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贫困的影响因素及中老减贫合作浅析

张梦贤

老挝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贫困问题仍然是需要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老挝国家总理通伦在国家“九五”计划（2021—2025年）中提到，要重点发展农村和偏远地区，解决贫困人口问题，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商品生产，加强先进技术学习和职业培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有效利用扶贫基金、边境发展基金和乡村发展基金，鼓励和动员外来投资，为农村发展和扶贫做出积极贡献。到2025年，努力将贫困率降低到总人口的13.9%，努力将脱贫家庭的数量从971,900个家庭增加到1,176,260个家庭，脱贫村庄的数量从4,899个村庄增加到8,003个村庄。

老挝与中国山水相连、人文相通，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国家之一，也是中国面向东南亚进行“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区域。老挝的贫困问题不仅是其发展的要务之一，而且与中国的发展命运相连，与中国“一带一路”跨国合作和减贫项目相关。2021年3月4日，老挝外交部部长沙伦赛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不断取得国家建设事业重大成就，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数亿人口摆脱贫困，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21年是中老建交60周年暨中老友好年，老挝也将步入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签署的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指引下，中老关系进入新时期，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老方将与中方密切协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缓解债务压力、实现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减贫工作的首要问题是了解贫困问题的现状和产生原因，才能更好对症下药，本文将从自然地理、历史和社会文化和现实因素梳理老挝贫困的原因。同时，总结中老减贫合作的现状和问题，并对进一步推进中老减贫合作推出建议。

一、老挝贫困的现状与特征

（一）老挝贫困的现状

联合国在《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包括人均收入、卫生健康指数和教育指数。按照评定规则，得分0.8以上属于“人类发展水平非常高”级别；得分在0.6至0.79之间，属于“人类发展水平高”级别；得分在0.55至0.69之间的，属于“人类发展水平中等”级别；得分不足0.55的，属于“人类发展水平低等”级别。根据2011年人类发展指数显示，老挝的HDI指数为0.497，属于低等水平。而随着老挝对减贫的重视，中国和国际社会对老挝扶贫力度的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用电、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的改善，老挝的贫困率呈下降趋势。1992—1993年，老挝的贫困率为46%；1997—1998年下降到39%；2002—2003年下降到33.5%；2007—2008年，贫困率进一步降至27.6%；2012—2013年为23.3%；2018—2019年为18.3%（见表1）。此外，2019年老挝的HDI指数增加为0.613，位于中等水平[1]。虽然老挝的减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离全面脱贫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表1 1992—2019年老挝贫困率

（二）老挝贫困的特征

1.农村人口比重大，以农村为主体

老挝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城市人口相对较少。1995年老挝8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新一轮的移民浪潮开始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截至2021年3月，老挝总人口为7,362,758人，其中城市人口仅占35.7%，农村人口占64.3%。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基础设施落后和交通不便，因而农村减贫任重而道远[2]。

2.贫困程度北部高于中部和南部

老挝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不平衡非常明显，呈现出北部比中部和南部更贫困的状况。北部省份主要包括丰沙里、波乔、琅勃拉邦、华潘、沙耶武里、琅南塔、乌多姆赛省，地形以山地为主，地理条件较差，加上历史上长期混战，贫困率很高。中部省份包括首都万象、沙湾拿吉、波里坎塞、川矿、赛宋本和甘蒙省，地形以平原和丘陵为主，利于发展农业种植，且靠近首都，经济发展快速，贫困程度相对而言不高。南部地区包括阿速坡、占巴塞、沙拉湾和色贡省，该地区地形狭长、多民族聚集，贫困程度高于中部地区。

二、老挝贫困的影响因素

（一）自然地理因素：地形多山地和高原，灾害多发

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所说，“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3]94老挝的贫困落后，也与自身的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地理条件来看，老挝地处中南半岛北部，被中国、柬埔寨、越南、泰国和缅甸五个国家环绕，是东南亚唯一一个内陆国家，天然地将老挝同外部世界割裂开来。一般来说，海洋往往成为贸易的开创区域，便于资源配置和减少生产成本，但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老挝缺少港湾和海洋资源，极大地限制了它对外交流和发展的机会。内部环境上，老挝国土面积为23.68万平方公里，其中水域有0.6万平方公里，陆域有23.08万平方公里，境内80%为山地和高原，且多被森林覆盖，可利用的耕地资源有限。老挝的总体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地区多高山，这给当地的道路交通带来很大不便，也就大大延缓了生产技术、资源和其他文明成果在老挝境内的传播。此外，虽然老挝全国有20多条流程200公里以上的河流，但几乎没有一条河流可以全程通航。因此，老挝的地理条件导致其缺乏与外在世界交流的基本条件，从而限制了对外部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的吸收机会，阻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交流。尽管不利的地理条件对老挝的经济发展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无形之中却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成本。

自然因素方面，根据美国著名学者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的观点：“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自然天赋是不平衡的，进一步来看，这种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大自然的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气候和灾害上：从气候来说，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划分，世界上富裕的国家多位于温带，贫穷落后的国家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温带地区的人精力充沛，而热带地区的人则精疲力竭，由此带来工作精力和效率上的巨大差异，从而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3]96。老挝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气候终年常热，季节性温差变化不大，生活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中，容易使人浑身乏力，变得“懒散”，缺乏进取心，社会生产效率低下，也不利于社会文明的发展。从灾害来看，穷国所处的地区经常饱受着自然灾害的影响，不仅对社会生产造成影响，而且使人们生活充满动荡和沮丧。此外，大多数病毒源于热带，炎热的气候是病菌和害虫大量繁殖的温床，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影响居民健康水平。据老挝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2020年老挝共发生235起灾害，直接影响1,860,165人，造成121人死亡，45人失踪，给经济社会造成超过55,380亿基普的损失，这些灾害包括：台风、洪灾、山体滑坡、虫害、动物疾病和新冠肺炎等。自然灾害严重破坏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大大降低了经济恢复发展的可能性并导致更严重的贫困。

然而，自然并不能决定一切，经济发展还受后天因素的影响，科学和技术在其中就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得越多，预防疾病的能力越强，从而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因此，大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老挝减贫不可忽视的关键手段。

（二）历史因素：早期殖民主义侵略，战争遗留的未爆弹药影响

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在亚非拉地区的殖民扩张与掠夺是导致殖民地贫困与落后的历史根源。列宁认为，早期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掠夺，使得整个世界分成了两类国家，一类是占少数的帝国主义列强，另一类是长期受到压迫的殖民地国家，它们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由此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老挝的侵略和剥削，成为老挝经济落后和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追溯老挝历史，在1975年12月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前，老挝饱受了190多年的殖民入侵和战争的摧残。1778—1893年，澜沧王国先后被暹罗（即现在的泰国）和越南所征服，沦为其属地。19世纪下半叶，法国占领老挝，澜沧王国被纳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法国殖民者对老挝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压榨并实施文化愚民政策。1940—1945年，日本先后强迫法国签署《关于日军进驻印度支那的决定》和《共同防守法属印度支那地方军事协定》，与法国一起统治老挝。1945年10月在老挝宣布独立后，隔年法国又再度入侵。1953年老挝王国正式独立，此后在美国和苏联两大强权的暗中角力下，老挝内战爆发，整整持续了22年。1975年12月2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最终成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但长期的殖民统治，老挝被强行卷入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沦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如今老挝在发展中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赖程度高，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社会经济处于落后的状态[4]。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叙述：“个人的财富来源于家族，推而广之，国家的贫穷来源于以前的历史遗留。”老挝就是目前仍然受到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越南战争期间，在美军和南越傀儡政权的扫荡下，北越大量的物资运输渠道被切断。为解决这一难题，越南共产党、北越政府和越南军民开辟了一条通过老挝抵达越南南方各根据地的羊肠小道——胡志明小道，作为胡志明部队向南方游击队秘密运送兵力和武器装备的重要通道。在胡志明小道被美军发现后，1953年3月，美军展开了“滚雷”战役，同时对胡志明小道老挝段展开疯狂的轰炸行动。1964—1973年，美军对老挝进行了58万次的轰炸，NRA数据显示，在长达9年的轰炸中，在老挝投放炸弹多达300万吨，其中30%是未爆炸的（见表2）。冲突结束40多年后，老挝既是世界上受摧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也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老挝国土面积为23,6800平方公里，其中25%的面积（约59200平方公里）是被未爆炸弹（Unexploded Ordnance，缩写UXO）污染的。全国有18个省，埋有未爆炸弹的有17个省。老挝政府UXO信息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UXO污染区的总清理面积仅为595平方公里，这意味着只有1%的污染地区被清理。

表2 轰炸的炸弹数量与被污染的省

这些遗留炸弹一直阻碍着老挝社会经济的发展。老挝将近67%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大多数家庭收入来源依靠农业，UXO污染限制了对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严重阻碍农业生产活动，加剧社会贫困状况。同时，由于在任何建设之前都需要考虑到清理土地所需的高成本和高风险，所以这也阻碍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此外，UXO污染也对人身和食品安全问题构成威胁。2016年12月7日，老挝总理通伦作出指示，未爆炸弹遗留的高危地区往往是老挝最贫穷的地区，我们要共同努力，确保在2030年前尽可能清除。目前，老挝政府已经把UXO问题作为消除贫困的八个优先任务之一。

（三）社会文化因素：随遇而安的“佛系”心态

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老挝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有85%的老挝人信仰小乘佛教，佛教信仰深深扎根在社会，影响着整个国家。在老挝的佛教信仰中，贫困是一个宗教概念，今生的贫穷富贵与前世的功德多寡有关，因此，老挝人认为贫苦是功德的轮回与个体的福报，是前世的功德积累不够才导致了当今的贫困状况，摆脱贫困需要宗教的功德业绩转换，而不是全靠政府的政策、福利和经济调控手段。宗教对贫困原因的阐释，缓和了贫富差距大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社会矛盾，老挝人心态平和，在既定的贫困面前不以为然，通过布施与行善等方式乞求于“神灵”以图免祸造福，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这也导致老挝民众在响应政府减贫行动中动力不足、参与程度不高。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文化理论”认为新教徒的价值观使他们更加重视努力工作、时间、企业和自由市场，而不像法国等天主教国家的人那样“懒散”。老挝1893—195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长达61年之久，法国文化深深地渗透于老挝社会中，许多法国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被沿袭至今，老挝人生活慵懒、安于现状、缺乏进取心，也正印证了法国的“哲理”：没有办法，只能随遇而安，因为这就是生活。

（四）现实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Nurkse)提出了“贫困陷阱”理论，主要指由于经济中存在恶性循环，而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落后的状态，不能依靠自身来摆脱这种困境。就老挝而言，导致它在独立后贫困化加剧有许多现实因素。

1.老挝政府面临“财政陷阱”，政府管理能力不足

从政府管理层面来看，一方面是政府面临“财政陷阱”，老挝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经济发展。老挝人均收入低、储蓄率低、资本积累少，国家严重缺乏资金来促进医疗、教育和技术等的发展，往往依靠借外债来弥补资金的不足。2020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目前老挝公共债务占GDP的总量已经从2019年的59%上升到了2020年的69%，整整上升了10个百分点。2020年的到期债务额已经达到了12亿美元，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下，老挝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经济发展是非常困难的。老挝高额的债务已经对经济的流动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甚至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是政府管理能力不足。老挝的贫穷和落后也要归因于政府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不足。制度和社会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冗杂的条例和规章制度、繁琐的办事流程会导致办事时间长、成本高等问题，造成公共服务效率低下，最终不利于外资的引入，导致低投资率和高失业率，使国家更难以摆脱贫困。此外，老挝政府公职人员收入偏低，为了维持生计，极易出现滥用权力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政府的执行力和监督力不足，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经济福利的改善，减慢脱贫的步伐[5]。

2.人口规模少，教育程度低

从老挝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来，老挝人口从1975年的304.2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736.2万人，净人口增加了432万人，增长率达142%。尽管老挝在这46年的时间里，人口迅速增长，但是，对于一个想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说，老挝的人口规模还远远不够，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人口数量的动力支撑。同时，教育程度低、人均寿命短和健康营养状况差等因素降低了老挝的人力资本。正规教育是增加知识和技能、摆脱贫困的最佳手段。法国殖民者入侵老挝后，实行愚民和奴化教育使得老挝文盲占全国人口的95%以上，学龄儿童大部分不能上学，只好由父母把他们送到当地的寺庙去学习文化，使得老挝人口的文化程度很低。1975年以后，尽管政府认识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但在债务负担加重、财政支出收紧的压力下，老挝政府不得不缩减教育支出，导致教育资源匮乏、教育质量不高。同时，如今在老挝许多偏远农村地区，许多家庭仍然无法供孩子去上学。

三、中老减贫合作的现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存在巨大减贫经验需求的老挝形成了新的合作契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2014年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后，中国就一直大力帮助周边国家的减贫事业[6]。

（一）中老减贫示范项目持续推进，合作成绩显著

2016年12月7日，东亚减贫合作示范项目启动会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标志着针对老挝的减贫项目开始运作。作为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中的重要部分，老挝项目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提出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个减贫项目之一。2017年6月14日中老两国签署了《援老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实施协议》，在老挝万象市三通县版索村和琅勃拉邦省琅勃拉邦县象龙村开展减贫示范项目，其中万象市的桑通县版索村有9个,琅勃拉邦市象龙村有8个。通过借鉴中国成功的减贫经验，老挝因地制宜，以项目区发展需求为导向，实施精准帮扶，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多样化增收途径，为老挝政府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提供范例。该项目包括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农户生计改善、能力建设等方面内容[7]。

2018年以来，在中老国家联合项目办的指导下，万象市三通县版索村村民根据本村实际情况、产业前景和自身能力等，自主选择发展织布作为村主要产业发展项目之一，织布小组将按照中老双方专家团队提出的发展规划，尽量做到统一品牌、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销售，增强该村织布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减贫援助项目还将为项目村设立网络销售宣传、打造织布产品商标和展会销售等，为生产小组协调统一营销和成员自主营销相结合的模式。此外，减贫援助项目大力改善了村内基础设施，并提供了养牛、织布、玉米种植3项农业技术培训以及教育援助。2019年2月19日,中国援建的老挝琅勃拉邦象龙村人饮工程竣工,让当地600多户村民告别买桶装水过日子的历史，此外，扶贫项目在象龙村开展蔬菜种植实用技术培训，持续推进生计发展项目，落实推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扶贫理念，不断加强村民自身“造血”功能。目前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高度认可。

（二）开展减贫经验分享，促成多元化交流

为了推动减贫合作，中国和老挝在“中国—东盟”的合作框架内，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机制。其中，“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和“东盟+3农村发展与减贫高官会”等交流平台已日益成熟。中国与老挝扶贫经验的交流对话也日益深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组织老挝代表团到中国，以研讨会和实地考察的形式进行减贫经验交流。2019年5月29日至6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组织老挝各级项目管理人员和项目村骨干成员赴百色市和龙胜各族自治县考察学习，主要就产业扶贫、旅游扶贫合作社运营和带贫机制、新农村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等方面问题进行考察学习交流[8]。中国主动与老挝分享减贫经验，举办减贫检验讨论会，帮助老挝探索符合老挝发展的减贫模式。

（三）依托基础设施援助与投资成为中老减贫合作的重要方式

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老合作项目不断增多，对老挝不同人群的红利不断扩大，这些项目为老挝国家和人民造福，这也成为中老减贫合作的重要方式。其中，中国推动老挝减贫工作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国内基础设施的升级，而且对改善民生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2021年12月即将开通的中老铁路，它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的重要项目，也是“老挝最引人注目、规模最大的合作项目”。中老铁路将极大提高运输效率和水平，促进老挝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仅现阶段就已直接拉动当地工程建设、建材供应、电力、农牧业、服务业、物流等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老铁路全线建设已聘用当地工人1500多人，为沿线民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未来，中老铁路北接中国，南至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将成为中南半岛南北大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解锁老挝陆路交通困局、促进经济发展。

四、对进一步推进中老减贫合作的建议

（一）继续坚持“授之以渔”原则，提高老挝自身“造血”能力

虽然近些年中国提供的外部援助对老挝的减贫事业具有显著成效，但对于让老挝从根本上脱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老减贫合作要继续坚持“授之以渔”的原则，重视老挝贫困群体自力更生能力的培养。因此，在减贫合作项目立项前，要充分掌握老挝的实际情况，从老挝国情和贫困群体的诉求出发，制定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项目方案。同时，应该加强教育、卫生和农业领域的合作，加强老挝贫困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减贫知识交流共享的平台。此外，应该建立减贫合作的反馈机制，从而保证减贫效果。

（二）重视文化因素作用，达成可持续性互惠

在中老减贫合作中，可充分重视微观层面文化因素的作用，尊重和理解当地的文化体系，借助地缘性的傣族文化与老挝文化进行深入互动和沟通，调动老挝民众对于减贫工作的参与积极性，达成可持续性互惠。同时，作为老挝国教的小乘佛教，对老挝国民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熟悉老挝的宗教信仰，在制定扶贫策略时进行文化的深度的对接，将对中国减贫经验和智慧“走出去”和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三）加快境外合作区建设，鼓励中国企业走进老挝

境外合作区是企业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载体。境外合作区不仅能为老挝当地的发展注入资金，而且也能带去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有助于推动老挝当地的产业升级。同时，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有利于改善民生，增加老挝的财政收入，降低老挝贫困程度。因此，可加快境外合作区建设，完善合作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制定恰当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到老挝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