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借鉴

王 君

(佳木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战争，是其中著名的一次。李自成起义，曾经发展壮大，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还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但不久却以失败告终，李自成身亡，起义成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原因何在，有哪些教训要借鉴？

一

作为人民革命的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分重视，提出了“古为今用”的思想[1]598。古为今用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2]533，一般称作“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种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历朝都要为前朝修史，总结其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镜鉴当朝的统治者，所以给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到了近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主张“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民主革命宣传家章炳麟也曾大力倡导“读史爱国”[3]122。

1919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来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充分肯定“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1]231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而对李自成的失败则给予惋惜和同情，注重研究得失，借鉴其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借鉴，首先是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是革命胜利的保障[4]。毛泽东对李自成失败借鉴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必须进行革命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5]1357革命必须有其坚强领导核心，否则必败无疑。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曰农民革命，都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以李自成起义为例，核心人物有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李岩，外围有田见秀、袁宗第、李过、刘芳亮等，打进北京后，就骄傲、腐化、内斗，所以他们根本不是坚强的领导核心。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使他们的革命也不可能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到了近代，虽产生了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但其组织松懈、派系纷杂，涣散无力，也没有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的斗争虽英勇顽强，却屡遭挫折和失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其自身的先进性，但要永葆先进性、始终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坚强领导核心，也必须进行自身的建设。毛泽东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2]602。毛泽东“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6]44，领导全党成功地进行了理论、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项建设，为中国革命胜利锻造了先进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抗战后期，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毛泽东已开始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保持和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1644年，是中国旧历的甲申年。3月19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但不久他的大顺政权也归于覆灭。过了300年，到1944年，又是一个甲申年。郭沫若应乔冠华之约，撰写出纪念长文《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列举大量史实，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多数首领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贪图享受、生活腐化、政策失误，失去民心，吴三桂降清并引清兵入关，从而导致了迅速失败。[7]该文3月19日起在《新华日报》上分4期连载，后被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沫若的这篇史论引发了毛泽东更多的思索。此时延安整风处于总结阶段，毛泽东分别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作了讲演，后经整理成《学习与时局》一文。文章举出我党历史上四次因骄傲而犯错误的事例，告诫全党同志要引为鉴戒，并谈到“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8]948。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召开做准备的六届七中全会期间，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高度赞扬他的研究工作。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9]227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当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怀着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1438-1439。“两个务必”虽然是作为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它关系到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能否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成为“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性课题”[10]2。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又一次提起了李自成。他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可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11]98

作为深谙历史的政治家，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强大的敌人，党不能脱离群众，而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外部环境的种种变化，很容易使党脱离群众。他认为，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骄傲自满和官僚主义”[12]115，在革命战争年代需要整风，在执政治国时期更需要整风。因此，1950年和1951年，在全党范围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纯洁了党的组织、端正了党员作风、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1951至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一些罪行严重的腐败分子。这对于在执政条件下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对于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廉政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三大改造完成后，为了适应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发出党内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13]256。在整风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提出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其中绝大多数是诚恳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旗帜鲜明地开展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右派运动。但由于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这次整风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也受到挫折和损失。

二

通过以上的梳理与分析可知，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借鉴，主要是必须进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的、具有严格组织性纪律性和优良作风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毛泽东开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 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发挥了奠基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和途径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大优良作风，毛泽东创立完整的建党学说并开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好形式即整风等。

进行党的建设，必须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而整风是开展党内斗争、在全党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好形式。1942年春至1945年春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整风开整风之先河。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整风文件，联系党的历史、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错误倾向，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思想理论素养和实际工作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防止和克服党内产生主观主义、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等缺点和错误，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本色，而为其他的政党所无法做到。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积极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惩前毖后，使党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就不会像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那样因骄傲而腐化最终遭致失败。以整风的办法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14]272的高度，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命题并进行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改革创新精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借鉴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使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各项建设得到极大加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目的在使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继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从对李自成起义失败借鉴的角度看，毛泽东进行党的建设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坚持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即整风，以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二是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以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意识到，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骄傲自满和官僚主义。对此应作广义的理解，即：毛泽东所说的骄傲自满和官僚主义，既包括二者本身，也包括与之相伴生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贪污浪费、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等等消极腐败现象。“1950年2月28日，毛泽东访苏归国途中路经沈阳，严厉批评了地方上大吃大喝的行为……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作表率。’”[15]376李自成起义军造反打天下18年，在北京执政坐天下仅42天。为什么失败得这么快？主要表现为军事上、政治上和政策上的失误，其根源则在于领导集团的腐败。李自成进了北京城，住进皇宫，陶醉于筹备登极大典，“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7]22，“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7]24。他们把明室的腐败与失误接收过来，纵声色、掠财物、争名利、戮功臣，最终酿成“一场大悲剧”[7]31。推翻大明王朝的大顺农民王朝刚掀开历史的一页，仅月余，便昙花一现般凋落了。

毛泽东评论李自成的重臣牛金星、刘宗敏说：“李自成进京后，他的丞相牛金星张罗着登极大典，将军刘宗敏忙着刮地皮，严刑杀人，不讲政策了。当官的只知道享受，当兵的也吃喝玩乐。他们骄傲了，完全不顾北边还有清兵入关。”[15]375后来李自成被迫去山海关迎战吴三桂和清军，而牛金星还在北京城里讲排场、摆阔气，“他是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俨然太平宰相的风度，“那还不失败？！”[15]375对于“三反”运动中查出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主张予以处决。“他说：‘我们坚决不做李自成！我不想做李自成，谁想做刘宗敏、牛金星，刘青山、张子善便是前车之鉴。’”[15]376毛泽东认为，只有下决心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6]。处决刘、张，使全党震动，全国人民振奋。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历史教训发人深省。但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代表，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农民小生产者的眼界，使他们的榜样只是专制皇帝和封建统治者，他们即使能够建立政权，代表劳动者利益也是暂时的，最终必然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化。诚如郭沫若所言：“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7]321644年的李自成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200年后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同样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虽然是农民，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但它已不是旧式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它是在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因而有科学的理论、先进的政党、远大的目标和杰出的领袖。因此，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成功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现正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早在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在枣园的窑洞与毛泽东促膝长谈，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旧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7]263-264。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风毁坏、吏治腐败、贪贿横行，终至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民变蜂起。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开展反腐败斗争，十分重视发动群众、把党和政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他在有生之年，为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以保持党的纯洁性，为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付出了巨大的不懈的努力。

但毛泽东在认识上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对于官僚主义、消极腐败等现象，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思想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他认为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群众运动，因而倾向于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来解决。群众运动的方式虽也曾发挥了积极效应，但这种效应是短期的，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实际上，这更是一个制度方面的问题，是体制机制不健全、有缺陷的问题，应该主要通过健全法制和完善体制机制来加以解决。所以，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指出，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制度建设为重点，着力构建的 ‘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的反腐廉政体制机制”[18]。这是对毛泽东建党学说在新时代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党的十九大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时指出：我们“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惩戒机制——引者注)，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防范机制——引者注)，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保障机制——引者注)，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19]6-7。“我们党在刮骨疗毒中解决了自身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激浊扬清中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在革故鼎新中重塑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通过行动回答了‘窑洞之问’，练就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 ‘绝世武功’，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20]190。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程、领导14亿多人口之大国、拥有9500余万党员、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实现伟大梦想、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正如习总书记在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所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就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