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八景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考

韩 燕

潇湘八景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考

韩 燕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兴起于北宋的潇湘八景文化，具有诗画结合的艺术特点，不仅在中国催生许多模仿之作，流传至朝鲜半岛，也引起追捧及创作热潮。北宋晚期潇湘八景诗画通过使团传入高丽宫廷。潇湘八景作为自然理想乡的象征，成为当时韩国文人心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净土。从高丽时期到朝鲜时期，乃至近代初期韩国文人以汉诗、时调、杂歌、歌辞等多种形式对潇湘八景进行创作和吟诵。他们不仅继承中国文人的创作特点，还通过自己固有的审美理想关照与审视源自中国的八景物象，对八景物象进行了意象化和意境化的审美再创作。所以，作为文化输入国的韩国在对潇湘八景文化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追捧、调和、丰富、回馈以及维护、保存者的角色。

潇湘八景；朝鲜半岛；传播；影响；再创作

潇湘八景诗画作为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时间层面上，它是千年以来盛行不衰的文化现象；从空间角度来讲，它在中、韩、日等东亚国家都受到广泛认可；从享有阶层而言，它是包含了君主到平民的所有社会阶层所共有的精神食粮。韩国古代文人虽然从未亲至涉足潇湘，但他们通过塑造潇湘八景理想乡，在理想山水中满足了自己在现实中被压抑至深的欲望。从高丽到朝鲜后期约700年间，韩国文人以潇湘八景为素材，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形式包括汉诗、时调、歌辞、盘索里、杂歌、小说等。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一个作品群，成为韩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

一 潇湘八景诗画东传朝鲜半岛

根据韩国现存零散的史料来推断，中国潇湘八景诗画流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大概是在高丽武臣政权时期。最初潇湘八景诗画是通过使团传入高丽宫廷。之后，明宗下令派当时高丽的有名画家到中国学潇湘八景画，并组织文臣摹写潇湘八景诗，一时间成为高丽文坛的创作潮流。这种创作潮流并不是昙花一现式的风尚，而是成为朝鲜文坛具有延续性的一种审美传统。古代韩国文人对潇湘八景文化追捧与效仿的背后，一方面是潇湘八景文化自身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则与古代韩国本身的接受环境密切相关。潇湘八景文化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后为何得到韩国文人的喜爱与追崇，其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是高丽王室对潇湘八景诗画文化的偏好。据文献记载，明宗非常喜欢以中国潇湘八景为主题的绘画和诗歌，经常让文臣们以潇湘八景为题作文，让李光弼作画。《高丽史节要》对此记录道：

王命文臣制潇湘八景诗，仿其诗意，摹写为图。王精于图画，与画工高惟访、李光弼等，绘画物像，终日忘倦，军国万机，不以介怀。近臣希旨，凡奏事，以简为尚[1]。

之（李宁）子光弼，亦以画见宠于明宗。王命文臣赋潇湘八景，仍写为图[2]。

这是有关韩国潇湘八景的早期记录。明宗虽然身居高位，却无法左右朝政。政治上的艰难处境，潇湘八景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从压抑、屈辱的现实中逃脱并获取自由的精神空间。明宗对潇湘八景的喜爱或许只是他在失意处境中释放压力的个人行为，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以此为契机，潇湘八景在高丽乃至整个朝鲜时代一直被文人画家们制作成诗歌和绘画，进而也被用于时调、歌辞、盘索里、小说的创作，对韩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明宗是潇湘八景文化在朝鲜半岛流行和传播过程中起到领头作用的人物。

第二，潇湘八景是朝廷失势文人们的庇护所。武臣之乱以后，文臣受到武臣镇压，即便才华横溢，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造成文人精神上的迷茫困顿；即使他们对武臣心怀不满，但慑于武臣淫威，也只能屈心抑志。对现实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使得许多文臣选择效仿中国的“竹林七贤”，离开朝堂，归隐乡野，喝酒赋诗，以求逃避现实，作消极反抗。在此背景下，仕途失意的李仁老、林椿、吴世才、赵通等7人经常聚在一起，和自然为友，与诗酒为伴，后人称为“海左七贤”。潇湘八景作为理想空间，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其审美“张力”与舒缓的节奏感符合文臣的忧郁心理处境，创作潇湘八景诗就是他们在黑暗朝廷压抑下借由诗意想象，无拘无束地激荡自我情怀、叩问生命本真而释放出的过程中谱成的“生命的旋律”；因其重在写意，在抒情表达上具有隐蔽性，又符合在文臣们表达自身不满同时又不招致祸端的现实需求，成为诗人们暂别虚与委蛇、宣示自我真实的“庇护所”。

第三，高丽为从宋朝学习先进文化，光宗时，正式与宋朝建交，并通过公私贸易，与宋朝进行了频繁的文化交流。高丽朝廷尤其不遗余力地收集宋朝书籍。这些书籍多是进贡时从宋廷得到的赏赐。成宗时，崔承老等人为把高丽打造成具有中华风气的儒家文化国家，而整顿宗庙社稷制度。公元983年五月，任老成去宋朝带回《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3]。成宗为了强化王权，还积极推进官吏改编，促进儒教化，并派遣使臣至宋请求书籍和绘画。此外，高丽还通过与宋朝的民间贸易，多次从宋朝买书。据记载，两宋都有商人前往高丽献书[4]。以与宋朝的友好交流为契机，当时崇尚儒学和汉文学的高丽文人到宋朝去求学，并参加科举考试，还有不少高丽文人在宋朝为官。当时科举及第的高丽人有金行成、崔罕、王琳等人[5]。高丽还模仿唐宋的科举制度，建立了高丽特色的科举制，设立学校，从中国流入的大量书籍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汉文学和中国的诗歌文学，在高丽文人中拥趸者甚众。

第四，高丽人特别崇拜苏东坡、陶渊明的作品。伴随中国书籍大规模流入高丽，高丽也在文学风潮上紧跟宋朝。北宋中期文坛的“学苏”“慕陶”风潮也曾在高丽大热。苏东坡的文学作品在韩国最为流行的时期就是高丽武臣政权时期。林椿在给李仁老的信中这样说道：“僕观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时”[6]。苏轼的《虔州八境图》八首诗同时也被引入朝鲜半岛，因其与潇湘八景在结构上类似，引起了高丽文人对潇湘八景的“误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丽人对潇湘八景的最初接受。李奎报认为科举合格的人都是模仿苏东坡，另一方面，当时苏轼、王安石等北宋文学大家们崇尚陶渊明的文风和品格，这在努力学习中国文化的高丽也引发了热潮。高丽文人学习和模仿陶渊明的诗歌，接受了“归去来”和“武陵桃源”情结，甚至模仿陶渊明和竹林七贤的归隐。总之，“学苏”热潮为《虔州八境图》的传入与接受做足接受时期，与潇湘八景文化内核相呼应的“慕陶”思潮更是进一步扩展其影响范围及深度。

二 潇湘八景文化的享有层

（一）高丽时期

源自中国北宋时期的潇湘八景诗画在流入朝鲜半岛之后，受到明宗与文人士大夫的广泛喜爱。明宗之后高丽的15位王中，再也没有一位像明宗那样与潇湘八景有如此深的渊源。明宗非常喜欢潇湘八景诗画，尽管没有明宗亲自画图作诗的记录，但今传史料中仍保存了，他派人到宋学习其画法，或命画工模仿中国的潇湘八景图来作画；甚至有文献记载明宗聚集文臣，命令他们创作潇湘八景诗进行诗文比赛的有关记载。由此可知，虽然高丽时期王室在潇湘八景的传入中起着先锋作用，但他们并不直接创作，而仅仅是欣赏和享有。

与高丽时期潇湘八景汉诗相关的另一个阶层就是文人士大夫所代表的书生阶层，他们是当时潇湘八景诗的创作主力。究其原因，首先是他们作为文官，自然与王族接近，遵从王命创作诗歌。根据文献记录，明宗热爱潇湘八景诗画，“终日忘倦”，不分昼夜，命令画家和文臣们到宫里来创作诗画。

明宗尝命群臣制潇湘八景诗，公（陈澕）以童丱，亦作长篇，气格豪壮，与李大谏仁老诗，俱为绝唱[7]。

所以潇湘八景诗在文人阶层中人气大涨，并成为文人们用以比试文采的诗作主题。第二个原因是李仁老、陈澕、李奎报等人都非常精通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文人的文艺理论。李仁老认为“诗与画妙处相资，号为一律。古之人以画为无声诗，以诗为有韵画，盖模写物象，披割天见，其术固不期而相同也”[8]。他曾在竹林高会中与林椿深入探讨苏轼的接受理论，作为竹林高会的一员，他把苏东坡为中心的北宋文化奉为圭臬。竹林高会十分推崇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北宋文化，自然会对从北宋传来的潇湘八景诗有很大的兴趣，并模仿中国的潇湘八景诗进行创作，写出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潇湘八景汉诗。第三个原因是在武臣之乱以后，武臣掌权，文臣的政治空间被压迫。于是，他们把潇湘八景作为心灵的逃避空间。通过创作潇湘八景诗，作者压抑苦闷的内心得以暂时解脱，甚至在诗中吐露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忧愤。

（二）朝鲜时期

如果说高丽时期是潇湘八景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根植时期，那么朝鲜时期可以称作是潇湘八景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再生时期。随着更多文人参与创作潇湘八景诗画，其享有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逐渐形成了韩国化的“八景”文化，之后更是发展衍生出了“十景”。高丽时期王族只是喜爱潇湘八景诗画，而朝鲜时期的很多国王经常亲自作诗。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朝鲜时期创作潇湘八景相关汉诗的王族

作 家时 期作 品 成宗（1457-1494）朝鲜前期匪懈堂四十八咏、潇湘八景、宫中八景 等 中宗（1488-1544）朝鲜前期桃园八景 仁祖（1595-1649）朝鲜后期潇湘八景 肃宗（1661-1720）朝鲜后期上林十景、关东八景、汉都八咏 英祖（1694-1776）朝鲜后期松都八咏、为善堂八咏、德裕堂八咏等 正租（1776-1800）朝鲜后期潇湘八景、关东八景、国都八咏等 纯祖（1790-1834）朝鲜后期上林十景

首先，从内容上而言，前期以“脱俗”的兴致为目的，强调其“娱乐”性；但到肃宗时期，“修养”“伟政”“儒家品德”等成为潇湘八景文化的主题，更突出其社会价值。另一个变化是朝鲜时期的八景诗的政治属性较强，为了颂扬德治，很多诗人把国内的八个胜景融入其作品。其意义在于，国王不仅统治人民，也统治自然。因此，自然的美好也就意味着理想政治的实现。新都八景诗是朝鲜最早的八景诗，由郑道传所作并献给国王。太祖李成桂把它做成屏风，赐给臣子，从而八景文学成为了代表国家、王室的文化之一[9]。

另一方面，朝鲜时期士大夫在创作形式与内容上有了一些变化。他们常在作品中以自己或僚故的任地、故乡、首都、流放地等为歌颂载体，来表达“娱乐”“为政”“隐逸”“修养”的主题。根据士大夫们立场的不同和个人境遇的变化，在聚会时或致仕后，胜景会成为他们的娱乐空间，任地成为为政的场所，隐居之所则成为隐逸空间；如果诗人又在那里探索自然、勤勉修学，胜景则又变成了修身养性的空间。他们创作了许多潇湘八景为题材的诗，而他们的绘画则形式化成为当时十分流行的潇湘八景屏风。

在朝鲜后期，尤其是到晚期，随着潇湘八景文化的享有阶层不断扩大，他们创作出杂歌、短歌、盘索里等通俗的文化艺术形式，逐渐把潇湘八景变成了大众文化。此外，潇湘八景图以民画的形式在民间广泛的流行。因此，“潇湘”在民间延伸为祥瑞和祝福的含义。在朝鲜时期，文人和画家们在创作中既保留了中国潇湘八景文化的原型，继承和弘扬了中国诗人的创作传统，又用韩国固有审美理想关照与审视源自中国的潇湘八景原有意象和诗境氛围，自由撷取相关生活图景，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情感逻辑，在自然景物和人物描写上加入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对八景意象和意境进行了审美再创造，并在形式上完成了创新。至此，韩国“八景文化”形成。

三 韩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潇湘八景

（一）汉诗

韩国古代潇湘八景相关的各个类型的作品中，汉诗的数量最多。从高丽时期到朝鲜时期，约有86名文人以潇湘八景为题材创作汉诗。按主题来统计作品数量，山市晴岚51首，烟寺晚钟51首，潇湘夜雨63首，远浦归帆52首，平沙落雁59首，洞庭秋月61首，渔村落照58首，江村暮雪58首[10]。以李仁老、陈澕为代表的高丽文人们的潇湘八景多表现为“美丽”“清澈”的理想乡形象；他们题诗善于用典，在创作风格上，他们则把中国的潇湘八景作品奉为典范，注重创作技巧，整体仍然保留着积极的抒情倾向。而朝鲜时期的潇湘八景汉诗，在内容上加入了个人的“理想”“抱负”和浪漫情怀。为新王朝歌功颂德而创作的朝鲜早期潇湘八景诗，则以区别于高丽时期的新面貌，对韩国山水田园诗，“八景诗”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时调

进入16世纪，韩国的潇湘八景已经越过宫廷的高墙，流行于两班家庭中。至今，留传下来的有时调有72首。时调与汉诗不一样，标题不是直接引用潇湘八景题诗的，而是在诗歌中呈现潇湘八景的内容。形式上，有平时调、连时调和词说时调。时调采用了许多在潇湘八景汉诗中原有的图象，使得潇湘八景呈现为享受风流的真实空间。在高丽时期，潇湘八景只是文人们心之所向的理想乡。但在时调中，通过对典型的地名和风物的塑造，潇湘八景成为人们供人游乐、令人沉醉的美好风景。

（三）歌辞

以潇湘八景为题创作的歌辞如今仅存一首。在这首歌词中，潇湘八景是按潇湘夜雨、洞庭秋月、远浦归帆、平沙落雁、黄陵哀怨、渔村落照、江村暮雪、山市晴岚的顺序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烟寺暮钟”被“黄陵哀怨”所带代替。黄陵哀怨是以舜与娥皇、女英之间悲怆的神话故事为背景而创作的，表现出与潇湘夜雨极其相似的氛围和情绪。另外，由于其豪壮的语调，作者笔下的潇湘八景被描述成一种宏伟、壮丽的景观，给人以威武雄壮之感。这种露骨的表现方法，使其失去了汉诗和时调的委婉含蓄，更是完全丧失了文学的简约深邃之美。其创作风格采用景几体的形式，表现了自然界的宏大磅礴，巧妙地把作者对韩国自然山川的直观经验和感受融入其中。曾经的潇湘八景歌辞，被重新创作成为盘索里短歌等形式，并被记录下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歌辞所使用的汉字音节的原意无法被准确传达，记录者们把自己对潇湘八景的理解加入其中。

（四）小说

潇湘地区是许多文人骚客的贬谪之地，儒佛道的文化汇聚、碰撞之地，加之此地多年以来广泛流传的多姿多彩的神话传说的浸润，“潇湘”已经成为了集悲伤、浪漫、隐逸于一身的复杂地理文化空间。把中国作为故事展开背景的韩国古代小说，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潇湘原型的同时，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特之处。《九云梦》《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传》《谢氏南征记》等韩国的古典小说中都有潇湘八景的出现。特别是以儒佛道思想为中心的《九云梦》就是以潇湘八景为背景展开的。《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传》中的潇湘八景在作品的叙事脉络中意义重大、不可或缺。另外，在金万重的《谢氏南征记》中，潇湘地区作为女性的避难所和重生空间而具有了新的意义。韩国的古典小说里“潇湘”常常设为女主人公经历苦难、死亡、再生、克服危机的空间。故事情节一般都是主人公周游潇湘过程中遇到娥皇女英、消除怨恨、克服苦难等内容[11]。而且，盘索里小说《春香传》《沈清传》《鼈主簿传》都是主人公在梦中游览潇湘，或是在潇湘遇到了舜和二妃并得到他们的安慰或称赞的故事。

结 语

潇湘八景传至朝鲜半岛引起了“八景”热潮，这种文化现象在韩国持续了700多年。因此，韩国文人对潇湘八景的接受，具有文学与文化双重意义。从最初单纯的喜欢、热爱，到渐渐化入了韩民族的民族文化血液。在文学创作上韩国文人不仅继承和弘扬了中国诗人的创作传统，又以韩国固有审美理想和情感逻辑，在自然景物和人物描写上加入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对八景意象和意境进行了审美再创造，并在形式上完成了创新，逐渐完成了潇湘八景“韩国化”。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再生。此后，全国各地的文人们都以当地的八个胜景来创作八景诗，吟咏赞美。因此，也出现了赞咏“松都八景”“关东八景”“上林十景”的文学作品。由此可见，潇湘八景诗画流传至朝鲜半岛后，对韩国的“八景诗”“八景文学”“八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以崭新的面貌取得了更大的发展。在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关于国家间文化、文学传承与发展的研究意义深远，今后笔者将努力在潇湘八景文学对韩国文学的影响、韩国潇湘八景文学作品、中国与韩国潇湘八景文学作品比较等领域进行更加深入而具体的研究。

[1][韩]金宗瑞,等.高丽史节要:卷13[M].首尔:亚细亚文化社, 1972.

[2][韩]郑麟趾,等.高丽史:卷122[M].首尔:骊江出版社,1991.

[3]花兴,魏崇武.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考论[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2).

[4]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269-278.

[5]裴淑姬.宋元时期科举中的高丽进士[J].科举学论丛,2008 (1).

[6][韩]林椿.西河集:卷4[M].首尔:zmanz出版社,2008.

[7][韩]陈澕.梅湖公小传[M].首尔: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正祖八年(1784)刊本.

[8][韩]徐居正.(国译)东文选:卷8[M].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 1968.

[9][韩]安章利.朝鲜王室的八景文学[M].首尔:世昌出版社, 2017.

[10][韩]田京源.潇湘八景-东亚诗画[M].首尔:建国大学出版部,2007:83.

[11]孙海龙.古代朝鲜小说中的潇湘意象考[J].韩国研究论丛, 2015(1).

I109

A

1673-2219（2021）02-0015-04

2021－01－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潇湘八景’文化在韩国的流播与潇湘八景诗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8YJC752008）。

韩燕（1981－），女，吉林延边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韩国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