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法律机制的优化路径

牟 桐，于文轩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我国生物遗传资源(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资源是指对人类具有实际或潜在用途或价值的遗传资源、生物体或其部分、生物种群、生态系统中任何其他生物组成部分，其中，遗传资源是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遗传材料则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非常丰富，同时也面临生物资源流失严重、资源利用及相关惠益分享机制欠缺等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我国大量攫取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商业化利用，并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对其开发出的产品予以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巨大利益[1]，而我国作为生物遗传资源的提供方却未能获得应有的惠益，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在此情形下，迫切需要从法治层面健全和完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ABS)机制。在国际法层面，《波恩准则》《名古屋议定书》和其他相关国际法文件就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我国于2016年成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这对我国生物遗传资源ABS机制的健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benefit-sharing mechanism，BSM)是指生物遗传资源和生物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提供方、使用方、管理方等对于与生物技术和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利益，应依据生物安全国际法及国内相关立法公平公正地全面共享的一整套措施[2]。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法治目标，是促进惠益分享制度体系的内恰与协同，科学合理平衡生物遗传资源利益相关人的利益[3]，保障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