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视角下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

赖秋洁，茅宁莹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江苏南京 211198）

1 研究背景

生物医药行业是典型的创新驱动型产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产生关键性作用。生物医药孵化器通过提供技术创新服务等资源，对医药科技企业进行孵化，旨在推动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创新研发效率。作为一种专业型孵化器，生物医药孵化器可为初创企业提供更专业的创业设施、设备及技术服务等，是当前孵化器实现专业化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1］。

在国际上，已具备全球最先进生物医药技术水平的美国，其五大生物技术产业区的发展壮大主要得益于当地孵化器对生物医药创新企业的孵化成效，如波士顿和旧金山湾区就聚集着LabCentral、IndieBio 等知名生物技术孵化器［2］。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发展起步晚，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3］。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 年，我国共有生物医药孵化器约42 家，约占专业孵化器总数的10%，占孵化器总数的3%左右［4］。由于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长期以提供基础服务为主，专业服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偏低，专业化发展程度还不够高，导致孵化器的运营管理建设欠佳，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完善［5］。

在“生物医药孵化器”概念被引入国内的十来年间，国内学术界已针对生物医药孵化器展开相关研究，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生物医药孵化器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如周金宝［6］结合发展现状对生物医药孵化器的运营模式进行分类，比较了不同模式的优劣；潘曙雅等［7］基于对现状及发展前景的分析，认为专业孵化器是推动生物医药发展的有效模式；张澄洪等［8］阐述了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的产生及组织形式，并就孵化器的模式进行了探讨。（2）探究生物医药孵化器的创新服务能力和绩效影响因素，如花逾冬［9］指出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经营与服务能力建设必须体现专业特色，通过建设并完善专业化服务体系才能帮助企业提高研发创新效率，促进成果产业化成功率；徐晶等［10］从孵化网络视角并采用实证方式来探讨生物医药孵化器绩效的影响机理。（3）总结国外生物医药孵化器的建设经验，如茅宁莹等［11］在分析国外生物医药产业孵化器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孵化器存在的缺陷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张东等［12］以全球领先的强生生物医药孵化器为例，分析其运营经验。已有文献显示，尽管国内学术界已经对生物医药孵化器开展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但现有研究的理论支撑尚需加强。

交易成本理论指出了经济活动中交易成本的存在，目前已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13］。由于孵化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模式和机制，所以交易成本理论为我们理解孵化器的作用机理、优化路径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分析工具［14］。因此，本研究拟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根据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的运营管理情况，研究其中涉及到的运营成本及成因，同时还结合国外先进生物医药孵化器的建设经验，探寻有利于生物医药孵化器降低成本的思路和对策，为促进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2 交易成本视角下生物医药孵化器的作用

2.1 交易成本理论概述

19 世纪30 年代，英国经济学家Coase 教授［15］最早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认为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并提出了解释现代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随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Coase 继续对相关理论进行深化，并经由威廉姆森等多位学者不断发展和完善。其中，威廉姆森［16］通过分析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认为人性等因素的交互影响造成了市场失灵现象，进而导致交易成本的产生。结合该观点，有学者总结归纳出导致交易成本的6 个主要原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专用性投资、信息不对称以及气氛［17］。

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市场的交易由价格机制来协调，但在这过程中同样是需要成本的，企业通过将许多原属于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从而节省了交易成本［18］。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同时还指出了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但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制度，被称为典型的“企业-市场两分法”［19］。后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进步，中间组织作为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制度安排和协调机制，由于其具有减少交易成本以及完善市场结构等综合功能，使得战略联盟、网络组织、技术孵化组织等各种中间组织形式逐渐盛行，人们对交易组织机制的认识也开始从传统的“企业-市场两分法”向“企业-中间组织-市场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转变［20］。

2.2 交易成本视角下生物医药孵化器的作用

2.2.1 实现创新资源共享

资产专用性是指将一项资产调配用于其他用途的程度，或由他人使用而不损失生产价值的程度，具有这种性质的资产则可称为专用性资产［21］。与其他行业相比，生物医药行业具有高新技术的特点，从最初的研究开发到最终的药品销售这一整个过程的投入都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其中，生物医药企业的专用性资产主要包括大型专业设备、专用试剂、中试车间、专用性高的知识资产等。以大型专业设备为例，生物医药企业为了满足特定的药品生产制造需求，需要采用特定的专业设备，此类设备一般都具有单台投入高、维护费用高等特点，无论是进行内部建造还是通过外部采购，都会消耗较高的费用，这类特定的专业设备就属于专用性资产［22］。一般情况下，资产的专用性越高，其改作他用就越困难，相应的沉没成本就越高。因此，高资产专用性的行业特点导致生物医药创新研发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高额的成本投入使得企业自主购置仪器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减弱；另一方面，由于专业设备应用范围狭窄，导致设备利用率不足而闲置［23］。

生物医药孵化器作为一种中间组织形式，其实质是通过建立创新资源平台的方式，把多家实力弱的生物医药企业横向联合在一起，实现了生物医药专业设备等创新资源的共享，可以很好地解决中小型生物医药企业所面临的成本投入积极性低、专业设备利用率低等难题。

2.2.2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在研发过程中，为满足自身对创新资源的各种需求，生物医药企业需要与市场中的供应商、中介机构以及政府等行业主体进行交易，相应的就会有交易成本产生。由于这些经济往来活动往往会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及命运，尤其是对于实力弱的初创企业而言，想要更好地存活和发展，便是要掌握如何控制交易成本。在此背景之下，生物医药孵化器通过构建专业化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初创企业对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的需求，可以很好地帮助企业尽量以最低的成本来换取最大的回报，并由此逐渐构建起了自身与初创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结合交易成本理论来看，生物医药孵化器与初创企业之间的合作可以实现技术创新服务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进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首先，对于供给方来说，生物医药孵化器集合所有入孵企业的资源购买需求，以大量的采购订单来增强自身跟供应商的压价能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其次，对于需求方来说，生物医药企业可以直接利用生物医药孵化器所提供的办公用地、专业设备、配套服务等各种资源，避开与供应商交易的诸多环节，减少交易数量，进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如图1 所示，在市场的交易活动中，每一家生物医药企业需要分别跟多个供应商开展交易，但当生物医药企业入驻生物医药孵化器后，每家企业只需要跟生物医药孵化器开展相应的交易，即可满足自身的大部分资源需求，大大地减少了市场中的交易数量。

图1 企业入驻生物医药孵化器前后发生的交易活动比较

3 交易成本视角下生物医药孵化器的运营成本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生物医药孵化器通过构建专业化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将众多的初创企业联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创新资源共享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等作用。但交易成本理论同时还指出，受到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交易费用为零的经济组织［24］。生物医药孵化器作为一种促进医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间组织形式，不可能完全避免有限理性、交易不确定性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其自身的运营管理中也会面临各种不同程度的问题，并由此产生必要的运营成本。

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搜寻、发现相关价格、讨价还价、签订契约并保证契约执行等过程中产生的成本［25］。生物医药孵化器的核心业务是为入孵企业提供各种技术创新服务资源，因此其不仅需要跟入孵企业进行交易，还需要与多个技术创新服务资源的供给方达成合作，并长期维持着各种契约关系。按照生物医药孵化器的核心业务流程，其与入孵企业之间的交易可分为入孵阶段、在孵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对应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搜寻阶段、达成契约并执行阶段。因此，本研究也将生物医药孵化器与各资源供给方之间的交易分为信息搜寻阶段、达成契约并执行阶段。由于自身发展存在的局限性，再加上一些外部交易影响因素的客观存在，导致生物医药孵化器在信息搜寻、达成契约并执行的两个主要阶段中会产生相应的信息成本、协调成本以及监督成本，如图2 所示。

图2 生物医药孵化器主要运营成本的形成

3.1 信息成本

医药行业具有技术密集而复杂的特点，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生物医药孵化器在交易过程中产生信息成本。一方面，孵化器和企业分别作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供应方和需求方，孵化器在搜寻合适的入孵对象过程中需要耗费一定的成本，而由于入孵企业核心技术的成熟度以及商业化等相关方面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其搜寻、选择存在风险，使潜在的交易成本增加，所以孵化器只能通过增加信息成本的投入来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所造成的风险。另一方面，生物医药孵化器自身资源存在的局限性，使其需要不断筛选和整合对入孵企业至关重要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科技中介机构等优势资源，而孵化器与资源供给方之间存在组织目标使命的异质性会对合作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为谋求预期合作效应、规避风险，孵化器需对各资源供给方进行谨慎选择，由此产生必要的信息识别、搜集和处理等成本［26］。

3.2 协调成本

生物医药孵化器作为一个集成的创新资源平台，涉及交易主体众多，在其与不同主体之间达成契约并执行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合作成功，必然要投入相应的协调成本。生物医药孵化器的协调成本可以分为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协调成本。

内部协调成本主要是指生物医药孵化器协调在孵企业使用创新技术服务资源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作为专业孵化器，生物医药孵化器除了能提供一般办公环境外，还应持有保证数十家生物医药企业能同时进入的研发平台、中试实验室、技术平台等，因此，在其管理运营期间，如果不对办公场地、技术设备以及专业服务等资源的使用进行合理分配和协调，则可能引发内部资源的共享冲突，导致在孵企业的技术服务体验不佳。为保证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避免内部运营面临无效率状态，生物医药孵化器需要建立合理的管理运行机制，加强对内部协调能力的培养，由此产生必要的协调成本。

外部协调成本主要是指生物医药孵化器协调自身（含在孵企业）与外部资源供给方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成本。为了搭建服务于在孵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技术创新资源体系，生物医药孵化器需不断整合来自行业的各类创新资源，从而与周边行业主体形成相得益彰、互相补充的孵化资源网络。在资源整合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行业主体所投入的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很难定量计算，加上这些资源的利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生物医药孵化器需要不断地与相关主体进行沟通和协调后才能达成一致的约定，因此需要投入相应的协调成本［27］。

3.3 监督成本

契约内容的不完全性增加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也使合作关系变得不够稳定。在执行契约的过程中，交易双方总会有两种策略选择：诚实或欺骗［28］。研究显示，当孵化器选择服务到位时，在孵企业依然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在补偿了欺骗孵化器所遭受的损失后，其仍然可以获取高额的利益［29］。此外，孵化器在与多个资源供给方之间的合作中会产生巨额的资源投入，由于生物医药行业的资产专用性强，如果与孵化器进行交易的某一方发生了违约或商业欺诈，可能会让孵化器因成本收不回来而蒙受很大的损失。例如，在一些专用生产场地的建设中，相关资源供给方的单方面违约会导致施工受阻甚至是停滞，而此类生产场地的专用性强，改作他用比较难，孵化器的成本投入极有可能会因此收不回来。为了遏制在孵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并监督各资源供给方的履约行为，以降低交易中的道德风险和成本投入风险，生物医药孵化器需要支付额外的人力物力来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加以控制，由此产生相应的监督成本。

4 生物医药孵化器交易成本问题的成因

4.1 信息共享建设不足，导致信息成本偏高

一般情况下，随着科技市场的发展，信息交流的成本会逐渐降低［30］。由于我国技术市场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再加上缺乏统筹规划和疏于引导，相应的技术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以及相关服务还不尽完善，尽管各级部门和孵化器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体系建设方面的投入不菲，但最终仍存在“信息孤岛”的状况，难以为孵化器与初创企业（或资源供给方）之间提供比较理想的配对环境［31］。例如，很多孵化器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不足，导致对高校、科研机构的优势资源（如基础研究成果、高技术人才等）利用不够充分；反之，科研机构和高校虽然有丰富的理论数据，但对市场信息获取渠道不畅，造成了科研与市场的严重脱节，也阻碍了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32］。由于信息共享不足，生物医药孵化器在其运营管理过程中需要为解决各种交易中的信息问题而耗费大量资源，因此造成比较高的信息成本。

4.2 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导致协调成本增加

生物医药孵化器的前期建设一般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大多依靠政府出资，隶属于政府某部门或国有企业。例如，中关村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孵化器等都是由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的，在此背景下，生物医药孵化器的运行机制呈现出浓厚的行政色彩，使其很难按照经济服务组织的自身规律去运行，无法很好地协调内部、外部的交易关系，导致协调成本增加。

其次，运作模式行政化，管理机制不够灵活，内部协调成本增加。受到跟随国资带入的行政化管理方式影响，生物医药孵化器在财权与人事权等方面大多没有自主性，管理机制不够灵活［33］。孵化器的工作更多是为了完成政府所下派的任务指标，注重对上负责，缺乏应有的责任担当和创新动力，不能深入在孵企业的管理和服务，容易造成孵化器与在孵企业“两张皮”的现象，这将不利于对孵化器内部资源共享冲突的有效化解，从而增加了内部协调难度，并引起内部协调成本上涨。

此外，人才激励不足，资源整合能力有待提升，外部协调成本增加。生物医药孵化器的管理运作需要通过一支懂技术、了解行业情况、熟悉经济管理知识并具备市场运作经验的专业孵化器管理团队，才能根据经济有效的原则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统筹整合，进而低成本地将这些创新资源注入到在孵企业中去［34］。由于目前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的人员管理多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与孵化器企业化运作方式下的人员管理及其薪酬福利待遇等要求和条件不相匹配，无法很好地吸引高水平管理人才就职，一些高层次人才通常被掌握在国外拥有技术资源优势的孵化器手中，导致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的专业服务水平不够高，其相应的资源整合能力尚显不足［35］。例如，孵化器参与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深层次的专业孵化服务能力较弱，对在孵企业的信息掌握有限，无法很好地帮助企业与风投机构对接，导致在孵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通，资金整合能力有限，最终会造成企业对孵化器的黏性差［36］。由此可见，管理团队的专业服务水平对孵化器资源整合能力的提升产生关键性作用，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想要更好地生存发展，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应的人才激励机制，增强孵化服务专业性，以提升资源整合能力。由于资源整合需要耗费一定的协调成本，因此生物医药孵化器在这过程中必然要付出比较高的协调成本。

4.3 监督体系有待完善，导致监督成本上涨

尚未形成科学有效的项目评价机制，在孵企业发生欺诈的概率高。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尚处于“重项目引进，轻项目孵化”的阶段，不少孵化器为提高入驻率和完成指标，忽视了对入驻项目和创业团队的调查与筛选，尚未形成完善的项目评估机制［37］。初创企业一般只有较低的信用等级，而且存在有形资产缺乏、发展前景不确定等问题，由于没有科学的评估机制，孵化器很难选到成长潜力大、信用度高的入孵企业，导致许多没有竞争优势且信用等级低的项目团队得以入驻并占用了孵化器的大量资源，后期孵化培育过程中企业发生欺诈的概率显然也会更高［38］。生物医药孵化器的运转需投入大量资源，如果对企业孵化效果的评价机制不够完善，那么投入的资源使用效率将无法得到保证。因此，为了规避欺诈行为和减少成本投入风险，以维持自身的孵化效益，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还需要构建更为科学有效的项目评估机制，加强对入孵企业从入孵、培育直至毕业全过程的行为监督，并为此增加相应的监督成本。

同时，监管环境有待完善，外部交易不确定性高。相比于入孵企业，各资源供给方不归生物医药孵化器所管辖，其交易行为的不可控程度比较大，因此完善的监督体系除了包括生物医药孵化器自身建立的监督机制，还应包括由政府出台的相关财税、合同协议、知识产权等政策法规所形成的外部监管环境。例如，美国政府通过立法，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孵化器的建设、运作和发展有法可循，也为完善孵化器的系统功能提供制度性保障的外力［39］。然而，目前我国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所出台的扶持政策有待完善，尤其是在孵化器的界定条件、税收减免办法以及评价等方面的政策性指引和支持力度还不够，不能很好地为生物医药孵化器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交易环境［40］。基于此，为了减少外部交易的不确定性，生物医药孵化器必然要为此增加相应的监督成本投入。

5 美国强生JLabs 生物医药孵化器建设发展案例

生物医药孵化器最初起源于美国，随后在美国当地得到快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也积攒了丰富的生物技术孵化器建设经验。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美国强生JLabs生物医药孵化器（以下简称“JLabs”）运营建设的特点，提炼其控制运营成本的主要思路和建设经验。

5.1 发展概况

1886 年，强生公司（以下简称“强生”）成立，总部位于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作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独立的生物技术公司，强生公司高度注重研发创新，2020 年其总收入为820.6 亿美元，研发支出为114 亿美元，占比高达13.89%［41］。在创新过程中，强生一边自主研发，一边与外部资源进行开放式创新合作，其中，JLabs 建设就是强生实行开放式创新合作的主要方式，此举旨在帮助强生接触到研发早期阶段的优质人才和技术项目等创新资源。

自2012 年强生在圣地亚哥的第一家孵化器成立以来，目前其已在全球建设了13 个生物医药孵化器，其中2019 年开业的上海JLabs 是强生在北美境外设立的首个JLabs 生命科学孵化中心［42］。根据强生创新中心［43］2018 年的影响报告，Jlabs 已经支持450多家初创企业通过融资和战略关系共计获得116 亿美元，12 家企业已成功上市；与此同时，约有26%的初创企业报告称其产品已投放市场，另有26%的初创企业在临床试验中提供疗法。强生创新中心［43-44］2017 年的数据显示，从JLabs 中毕业的企业存活率达到80%，远超一般的生物医药企业孵化成功率10%；2018 年的数据显示，JLabs 约有88%的初创企业仍在营业或已被收购。由此可见，JLabs 这一生物医药孵化器运营模式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5.2 运作过程

强生从吸引企业的开放创新政策、入孵企业的筛选机制，以及对在孵企业的项目孵化都形成了成熟的运营模式。结合上述对生物医药孵化器的运营成本分析，案例研究同样将JLabs 的运作过程分为入孵、在孵两个阶段。

5.2.1 入孵阶段

在入孵阶段，为了吸引优质的企业入驻，JLabs通过与当地政府、研究机构等开展合作，通过对外举办QuickFire 挑战赛等形式迅速进入当地医药研发、投资核心圈，联系和吸引最佳项目资源。在此期间，借助政府等权威机构的关系网络，JLabs 充分利用信息资源的区域网络效应，极大程度地降低了孵化器与入孵企业之间的信息成本。

JLabs 的入孵对象涵盖来自全球的初创企业，主要是与强生研发线相匹配的项目，例如，2018 年JLabs 在医疗领域重点关注肿瘤药物项目，而在器械领域则主要关注健康技术可穿戴设备等项目［42］。为了能够筛选到适合的初创企业，JLabs 通过组建高水平的医药领域专家团队，由专家团队来制定项目筛选规则，考察入驻对象的内容会涉及技术先进性、创新性、市场潜力、团队合作潜力等多个方面。截至2018 年，在JLabs 创建以来的6 年里，前后共计收到7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4 000 多份项目申请，经层层筛选后，仅有400 多家企业能正式入驻，入孵中选率约为10%［42］。基于严格的入孵标准，尽可能地将不符合要求的企业筛除，留下了信用级别高、成长能力强的入孵企业，将为之后的在孵阶段减少监督成本打下良好的基础条件。

5.2.2 在孵阶段

JLabs 主要采取企业运营模式，现有全球员工总计约750 人［44］。由于强生本身是医药行业的制药巨头，在药物研发、生产、销售等领域的商业运营经验十分丰富，因此其孵化器管理团队实力也相对较强。在孵阶段中，JLabs 的运作管理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为在孵企业构筑覆盖生物医药创新全产业链的资源和服务，主要包括自身孵化器和强生创新中心、JJDC（风投）、JBD（商业发展）等，以及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关系网络。在软件方面，JLabs 拥有170 名来自强生公司全球网络的行业领先专家和高级商业领袖（JPAL），全年为初创企业提供从产品设计、法规咨询到风险投资和产品生产等环节的培训与咨询服务。在硬件方面，JLabs 向入驻企业提供了一个实体的孵化器平台，能够充分满足初创企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如办公空间、公共实验室、会议室以及创意工作环境等。

第二，通过与初创企业签订“无附加条件协定”，以开放性的合作方式吸引入驻企业。“无附加条件协定”意味着入驻企业将可以完全保留知识产权和股份，同时JLabs 还允许企业可以与外部的任意一家公司开展合作，自由选择发展［44］。借助这种管理方式，在孵企业可以利用的外部资源将不再局限于跟强生有合作的行业资源，还包括了与强生有竞争关系的行业资源，进而让初创企业置身于一个竞合共生的创新生态环境中。

因此，基于高水平管理团队的运作，JLabs 通过以上有效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手段，整合孵化器内部和外部的创新资源，充分润滑初创企业成长中来自内外部的协作摩擦，降低孵化器运营过程的协调成本，给初创企业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条件，增强企业对孵化器的黏性。

5.3 交易成本视角下的运营经验

结合以上对JLabs 的运作过程分析，提炼出其控制运营成本的主要思路和建设经验，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JLabs 控制运营成本的经验总结

6 交易成本视角下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建设优化对策

6.1 加强信息共享的建设，降低信息成本

通过信息共享，可以有效地把可公开的、可以为生物医药创新提供服务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实现资源共享，为孵化器、企业等行业主体提供有效的信息导向，降低信息成本。具体可从以下3 个方面着手：

（1）重视信息化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建设。根据孵化器的发展要求来购置相关设施设备，从而构建实现信息共享需要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关注信息交互的友好性，不断对相应的软件进行更新升级，以增强孵化器自身的信息化水平。

（2）加快构建行业内共享的互联网信息分析平台。如图3 所示，通过构建专业化的互联网信息分析平台，可以连结来自生物医药行业不同主体的新药研发、国家政策、市场需求、项目开发等相关信息，形成相应的共享信息数据库，各个主体可按需搜索并获取反馈，促进提高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信息传递成本。互联网信息分析平台的建设可由孵化器联合政府、行业协会等权威和专业机构的力量来共同建设。

图3 互联网信息分析平台运作机理

（3）积极举办学术交流活动。通过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大企业以及风投公司等共同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不仅让孵化器及其在孵企业可以接触到前沿的生物医药行业技术、了解市场的发展需求，同时也能促进孵化器自身的品牌宣传。

6.2 制定健全的运行机制，降低协调成本

制度可以通过建立或重新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经济行为来降低交易成本［45］，健全的运行机制应由一系列成熟的管理制度构成。生物医药孵化器可基于对自身协调成本有关实际问题的原因分析，通过实施针对性的管理制度规则，形成健全的运行机制，以降低相应的协调成本。

首先，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形成灵活的管理机制，培养内部协调能力。市场化运作机制通过实行政企分开，赋予孵化器真正的主体地位，生物医药孵化器的管理将更具灵活性和创造性。合理借鉴国内外公司型孵化器发展的成功经验，逐步引入企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探索适应在孵企业发展的管理机制，加强对内部协调的能力培养。与此同时，政府也应注意做好角色转变，对孵化器的支持从直接投入变为间接投入，发挥对孵化器产业的引导和扶持作用。

其次，建立科学的薪酬管理制度，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增强资源整合能力。具体可分为两个步骤：一是科学设计薪酬管理制度，形成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对此，可借鉴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改进人事管理制度存在的不足。二是基于相应的人才激励机制，构建高水平的管理团队，进一步增强资源整合能力。在这过程中，生物医药孵化器的管理团队可借助自身专业的知识背景和管理能力，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发展战略，以整合产业链上中下游的行业资源，加以完善孵化器的创新资源体系，增强自身的技术创新服务能力（见图4）。

图4 生物医药孵化器的资源整合过程

6.3 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降低监督成本

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借鉴美国强生生物医药孵化器的建设经验，对初创企业设置完善的评估标准，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合乎逻辑的项目评估系统。通过联合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的力量，设置科学合理的评估标准，从技术前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可行性、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对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评估，开展全过程动态跟踪，及时掌握企业的阶段性发展情况。在企业入孵之前，构建科学合理的淘汰机制进行筛选，对企业的信息作出准确评估，尽可能地让信用好和成长性好的企业入驻；在企业正式入孵后，可通过制定分阶段契约考察和监督企业的研发情况，并建立有效可行的企业信用评级，形成合理的纠偏机制，规范企业的违规行为，降低企业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

此外，建议政府加强和完善有关专业孵化器的扶持政策。国家和地方政府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制度环境，通过积极立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对此，可借鉴国外的优秀建设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和出台专业孵化器的有关扶持政策，为生物医药孵化器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政策条件，以构建规范而稳定的市场交易环境。

7 结论

生物医药孵化器的发展影响着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培养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交易成本理论，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在生物医药创新活动中具有实现创新资源共享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等作用；与此同时，其在运营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协调成本以及监督成本等。本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对我国生物医药孵化器的运营成本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并结合美国强生JLabs 生物医药孵化器的案例分析，总结其中优秀的建设经验，从而提出了3 个方面的对策和建议，首先是通过加强信息共享的建设降低信息成本，其次是通过制定健全的运行机制降低协调成本，最后是通过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降低监督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