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是一场盛大的欢喜

◎文/温波年

对于他们而言，相遇是一场盛大的欢喜，是此生不换。

一

“我和他的相遇是一场盛大的欢喜”，吴树琴如此说。

吴树琴早在19岁时，就被父母安排着准备结婚生子，可她并不想早早地结婚，于是下定决心准备出逃，并联系了两个同病相怜的同学。逃往何处呢？三个女孩一时没主意，只好求助当时安徽公学的校长姚文采。姚文采说：“你们三个可以到上海找陶行知。他是热心青年，又是在休宁外婆家长大的，跟你们还有份乡情哩！他肯定会帮助你们的！”

陶行知见到吴树琴三人后，思索了一会儿说：“你们去考上海的一所中法大学，里面设了药学专科，中药有悠久的历史，你们三个都去学中药，好吗？”

几人当即答应，正当陶行知准备写推荐信时，吴树琴却说：“我们要凭借自己的本事报考。”

陶行知顿时惊愕，他的妻子汪纯宜则在旁边笑了笑说：“行知推荐了这么多人，还是头一回遇到拒绝介绍信的，甚是钦佩！不过相信你们凭借实力也能顺利入学。”

“其他的倒好说，就是这基础的法语，我们还希望陶先生能够找个老师帮我们补习一下。”

陶行知晓得三人初到上海，身无余钱，便说：“法语我也略懂一些，我可以帮你们免费补习。”并鼓励她们说：“你们是新时代女性，敢于出逃就说明了你们非凡的勇气。但女子求学之路异常艰难，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以后有什么学业、思想上的问题，都可以找我谈谈。”

不久，三人顺利进入中法大学。吴树琴和同学常去陶行知的住处玩，陶行知则热情地教她们学书法，带她们去听他和艾思奇的讲演，给她讲述了“把家庭、商店、工厂、学校、军队、乡村一个个变成工学团……”的设想。吴树琴被陶行知的思想深深感染，对这位身穿长袍、戴着眼镜，颇有学者风度的中年男子十分钦佩。

吴树琴凡有学业、思想困惑，皆求助于陶行知，陶行知也热心地解答。但双方只是朋友关系，并没有任何逾越之处。因为陶行知与妻子汪纯宜感情深厚，育有四子。而吴树琴对陶行知只有敬重，并没有想过成为他的妻子。

二

1930年，陶行知的教育理念，被国民政府视为异类，他不得不流亡日本，家庭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汪纯宜的身上。

特务们找不到陶行知，便来威胁汪纯宜。在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汪纯宜日渐憔悴。一年后，陶行知得知自己的通缉令被解除，匆匆忙忙地赶回家中。看到卧病在床的妻子，他痛哭流涕，喊着说：“都是我陶行知拖垮了你啊！”

1936年，陶行知受到全国抗日救国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就在他出访美国期间，汪纯宜在上海病故。陶行知得知后，悲痛万分。

就在陶行知萍踪漂泊、悲伤苦闷之时，吴树琴的一封封充满关切和安慰的信，抚慰着他的心。而陶行知也在一直鼓励着吴树琴精进学业，尤其是当她陷入思想旋涡之时。毕竟当时正值思想变革之际，吴树琴作为一个新女性如此追求学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误解与非议，而陶行知给了她无穷的力量。后来吴树琴回忆说：“我从一个险些成了封建家庭牺牲品的弱女子，成长为有专门学问的新女性，陶行知是我追求新生活的最大支持者。”

两人书信来往越来越频繁，感情也日益升温。

吴树琴大学毕业后，由于身为女性，工作并不好找，几经周折，才在上海一家药房找到一份取药的工作。此时，陶行知正在香港筹备晓庄药物研究所，听闻此事，就邀请吴树琴到香港，一起研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物——奎宁。吴树琴喜出望外，二话不说来到香港，后来又随陶行知搬往重庆。

不久，奎宁研制成功，在那个医疗条件很差的年代，凭借此药可以发一大笔财。陶行知却将生产的奎宁低价出售给贫穷的百姓、士兵等。吴树琴对陶行知刮目相看，更加认为自己没有选错人。面对陶行知的求婚，不顾25岁的年龄差距，吴树琴爽快地答应了。

陶行知在婚书上写道：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欢喜你遇见了我，我也遇见了你。当时你心里有了一个我，我心里有了一个你……直等到最后胜利。再生一两个孩子，一半儿像我，一半儿像你。

三

在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的主持下，陶行知和吴树琴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没有张灯结彩，没有披红挂绿，也没有磕头拜天地，只有育才学校百余名师生和附近村民淳朴热情的祝福。

在用旧碉堡改造的、仅能容下一张床的狭窄新房，两人开始了甜蜜的婚后生活。可在那个困难的年代，二人的生活实在清贫。陶行知的伙食跟学生们是一样的标准，一天三餐，两干一稀，经济困难时就两稀一干。吴树琴有时做了陶行知最爱吃的肉松、茶叶蛋，陶行知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和同学们共享。

陶行知的工作极其繁忙，除了兴办学校，还在为抗战奔走呼告，发表演讲，所以夫妻俩聚少离多。但吴树琴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与一些民主战士激烈地批判国民政府的腐败，招致国民政府的痛恨。1946年，李公朴与闻一多由于反对国民政府的内战，先后被特务杀害。得知此消息的吴树琴很是焦急，陶行知却镇静地说：“我等着第三枪。”他更加坚定地走到游行队伍的前面，并给吴树琴写去了遗书：“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的，望你不要悲伤，望你参加普及教育运动，完成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启蒙大事，以奠定天下为公的基础，再给我一个报告，再见！”

看着陶行知的遗书，吴树琴哭了，但她并没有阻止丈夫。她深知，自己的支持就是对丈夫最大的爱，她只是希望丈夫能够平安归来，可无情的悲剧还是如期到来。1946年7月，陶行知突发脑出血，昏倒在地，不久便去世了，草草地结束了与吴树琴的八年婚姻。

这一不幸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毛泽东主席听说后，挥毫写下“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吴树琴以妻子的身份写道：“你和我永别了！你和你爱的人民永别了！你永别了世界，永别了一切，虽然我们是千呼万唤，都永远喊你不回来！使我难忘的是，当你有快乐的时候，一定先带给我，让我们共同快乐。当你有愁困的时候，只是静默不言，将痛苦的事往心里丢，怕我对你焦忧伤心。”细腻的笔触是二人忠贞爱情的见证。

当时吴树琴年仅31岁，可她没有再婚，只是孤独地怀念着陶行知。尽管一切都已过去，她却始终保留着与陶行知的每一封信。这些信件见证了二人的相遇到最后的分别，虽然他们只做了八年的夫妻，却是一世的情谊。正是陶行知的鼓励，使吴树琴得以蜕变成新时代的优秀女性，而陶行知也在吴树琴那里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他们的爱成就了彼此，相遇又怎么不是一场盛大的欢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