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地民族旅游研究回顾与前瞻

桂荣芳 明庆忠*刘安乐,2 史鹏飞 韩 璐

（1 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21；2 六盘水师范学院乌蒙山区发展研究院，贵州 六盘水553001)

中国山区分布广泛，面积辽阔，约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 山地旅游资源优势显著，凭借绿水青山、丰富的生物种类、绚丽的民族文化、多样的地质地貌等成为优势明显的旅游目的地[1-2]。 山地旅游兼具观光与体验为一体， 受到了众多旅游者的青睐，山地也成为了休闲度假的重要场所。 国内的55 个少数民族大多世居于山地， 山地旅游区大多位于不同民族的聚集区， 山地民族地区拥有特色突出的民族文化， 依靠独特多样的民族景观和民俗风情对外界产生着极大的吸引力。 民族文化的保护、社会经济的提升、生态环境的改善、乡村振兴的推进都有赖于旅游的发展。 当前山地旅游发展已从观光转到了形式和内容多样的山地观光、休闲、度假、疗养、探险、体育、研学等参与性、体验性的旅游。

山地民族地区的独特民族文化是发展旅游的灵魂，应立足于当地资源、深挖民族文化内涵、促进山地旅游与民族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才能使山地民族地区的旅游走得更远。 本文对国内山地民族旅游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检索、梳理与评价，试图系统地总结其相关研究， 希冀为我国山地民族旅游的学术研究及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数据搜集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搜集

为了全面掌握国内对山地民族相关旅游研究的现状， 本文主要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设定检索关键词为“民族旅游”“山区民族旅游”“山地旅游”“山地民族旅游”，文献检索截止时段设置为2021 年9 月， 检索年份为1996—2021 年，通过检索学术期刊，硕、博论文，并逐一对文献进行阅读，剔除书评、报纸、会议论文、倡议、增刊、不符合研究主题及相关性低的文献，最终搜集到235 篇目标文献。

通过对收集的文献进行认真研读， 发现最早有关山地民族旅游的文献发表于1996 年。 由图1可见，1996—2003 年，山地民族旅游相关的文献数量较少且发稳增长率较低，2004—2014 年发文量呈现稳定增长状态，2015 年之后呈显著增长的态势。 这说明国内学者对山地民族旅游研究的关注度已呈逐渐上升的态势。

图1 1996—2021 年山地民族旅游研究成果发文量

（二）研究方法

通过利用信息可视化统计工具Citespace 软件（版本为2021 年更新的5.8.R3.64bit）对搜集的235 篇文献绘制关键词图谱（图2），将图谱中出现频率与相关度较高的关键词统计整理（表1）发现，山地民族旅游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研究地区主要集中于西南山地， 二是研究重点是山地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路径与模式、 山地旅游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旅游扶贫、乡村振兴，三是山地民族旅游的研究与国家政策和旅游发展的总体趋势关系紧密，四是山地民族旅游理论研究较少。

表1 山地民族旅游研究关键词汇总

图2 山地民族旅游关键词共现图谱

二、研究的主题及内容

（一）山地民族旅游内涵与概念界定

国内对于山地旅游和民族旅游的概念较为成熟，但山地民族旅游的概念仍需深入挖掘与整合。众多山地旅游文献中主要将山地民族旅游视为其一个分支领域进行探讨，独立概念形成较少。 地方人文资源放在民族地区即成为了民族特色。 郝革宗[3]、王瑞花[4]指出了山地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以及山地人文旅游之间的关系， 山地自然资源是民俗文化、制度体系、建筑服饰等山地人文资源形成的基础， 而山地人文旅游是以人文资源为内容形成的文化旅游类型， 能够满足旅游者了解和参观建筑、民族风情、宗教、历史、艺术等目的的旅游活动。 该概念对山地人文资源和山地人文旅游有了清晰且较全面的定义， 但山地民族旅游尚未从其中脱离出来。 林龙飞明确指出了山地民族旅游的概念，即民族地区山地旅游，是指山地少数民族地区依托山地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开展特色旅游活动，具备“生态优美”和“文化奇特”两大特征，包含了山地民族村寨旅游和山地民族生态旅游等形式[5]。该定义清晰地指出了山地民族旅游的范围、 吸引物以及旅游特征。 汪璐阐述了民族文化与山地旅游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民族文化是西南山地旅游的依托、灵魂、魅力所在，而山地旅游则为民族文化的挖掘、丰富、保护提供了途径[6]。山地民族文化的形成是自然、社会、文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李如海认为因山地险峻、 交通不便以及与外界交流较少形成的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民族风情与民族文化，组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区域，构成了山地旅游重要的资源[7]。山地民族旅游实质是山地文化旅游，史鹏飞、明庆忠指出，山地文化旅游是一种以历史遗迹、民俗风情、宗教艺术等文化资源为依托，吸引旅游者前往参观、游览、欣赏和品鉴山地文化， 进而实现内心愉悦和文化体验目的的旅游形式[8]。

由以上分析可知， 山地民族旅游的概念需进一步界定与完善， 以促进山地民族旅游研究的深入，使之具有更明确的指向。 本文认为：山地民族旅游是指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地为旅游区域，以山地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人文旅游资源为核心吸引，以山地少数民族为主要旅游接待主体，集中体现了山地民族文化差异体验的旅游类型。 山地民族旅游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受海拔、相对高度、坡度坡向的影响， 导致其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山地高梯度效应[9]特征；区别于大众化、同质化的旅游，山地民族旅游是一种异文化旅游，其内容和形式上的改变能够满足旅游者追求奇异、 体验独特的心理需求，使其旅游资源、旅游体验具备异质性的特征； 山地民族旅游在兼具山地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特征的同时，也衍生了康养旅游、体育旅游、乡村旅游、研学旅游、生态观光旅游等多种旅游形式，旅游类型具有多元化、复合性等特征。

（二）山地旅游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山地旅游资源优势明显，除海洋旅游资源外，山地几乎具备了其他所有的旅游资源类型[10]。 我国是世界上的山地大国， 山地面积约658.81 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68.2%[11]。 特别是那些地势险峻、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因为与外界长期交流较少又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保留了传统的文化特色， 造就了丰富且独特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区[12]。 山地旅游是民族文化展示、交流和传播的载体， 推动了民族文化的挖掘、 传承与保护，拓展了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 民族文化赋予了山地旅游潜在价值与底蕴依托， 让山地旅游更具灵魂与魅力， 实现少数民族风情与山地旅游的充分融合， 才能让山地旅游焕发出生命力、活力和吸引力。

王瑞花在分析云南山地旅游资源特征时，阐述了山地作为云南少数民族主要的生产生活空间，集中展示了民族文化和传统，因此云南山地文化景观突出表现了少数民族人文景观特色， 并且在全省范围和局部区域上呈现出了垂直立体分布的特点[4]。 汪璐、范俊运用耦合机理证明了西南山地旅游与民族文化产业是共生共融、 相互促进的关系，并运用耗散结构理论从形成、驱动、涨落和有序结构4 个阶段来解释二者耦合系统的非连续性演进机理[6]。 银元、李晓琴提出在对山地民俗旅游、宗教朝觐旅游等山地旅游业态进行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山地区域内的社会形态和观念意识，以回避或减少因文化观念不同而产生的矛盾[13]。民族文化与山地旅游应实现有效融合， 朱晓辉指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贵州发展山地旅游的不竭动力，应该从：建立文化与旅游的联动机制、重点挖掘民族文化精髓、深入推进旅游产业发展、加大旅游宣传力度、 推动原真性民族文化的保护五个方面来构建贵州山地旅游的发展模式并实现和民族文化的有效衔接[14]。

从当前研究来看， 学者对山地民族文化与旅游的研究多停留在二者的相互关系、 作用以及民族文化对旅游发展的影响上， 却很少深入探讨二者的融合路径[15]。 本文认为，应对特定区域的山地民族文化进行梳理与整合，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饮食文化、建筑文化、传统节事文化、乡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文化、民宿文化等方面来实现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从而促进山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三）山地旅游与社区居民的关系

山地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对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区居民的参与与否也对山地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民族文化原真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李志飞对旅游影响下接待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进行了研究， 表明了旅游显著影响了山区民族的服饰、语言和生活习俗，但建筑特色和饮食风格受影响不大， 旅游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效益方面产生了积极效应，因此居民对旅游的正面感知较强[16]。社区参与对山区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闻扬、刘霞指出应从利益分配机制、培训机制、观念意识等方面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能动性，解决居民因旅游获利不均、权益无法保障的问题[17]。邓辉、刘素调查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态度、方式、范畴及效果，从产权明晰、村民素质、开发模式、机制构建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社区参与的对策及建议[18]。任小宇认为可从社区参与、社区增权、文化移植、文化认同等角度对山地民族村寨东道主主观意识的变化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文化认同是社区旅游发展的新方向[19]。 马威、魏娜在少数民族女性旅游展演研究中， 表明女性在民俗表演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回应了女性应如何实现情绪职业化的过渡， 如何避免过度的情绪开采而带来的情绪耗竭等问题[20]。

可见，旅游对少数民族社区及居民的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程度一直都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但山地民族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 山地生态环境、民族文化是如何影响旅游者的体验度、满意度以及重游意愿等， 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此外，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利益是否得到了有效公平的分配、旅游生计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旅游发展下社区弱势群体的境况能否得到改善等问题也值得深入研究。

（四）山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地理环境构成了人类活动的舞台， 影响了不同区域的民族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 并赋予了人们独特的性格与魅力。 山地民族因为环境的限制，在文化上凸显了山的特征，体现了“山地文化”的特色。 山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是一对辩证的关系。 何萍认为 “原生态”的山地民族文化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有效的推动当今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创建，对“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保护，关键在于发展[21]。 吴忠军、张瑾等针对广西龙脊梯田山地少数民族旅游村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要对游客接待量进行控制和分流、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硬件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和资源使用机制、 加大管理制度的建议[22]。 杨胜华[23]、陈兴[24]提出在渝东南民族地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按照“国家公园”的概念来进行旅游开发，设立“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展览馆”“民族生态博物馆”等，以加强原真性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影响山地景区旅游效益的提升，卢世菊提出依托区域特色，从民族歌舞表演、民族节日庆典、民族旅游商品、影视作品、民族美食、创意事件等方面开发旅游文创产品，以高校、商品协会、生产企业为依托构建民族旅游文创产品研发体系[25]。 田瑾认为可以通过山地研学旅游产品的开发来传递山地文化内涵,让游客了解山地独特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同时也促进山区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26]。

旅游和民族文化融合不仅能提升地方经济而且对本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复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以上研究在如何处理山地旅游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针对山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从物质、制度、精神、生态等旅游开发层面重振山地民族文化价值体系，明确文化保护困境所在，搭建整体性文化保护框架是以后的研究重点。

（五）山地民族旅游的规划与开发

当前国内学者以案例分析为主， 已从产品形象设计和山地民族旅游的结合模式上展开了较多研究， 山地民族旅游的规划与开发现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1.山地民族旅游产品形象设计

王瑛、李波从旅游目的地产品形象设计出发，按照自然、 人文和时代三者紧扣的原则， 设计了“神奇川西”“一山一品”“特色专题”的山地生态旅游产品和“有效互动”的文化生态旅游产品[27]。陈璇提出打造四川阿坝年波也则山的神山品牌， 将本地藏族传说融入阿坝县其他旅游资源开展藏文化主题的体验游； 将宗教神山融入相关活动主题开展神山朝圣游； 将高原生态融入民族宗教历史开展科学考察游和特色民族体育活动游， 同时兼顾传统生态观光游和探险摄影游[28]。 冯娟、殷继成提出按层次、高度划分景观组合带，根据从易到难，从低到高的策略进行开发，形成以“创造体验”为主的山地型旅游产品开发的思路[29]。

2.“山地民族旅游+”模式

（1）山地民族旅游+体育

少数民族体育蕴涵的民族文化是当地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 具有强烈的大众性、娱乐性、适应性，充分利用山地少数民族丰富的体育资源,发展民族旅游业能够对地方经济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 赵志强认为武陵山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在开发中存在着产品雷同、利用率低、山区居民参与度低、产品过于商品化的问题，应该从整体规划、游客参与、民族民间艺术开发、 群众积极性调动和市场规范方面来增强该地区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30]。 邬孟君、刘进指出山地体育旅游品牌链的构建需利用山地户外地理资源、 民族地域文化资源和外部机遇三个条件[31]。郑宇运用RMP 分析理论，提出了确定旅游主题定位、明晰目标客群、协调区域发展、构建赛事平台、健全救援体系、创新山地体育产品体系的措施来助推甘孜州山地体育旅游发展[32]。 李菊花、 邓万里认为山地运动休闲产业可与其他商业模式相结合通过优化宏观投融资环境， 设立贵州山地运动发展基金等举措来助推整个黔西南地区的发展[33]。 山地位置的特殊性，使民族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思想、风俗习惯、体育文化，造就了不同民族色彩鲜明的生活方式、 居住空间和体育活动， 山地体育运动对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山地民族旅游+生态

生态旅游是指旅游者基于感受原生自然、体验古朴文化、保护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的目的，到自然优美或人文风情独特的地区进行的， 以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为客体， 并促进旅游地经济、社会、 生态效益同步协调发展的新型可持续性旅游活动[34]。 毛昕、明庆忠提出了要发挥高原山区生态资源优势，建设乡村生态旅游精品项目，从城市形象、景区支撑、产业示范三个方面共同打造“藏域水乡，最美阳塘”的生态旅游品牌形象[35]。 杨状振认为山地生态旅游在带动山地经济的发展和当地居民文化观念更新的同时， 也会对山地的历史文化遗产、民族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体系和活体民风民俗等产生潜在的影响， 因此在山地民族生态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自然环境和山地原居民文化多样性的保护[36]。 山地民族地区优越的地理资源以及特色的人文资源是发展生态旅游的天然优势，要充分认识生态旅游综合性的特征，推进“生态+农、林、渔业”等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其次，深化“生态+民宿、养疗、文创”等新兴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进而实现资源、经济、社会、环境共赢的旅游发展道路[37]。

（3）山地民族旅游+康养

山地少数民族地区气候适宜、 民族文化特色突出、森林、山地、温泉、湖泊、河流等自然资源禀赋良好，为健康旅游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少数民族的医术、 保健等治疗手段为健康旅游提供了丰厚的素材。

薛群慧[38]、罗世敏[39]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山区、环大明山地区古骆越民族特有的中草药资源、医学文化和养生保健疗法是康养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可充分利用该地区的天然养生保健资源，将其打造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山地养生胜地。 陈洪升、许玉凤提出山地所拥有的森林资源是优良的天然氧吧，是人们缓解压力的优质场所，森林康养在提升免疫力和抗癌能力方面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应从多角度出发，构建新型的森林旅游模式，建立森林康养基地，充分转化资源优势[40]。刘安乐、杨承玥等认为“中国凉都”六盘水市是发展康养旅游的最佳地区之一， 当地最占优势的典型的是地文康养资源、康养建筑与设施[41]。

单纯的山地观光游已满足不了当今旅游者的需求， 在利用山地康养资源的同时也要不断深化山地旅游发展的内涵和路径，开发山地休闲度假、探险、研学、体育等参与性、体验性旅游，助推山地民族旅游走得更远。

（六）山地民族旅游的发展模式及路径

山地民族旅游的模式构建及发展路径是当下研究的重点， 对山地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南民族地区，大多是以具体的案例展开分析，提出建议和措施。 唐拥军等提出了“泛旅游产业”的概念，以“山水民族城”为定位，整合工、农、林、水利、城建等各产业资源， 将泛旅游产业发展为广西民族山区城镇的主导产业[42]。 李娴、殷继成针对贡嘎山山地资源的特殊性，认为可按照平面分区、垂直分带与时间延续方向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开发“时空三维立体模式”[43]。 刘安全从主体层面把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分层模式与结构划分为国家战略、区域策略、旅游业务三种开发模式，并逐级展现了旅游资源开发从抽象到具体的关系[44]。 武晓英、李辉将“三生融合”理念运用到黔西南州山地旅游发展中，构筑了大旅游、全民参与等旅游发展模式[45]。刘红梅、杨素丹从旅游基础设施、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度、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度、发展与保护的包容度4 个维度探讨景区如何实现包容性旅游的发展[46]。陈炜、高翔采用RMP 分析方法，提出了南宁大明山可发展山地+自然观光、山地+健身探险、山地+科普教育、山地+养生度假、山地+文化体验等类型的旅游产品模式[47]。 刘康、王坤等借助GIS 空间分析方法， 证实了在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的作用下自然和人文景区整体上呈聚集的特征， 而局部上集散性较大，可通过合理规划、提效增质、政策保障、 人才队伍建设等路径来优化贵州民族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与业态提升[48]。 这些实践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山地旅游发展模式与路径展开， 且规划和开发的提出都较为宏观， 而山地民族旅游微观层面的发展措施研究还较少。

（七）山地民族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

少数民族山地地区一方面大多开发滞后，而另一方面却拥有着多彩的民族文化、 秀美的自然景观与组合多样的山水风光， 这些独特的旅游资源，为旅游扶贫提供了良好的优势与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 旅游扶贫受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支持， 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我国新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

山地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 良好的生态环境及特殊的区位特征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脱贫致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王顺克[49]、王孔敬[50]提出以政府为主导，将生态和民族文化作为主要旅游开发资源、 构建适度超前的旅游扶贫发展模式。 王超、王志章针对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落,系统提出了农村包容性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51]。 山地旅游的发展能够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早日实现乡村振兴，是一种新型的、积极有效的旅游扶贫模式。 魏来、廖源将彝族村寨的山地旅游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整合利用， 从区域功能划分、产品形象设计、旅游扶贫模式等方面展开了研究[52]。 刘司可认为在发展山地旅游时必须考虑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将贫困人口置于旅游扶贫的主体地位，维持民族文化的原生性， 将少数民族地区独有的人文风俗与观光、运动、养生、自驾、攀岩等旅游活动有效融合，构建新型的山地旅游产品体系，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53]。 张晓、李春晓基于政府、外来企业、本地企业、当地居民、高校科研机构、公益团体以及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视角， 构建了旅游扶贫的理论框架体系[54]。文晓国、单铁成从 “经济洼地”与“资源高地”的视角，研究了民族地区山地旅游精准脱贫的路径[55]。武克军构建了旅游扶贫文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来表现村民实际期待的乡村生产、 生活和生态的慰藉以此来评估西南山地旅游扶贫文化绩效[56]。

当前国内学者主要以山地民族旅游扶贫的模式、理论框架、指标体系、相关利益主体作为研究的重点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省域、城市层面，研究方法以质性研究为主。 总体来看，还需对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机理进行再认识研究， 不断优化山地旅游扶贫机制， 关注山地民族旅游地影响机理与治理模式研究，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山地旅游产业链的结构性改革。

三、山地民族旅游研究的前瞻

目前， 国内山地旅游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人们对山地旅游的关注度和选择度也逐渐上升。 山地民族旅游作为山地旅游的分支，从理论上看，学界对于其理论研究较少，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多采用质性研究为主，研究的主题内容也有待拓展，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 今后对于山地民族旅游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和深化：

（一）加强山地民族旅游理论与方法研究

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否影响着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更是对相关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山地民族旅游具有异质性、体验性、复杂性等特征，现有研究领域虽广泛， 但整体上还未形成完备的逻辑框架。 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进一步明确山地民族旅游的概念与特性、山地民族旅游的内容、构建山地民族旅游的理论体系及框架， 构建山地民族旅游评价指标体系等。

在研究过程中，要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注重与地理学、民族学、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进而延伸拓宽山地民族旅游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应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注重应用性与创新性，将质性研究、数理统计、模型构建、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大数据分析、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应用到山地民族旅游研究中，借助大数据平台、地理探测器、GIS 空间分析的优势，进一步强化山地民族旅游地区的实证研究， 以增强研究逻辑的科学性、 严谨性，加强农户及旅游就业者的可持续生计、农户返贫风险及阻断机制、山地智慧旅游等的研究，使山地民族旅游的发展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二）拓宽山地民族旅游研究地域

我国拥有丰富的山地资源以及少数民族文化资源， 由于山地的特性让其成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并留存了众多内容独特且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资源，这类资源分布广泛。 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川西地区、广西部分民族村寨、贵州、云南这些资源禀赋较好的省市， 且相关研究对山地民族旅游的特殊性体现不够。 各省份不同的少数民族居住于如平原、山地、坝子等不同的地形区，应从整体观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山地民族旅游相对其他形式旅游的差异之处，明确其发展潜力、优势与不足之处，助推山地民族地区的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 此外， 我国山地资源与少数民族资源除上海地区较为匮乏外，在西北、东北、中部、东部等地区都有分布， 应对各省份所拥有的适宜旅游开发的山地和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合、利用，放大其自身价值，以更好的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同时也能通过旅游扶贫的方式促进山地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

（三）加深山地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研究

山地民族文化内涵是山地旅游资源核心吸引力所在，因此要在保护山地生态环境，发展山地旅游的同时，深挖山地民族文化内涵。 为了更好地理清山地民族旅游发展的脉络推动其更深层次的探索， 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山地民族文化的内涵进行研究：（1）山地是一个物理空间，各民族形成了心理和社会空间， 少数民族的山地活动空间对于其社会文化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少数民族活动的山地空间具有差异性， 对山地空间边界如何影响少数民族的空间感知、 空间生产以及旅游活动的开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对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社区及居民的文化记忆、山地文化、历史遗存等构建“文化保护与影响机制”， 加强旅游地主客文化交流互动、文化保护宣传与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研究。 （3）注重山地民族地区在旅游发展影响下的地方性感知、空间正义、空间形态演变、文化变迁等研究。（4）山地民族旅游区由于地势、交通、环境的原因，引起了旅游影响力低，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因此“如何留住人、引进人”也是研究的重点，尤其是新乡贤、 年轻人和城里人进入到山地民族旅游行业将会对文化的挖掘与山地民族旅游行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创新山地民族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当前的山地民族旅游已出现了与康养、生态、户外结合的相关研究，但是总体来说，发展模式仍有待创新。（1）山地民族旅游+非遗模式，山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传统舞蹈、音乐、民俗、民间文学、戏剧等丰富的非遗传承项目，新的发展模式研究可根据人们的审美需求加入现代化元素，以增强其观赏性和娱乐性，同时让非遗融入旅游，加大文创类旅游产品的创作力度。 （2） 山地民族旅游+研学模式， 丰富的山地自然资源蕴含了地理学、 生物学等科学知识， 少数民族特有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具备了历史和美学的文化内容，是进行修学研学的重要基础，可围绕区域民族特色设计山地研学旅行产品， 推动山地研学旅行与民族文化、历史古迹、科技和生态的跨界融合。（3）山地民族旅游+康养模式。山地的梯度性影响着山地空间资源和民族的分布， 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康养旅游资源， 要针对其区域特色开发形式多样、综合性的旅游产品。 加强山地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将文化、山地自然资源、民族医药、民族竞技、地方美食充分利用与融合，打造全域性的山地民族康养旅游。

（五）重视山地民族旅游游客体验研究

高质量的旅游体验是促使旅游者不断参加旅游活动，突显旅游地的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 山地旅游发展主要是围绕着游客—社区—山地环境这一人地关系展开， 当前关于社区和山地环境的研究已具备一定的体量， 但在山地民族旅游游客体验质量上的关注度还不够， 尚未形成体系。 近年来，国家不断提出数字中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大健康产业、美丽乡村等政策，政策的推动使旅游功能形成了不同的侧重点， 山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旅游吸引物、服务质量等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旅游企业在顺应时代变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挖掘景区吸引物， 开发差异化的创新的山地旅游体验产品。 政策的改变、产品的创新是否能提升旅游体验感知价值，值得进一步探索。 山地民族地区特有的乡土文化是研究旅游怀旧的切入点之一，同时对旅游地居民生活真实性的追求是旅游者逃离现代社会虚假性的意义所在， 对旅游真实性体验研究是山地民族旅游目的地提升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我国山地民族旅游研究现状的梳理，基本反映了过去与当前研究的内容、主题与热点， 发现国内山地旅游研究涉及的领域已较为广泛， 山地民族旅游概念及理论体系的构建研究有待加强，其研究仍处在初步探索的阶段，今后应在深化山地民族旅游理论与方法、 拓宽山地民族旅游研究地域、挖掘山地民族文化旅游内涵、创新山地民族旅游发展模式、 提升山地民族旅游游客体验等方面，丰富山地民族旅游的研究内容，进而不断适应新业态下旅游需求的转变、 新产业发展的要求，进而推动山地民族地区的旅游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