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宣传话语创新路径研究

武 峥

“中国之治”的宣传话语创新路径研究

武 峥

（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由于缺乏有效的话语通融，“中国之治”的宣传话语有时还处于被曲解、被轻视，甚至被贬低的境遇。为从理论上彻底讲清楚中国制度优势，学界要推动“中国之治”宣传的理论创新。首先，构建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新闻媒体加大“中国之治”的舆论引导，打造全媒体宣传格局，推动“中国之治”的国内宣传话语创新；其次，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解决“失语”“挨骂”等问题，用“故事”融通“中国梦”和“世界梦”，建构国际话语权；最后，批判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完善“中国之治”体系，把有益的经验系统化。

中国之治；宣传；话语；建构

话语权作为一国的重要“软实力”，可以构建事物、事件，甚至可以建构世界，起到“拿笔的军队”提升国家“硬实力”的重要作用。受话语权影响，当前世界舆论格局总体上表现为“西强我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梦”等“中国之治”的元素缺乏有效的话语通融，有时候处于被曲解、被轻视，甚至被贬低的地位。总之，中国国际话语建设明显落后于国家崛起的规模和速度，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还是“他塑”而非“自塑”，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对世界的经济发展贡献和政治地位不对等，与日益强大的“硬实力”不相称。

一、“中国之治”宣传话语的影响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的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有理讲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这表明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1]210中国人民举全国之力构建人类防疫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受意识形态及媒体“后真相”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宣传，通过污蔑、甩锅、栽赃等手段“唱衰”中国，解构中国宣传话语，形成中国形象和西方主观形象的“反差”，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减弱了我国政府的公信力。

（一）西方国家的话语围剿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在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人民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全球化依然由西方少数国家主导，有的国家鼓吹“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利用全球化优势，给其政策“合理化”“令人信服”的包装，全球化最终走向了“西方化”“美国化”，“打击恐怖主义”“人道主义”“维护人权”“反对专制”成了有的国家推广霸权合理化、“合法”化、“正义化”的工具。受西方国家话语包装、话语围剿等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还处于“有高原无高峰”的境界，一些新概念和范畴受到西方话语的歪曲、解构，以至于有的事情我们感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西方民众依然在观望、甚至怀疑。

（二）西方国家的话语渗透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媒介技术，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纠缠。西方国家依仗其互联网技术优势，在文学作品、戏剧、电影渗透“价值观”，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合众社对全球新闻发布的垄断占有率超过80%，中国媒体发声空间被严重压缩。当前，网上信息绝大多数用外语表达，互联网演变为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和思想的全球传播工具。由于外国人对中文的理解难度大，精通西方话语的人才相对缺乏，加之受制于文化差异，中国话语文本经翻译后有的偏离了“信、达、雅”，存在着理解偏差，我国国际话语传播难度大，国际传播平台弱小，导致有的事情有理却讲不明白。

（三）西方国家的话语制衡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的“跟跑者”，国际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当今世界“一球两制”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但新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在有的领域和西方国家“并跑”，甚至是“领跑”，但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秉持“零和思维”，坚持“修昔底德定律”，甚至“逢中必反”，中国被西方话语描述成了影响国际安全的“他者”。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一方面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推广“普世价值”，支持中国国内“异见”分子、“藏独”“疆独”“港独”分裂势力，扶持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媒体舆论，试图通过“街头政治”颠覆我国政权，对我国实行“内部制衡”；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通过“话语制衡”来钳制中国崛起，生怕中国动摇其“世界警察”的霸权地位，甚至诋毁中国改革开放成绩，颠倒是非，唱衰、谩骂中国体制，用“威胁论”“崩溃论”等言论化解中国话语，造成我国民众思想混乱，妄图使中国也像西亚、北非那样出现“颜色革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二、“中国之治”的国内宣传话语创新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事务的参与者转变为良好秩序的推动者、建设者，一些西方国家逐步“向东看”。在全球化的聚光灯下，“中国之治”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人民制度自信的积极心态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11能否从理论上彻底阐述中国制度优势，事关我国国际形象，关系到中国制度能否被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关系到我国制度能否在实践中得以真正贯彻。

（一）学界推动“中国之治”的理论创新

革命导师列宁认为，学界知识分子从事的写作宣传、理论创新对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庞杂“机器”能起到“齿轮和螺丝钉”的重要作用。学界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来源、价值、立场的理论研究，实现理论创新和突破，提出新观点，表现出对制度优势的“最实际的呼声”。有学者认为：“国家层面上的学术创新能力，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3]131学界通过研究制度的价值问题，讲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价值，旨在“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11，实现人民群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表明我国制度追求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理论，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又具有中国特色，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色、人民至上的实践特色、顾全大局的民族特色及科学发展的新时代特色讲清楚，全视域、多角度、多方面展示中国特色，展现出鲜活立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人民立场。

（二）构建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国，当前学术话语能力却同我国的国际地位还不相称，“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4]221。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缺少一整套理论把自己说清楚，官方、民间都用西方的话语解释中国，这是最糟的。现在西方主流社会想了解中国，只能通过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来了解，但这些专家有的受意识形态影响比较严重，会看着‘苹果’来论述‘橘子’。”[5]165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就如同丧失了建设精神家园的主动权，极易丢失国家文化主权。构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有助于西方国家和国内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好地向国内、国际社会解释中国制度的优势、中国发展的依靠力量，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一方面，学界知识分子要走出“书斋”、深入基层，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用社会实践来指导理论研究。同时，要注意单一话语向多样化的话语转变，把经典文本的晦涩话语转化为接地气、群众需要的话语，以通俗的语言、幽默的叙事，开展点对点式的“靶向”讲解，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落地生根”，切忌“对牛弹琴”“鸡同鸭叫”。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要构建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影响力、凝聚力，使之贴近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符号与话语形式，真正入脑入心、打动人心、增强信心，消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失语、失声、失踪、失魂的现象。”[6]另一方面，学界要根据国外受众需要，提炼出一些标识性的概念表达，实现话语对接，打造出国际社会更好理解、易于接受和传播的新概念；通过举办、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积极与国际学者交流和讨论，用国外学者的笔和口进行“中国之治”宣传；通过推动中外智库交流，除了做好 “自己讲”，还要借助“外嘴”推动“别人讲”，将学术和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到世界，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开放中的、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7]324。

（三）新闻媒体加大“中国之治”的舆论引导

新闻媒体在宣传中作为“党的耳目喉舌”，作用无可替代，新闻媒体要有抢抓话语权的紧迫感。习近平总书记把媒体宣传提高到“五个事关”的重要地位，“旗帜和道路、党的方针政策、党和国家事业、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国家前途命运”这五个方面哪一个方面都关乎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提高“中国之治”认同度，必须要加大新闻媒体的宣传，提高舆论引导力。作为“党的耳目喉舌”，新闻媒体“就要为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去听、去看、去说话”[8]52。“正面宣传为主”是中国共产党引导新闻舆论工作导向的基本方针，要求新闻媒体在舆论引导中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的方向，既要听到群众呼声，更要看到成绩，以表扬为主，树立全局观，肯定主流和成绩，做到理直气壮，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主流媒体要率先发声，新闻工作者要担当责任，激浊扬清，敢于发声，传播党的政策、记录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步、守望公平正义，把新闻媒体打造成融党的政策宣讲、了解社情民意、引领社会矛盾转化、动员人民群众于一体的重要国家机器。

新闻舆论引导实施的过程中，可以采取隐性的方式，把中国特色主义制度的优势内容渗透在其他重要活动中，把宣传观点置后或不表达观点，起到“看不见宣传”的舆论环境和氛围，达到“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化人育人效果。资本主义通过宣传“普选”“多党制”和“私有制”获得资本主义制度话语权，“苏东巨变”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西方制度话语霸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宣称共产主义已经消亡、西方民主一统天下、新自由模式成为普遍模式。“三大制度”非但没有给中东、拉美、北非、东南亚等国带来福音，反而是经济的衰退、政治的动荡，甚至是常年的战争，“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9]327。新闻媒体通过宣传实行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之乱，与新中国稳定发展创造“中国奇迹”进行对比，用“西方之乱”显示“中国之治”优势。

（四）打造“中国之治”的全媒体宣传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应不分谁强谁弱，做到优势互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形成“中国之治”的全媒体宣传格局是当前新闻媒体面临的重要使命。传统媒体时代，政府既是资讯传播者，又是资讯管理者，掌握着信息源获得资讯发布权。扮演着媒体“把关人”，依托党报党刊等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理论宣传阵地。当前人类进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媒体时代，网上内容更新快、信息交流便利、使用成本低，新媒体几乎囊括了传统媒体的所有功能。尤其是微信、微博、博客、抖音等新媒体、自媒体的普及，更便于将传统媒体的内容及时链接、粘贴到新媒体上，依靠智能手机，可随时随地进行传播，信息扩散从聚合式变成了裂变式，信息发布更为便利、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克服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缺陷，能第一时间让网民知晓国家重大事件。除此之外，微电影、网络文艺作品、多媒体画面等都可以在新媒体上进行传播，受众节省阅读文字进行思考的环节，避免了受众思维惰性，深受人民群众喜欢，效果较好。因此，网络宣传要抓住典型事件，主导设置议题，用“主旋律”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如通过加大美国政府“停摆”、新型冠状病毒防治中美国政府的无能为力等造成的民众生活下降、社会秩序混乱、政府满意度低等报道，形成中国制度优势宣传“主旋律”，把网上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声音形成大的理论宣传旋涡，聚沙成塔、引导网络宣传的时、度、效，守住互联网宣传红色阵地，压缩黑色阵地，转化灰色阵地。总之，“中国之治”理论宣传需要在现有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优势的基础上，用好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新媒体强大的传播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之治”的传播力度，既要用好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话语符号，也要运用微博、微信、博客、抖音、数字报刊等多样化的新媒体终端平台，通过抢占互联网传媒制高点，构建“中国之治”的全媒体宣传新高地，打通“中国之治”宣传的“最后一公里”。

三、通过讲“中国故事”建构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是国之重器，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标签，话语权决定国际竞争主动权，有人称之为“一种权力争夺场所”[10]653。为构建国际话语权，1955年，毛泽东提出了“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声音”[11]182的话语宣传构想。国际话语权不仅仅指是否有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一国说话的分量，说的话是否有效、是否具备国际影响等。

（一）通过讲故事解决“失语”“挨骂”等问题

失语就要挨骂，这是“中国之治”宣传话语破解的重要难题，其背后的逻辑是西方话语霸权在作祟。正如有学者所言：“没有话语的崛起，伟大的梦想可能因为西方的话语忽悠而前功尽弃。”[12]133通过话语吸引他人甚至比军事手段或经济手段效果还好，这方面有前车之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认为，“1美元的宣传能起到5美元的国防价值”。“苏东巨变”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情报和宣传部门，设立“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等加足马力开足宣传机器，使用俄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东欧进行舆论狂轰，每周对苏联及东欧地区广播时间长达100小时以上，西方价值观在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掩盖下，逐渐渗透到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民头脑中。迷信西方话语的戈尔巴乔夫犯了“颠覆性错误”，苏联的意识形态阵地从“铁板一块”变成“泥足巨人”，国家解体，俄国人遭受了“第三次浩劫”。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相比军事和经济实力，我们拥有的最有影响力的资产是价值观，它能对我们的民主和人权提供坚定不移的支持。”新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解决“挨骂”问题也至关重要。中国国际电视台开播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重大全球事务和国际议题中发出中国声音，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展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良好形象。”[13]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成果日新月异、制度日臻完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历程的宏大叙事中涌现出的“中国故事”，急需中国发声，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用多样性话语讲故事，回应西方质疑

长期以来，以“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超越论”的历史叙事，形成西方文明、欧洲文明优越，东方文明落后的主流话语，西方是先进的代表，东方是落后的代表，导致国际话语西强我弱。当前，国际话语舞台仍由西方把持，西方国家使用双重标准，主导着话语议题设置，制定着话语标准，竞选话语内容，裁判着国际话语是非。西方国家把符合“普世价值”的制度说成先进的，不符合的说成落后和陈旧的，公开采用“一明一暗”的方式来钳制中国。“暗”指通过思想文化渗透的攻心战，动摇我国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妄图和平演变；“明”指西方国家公开宣称“中国威胁论”，影响中国国际形象。我们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功实践对西方话语重新审视，合理的我们“扬”，不合理的我们“弃”，进行坚决反击，建构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对外宣传中要通过讲“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的声音。讲“中国故事”构建国际话语权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基本概念”由中国定义，故事“核心内容”由中国提供，“主旨话语”由中国解释，“话语标准”由中国制定，“话语议题”由中国设置，“话语议程”由中国主导，“话语争议”由中国裁判。总之，就是中国人说了算，“讲什么”“怎么讲”由中国决定，“讲的对不对”由中国判定，用西方人民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能听到并听清，将“中国故事”传播到国外民众中去，向世界讲明白“我们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到哪里去、我们要干什么”，用成绩回应问题和质疑。对西方无端指责、“亲西”势力的“数典忘祖”给予坚决回击，打造由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学术话语、网络语言等组成的创新对外话语体系，使对外话语通俗、大众、接地气，增强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用外国人能听懂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润物细无声”地解构“普世价值”。

（三）用“故事”融通“中国梦”和“世界梦”

当前大国之间博弈不仅仅是安全、技术博弈，更重要的是理念和话语权博弈。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要改变仰视西方的弱国心态，敢于发声，讲好“中国故事”。通过讲“中国故事”，设置“利我”议程，传播中华优秀文化，阐释好中国特色，做好“柔性灌输”，塑造中国良好形象，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贡献力，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通过讲解“中国梦”的故事，把中国人民的梦想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紧密相通。“中国梦”在国内，实质上就是让老百姓更好地生活，在国际上，就是想让世界经济更有活力，国际贸易更加自由，跨国投资更加便利，人类发展道路更加通畅，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表明“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通过讲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对世界经济贡献的故事，介绍我国民主政治、社会进步、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和科技创新，展示中国人和中国家庭过上富足的“小康”生活、即将实现全面脱贫的故事，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期待消除各种偏见和误解；通过讲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人民血浓于水的亲情故事、国与国之间共同成长进步，相互依存发展、通力合作、互利共赢的故事，“向世界阐释世界”，表明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倡导各国都有机会和能力为人类发展做出自己贡献，实现“天下大同”；通过讲解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华民族继承和衷共济、和合共生，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优秀历史文化基因，与世界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投桃报李、患难见真情的故事，引导各国人民用历史和多维的正常眼光观察中国，在“故事”引导下见证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效率，展示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讲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在“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阻新冠”中强大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整合能力，用故事的“自洽”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四、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完善“中国之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包容的，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方面，“老祖宗”已经有很好的经验供我们借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作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两个必然”重要论断后，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决不会”。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到美国考察，看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美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出工人阶级要转变斗争策略，利用资本主义的议会、普选制等开展合法斗争。“十月革命”后，对于当时苏俄国内有人提出完全抛弃资本主义的错误做法，列宁用“岂不等于把小孩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14]562来进行回击，通过新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管理、学习技术等。毛泽东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来对待资本主义，邓小平也认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文明是平等的”，对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把有益的经验系统化，为我所用。同时，坚持批判地借鉴，反对“两种错误”倾向。首先，不能认为别国有、我国没有的就直接拿过来照搬照抄，这样会形成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抹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区别，会导致“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丧失国家前途；其次，也不能认为我们有、其他国家没有，就是多余的，放弃自我制度的根本，这样就会失去自己的优势，会犯“教条主义”错误。总之，我们要根据我国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虚心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制度文明的成果，完善现有制度，既不数典忘祖，也不照搬照抄别国，使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优越性充分展现，更好地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沈壮海.文化软实力及其价值之轴[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5]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M].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6]孟宪平.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同构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8]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9.

[1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12]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3]习近平.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N].人民日报，2017-01-01(01).

[14]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The Innovative Way of Publicizing “Chinese Way of Governance”

WU Zheng

(School of Marx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The publicization of “Chinese way of governance” is sometimes in a situation of being distorted, underestimated and even belittl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effective discourse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o thoroughly clarify the advantage of Chinese system in theory, it is a must to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publicizing “Chinese way of governance”. First, build an easy-to-understand academic discourse of Marxism. The news media should enhance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on “Chinese way of governance”, promotes the all media publicizing pattern and the innovation of domestic publicization discourse. Secondly, solve the problem of “aphasia” and “stigmatization” by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and use stories to integrate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world dream”, so as to construct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Finally, learn from huma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ritically and improve the “Chinese way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accumulate all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systematically.

Chinese Way of Governance; publicization; discourse; construct

2020-12-05

安徽省“‘三全育人’”试点省建设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项目——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名师工作室：武峥工作室”（sztsjh-2020-1-3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高校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融合创新研究”(SK2020A0986)。

武峥（1981- ），男，安徽临泉人，博士，阜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1.01.15

D63

A

2096-9333（2021）01-01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