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困境与突破路径

杨梅 王瑛 周正柱

摘 要 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的实践依然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如学校规划意识不强导致产教融合进展缓慢、学校与企业利益分歧严重削弱了行业企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组织体制和发展基础制约了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发挥等。造成这种困境有外部的政策条件原因，也有学校自身制度设计及管理机制的原因。要想突破产教融合的发展瓶颈，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应树立“大平台”理念，分层次、分阶段地推进平台建设;通过制度设计，探索组织体制新模式;完善管理机制，使二级学院成为产教融合平台建设的主体;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强化考核激励对产教融合平台建设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 产教融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平台建设;制度设计;聚合效应

中图分类号 G6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30-0026-07

一、問题的提出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创新办学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作出重要指示，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建设高水平、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在此背景下，以产教融合为导向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之路成为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焦点。我国有800多所应用型本科学校，长期以来，受制于办学理念、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追赶模仿传统优势本科院校“同质化”发展的现象。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大多数来源于学术研究型高校，其重理论研究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普遍缺乏行业、企业实践经验，对生产实践了解较少，实践教学和应用性研究能力不足。同时，由于本科引进人才对学历和职称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有企业实践经验的人员因学历和职称等因素被拒之门外，这样的师资结构严重制约着应用人才培养质量和应用研究水平的提升。而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用性”“地方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办学定位理应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解决行业企业中的关键问题及核心技术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是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特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欧美应用型高校发展的历程来看，产教融合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立足之本。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创办本科水平的应用技术教育，整个20世纪80年代，应用性本科教育的实践一直以工作的实际需求为核心。在德国，99.7%的中小企业聘用了德国60%的劳工，缴纳了全国38%的赋税[1]。这些中小型企业与应用科学大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他们从应用科学大学招聘劳动力，将应用科学大学实践导向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之中。“应用性”“本土化”成为德国应用型大学发展的重要特色。而产教深度融合是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特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研究现状与实践探索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研究现状

产教融合是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主要路径。诸多学者立足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的实践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需要，而且是职业教育和产业企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2]。有的学者对地方本科院校产教融合运行机制进行研究，认为产教融合中存在高校办学定位不清晰，开展合作积极性不高，企业与高校合作形式化严重和政府职能发挥不到位等问题[4];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实践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外部支持环境不成熟、内部运作平台未建成、实施要素有欠缺等，影响到产教融合价值的实现[5];应用型院校办学过于闭塞、服务能力不足、办学特色缺少、资源整合能力有限[6]等，这些都影响着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初期产教融合的深度推进。关于产教深度融合路径，有学者认为关键在于实现产业与职业教育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以“职业”为载体，以职业形态、职业导向、职业能力和技术性为基本指标，构建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路径模型[7]。有的学者关注产教融合实践的核心要素，如提出教师队伍建设中的双师双能[8]、人才培养中的“双元制”、科学研究中的技术成果转化[9]等。有的学者就产教融合中的激励机制进行讨论，认为要使校企合作深入，实现产教融合，需要政府出台相应配套鼓励政策，对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进行激励，降低企业参与风险[10]。近年来，随着产教融合的深入开展，对产教融合的认知也不断推进，有学者提出创办行业学院实现产教融合的组织创新，认为创办行业学院是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的重要路径之一[11]。目前产业学院或行业学院成为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寻找产教深度融合路径的试金石。但产业学院在实践中也遇到诸多发展困境，如功能定位模糊、缺乏长远规划、双师型教育能力欠缺[13]。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的实践探索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尤其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省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鼓励和引导应用型本科院校对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走出一条产教融合的中国应用型大学特色发展之路。通过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协同创新模式推动高校的办学模式与教学模式改革，校企共建行业学院、产业学院、协同创新平台、研究院等，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色发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江苏省2018年出台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具体包括产教融合示范专业建设计划、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建设计划、江苏产教融合示范学院建设计划等在内的“六大计划”。同时，在应用型本科院校遴选建设100个左右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引导应用型本科院校面向江苏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置产业迫切需要的应用型本科专业和专业集群。为实现学校与行业企业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同频共振，实行“产业教授”制度，通过公开选聘的方式，从行业企业中选聘“产业教授”共同建设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在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诸多学校开始产教融合实践探索，如常熟理工学院基于“校企融通”理念的“行业学院”育人模式。通过引入企业入驻校内“产业园区”（产业链式的校企共建企业工作室），建立行业学院教育共同体，并签署共同体协同育人框架协议，确定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教育共同体中校企共同投入建设资源，开展实践教学基地条件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校企联合课程群、共同开展专业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和校企综合专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等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浙江省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五个一批”产教融合体系建设，即一批产教融合工程项目、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一批产学研政用产教融合新联盟、一批产教融合示范基地（以省产业集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特色小镇等平台为重点）、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面向企业征集合作项目）。通过加大政策和项目支持力度，密切企业与院校的合作对接，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地方政府也积极作为，推进本地区的产教融合。宁波专门开发了服务于校企合作的信息化平台“宁波校企通”，2018 年又提出建立“宁波产教融合综合改革试验区”。杭州市发布《市属高校产学对接工作实施意见》，对行业企业和学校的“产学对接制度建立和实施”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嘉兴市制定了《嘉兴市教育型企业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对获得“教育型企业”资格的企业予以经费奖补，提高了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也纷纷开展产教融合的探索和尝试，如浙江科技学院以中科曙光为核心合作企业建立产业学院，开展多形式的多点合作。产业学院提出“三分之一”的运作模式：至少三分之一的专业核心课程（含实践性课程）由企业引进或与企业共同开发，共同参与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共同制定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业考核评价方法等;至少三分之一的毕业设计选题来源于行业企业的一线需要和真实应用项目;“双师双能型”的专业课程教师达到三分之一及以上。学校通过与核心企业的紧密合作以及与多企业的多点合作，实现校企优势互补，科技联合、项目合作，承接或参与企业技术研发项目;而这些项目研发又能够让学生和青年教师在参与过程中提高研发能力，积累实践经验。

上海围绕重点产业打造具有特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和协同创新平台。2020年，上海市发改委印发《上海市建设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方案》，提出到2025年，培育200家左右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30个左右产教融合实验实训、协同创新重大项目，进一步提升40个基于区域、行业的产教融合平台功能。同时，对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库的单位实施财税政策优惠。上海市财政局等联合出台的《关于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试点企业有关政府性基金抵免政策的通知》中就专项优惠政策的支持对象、抵免幅度、申报规程、备案资料等事项作了全面细化。在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上海高校强化产学研协同，大力提升高校创新策源和社会服务能级。如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创建“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协同和对接行业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实现产学研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的三项功能。以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对接上海市重点产业，打造优势学科专业群。对接上海美丽健康产业，打造香精香料化妆品和绿色化工学科专业群。对接“上海制造”的品牌建设，打造功能新材料和智能制造学科专业群。近5年来，大批应用型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全国300多家中小型企业开展了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

尽管产教融合在部分应用型院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推动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整体性推进策略、系统性政策供给等问题仍然存在。本文试图从产教融合的组织体制创新层面，立足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的实践，分析产教深度融合实践形式、发展瓶颈，试图从平台建设视角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提供新的思考。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质性研究方法，运用半结构式个案访谈的方法对应用型院校产教融合问题进行研究。为保证调研资料的可信度，针对同一问题，尽可能访谈同一学校不同对象，从不同视角归纳共性的发现。笔者从2018年3月起，利用工作中会议、座谈、论坛、调研等机会，访谈了长三角地区9所应用型高校科研部门、发展规划部门、产业园或科技园、行业（产业）学院及学校办公室等负责人20人次。每位受访者接受访谈时间40分钟到120分钟不等。2020年7月至8月，笔者深入调研长三角地区3所应用型本科高校产业学院和科技园相关工作人员9人次，见表1。在征求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研究中，对个案资料进行匿名处理。

（二）数据编码

参照 Anselm Strauss 和 Juliet Corbin[14]的编码步骤进行开放编码。为减少误差，在正式编码前，调研小组就编码过程中的不同意见进行讨论，最后达成一致。开放编码过程包括“贴标签”、定义对象和概念化。首先对质性资料进行分析，基于质性资料来源进行“贴标签”，然后根据资料的基本内涵进行编码并赋予它名字，即定义现象。概念化指的是进一步提炼被定义的现象，形成概念，见表2。

四、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深度融合的困境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发展困境

1.高校规划意识不强导致产教融合进展缓慢

国家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产教融合作出顶层设计，明确指出应用型学校应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但政府在出面统筹协调校企合作、联合办学、制定区域技能型人才发展规划等方面存在缺位，大多数校企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维系主要依靠个人的人脉和声誉。访谈结果表明，很多应用型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大多通过校领导的人脉和个人关系来维系，缺乏持续性。

有被访者认为：一个领导上任，利用他的人际关系网为学校拉来几个知名企业，建立几个实习基地或实训基地。等这位领导调离或退休，这种合作关系慢慢就疏远，到最后很多合作项目中止或无果而终。新领导来了，再利用他的人脉继续建合作基地，这样形成恶性循环。

在产教融合政策落地和实施过程中，各高校对政策理解有偏差、执行方式和效果都有差距。有的高校虽然表面上是推进产教融合，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完全是照搬原有的校企合作做法。也有的高校干脆直接引企入校，用完全市场化的机制推动高校产教融合进程。

有被访者指出：学校本科建设的历史短，校企合作企业大多是通过租借场地、设立奖学金等方式引进来的。企业与学校沟通较少，利益共同点也只限于某一方面，对学生培养和教师科研所起的作用非常小。直接把企业引进来既方便又快捷，還可以和学校共同申报产教融合项目。现在发现企业完全市场化的运作与学校需求很难达成一致，很多时候因沟通不了而陷入僵局。

通过对访谈资料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产教融合缺乏长远规划，定位模糊。为了执行国家政策要求，获得产教融合项目支持，死拉硬拽和企业合作申报项目，资金到位后，有的挪作其他项目建设，产教融合仅流于形式，实际进程非常缓慢。“许多应用型高校的产教融合，变成一种政府推动下的短期被动行为”[15]。

2.高校与企业利益分歧严重削弱了行业企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现有的产教融合政策明确了产业部门是职业教育的参与主体。国家层面也颁布了《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通过“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力图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据调研结果表明，按照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条件，即能为学生提供规模化和规范化的实习岗位，能提供相对完整的教育功能和教育要素，满足这一条件的企业基本为大中型企业，数量庞大的小企业难以达到要求。而且我国市场需求变化快，多数小企业存活周期短，急于追求短期盈利，缺乏长期规划，不注重人才培训和生产服务能力提升。大学生思维活跃，而思想不成熟，往往接受培训后，一旦遇到挫折或不满意，很容易选择离职。因此，企业出于成本和风险考虑，在得不到政府项目支持或补贴的情况下，往往不愿意给人才储备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这些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动力不足，热情不高。

有被访者指出：企业虽然规模比较大，但是近几年效益不是很好。由于成本增加，同行业很多从事代工的公司都外迁了，留下来的公司尽可能压缩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对实习生的招聘也相应减少，培训经费锐减。况且刚进来的大学生培训好了，也一定留得住。从企业现实条件考虑，目前与高校合作最重要的是招揽人才，其他方面对企业的推动作用不明显。

调研表明，多数应用型学校刚刚实现转型，应用性研究水平普遍较低，无法满足企业技术创新对人才的需求。即使少数应用型学校具备解决某一领域关键技术难题的能力，也会因企业和学校在利益共同点或者沟通机制上无法达成一致，导致产教融合仅体现在建实习基地、辅导毕业论文、设立企业奖学金、专利转让等浅层次的领域。

3.组织体制和发展基础制约了高校服务社会能力发挥

近年来，国家通过“试点先行，示范引领”的方式，推动一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从整体上看，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产教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多数应用型院校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专业建设、实训平台建设等方面起步较晚。尤其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与产教融合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师资力量来自研究型大学，他们具备研究型人才“论文至上”的特征，而技术创新和服务能力严重不足。

有被访者认为：学校学术氛围不浓，没有科研团队，也没有研究生资源，教师科研只能单打独斗。学校似乎更注重学生实习和实训，对教师的培养关注不够。即使学校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是心有余力不足，没有像样的科研和技术创新平台和机会，教师无法通过学校提供的平台去弥补自身实战经验不足的缺陷。

也有被访者认为：学校和政府建立了技术创新研究院，定位为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目标导向使技术创新研究院的市场化驱动力被弱化。目前，只有个别教授团队的项目在孵化，由于高校市场意识不强，从申请专利到市场化的过程特别长，很多时候可能会延误技术转移和转化的时机。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部分应用型院校科研基础薄弱，资源匮乏，无法承担起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而对于少数具备一定技术创新能力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技术创新研究或者产业学院，但由于组织定位、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健全，产教融合的实际成效大打折扣。

（二）影响因素分析

1.政策条件因素

操作层面的政策实施力度不足。近年来，国家层面高度关注教育界和产业界的融合发展，颁布了诸多促进产教融合的政策法规。总体上看，这些政策和法规为产教融合指明了方向，为产教融合的开展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但政策法规多是宏观层面的指导，产教融合由系统架构走向系统实施，尚需要法律和政策层面的细化与协同[16]。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对现代产业学院提出了明确的建设原则，对人才培养、产学研平台、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明确了建设任务，并通过引导培育产业学院来促进产教深度融合。但这一政策仅为条件成熟的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提供了先行先试的范本。而对于多数达不到培育条件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由于对产教融合政策理解的偏差以及自身条件的制约，产教融合仍然是漫漫长路。

基础条件及资源禀赋的约束。应用型本科院校基本上是由普通本科转型或者多所普通本科高校、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多数学校办学历史短，转型时办学资源和条件尚未达到本科院校的办学水平和要求。比如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偏论文导向的学术型，或者师资队伍尚未具备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还处于简单的知识传授和技能指导阶段;很多学校不具备研究生学位授权资格，教师的技术创新能力难以发挥出来。应用型本科院校多位于三、四线城市，受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吸引汇聚资源的能力短期内难有显著改善。

2.制度设计及管理机制的因素

制度设计上系统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够。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产教融合是一个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系统过程。产教融合的有序推进依赖于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以及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整个过程的制度设计。这就需要政策制订者具备“全校一盘棋”的系统思维，并依据产教融合的目标进行统筹规划。但访谈结果表明，目前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对产教融合政策的制订缺乏统一筹划，缺乏统一的协调组织或部门，产教融合散见于学校的局部工作中，如学科专业建设、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这就导致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产教融合处于浅层次、自发式、松散型、低水平状态，无法实现学校内部各要素优化组合的聚合效应。此外，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管理者因循守旧，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原有普通本科院校的办学理念上，未能及时转到應用型院校办学思路上来，整合学校资源，有效对接市场需求。这也使得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错失转型发展机会，产教融合进展缓慢。

管理机制上执行不力，激励不足。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的制度设计中，存在相关管理架构不完善、缺乏整合协调的机构、顶层管理效率不高等问题。而在高校各部门和二级单位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执行不力、激励机制不健全、考核制度缺失等情况。如实习实训基地和平台建设中与企业对接资源少、实践类课程及教材未能根据需求及时更新、教师和学生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企业兼职导师的作用未能真正发挥、产业学院或技术创新研究院只有组织架构无实质性推进措施等。从总体来看，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的层次不高，动力不足，特别是对产教融合的考核激励机制不健全。通过对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访谈表明，产教融合大多融入到学校内部某项工作如教学、科研、人事人才、学生等工作中进行综合考核，并未单独作为专项任务纳入年度重点工作或阶段性重点工作中去考评。考评激励不足很大程度上造成这些学校的产教融合因执行力不够而陷入发展缓慢的困境。

五、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深度融合的突破路径

针对当前存在的产教融合体制机制不健全、要素整合度不够、产教融合资源和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应用型本科院校应主动作为，整合校内外可用的资源和要素，打破不合理的条块分割，把校内的资源和要素统一到产教融合的平台建设中来，以应用性研究带动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升应用性研究解决企业关键技术难题的能力，以应用型人才培养助推应用型技术创新的层次和水平提升。因此，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平台建设，能够有力地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深度融合，突破发展瓶颈。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平台建设主要从以下四方面寻求突破。

（一） 树立“大平台”理念，分层次、分阶段地推进平台建设

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平台不能囿于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实训平台或者技术创新平台，而是集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集合平台。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基础和外部条件的差异，导致各学校间差距较大，产教融合平台建设的资源也各不相同。因此，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应视学校自身情况不同分层次、分阶段逐步推进。

部分学科专业优势比较明显的学校，产教融合大平台建设的资源和条件都已具备，且有些学校借助国家产教融合试点的契机，进行了诸多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成功探索。对于这些学校来说，需要对接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打造更多的学科专业高地，让产教融合依托多學科、多平台“遍地开花结果”。而对于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建校基础差、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学科专业优势尚未凸显，这类产教融合平台建设条件尚未常熟的学校，应根据自身的资源和条件，分层次、分阶段地逐步推进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学校应审时度势，紧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定位，基于学校内部现有资源如实习实训平台、实验平台等，引进行业企业参与课程设计、教材开发、就业培训等，在此基础上促进学校师资与行业企业专家互动交流，打造懂理论精业务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以成熟的教学小平台带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进而为集合型产教融合大平台建设打下基础。

（二）通过制度设计，探索组织体制新模式

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中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看是学校制度设计的问题，管理层缺乏创新意识，在组织体制创新上“破”和“立”的决心不强。当组织处于高度复杂的环境之中时，采用某种组织形式往往出于规避制度环境的风险、获取合法性和资源的策略需要[17]。应用型本科院校要想走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就必须通过组织体制的“破旧立新”走出传统思想的藩篱，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依托平台建设，推进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先行先试，成立了产业学院、行业学院或研究院，有些定位为非营利组织。从调研访谈得知，这些非营利组织虽然获得了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但因其非营利性导致市场驱动力不足，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仍然延续传统本科院校的标准，很难在协调学校、政府、行业和企业之间“共赢”关系基础上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因此，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要真正以组织体制创新促进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就必须基于参与各方利益诉求，以“共赢”或“双赢”为目标进行组织架构设计，如建立学校、政府、行业、企业共同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或行业学院、学校以专利入股企业组建子公司等。

（三）完善管理机制，使二级学院成为产教融合平台建设的主体

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产教融合平台建设中必须做好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制定有利于平台建设的相关配套政策，并对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进行监控，及时发现政策制定、执行中的“越位”“缺位”问题，并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考核，以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推动政策的有效落实。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内涵建设中，推进两级管理是提升学校内部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同样，在产教融合平台建设中，推进两级管理，使二级学院成为产教融合平台建设的主体，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的核心要素。学校通过下放权力、下移管理重心，明确其在产教融合平台建设中的职责和权限，建立起学校宏观调控，学院自主办学的高效运行机制。具体在产教融合平台建设中，学校的职责是做好统筹资源，制定政策和制度，设定产教融合平台建设的目标并进行监督考核，学院的职责是落实相关的政策、制度和目标，主要体现在产教融合平台搭建、平台运行规则、平台利益分配、平台财务管理等方面。除涉及国有资产或重要人事变动需向学校报批，其他属于产教融合运行机制相关的规则及操作细则，全部交由二级学院负责。这样，学校与二级学院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学校为二级学院提供行动的指南和组织原则，二级学院通过一系列操作层面的政策实施，二者协同并进，产教融合的平台建设会逐步凸显其集合平台的聚合效应。

（四）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强化考核激励对产教融合平台建设的导向作用

在绝大部分产教融合组织中，产教关系的浅层合作，与其运行机制不健全或者欠缺有着必然联系[18]。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部分学校建立了产教融合组织，但由于过分依赖学校资源，未能理顺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考核和激励机制不健全等，严重制约了产业学院、行业学院、科技园这一产教融合平台载体的功能发挥。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在两级管理的基础上，建立目标管理机制，对二级学院产教融合平台实行合格考核和绩效考核，合格考核主要考核平台建设与学校产教融合目标和价值的一致性，如产教融合平台是否兼顾多方利益、产教融合平台是否基于多方共识基础上达成、产教融合平台的制度设计是否符合院校实际情况等;绩效考核主要是考核产教融合平台成立以后的运行情况，以及平台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推动作用。学院层面着重在操作层面推动产教融合平台制度和政策的落实，如产教融合平台的组织架构是否合理、运行规则是否有效、产教融合平台激励机制是否有效等，推动产教融合平台成为真正市场化的法人治理组织。在此基础上细化产教融合平台建设主体、合作方式、人才流动机制等相关制度。特别是要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培养一批懂技术又懂市场的技术经理人队伍。此外，建立科学有效的产教融合平台激励机制，把产教融合平台考核结果与二级学院资源分配挂钩，同时将应用技术的转移转化成果纳入高校职称评价体系。

參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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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Path of the Deep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Yang Mei， Wang Ying， Zhou Zhengzhu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it faces many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For example， the lack of school planning awareness leads to slow progress i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 differences in interests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have severely weakened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industry and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restrict the ability of the school to serve the societ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is status quo are external policy factors， and also the schools own system desig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f they want to break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hey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big platform”， promote platform construction in stages. Through a sound platform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assess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the platform aggregation function of talent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s will be fully utilized.

Key word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platform construction; system design; aggregation effect

Author  Yang Mei，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Wang Ying， professor of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ou Zhengzhu，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