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与深化：熊佛西研究的再发力
——“纪念熊佛西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综述

颜 倩

2020年是熊佛西120周年诞辰，也是上海戏剧学院建校75周年。在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纪念熊佛西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2月4日至6日在江西丰城成功举办。本次学术会议由江西省丰城市委宣传部、丰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丰城市张巷镇人民政府、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上海戏剧学院中国话剧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戏剧艺术》编辑部协办。来自国内知名高校、文化和科研机构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莅临会议，会议采取主旨演讲、学术评议和自由讨论的形式，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熊佛西戏剧理论”“熊佛西戏剧创作与演出”“熊佛西戏剧教育”“熊佛西定县戏剧实验”“熊佛西生平、地位与成就”等多个议题展开深入热烈的探讨。

一、熊佛西戏剧理论研究

熊佛西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曾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在西方戏剧理论的熏陶之下，他对于中国戏剧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归国后，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戏剧环境，结合自身的戏剧实践，他撰写了不少戏剧理论论著。这些论著虽然诞生于上个世纪前半期，但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仍具有指导意义。周安华(南京大学)关注到早期熊佛西的电影观及批评实践，指出熊佛西对电影极有兴趣，他的电影观是“大戏剧观”、贯穿“教育自觉”、推崇现实主义电影，并认真总结了其电影批评的特点，改变了人们以为熊佛西只是一个话剧家的传统印象。施旭升(中国传媒大学)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戏剧与探索总结为两种路向——“五四”启蒙戏剧与“延安”戏剧，认为熊佛西在艺术精神上一直是在“五四”与“延安”之间游走与徘徊。熊佛西关注“趣味”、讲究教化的同时，在启蒙的道路上身体力行，而又不免受制于体制而服从于政治。胡德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中国话剧的奠基人”谈起，讨论熊佛西在中国话剧史的贡献与定位，并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集《青春底悲哀》、中国话剧开创期独具风格的戏剧以及熊佛西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探索等三个方面强调了熊佛西“中国话剧的拓荒人和奠基人”这一称号的合理性。毛夫国(中国艺术研究院)讨论熊佛西戏剧实践与戏剧教育中践行的戏剧美学，主张“趣味主义”和“单纯主义”。“趣味中心论”重在戏剧普及和教化作用，以“趣味”迎合观众，旨在引导观众的兴趣，并在这一过程中，训练、提高观众的趣味。“单纯主义”则在于情节精粹、背景简略以及人物单纯，“表现一个精彩的思想，采用简略的背景，减轻观众的负担”，具有现实适用性。刘勇刚(扬州大学)系统地梳理了熊佛西在戏剧教育方面教学的特点，以戏剧实验的方式，设置“舞台工作实习”课程，培养实践型、通才型的多专多能的戏剧人才，指出熊佛西在长期的戏剧创作、导演和教学活动中，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戏剧人才学思想，这对于当下的戏剧人才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陈丹婷(深圳大学)以熊佛西抗战时期的戏剧思想及其演剧形态为中心，将熊佛西抗战时期发表在民国报刊上的剧评予以归类、整理，指出熊佛西的戏剧教育思想是以“政治”为首，“教育”与“戏剧”相结合，戏剧创作思想是以“内容”为主导，兼顾“技术”与“演出”，戏剧演出形态是从舞台自然形态延至社会自然空间的泛戏剧化。

不少专家还将熊佛西的戏剧理论与当下的戏剧生态联系起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孙惠柱(上海戏剧学院)披露了一个历史史实，晏阳初最初邀请熊佛西是去改良当地秧歌，熊老却坚持推广话剧，但在话剧实验时有意识地汲取(秧歌)戏曲的艺术资源，注意农民的欣赏习惯，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但如今定县话剧演出几乎消失殆尽，提出当下如何继承熊老艺术遗产的问题。胡薇(中央戏剧学院)从熊佛西《梅兰芳》一文反思当下戏剧现状，《梅兰芳》一文贯穿着熊老希望戏曲探索要守正创新的思想，并联系当下戏剧发展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创作者的基本功还未牢固便盲目进行大胆的尝试，没有经典作品的沉淀便随意发挥，这对戏曲未来的发展百害而无一利；二是当下戏剧生态的问题，评论家的勇气和判断力日益减弱，评论界到处充斥着无意义的吹捧，缺乏真知灼见，演员得不到真正的督促。邹元江(武汉大学)以熊佛西《梅兰芳》一文为切入点，讲述熊佛西在认同梅兰芳的人格与艺术的基础上，讨论梅兰芳“好随便”翻新、需“改良乐器”和“调调儿”、靠什么赢得美国观众等诸多纯粹“艺”的问题。基于对西方戏剧舞台装置和演出效果的深入了解，熊佛西认为剧场装置是一种审美观念，对戏曲艺术的舞台灯光和布景提出了十分超前的想法，促进了中国戏曲艺术舞台的精致化、审美化，推动了中国戏曲艺术的现代性转型，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舞台装置美学和实践具有奠基的意义。

二、熊佛西戏剧创作与演出研究

熊佛西的戏剧创作与演出研究为与会者所瞩目，并得到有力的推进。黄爱华(杭州师范大学) 以熊佛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题材戏剧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1932年为界，把它分为前、后两期，探究其农村叙事的发展衍变，指出熊佛西剧作中的农村叙事并不是零碎孤立的，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动态发展的链条。曹树钧(上海戏剧学院)以熊佛西五四时期的代表作《一片爱国心》为切入点，指出剧作虽然在艺术上不够成熟，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们要求婚姻自主、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生动描摹出受五四精神熏陶的中国青年一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周靖波(中国传媒大学)认为《青春底悲哀》实际是五四时代最强音，一方面体现青春的合理要求在家庭环境下难以实现的悲哀，另一方面则是因生逢难时而造成青春断然无法摆脱悲哀的命运。前者矛盾的根源是自然的、胜利的，后者矛盾的根源则是政治的、历史的。“青春底悲哀”不仅是剧中人物的命运，同时也是熊佛西对同代人历史命运的概括。臧保云(山东艺术学院)将熊佛西的独幕剧创作分为“青春底悲哀”、时代悲喜剧以及抗战独幕剧三个阶段，通过对典型剧作的细致考察，认为熊佛西深谙独幕剧在篇幅、题材和可演性上的优势，最大程度激发了独幕剧轻骑兵的特点，使其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宣传力量，为反帝思想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曹家华(沈阳城市学院)从编剧技巧出发探讨熊佛西戏剧创作中的“佳构”属性，指出熊佛西喜剧“单纯的笑”与“耐人趣味”的审美追求，以“趣味简单”“单纯易懂”的戏剧结构，让喜剧外衣包裹严肃的社会现实，最终将“笑”的社会属性展现出来。

李冉(上海戏剧学院)从《上海滩的春天》剧作及其演出讲起，揭示其从极受欢迎到遭受批判的命运轨迹，剧作旨在讲述民族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被评判为“美化”了资产阶级，是特殊历史时期话剧接受者在意识形态束缚下的审美偏移。重新解读《上海滩的春天》，可以将批判声音作为历史进行重新审视，而对剧作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与阐释。向阳(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讲述了熊佛西协助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一届毕业生顺利开展职业生涯而在天津开展的公演与小剧场运动。在此过程中遭遇与文明戏的争锋，熊佛西以“我们”区分“他们”，以“游行公演”区别于文明戏“职业化”演剧，从剧本、表演、布景及观众层面强调话剧与文明戏的差异，逐步深化观众对话剧的理解。熊佛西通过此次戏剧运动深入思考了观众与民众的差异，以及戏剧与观众、职业化演剧与民众的关系。陈俊佳(赣南师范大学)、简贵灯(赣南师范大学)从《儿童世界》《抗战儿童》讲起，梳理熊佛西儿童戏剧实践活动的脉络以及儿童戏剧创作的理念。熊佛西的儿童戏剧坚持以儿童为本体，在反映儿童天真烂漫真实面貌的同时，将爱国性与启蒙性融为一体，真正实现为儿童服务。薛慧(南京农业大学)系统地梳理熊佛西戏剧轨迹，发现熊佛西的戏剧理念深受其老师马修士影响，在中国语境中也融入了熊佛西自己的思考和创造，进行戏剧本土化的探索，具体体现在观众为戏剧存在根本、戏曲为演剧根本和佳构情节为演剧内容三方面。

本次会议，不少专家学者运用比较思维对熊佛西的戏剧作品进行考察，归纳总结其剧作体现出来的戏剧理念、美学风格等，成为会议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彭涛(中央戏剧学院)从艺术特色、主题表达等方面入手，对熊佛西与夏衍取材传奇人物赛金花而同样遭禁演的同名剧作《赛金花》进行了比较，指出熊佛西剧作的叙事立场更为谨慎，以求所谓“艺术真实”为目标，聚焦于赛金花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命运，巧妙地运用暗喻手法将赛金花之死与北平危机糅合在一起，使得剧作与现实形成了一种巧妙的暗示与呼应。当然，熊佛西的剧作在戏剧冲突和情节事件的强度上，略逊于夏衍剧作的美学意境。于宁(上海大学)以比较视野观照熊佛西与赵清阁的抗战戏剧，从二人的戏剧理念、戏剧实践以及抗战戏剧的得与失三方面阐述，认为熊佛西的戏剧理念与戏剧实践主要围绕着“民族话语”与“政治话语”，但赵清阁在这基础上结合了“性别话语”。齐才华(上海戏剧学院)对熊佛西的《过渡》与洪深的《五奎桥》进行比较，二者同是农民题材，都以农民和乡绅冲突为主要表现内容，论文从剧作到演出，由“建桥”与“拆桥”两种动作说开去，阐述《过渡》的“改良”思想与《五奎桥》的“革命”说教这两种不同的剧作理念。

三、熊佛西戏剧教育研究

熊佛西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他的主修科是教育，副科是西洋文学，这为他后来从事戏剧教育事业埋下了种子。他先后任教于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上海戏剧学院，一生都在为中国戏剧教育事业而努力奉献。作为一位杰出的戏剧教育家，其戏剧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彭勇文(上海戏剧学院)梳理了熊佛西成功开展农民戏剧教育的经验和做法，主要包括：创作农民可读可演、有共鸣、受启发的剧本，培养农民自己的演剧人才、组建农民剧团，因地制宜改造和建设合适的剧场空间，不断探索和改进演出形式，增强观演互动和戏剧感染力。认为戏剧教育是为大众服务的，戏剧一直是传承民族核心价值理念的载体。熊佛西的戏剧教育紧扣农民生活，传递出向上的精神，正是我们现在中小学戏剧教育需要学习的地方。丁芳芳(南京大学)关注到熊佛西的抗战剧场观，她从剧场功能观和剧场建设观进行阐述。认为熊佛西的抗战剧场观，与其抗战时期戏剧社会教育观密不可分。剧场功能以社会教育为核心，剧场是反映民众生活、社会习俗乃至体现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指出熊佛西打破传统观演界限，构建新的剧场空间，以固定剧院、流动剧院和民间剧院为基础建设理想的抗战剧场网。邹宁德(江西艺术职业学院)阐述了上戏早期建校时期，熊佛西与朱端均共同制定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不仅注重身台形表，还侧重于对文化素质的提升，这些教学措施都能够看出上海戏剧学院在熊佛西校长的领导之下，对于“通才型”戏剧人才的重视与培养。部分青年学者们结合自己的戏剧教育实践，论述了熊佛西的戏剧教育理念。

孟倩倩(中央戏剧学院)指出当下戏剧教育热潮空前高涨，但深入调研之后会发现在看似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对戏剧教育理念的认知偏差，实践过程中的功利化、业余化的出现，对戏剧的发展极其不利，并提出了我们应该在熊佛西戏剧教育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与当下的戏剧教育实践相结合，试图挖掘其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为戏剧教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刘库(湖南师范大学)、田祖婷(湖南师范大学)以湖南师范大学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为例，梳理了本专业自开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其中不乏有熊佛西先生的影响，例如熊佛西实践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戏剧教育观、戏剧大众化的戏剧创作观，这些对于当代高校的戏剧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丁付禄(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以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开设的戏剧教育专业为例，结合熊佛西主张的研究实验的精神来从事戏剧教育工作的观点，提出戏剧教育精准化的目标：面向剧场的戏剧教育、面向学校的戏剧教育、面向社区的戏剧教育。

四、熊佛西定县戏剧实验研究

熊佛西的定县戏剧实验是中国话剧大众化进程中一次伟大的尝试，他深入河北定县，积极开展演剧活动，打破传统观演关系，努力探索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可能性，为中国话剧的本土化、民族化、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刘川鄂(湖北大学)、曾宪章(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指出熊佛西是中西戏剧艺术契合交融的先行者，他是先锋的，体现在戏剧探索的超前性，饱含丰富的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因子，体现了独具一格的戏剧艺术审美追求。同时他也是另类的，与左翼戏剧的大众化相比，定县农民戏剧实验是当时中国戏剧通俗化大众化的另类途径。胡志毅(浙江大学)从城市空间与接受美学的双重视角出发，以熊佛西创作的《过渡》《屠户》《逼上梁山》等例作为研究对象，将熊佛西的定县农民戏剧总结为“理念、实验与接受”，具体考察定县农民观众的接受，提出熊佛西是在民众戏剧的基础上，推崇大众化戏剧的理念，强调戏剧的教化功能，将农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相结合，展开了戏剧本土化的探索。方冠男(云南艺术学院)指出定县实验是全国范围内乡村建设实验集群建模群之一，延安是乌托邦建模的升级，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话剧院、人民艺术剧院等剧院的出现，是乌托邦建模的更高层次的升级。戏剧不再是教育的辅助，而是教育本身。教育是双向的人的改变，教育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被教育。

许昳婷(厦门大学)指出中国现代话剧的大众化主要包括“爱美的”戏剧、校园戏剧运动以及农民戏剧运动等路径。以熊佛西为代表的戏剧家们所进行的农民戏剧实践，借鉴了爱尔兰、苏俄、日本等地的戏剧运动经验，着意在剧本创作和剧场改造等方面建构适合农民参与的演出方法。这在本质上是基于中国本土现实，并充分考虑乡村亲缘和地缘关系特质的大众文化改造运动，是一种独特的乡村文化治理范式。重新审视百年之前的农民戏剧运动，不仅可以对这一运动的思想来源和精神传统进行再检视，也可以重新思考异质文化的现代化、中国化路径。龚伟亮(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指出对于熊佛西定县大众戏剧实验的研究主要来自戏剧届，往往容易忽视熊佛西的农民演剧实验的乡村建设脉络，他认为研究者需要具有百年乡建的历史视野，从熊佛西的农村文化建设视角出发，促进熊佛西定县戏剧实验研究的多元化。宋亭樾(东北师范大学)从熊佛西定县戏剧舞台实验为切入点，探讨当下的戏剧现象，并提出剧场就是舞台的概念。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熊佛西的舞台实验，也是中国“沉浸式戏剧”的雏形。而当下中国戏剧市场沉浸式戏剧的火爆程度，也为中国戏剧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牟英杰(厦门大学)指出熊佛西的定县戏剧实验为话剧大众化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通途，但当下看似繁荣的乡村戏剧节实则暗藏危机，并以山东潍坊乡村戏剧节为例，展开了论述。这一戏剧节继承熊佛西农民戏剧精神，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虽然导致失败有各方面的因素，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否定当代乡村戏剧节的重要意义。付娆(四川师范大学)从熊佛西创设的舞台表演方式入手，指出熊佛西突破了舞台的程式性，通过越过幕线、加强台上台下沟通、演员包围观众的方式，消除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感，指出这种交流式的戏剧形式更加能够让人们认识到戏剧的存在价值。

五、熊佛西生平、地位与成就研究

与会者围绕着熊佛西生平、地位与成就展开了全面而立体的讨论。马俊山(南京大学)认为熊佛西的历史定位与他的实际贡献不相称，并提出了重新审视熊佛西先生在戏剧史上的地位的观点。目前关于熊佛西的研究不够深入，整体研究水平较低，学术空白较多。许多过去被认同的观点，现在看来，也需要重新评估。对于熊佛西戏剧教育与戏剧本土化的问题，我们需要总结他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为未来构建现代民族戏剧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喻荣军(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追溯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发展历史，1995年上海青年话剧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合并成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而熊佛西先生便是青年话剧团前身——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的名誉团长。他当年对实验剧团的定位、发展理念和措施至今仍影响着“上话”，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创意、品质与多元”的定位就体现了“上话”对于熊佛西先生一贯坚持创新和实验的精神传承。陶小军(上海戏剧学院)从熊佛西的书画生活入手，指出熊佛西主张学以致用，尊重传统书画艺术传承、学习的基本方法，但始终坚持以创新求变的创作观，并且秉持着开放与克制共融的市场观。梅琳(西南大学)以熊佛西十二年的戏剧节经历为视角，系统地梳理了熊佛西多年参与戏剧节的活动轨迹。指出熊佛西不仅是戏剧节的首倡者，更是有力的推动者，言行之间都透露出他对中国话剧生存与发展的思虑。

最新史料的挖掘，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我们对熊佛西的认知。廖太燕(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查找了大量的史料，考据了1937年1月熊佛西以特约讲师的身份出席了江西省第四届教师寒假修养会，然而现有的熊氏传记以及研究论文对此鲜有提及或者语焉不详。此史料中详细记载了这次修养会的系列研讨与演讲活动，可以看出熊老对家乡的热爱，演讲文章对熊老的戏剧教育观也有所记录，补充了当下熊佛西研究资料的不足，加深了人们对熊佛西其人其思的认识。金传胜(扬州大学)对熊佛西散佚的演讲进行考释。面向普通民众和社会各界的演讲活动是熊佛西看重的一种教育方式，新见演讲史料正是熊佛西普及戏剧知识、培养戏剧人才、进行戏剧教育的历史见证，扩充了我们对熊佛西生平活动的认识。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收获颇丰，共收到与会论文60余篇，近三十万字内容。关于熊佛西的报道及研究文章，早在1928年就已开始，但研究总体薄弱、乏力，迄今为止亦只有70余篇研究论文。本次会议无论在新的资料发掘、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视角的开辟、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更新乃至研究结论上都有创获，实现了通过办会来推动熊佛西研究再发力的宗旨。

大会最后，胡志毅教授就本次学术会议的研讨情况予以总结，充分肯定了本次会议的深入交流与热烈探讨。各位学者围绕熊佛西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全面且综合的研究，挖掘出许多新鲜的史料，呈现出许多新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熊佛西的研究。杨扬教授在闭幕式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十分“立体”，不仅拥有会议研讨环节，同时还包含了话剧演出与实地参观，能够让各位参会者多方位地感受熊老。另外，本次会议的参会者不仅有许多老一辈的学者，更有许多新鲜的面孔，参会者成员里同时包含老中青三代，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