延续、涌动和突变汇聚成创新流，其中包括了主流创新和新流创新。主流创新是指构成现阶段企业主营收入来源的主导技术创新活动，新流创新是指伴生主流创新、体现技术发展趋势的驱动型新潮技术创新活动，两类创新互斥共融、兴衰更替，在创新演进中促成新流创新替代没落的主流创新，成为新一轮主流创新，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具有非线性特征。伴随技术环境和企业边界的不断开放，任大帅等［11］从创新生态系统、企业进化等视角强调了非技术要素（如市场、政府和中介机构等）对两流创新生态系统更替和创新能力进阶的作用；林若鸿［12］则指出两流创新转换受到内外部环境影响，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和高风险特征的技术范式改变过程。

在创新流管理角度方面，朱斌等［13-14］指出，两流创新转换是企业管理者对主流与新流的主动选择过程，表现为主流技术（或产品）的改变和目标市场的调整，带来两流关系、惯例、资源、能力和企业整体创新水平的重大改变。此外，林若鸿［12］还构建了两流创新转换点的计算模型，提出关于创新影响度、资源获取能力、组织重构能力、创新发展潜力等6 个方面的转换条件。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兼具技术演化的被动适应特征和创新流管理的主动选择特征，是管理者基于企业发展和技术革新需要，对主流技术体系（或产品体系、或服务体系、或市场体系）的打破和新流技术体系（或产品体系、或服务体系、或市场体系）的建立过程；同时认为，两流创新转换普遍存在于高动荡的转型企业的实践中，其创新转换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新流创新扩散的强度与规模［12］。

2.2 新流创新成长与组织惯例冲突

新流的本质是不确定、颠簸、摇摆和有争议的［8］。当企业试图促成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时，新流技术体系（或产品体系、或服务体系、或市场体系）与既有惯例的不匹配必然会促使企业面临阻力和风险。组织惯例是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长期积累和不断演化形成的，是组织根本性技术变革失败的根源［13］。Gilbert 等［15］认为，组织惯例既源于企业不能灵活改变原有的资源投入模式即资源刚性，也源于难以灵活改变资源的组织流程即惯例刚性。但无论哪一种形式，都不利于旧惯例的破坏和新惯例的形成。类似地，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是一系列创新活动和方法体系的根本改变［12］，当企业试图推动新流创新成长促成两流创新转换，其对旧有习惯和行为模式进行的改变甚至颠覆，可能会带来新惯例与现有体制的冲突甚至是剧烈的冲撞，形成变异风险，也可能会因无法及时形成与新流创新相匹配的资源体系、能力体系、结构体系而面临适应风险。

为突破创新流的组织惯例冲突，学者们从结构、资源和学习视角展开了研究：结构视角认为，业务模式、产品、技术和流程的系统性变革是克服组织惯例、推进创新转换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二元性组织架构构成企业在创新转型情境下结构变革的主要形式［8，15］；资源视角认为，资源要素的更新重组有助于新一轮主流创新提升［12］，而创新资源的柔性利用有利于实现两流创新转换目标的资源结构优化；学习视角认为，组织学习能力是推动企业实现创新转换的先决条件［12］。Meyers［16］指出，组织学习包含常规的、简单的、激进的、复杂的、线性的和非线性等类型，当行业环境、市场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组织难以解释实验的反馈信号、标准和基线时，往往会为推进非线性战略变革而开展过渡型学习。此外，部分学者探讨了标杆学习、知识共享和团队合作对推动新流创新成长、两流创新转换的重要意义。

2.3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上述文献虽然能够为本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但仍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缺乏针对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机制的探讨，对于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机制中的风险类型、治理行为和效果的构成维度分析不足。以往的两流创新转换风险研究，主要包含在研究者关于两流的动态演进、创新绩效等方面的探讨中，尽管认识到两流创新转换的风险和挑战，并提出了惯例冲突缓解的部分思路和做法，但研究成果较为零散且缺乏针对性，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机制探讨。二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已有研究采用传统案例研究和量化方法居多，对于根植现实企业，尤其是根植创新转换期企业的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的质性分析方面研究不足，有待进一步的突破。

3 研究方法

以企业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型为情境，探讨企业在创新转型过程中如何识别和控制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是目前创新管理领域研究较少的问题。扎根理论作为科学有效的定性研究方法，适用于那些理论体系不甚完善、很难有效解释实践现象，或者存在理论空白点、出现一些全新现象的研究［17］。并且，相较于探讨变量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根植于现象或实践，遵循严谨的数据分析程序和规范，研究结论具有推广性和可验证性［18］。因此，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来分析资料（数据）、发展理论。

3.1 样本选择

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遵从目的性抽样的典型性和一致性原则［19］，制定了如下样本企业选取标准：（1）须拥有鲜明的主流创新产品（或技术）和新流创新产品（或技术），且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了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过程；（2）须具备较为完整和充足的创新转换历程资料，能完整反映企业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过程。同时本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应确保资料的可获得性。基于上述标准，在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福州软件园管委会和其他社交资源的帮助下，课题组走访并获取了15 家企业的研究许可，并在走访后进一步筛选出6 家样本企业作为主案例展开研究。样本企业的两流创新转换关键信息如表1 所示。

表1 样本企业的关键信息

表1（续）

3.2 数据收集

为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课题组采用多种方法收集数据，构建多重数据链进行三角验证。数据收集以一手访谈资料为主，同时辅助以上市公司年报、官网新闻事件等二手资料进行回溯性验证。在一手资料获取过程中，课题组将访谈对象限定为熟悉企业创新管理历程和技术发展路线的中高层管理者、技术负责人或亲历者，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企业如何适应变革加速环境开展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展开，访谈时间控制在1.5 h～3 h/人次。具体数据收集方式如表2 所示，整个数据收集时间跨度为2 年，形成了25 万字的访谈录音文本资料。

表2 案例数据收集方式

4 数据分析过程

4.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将整理后的文本资料分解、提炼、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目的在于指认现象、界定概念和发现范畴，即对资料进行聚敛。借助NVivo软件，课题组首先对文本资料中可能与创新转换有关的词句进行简化和初步提炼，建立自由节点（即贴标签）；其次，将属于同一现象的自由节点归在同一树节点下，形成不同的概念（即概念化）；最后，进一步把相似度高的树节点聚拢在一起，形成新的树节点（即范畴），并对其进行命名（即范畴化）。依照该程序，课题组依次对6 家样本企业整理后的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如表3 所示），最终获得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相关的553 个标签和148 个概念以及25 个范畴。

表3 案例数据开放式编码示例

表3（续）

4.2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后，原始资料被揉碎、打散，分裂为具有不同等级和类型的概念类属，需要进一步主轴编码。主轴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正是将开放式编码被分割的资料进行聚类，以发现各概念范畴之间潜在的联结关系。通过主轴式编码，本研究发现范畴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和逻辑推理关系，将这些因果关系和逻辑推理关系重新进行归类并命名，最终将25 个范畴归为8 个大类。具体的关系类别、主范畴及范畴内涵如表4 所示。

表4 案例数据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其类别

4.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在主范畴中挖掘统领所有类属的核心范畴，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之间的联结，形成贯穿所有资料、范畴和关系的故事线。本研究中主范畴的故事线（典型关系结构）如表5 所示，通过对开放式编码抽象出的25个范畴绩效的继续剖析和对主轴式编码的8 个主范畴的深入分析，在与原始资料和相关文献支持的不断比较的基础上，提炼出“企业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这一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形成统领整个范畴的故事线，即：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识别由模式变异风险识别、能力变异风险识别、资源变异风险识别3 个维度构成；在经历两流创新转换风险评估后，企业开展了包括结构惯例更新、资源弹性治理逻辑、过渡型学习3 个维度的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治理行为，最终实现两流创新转换绩效。

表5 案例数据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图1 对故事线、3 个质性数据编码过程和最终编码化数据结构进行了总结。谢康等［1］把模式迭代匹配、能力迭代匹配和资源迭代匹配作为企业适应互联网转型战略风险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模式变异风险、能力变异风险和资源变异风险纳入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因素范畴，并在对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行为深挖的基础上，将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治理具体为结构惯例更新、资源弹性治理逻辑、过渡型学习3 个维度，形成完整的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模型。其中，结构惯例更新主要借鉴刘海建等［20］的研究，从组织系统变革（“结构”）、组织规范变革（“制度”）和倡导开放性沟通与决策参与（“文化”）3 个维度进行解构；资源弹性逻辑治理主要借鉴Pal 等［21］的资源划分标准，从实物资源、网络资源、财务资源、社会资源等4 个方面对资源弹性治理逻辑展开刻画；过渡型学习构念刻画则参考Meyers［16］的研究。研究模型中各类因素之间的关系将在后文的模型阐述中具体展开。

图1 案例企业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编码后的数据结构

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是决定何时停止采样的鉴定标准。为了检验案例企业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过程的理论饱和度，本研究在剩余的9 家样本企业中随机抽取3 家企业进行编码分析，没有发现其他新的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因此，可以认为上述的理论模型是饱和的。

5 模型阐释与研究发现

5.1 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识别驱动两流创新转换风险评估

5.1.1 模式变异风险识别驱动

模式变异风险是企业改变原有的主流创新［12］，但无法一步到位地在结构、运营和管理上适应新一轮主流创新需求，从而造成新旧创新（模式）冲突而导致的风险［15］。两流创新转换意味着惯例、资源、能力的改变。当新一轮主流创新范式、管理模式和市场目标与原有范式不匹配，会触发企业管理者的风险识别，进而推动企业开展两流创新转换风险评估。本研究发现，在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过程中，企业面临来自技术范式、管理模式和市场3 方面的变异风险。如，企业博思软件将电子票据产品架构技术从B/S 架构技术向PaaS 云平台技术转变，增加了新技术研发投入、新技术与传统软件产品的磨合成本，导致技术范式变异风险；而企业歌航电子采用“传统Hi-Fi 音响+新流云平台+新流移动互联”的形式，颠覆了传统车载终端Hi-Fi 音响产品，也因为传统稳定的层级式管理模式不能满足新流物联网车载终端DSD 云主机更加快捷、柔性的研发需求而面临管理模式变异风险，进而引发企业各部门的创新转型风险评估。

5.1.2 能力变异风险识别驱动

能力变异风险是企业因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导致原来擅长的主流创新能力失效而又没有及时形成有效的新流创新能力而产生的风险。新流创新转换前，企业已经具备较高水平的主流创新能力，然而，新流创新情境下企业转变战略方向、流程和架构，及时构建适应新流创新的技术体系（或产品体系、或服务体系、或市场体系）的能力，成为创新转换成功的关键，这种能力恰恰是转换过渡时期企业所缺乏的。案例编码结果显示，能力变异风险主要来自3 个方面：一是新流创新能力脱节，企业可能在新流技术学习速度、功能创新、界面创新、个性化技术创新效果等方面难以及时满足新流用户需求；二是新流用户需求认知偏差，企业不能准确理解新流用户需求，在新流用户使用习惯、应用场景理解、技术使用能力理解等方面存在偏差，如企业明业新能源的新能源路灯维度杆设计达不到平潭地区风力、照明强度要求，企业博思软件的新一代非税专用票据高级查询功能设计缺乏新增扩招字选择功能等；三是协调主流技术（或产品）与新流技术（或产品）间的能力不足。这3 种类型的能力风险越被企业所认知，就越容易推进企业开展两流创新转换风险评估，从而增加企业的转换风险控制行为。

5.1.3 资源变异风险识别驱动

资源变异风险是企业为适应新流创新发展需要，改变原有主流创新资源结构，造成新流创新资源脱节和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资源冲突而导致的风险。主流创新衰退与新流创新赶超需要企业抛弃旧资源、获取新资源，容易造成主流创新产成品或物料呆滞、新流创新资源脱节的现象。案例中，超智集团因缺乏足够的一线新流生产工人导致新流创新转换受阻，企业博思软件面临新流研发能力不足困境，而企业悦达科技则同时陷入原主流互联网白板的原材料库存剩余、新流智慧教育整体解决方案的上游供应商供货能力不足的困境。除创新资源脱节，资源冲突也是两流创新转换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企业明业新能源出现新旧产品代理商用户争夺问题，企业博思软件存在新流云平台与原有网络版电子票据平台的取舍、匹配和协同问题，等等。上述资源变异风险转变为企业管理者的风险认知，带来企业对两流创新转换风险的评估行为。

5.2 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评估触发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治理

风险评估是企业风险治理投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的动荡时期，转换风险评估触发企业开展结构惯例、资源和组织学习三方面的风险治理行为。

5.2.1 触发结构惯例更新

组织结构惯性是组织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固有的结构、制度、文化刚性，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20］。本研究发现，两流创新转换风险识别会促使企业找准定位，通过组织系统变革、组织规范变革、倡导开放性的沟通与决策参与等3 种方式，打破组织结构惯例刚性，减少模式、能力和资源的变异风险。具体包括：（1）开展组织系统变革与调整，从结构层面减少创新转换风险损失。主要涉及组织结构扁平化、两流的分工与协作、二元组织结构等。本研究案例中，面对因用户对新一代智能网联PDF 不理解而导致的市场变异风险，企业福昕软件成立了新流二元组织（福昕互联公司），利用空间分隔两流的冲突性需求，既有效缓解了两流间可能存在的资源冲突，也确保了新流用户服务的专注性，推进创新转换；类似地，面对主导技术变异风险，企业博思软件采取将传统的集中管理方式转变为事业部制组织结构、推动全能型管理人员向专业型管理人员转变、施行技术中心与研发中心分离等方式方法，以适应新流创新转换过渡。（2）建立与新流创新相匹配的制度体系，从制度层面确保新流创新转换的顺利进行。本研究案例中，如企业博思软件制定新流创新专项奖励制度、歌航电子施行站会、看板制度等敏捷化研发管理手段等。（3）倡导开放性的沟通与决策参与，从文化层面减少新流创新沟通障碍。在新旧范式转换期，强大的信息流和两流之间的互动机制有助于发展新流创新，对这一新组织共识的形成将加速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的完成［12］。

5.2.2 触发资源弹性治理逻辑

资源弹性治理逻辑是创新主体为促进两流创新转换而采取的资源治理行为［12］。资源弹性对于缓解资源障碍、降低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是有必要的［15］。案例资料的编码结果显示，两流创新转换的资源风险评估能促使企业实施资源弹性治理行为，防范资源变异风险。主要体现在：（1）实物、社会与技术资源的摄取与舍弃有助于企业及时处理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之间实物资源、社会资源不匹配的问题，如实物资源（原材料、在制品或产成品）的变卖/购买/自建/转置行为、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的招聘、优胜劣汰等。（2）基于网络资源的风险转移有助于企业通过寻求与外部网络资源建立合作联盟关系，分散两流创新转换风险，如企业福昕软件通过分账的形式在非核心业务领域与外围企业展开合作，成功分散非主流创新业务风险，加快新流Foxit 互联PDF 生态圈的建立。（3）基于财务资源的风险规避行为有助于企业通过建立弹性储备资金、开展预算控制、设置债务范围、账期等降低两流创新转换风险，这一风险规避行为在多家样本企业中均有体现。（4）多元新流产品开发不仅可以丰富新流创新产品，分散新流创新转换风险，也可以加快推进新流创新发展，促成新流创新转换为新一轮主流创新。如企业博思软件为加快新流创新转换的成功率，一方面加强新流电子票据云产品不同行业版本的开发力度，拓宽新流云化技术应用，另一方面同步开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票据应用开发，有效分散了新流创新转换风险。

5.2.3 触发过渡型学习

过渡型学习是企业试图遗忘已建立和已接受的方法和程序，建立新方法、新程序以适应、感知和理解新环境的学习模式［16］。作为一种技术范式转变期的非线性学习模式，过渡型学习为企业探索战略性转变和系统重构提供了帮助［16］。案例资料编码结果显示，两流创新转换风险评估会促使企业开展过渡型学习，通过全新产品（服务）的试点应用、新旧技术之间、新技术与产品之间的结合预演与磨合、自主学习、跨行业技术问题沟通和全新产品(服务)的开发与测试等5 种方式缓解两流创新变异风险。例如，在全新产品（服务）的试点应用方面，企业福昕软件通过在小众市场推广新流互联PDF 获取反馈进行产品改进，渐进式提高新流互联PDF 产品质量，降低市场变异风险；在新技术与产品之间的结合预演与磨合方面，企业博思软件借助站会、看板制度等敏捷化管理手段，开展新流PaaS 云管平台架构技术与传统主流电子票据产品的为期1 年的技术磨合，不仅提升了新流技术与传统电子票据产品的兼容性，也有效规避了两流技术范式变异风险和新流创新能力脱节问题；在全新产品(服务)的开发与测试方面，企业悦达科技开展了基于新流智慧教育整体解决方案关键技术问题的集体探讨与攻关，企业歌航电子围绕新流产品研发开展随时性技术沟通等。此外，样本企业普遍存在自主学习和跨行业技术问题交流行为，在提升新流技术创新水平的同时，也增强了新流创新环境适应力，确保两流创新转换的平稳过渡。

5.3 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治理效果：创新转换绩效的实现

以往的研究认为，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主要体现在新流创新能力赶超和新流创新对主流创新影响度上，侧重强调新流创新单一方面能力的改变［13］。通过案例编码分析发现，两流转换风险治理效果主要取决于新流创新转换绩效水平，由新流创新能力赶超、企业对传统主流创新产品的依赖性减少、新流创新产品的应用程度大幅提高、新流创新产品成为新一轮主流创新产品后企业经营业绩显著提高等4 个方面构成，表现为新流创新超越主流创新，成为新一轮主流创新。例如在案例企业中，不管是博思软件、悦达科技，还是超智集团、歌航电子，其在开展转换风险治理行为后的新流技术创新水平、新流产品应用范围、销售收入和市场占有率均超越其主流创新技术（或产品），成为决定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正如博思软件的技术总监所说，“经过一系列的新旧技术磨合、管理控制和运营调整，新流电子票据云产品已经占据了中国非税票据市场90%的市场，公司近3 年销售增长率迅速提高。这些变化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也使得新流电子票据云产品迅速成为公司的主打产品。”而歌航电子的董事长也认为，“公司在资源配置、组织学习、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控制与调整，有效规避了新旧技术转型风险，并最终促使新流物联网车载终端DSD 云主机构成企业主营收入的主要部分。”

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围绕“企业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的识别与控制”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以6 家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两流创新转换过程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分析并构建了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识别是构成两流创新风险控制行为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模式变异风险识别、能力变异风险识别和资源变异风险识别3 个副范畴；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过程遵循风险识别（感知）—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治理效果的逻辑；在识别和评估两流创新转换风险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惯例更新、资源弹性治理逻辑、过渡型学习等控制两流创新变异风险，最终促成新流创新跃迁和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升级。其中，转换风险治理主要包括结构惯例更新、资源弹性治理逻辑、过渡型学习等3 个副范畴；转换绩效包括新流创新转换绩效1 个副范畴，具体表现为新流创新绩效赶超。

6.2 理论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本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拓展了创新转型风险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从创新流角度，将企业创新转型界定为新流创新替代主流创新成为新一轮主流创新的范式升级过程，以处于创新转换期的现实企业为研究样本，挖掘并诠释了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的作用机制，丰富和发展了主流与新流创新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创新转型风险治理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二是刻画了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的3 种风险识别类型（即模式变异风险识别、能力变异风险识别、资源变异风险识别）和3种风险治理行为（即结构惯例更新、资源弹性治理逻辑、过渡型学习）。结合扎根理论编码结果刻画了两流创新转换的风险识别类型和风险治理行为，研究结论获得了林若鸿［12］、朱斌等［14］研究的支持。三是完整揭示了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机制。从风险识别（感知）、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治理效果4 个方面构建了现有主流与新流创新理论关于转换风险因素和风险治理机制，是对现有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理论研究的完善与深化。

6.3 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论对处于创新转型期的企业提供的启示如下：（1）两流创新转换风险的识别与分析。在行业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创新环境下，处于创新转型期的企业应对变化的创新环境保持足够的警惕，以确保对两流创新转换风险的快速感知。（2）有效的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治理行为有利于推进两流创新顺利转换。企业应加强创新转换风险评估规范建立，通过结构惯例更新、资源弹性治理逻辑、过渡型学习等手段，提高自身对两流创新转换的环境适应力、降低转换风险，促成新一轮主流创新转换升级。

6.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揭示了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的作用机制，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研究样本局限。尽管本研究采用了理论抽样、多区域抽样、跨行业抽样的方式以增强样本的代表性，但与我国庞大的企业数量相比，研究样本仍然不足，未来需要通过大样本数据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二是仅探讨了组织层面的两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机制，但创新风险也可能在不同行业间、个体层面中存在更多、更微观的风险因素和影响关系，未来研究如果拓展到个体层面，形成涵盖不同层面、不同行业的风险控制分析框架，将使主流与新流创新转换风险控制机制得到更加完善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