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工作研究述评：知识框架及研究展望

潘煜

【摘  要】制度工作是组织制度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论文从制度工作的理论基础、主体及形式3个方面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通过文献回顾，论文认为制度工作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嵌入能动性和实践，其主体包括个人、团体、组织等，其基于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形式。随后论文对制度工作的知识基础进行梳理、整合，构建了制度工作知识框架，最后开展研究述评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Abstract】Institutional work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 research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institutional work from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 basis， subject and form.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work includes embedded agency， its subjects include individuals，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forms based on different standards. Then， the paper combs and integrates the knowledge base of institutional work， constructs the knowledge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work， finally carries out research review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关键词】制度工作;制度创业;知识框架

【Keywords】institutional work;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knowledge framework

【中图分类号】G353.1;F091.3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1）12-0167-03

1 引言

制度工作（Institutional Work）被定义为“个人和组织旨在创建、维持和破坏制度有目的的行动”[1]。自其概念2006年被提出就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涉及研究领域广泛，经过近15年的酝酿发展，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制度工作也在发展中不断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为组织制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制度工作作为新制度组织理论最新研究分支之一，一方面，围绕其理论知识建构。Lawrence和Suddaby（2006）注意到，行动者在现有制度变革中的作用已日益突出，因此，他们将制度研究注意力转向行动者的能动性，提出了制度工作概念。Lawrence等（2009）的论文集的引言介绍了制度工作[2]，且有文章开始应用制度工作概念进行案例研究，推动其研究的发展。在此基础上，Lawrence等（2011）提出重新聚焦组织的研究，呼吁制度工作的应用[3]。随后制度工作的研究在理论建构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013年《Organization Studies》就制度工作推出特刊，Lawrence等（2013）总结了特刊的文章并提出了忽视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4]，逐步深化完善了制度工作内涵。Lawrence和Phillips（2019）在最新著作《Constructing Organizational Life： How Social-Symbolic Work Shapes Selves，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中把制度工作重新概念化为社会符号工作[5]，制度工作研究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化。另一方面，制度工作的应用也相当广泛，例如，Hamann和Bertels（2018）从制度工作视角出发，分析了南非矿业雇主如何在大屠杀期间的劳动力市场中保持和创造他们的竞争优势[6]。Gibassier等（2020）基于制度工作视角，探究了创造和破坏制度工作在新职业诞生中的作用[7]。综上来看，制度工作的建構离不开其应用，在应用中不断地进行修正、发展，同时，不断更新修正的制度工作内涵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从制度工作的理论基础、主体以及形式这3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制度工作研究分析的知识框架。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工作的知识基础及整合框架，第三部分为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

2 制度工作的知识基础

2.1 制度工作的理论基础

制度工作为组织制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它的成立主要建立在2个理论基础之上：第一个是嵌入能动性[8]。关于组织制度理论研究中行动者的能动性，就不得不提到嵌入能动性悖论（Paradox of Embedded Agency）[9]。Battilana和D'Aunno（2009）指出要使制度工作概念成立，就必须解决嵌入能动性悖论，即行动者的能动性与制度决定论之间的矛盾。但在制度工作的视角中，我们可以将这一悖论简单地理解为人们是如何面对既有制度的[10]。制度塑造了人们在日常工作实践中遵守的规则机制，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了规范和意义，但同时，制度的形成也是人们不断努力的结果，反映着人们的制度意识和思想[11]。因此，嵌入能动性构成了制度工作实践形式的前提。

制度工作的第二个理论基础是实践。Lawrence和Suddaby（2006）认为实践的视角将制度研究指向个人和集体行动者实践的工作，目的是创建、维护和改造制度。制度工作的概念强调了实践的作用，无论是创建制度、维护制度还是破坏制度，都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实践基础之上的过程。正如Hampel等（2017）表明“制度工作的具体实例是围绕制度和人们塑造这些制度的意图而同时组织起来的实践活动”。因此，制度工作概念是建立在嵌入能动性和实践2个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2.2 制度工作的主体

关于制度工作这一部分的研究将重点放在了行动者身上，包括制度工作参与的个人、团体、组织等。制度工作与制度创业关于主体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仅仅局限于“英雄制度企业家”（Heroic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或者说它摆脱了英雄主义的烙印，聚焦于日常工作实践中具有能动性的广泛个人或群体。制度工作主体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不同行动者面临的制度环境、组织文化以及行动者的情绪都不同，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关于主体早期的研究是从专业人员开始的，Suddaby和Viale（2011）已经从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与社会更广泛的制度变革的角度进行了探讨[12]。而且Lawrence等（2013）也认为制度工作的主体是专业人士和其他与专业相关的行动者。

除了从专业的角度划分之外，Hampel等（2017）根据行动者活动领域的异同将制度工作主体分为同质性群体和异质性群体，同质性群体又可分为特定组织中的群体和特定场域中高度组织化的群体。还有研究将制度变迁中的个人和集体行动者分为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制度守护者（Institutional Caretakers）和制度搅局者（Institutional Troublemakers），这些角色并不是为了对行动主体简单地分类，而是促进其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且每个角色都会参与创建、维护和破坏制度的工作。因此，不同的行动者针对具体问题会采取不同的制度工作，扮演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发挥行动主体的能动性推动制度的变迁，包括新制度的创建、维护，原有制度的改变或者维护等，从而实现了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对话。

2.3 制度工作的形式

制度工作学者以不同的分类标准划分了制度工作的形式。Lawrence和Suddaby（2006）根据制度变迁的结果将制度工作分为创建、维护和破坏制度的3种形式。通常3种形式不独立出现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行动者采取的制度工作通常会涉及几种不同的形式相互伴随出现，互相促进或阻碍制度的变迁。Hampel等（2017）根据实现特定制度目标的手段将制度工分为符号工作、物质工作和关系工作。与之相似的是Lawrence和Phillips（2019）把制度工作概念化为社会-符号工作之一，将其划分为话语、物质和关系工作。二者的划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话语可视为社会符号之一，它在制度工作研究中的应用相当广泛，包括叙事、修辞以及文本等。

关于物质在制度工作研究中较少。早期关于意大利一家商业报纸的研究中，展示了技术在制度工作中的作用[13]，开启了制度工作中物质的研究。Lawrence等（2013）也认为物质在制度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随后Lawrence和Dover（2015）以温哥华住房困难地区的案例研究，探讨了组织生存的地方这一因素对制度工作的影响[14]，丰富了物质在制度工作中的研究。物质既可视为制度工作的产物，又可看作行动者进行制度工作使用的工具。

关系工作相对前两者来说是一种微妙的形式，目前研究中缺乏对它的关注，但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Lawrence和Phillips（2019）更是将其视为社会-符号工作概念的核心。Lieftink等（2019）在荷兰建筑业的案例研究中，识别出创建意识、选择性网络和建立联盟3种关系制度工作来推动新项目交付方法的制度化进程[15]。综上可以发现，制度工作研究可根据不同的标准界定其形式，不同发生形式的划分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其开展过程，促进该领域的研究向成熟化邁进。

2.4 知识整合框架

本文在总结了制度工作的理论基础、主体和发生形式的知识基础之上，通过借鉴Lawrence和Phillips（2019）提出的制度工作模型构建了一个知识整合框架，如图1所示。整合框架由2部分组成，由下至上分别是制度工作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内容。研究内容包括制度工作的动因、过程以及结果。动因可分为个体、组织、场域及社会4个层面。制度工作的主体由不同层面的动因驱动采取恰当的制度工作形式推动制度的变迁。制度工作过程也会受到主体所处的情境和掌握资源的影响，从而影响制度变迁的结果。

3 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

通过上文的梳理和回顾可以发现，制度工作的概念、理论基础研究以及主体、维度、形式等问题已经相对清晰，但大部分研究主要是从制度工作视角出发，更多关注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结果，很少探索其前因问题。制度工作研究更多强调的是实践行动和过程。为了使制度研究更加地贴合组织行动者的日常实践，对于制度工作的前因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因为这涉及“行动者试图触动制度的动机、意义和关系”[16]。前因研究的缺乏会导致对其片面的认知和理解，而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行动者为什么以及如何采取某种类型的制度工作。因此，未来可以更多地探索前因问题，以便于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工作的推动作用。

從研究方法来看，为进一步推动制度工作的研究进展，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从现有文献看，制度工作研究主要是以案例分析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其他研究方法的探索。定量研究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相关指标的测量以及样本的选择、数据收集等方面存在瓶颈。例如，制度工作的过程会受到行动者主体、制度环境的差异影响，因此，识别出具体的制度工作形式本身就具有挑战性。因此，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度工作的研究进程和人们对这一新视角的理解。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采用定量研究、定性和定量混合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以期在技术层面上促进制度工作研究的发展。

从研究情境来看，制度工作的研究中有待加强中国情境下的研究。通过回顾现有研究发现，目前制度工作研究主要聚焦于欧美地区，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工作研究关注较少。中国情境的独特优势对制度工作研究的发展可谓大有用武之地。目前，仅有极少量的研究关注了中国情境，例如，黄纯和龙海波（2016）基于余姚和安吉两地案例研究，探索了政府辅助性制度工作的作用[17]。杜晶晶等（2020）则以电动车产业为案例，识别出组织场域变化过程中的4种制度工作[18]。因此，中国情境下的制度工作研究缺乏国内本土学者的探索，相对国外学者来说，国内学者更有地域优势。未来中国学者应该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积极地投身我国制度工作的研究，推动中国情境下制度工作的研究进程，这也是为制度工作发展能够作出重要贡献的领域。

【参考文献】

【1】Lawrence Thomas B，Suddaby R.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Work[A].In Clegg S R， Hardy C， Lawrence T B， Nord W R， （Eds.）. Th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Studies[C].2nd edition.London：Sage，2006，21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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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hristian Hampel，Lawrence Thomas B，Paul Tracey.Institutional Work： Taking Stock and Making It Matter[A].In Greenwood R， Oliver C， Lawrence T B， Meyer， R. （Eds.）.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C].2nd edition. London，UK：SAGE，2017，55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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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awrence Thomas B，Dover Graham.Place and Institutional Work： Creating Housing for the Hard-to-hous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15，60（3）：371-410.

【15】Lieftink Bente，Smits Armand，Lauche Kristina.Dual dynamics： Project-based institutional work and subfield differences in the Dutch construction industr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2019（2）：269-282.

【16】Dover Graham，Lawrence Thomas B.A Gap Year for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grating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Work and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2010，19（4）：305-316.

【17】黄纯，龙海波.政府辅助性制度工作、制度逻辑与集群升级——基于余姚和安吉两地集群演化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6（6）：148-166.

【18】杜晶晶，Wenyao G.Zhao，郝喜玲.組织场域、制度工作与产业变革——基于电动车产业的单案例研究[J].经济管理，2020，42（7）：109-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