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赋中的屈原情结
——兼与苏辙比较

常先甫

(安徽中医药大学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合肥 230012)

人生遭际有时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与雷同，苏轼与屈原就是如此。苏轼在其作品中对屈原有过很高的评价集中体现在《屈原塔》和《屈原庙赋》中。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服母丧期满，与父亲苏洵、兄弟苏辙再度赴京途中所写。而且苏轼兄弟二人还写了关于屈原的同题诗歌和辞赋，与屈原展开了灵魂对话，也是苏轼兄弟二人的对话。虽然这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作品，但已经可以见到他们对屈原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表露出了他们的人格理想和处世原则，在其后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一以贯之的。

一、踵武屈原，高度肯定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及作品魅力

苏轼对屈原的悼念多了许多个人感受，更显出苏轼思维与情感的细密。在《屈原塔》中，苏辙就事论事成分较多，苏轼则将楚人对屈原的悲悼展现的深沉而浑然，而不是苏辙所说的“徒悲伤”；同时对屈原之死也作了充分肯定，“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1]479，认为屈原以死明志，死得值得，死得壮烈，令人心灵震撼，堪为楷模，对屈原的高风亮节由衷的赞叹不已。

在《屈原庙赋》中，苏辙的文章几乎就是屈原《离骚》等作品语句意思的再现，大力赞誉屈原的刚直不阿；而苏轼认为面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尤其国家处于生死危亡之际，怎可顾及自己的生命，应该突破常规，积极有为，“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生，不能力争，也要以死相谏，绝不做贪生怕死的旁观者。苏轼还直接讽刺批判了现实，“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第八五册)[2]134世道衰微，忧谗畏讥的人比比皆是，因而更应该发扬屈原的忠贞不二、刚毅顽强、敢于斗争、矢志不渝的精神。

屈原虽死，灵魂不灭，影响甚远。苏轼对屈原的高度赞扬也是宋代少有的。最能表现出苏轼对屈原及作品高度赞美的，当属下面的一段话:“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3]64，它绝不亚于“与日月争光”的评论。且他维护屈原的声誉，“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 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4]336(第八七册《与谢民师推官书》)有力地驳斥了扬雄贬低屈辞为“雕虫”之论，对屈原这位楚辞的代表作家表示了由衷的景仰之情。其父苏洵也将《离骚》作为自己为文的取法对象:“数年来退居山野， ……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5]22(第四三册《上田枢密书》)。可以说，苏轼一家对屈原都饱含深情，以为楷模。不光如此，苏轼也影响了一批青年才俊对屈原及楚辞的喜爱。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以能诗致大名，而尤以《楚辞》自喜”[6]301(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晁补之更是研究《楚辞》的重要人物，《宋史》本传称晁氏：“尤精《楚词》，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7]13112(《宋史·文苑六》)这些都体现出对屈原忠贞爱国情怀的热爱与崇敬，对仁人志士自然而深切的影响。

二、独善其身，逆境中保身养生的通变

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是士人处理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的基本法则。在不违背爱国精神和内在良知，而现实中又处于近乎无奈之时，独善其身就更加突出了。

年轻且刚刚入仕的苏轼兄弟在哀悼屈原、赞美屈原忠贞爱国精神的同时，也阐发了在政治上遇到坎坷挫折之际的处世态度。苏辙的《屈原庙赋》最后几句，点出全文议论的关键：屈原一生不得志，四处碰壁，只有死后方能安然。而死后的事情谁又能知道呢，后人回首历史，也只是看到当年的断垣残壁而已。苏辙理想中的人生是，生若不得志，不如“暮还寝而燕安”[8]162。细细品味，苏辙的立意简明，惋惜之意，蕴含其中，也很符合后来他遭受政治的残酷打击之后，日日以佛教麻醉着自己，洁身自爱，保身全性。苏辙在《古史》卷五十三《屈原列传第三十》中，肯定屈原与“楚同姓，不忍弃其君而之四方”，但又说“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节以死然后为快，此所以未合于圣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终身于楚，优游以卒岁，庶乎其志也哉”[9]612(《古史·屈原》)。这个“道”根据上下文的叙述，是指圣人之道，儒家之道。更加强调独善其身，保身的必要。

苏轼发挥了联想，对人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索，处世的态度十分明朗。《屈原庙赋》中以崇山峻岭，交通不便，烘托出屈原安息之地的偏僻，屈原被流放，生，未能得志，死，没有归宿，苏轼对屈原深表理解与同情，更有几分不平。苏轼的作品，可贵的是富于哲理的思考。接下来，他触及了人生的态度问题。人终有一死，但如何来对待死，确实很艰难。同时，苏轼将屈原的遭遇和现实联系起来，时势变幻莫测，如何处世，抉择实在困难，但必须有所抉择。最后的议论，苏轼肯定了屈原的自沉汨罗不失为“贤”，并由衷地祝福屈原灵魂安息。“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第八五册)[10]134，但他也认为屈原的行为未免“区区”和“不适中”。这绝不是对屈原的否定，而是对身陷囹圄超越千年后的自我反思与抉择。有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有的人能全身远害，生与死，恰似泰山与鸿毛。虽然屈原正道直行而决不妥协，苏轼是赞扬的，但若能有两全之法，既保持操守，又保全性命，岂不是更好。这也许是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处世态度有所异。苏轼这篇骚体《屈原庙赋》，似乎已经向我们透示了他一生处世的原则：在挫择面前，要顽强坚毅，不改初衷，但也要珍爱自己，做到随缘旷达。

比较苏轼与苏辙两兄弟对屈原的评价亦看出苏轼苏辙兄弟在处世思想上何其相似，只是后期苏轼融合儒释道能出入自如，苏辙则闭门谢客，一心向佛，虽都是保身，途径各异。

三、忧世多离骚，互慰平生，求全于世

如果将苏轼兄弟所作的《屈原塔》《屈原庙赋》诗赋比较起来看，应该是一个整体，近似于序和正文的关系。苏辙的思想近乎实际，娓娓道来，立意很鲜明，而且没有过多发挥的成分，趋于保守。而苏轼情感成分丰富，略露锋芒，对屈原的生死作了评鉴，虽然肯定屈原死得其所，但也注重生命的可贵，遇难时还是“适中”为好。

苏轼兄弟之情颇深，无论是求学为官，还是后来遭贬磨难，他们往往以诗文的形式，互相赠答，互相慰藉，在精神上互相支持，也是文坛佳话。从他们这些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借屈原来咏志。《次韵子瞻见寄》这首诗很明显是苏辙寄给贬谪的苏轼的。开篇写欲归故乡而不可，处境很艰险，只能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虽然无能为力，有惭愧之意，但却无可奈何，只能暂时安居保身。从“余杭军府百事劳，经年未见持干旄”可知，苏轼正被贬杭州，“贾生作傅无封事，屈平忧世多《离骚》”[11]63，认为贾生才高却未得重用，而屈原作《离骚》是忧国忧世之故,而且当今社会已是贤愚倒置，混乱不堪了，以此讽刺现实，并劝勉兄长在困境中要尽力排除忧愁，放松自己的身心。

苏轼最深重的灾难莫过于被贬到海南.在《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书相应也因用其韵赋篇并寄诸子侄》中“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12]448，苏轼在凶险至极的地方，虽然像深陷泥淖的老耕牛，依然保持真挚互助的兄弟之情，而且只能将满腹情怀寄托在委婉曲折的言辞之中，若是立言能做到三不朽而传之后世，也不枉此生，并以屈原精神互慰平生。这首诗是苏轼濒临绝境而作，拳拳之心与殷殷之情，就像灰烬中闪烁的希望之光，让他有生存下去的期盼与能量，这希望之光就有屈原的精神在。

屈原是苏轼的偶像，苏轼是屈原的踵武者。苏轼的可贵之处在于继承前代贤人之时有更多发扬。屈原生于长于战国时期，在朝秦暮楚的时代，士人还有不少选择的空间，所以在《离骚》中上天入地四方卜居，寻求灵魂的栖息地。而苏轼兄弟生活于大一统的隆宋时代，空间上没有退缩的余地，而且此时，思想多元化，儒释道三教合一，共同追求着心性的修炼，在精神领域寻求自我解脱之道，在人格上，保持着与儒家气节高度的吻合。逍遥于不以物役的自得层面。行舍藏的行为文化，可以说是许多士大夫们的不二之选。苏轼既做到了积极进取，也做到了退守有道；既豪迈，亦旷达；既刚强耿介，亦随缘自适，俯仰无怍天地而心安理得。

四、结语

儒家“杀身成仁”与道家顺时应命的讨论与抉择，是封建士大夫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爱国忧民，匡世救弊，自然会让人想起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当面对困境时，苏轼兄弟也不由自主的想到屈原这绝不是因为行径路上偶遇屈原祠的一时感慨，他们不但要借屈原的事迹来讽喻当时偏离正道的时势，他们还要从屈原身上找到精神上的慰藉，以给自己疗伤，成为保身养生的良方，从这一意义上看屈原成了苏轼兄弟乃至许多文人借以解忧愤世的前驱者。尤其是对苏轼而言屈原情结，抵抗住了苏轼后期的种种贬谪之苦，抚平他亡命天涯之伤，慰藉平生报国之志，屹立于天地之间，激励他们去做利国利民的事，而且还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