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在职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江西省“一村一大”1235份问卷数据

余松，杨露露，刘滨，2，康小兰

（1.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2.江西农业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330045）

1 新型职业农民在职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背景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普遍存在农业衰退和区域萎缩这一世界性问题。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乡村发展势必迎来一场具备现代意义的转型阵痛期和重生蜕变期[1]。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转型发展，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和战略方向。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人才是关键[2]。伴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农村三产融合不断深化，乡村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更为严苛[3]。当下，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关系上呈现出市场性和计划性相互交织的现象，城乡要素流动的价格“双轨”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4]，降低了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意愿[5]，削弱了农村人才资本积累。根据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截至2019年底，我国农村地区劳动力文盲率占比达3.9%，小学学历占比32.8%，初中学历占比50.3%，高中学历占比为11.1%，专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仅1.9%。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学历层次结构失衡。因此，乡村振兴亟需重视农村人力资本开发[6]，增加农村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积累，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存量。

为了推动农村人才队伍建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农民培训工程，主要培训对象是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经营者、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以及专业种养能手等，目的是培养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以下简称“一村一大”）于2012年开始实施。作为一项“政府出钱、大学出力、农民受益”的强农惠农工程[7]，它培养了一大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后备军和引领小农户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主力军，成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江西样板[8]。

通过对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多从培训现状、培训路径以及培训效果等角度进行分析。一是培训现状层面。吴晓婷基于西南地区研究，发现年龄、文化程度、培训的经历和村级新型职业农民数量均对农户选择培育有显著正向影响[9]；马艳艳基于宁夏银北地区调查数据，发现农户政策的认知程度能够增加其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意愿[10]；唐洪松对新疆452位新型职业农民展开调查研究，发现农户的资本积累有利于提高农民对低碳农业技术培训需求意愿[11]。二是培训路径层面。王雪平强调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集中培训，更新培训办学理念，改进培训方式[12]；吴振利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将扶贫与培育相结合，推动科技下乡，加强农闲季节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13]；兰海涛指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优化路径选择需考虑功能定位、结构布局、教育培训体制机制以及培训设计等方面[14]；三是培训效果层面。刘胜基于四川攀西地区民族山区研究，发现农民年龄、对家庭收入的满意程度、培训时间和培训教师的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评价[15]；李宝值通过对浙江省8158份新型职业农民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是收入效应，并且生产经营型农民的培训收入效应高于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农民[16]；朱丽娟提出要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进行绩效评估，探究某一类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其影响因素[17]。

根据以上分析研究，不难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虽然在培育农村人才队伍、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增加农户收入以及缩小劳动者收入差距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功能定位不准确，结构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亟需从根源处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

至今，江西省“一村一大”已经实施了10多年，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那么，它提高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了吗？显然这个问题的回答，对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因此，本研究基于接受培训者的角度，利用江西省“一村一大”绩效评估调研数据，构建有序Probit模型，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对参与“一村一大”在职培训的满意度。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方法

满意度取值“5、4、3、2、1”，是有序分类变量，而有序Probit模型适用于因变量存在内在等级顺序的情况。因此，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来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对参与“一村一大”在职培训的满意度，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有序Probit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Y=1，2，…的概率分别表示如下：

（2）式中，Y表示因变量，X表示自变量， 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累计密度函数，α1表示待定的分割点。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江西农业大学进行“一村一大工程”问卷调研所得，“一村一大”授课高校主要包括江西农业大学和萍乡市广播电视大学。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式，剔除主要相关变量数据样本缺失值，共收录1235份问卷样本，调查样本覆盖江西省大部分地区，具体包括南昌，九江，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赣州，宜春，上饶，吉安，抚州等市。

2.3 变量选取

2.3.1 因变量

本文选取参加“一村一大”的新型职业农民为研究对象，设置满意度为因变量，记作“Y”。通过他们对“您对参与‘一村一大’学习的总体满意度”的回答，将“非常满意”赋值为“5”、“较满意”赋值为“4”、“一般”赋值为“3”、“不满意”赋值为“2”、“非常不满意”赋值为“1”。

2.3.2 自变量

为了研究新型职业农民满意度，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村干部经历、非农工作经历、工作区域、培训时间、班级类别、培训专业、班级规模、私交人数、生产技能增量、管理技能增量等变量，分别记作“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具体赋值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具体赋值说明

3 实证结果分析

新型职业农民的年龄对培训满意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青年人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对于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需求强烈，而中老年人处在职业生涯的集聚期或消退期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需求相对较弱。所以本研究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在职培训的满意度研究分为两个维度：第一是“25～45岁”的青年新型职业农民，定义为“职业上升期”；第二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新型职业农民，定义为“职业聚散期”。因此，本研究将年龄分组，分别定义为“职业上升期”和“职业聚散期”，并据此设置实验分组：“职业上升期”为实验组1；“职业聚散期”为实验组2。表2报告了此次研究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表2 年龄分组满意度回归结果

(1)生产技能增量对“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0.363，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生产技能增量对“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参加在职培训显著提升了他们的生产技能水平，进而提升了他们的满意度；生产技能增量对“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管理技能增量对“职业上升期”和“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影响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0.358、0.812，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管理技能增量对“职业上升期”和“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职业上升期”和“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参加在职培训，显著提升了他们的管理水平，进而提升了他们的满意度。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目前“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多处于一线工作岗位，且近年来国家倡导干部年轻化，大多数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的管理岗位，所以他们对工作技能和管理技能的需求度极高，亟需通过培训来更新自己的生产和管理技能；“一村一大”在职培训通过对专业知识进行系统化梳理，极大地满足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工作需求。其二，“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大多数退居二线，从事综合管理的工作，所以他们对于生产技能的提升需求度较小，而期待于管理技能的提升；“一村一大”在职培训设置有农林经济管理等管理类专业，极大地满足了新型职业农民的管理需求。

(2)村组干部经历对“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0.439，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村组干部经历对“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村组干部经历对“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相对于“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正处于人生之中的上升期，具有高昂的热情和信心，目标明确，且对于职位级别的需求度较高；另一方面，他们有能力和精力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一村一大”在职培训不仅能够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技能知识，还能加速新型职业农民之间信息的流通，全面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综合素质，从而有助于新型职业农民实现自己的实际需求。

(3)培训时间对“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0.241，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培训时间对“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参加技能培训时间越晚，满意度越高。培训时间对“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可能存在以下几点：其一，“一村一大”在职培训作为近年来国家推行的一项新政策，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远远低于“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所以对于国家新政策的出台，会存在一定的观望期；随着“一村一大”在职培训的开展，“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对工程的认知程度不断地深化，所以满意度逐步提高；相反，“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较强，能够及时了解到国家政策，并根据自身状况做出相应反应。其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办学经验不断丰富，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也显著增加；还有科技的进步，使得农业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丰富了教学内容，极大地满足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需求。

(4)性别等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影响各异。性别和班级类别对“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对“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工作区域和班级总人数对“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的在职培训满意度有负向影响，对“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的在职培训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基于年龄差异，研究分析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结果表明，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度较高。具体结论如下：

(1)性别、班级类别、生产技能增量、管理技能增量等变量对“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程度具有正向影响，村干部经历对“职业上升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程度具有负向影响。

(2)培训时间、私交人数、管理技能增量等变量对“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的满意程度有正向影响；工作地点、班级总人数对“职业聚散期”新型职业农民满意程度具有负向影响。

4.2 启示

第一，加强政策宣传。一方面，加强“一村一大”等相关在职培训的宣传工作，综合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挥网络直播的“名人”效应，让农民能真实了解相关信息，打破对职业培训的观望期；另一方面，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打破职业培训为“二流教育”等思想观念的影响。职业培训是为国家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所以要摒弃以往错误偏见，树立基础教育同职业培训并重的新理念，从而为推动我国现代化朝纵深化方向发展提供人才储备。

第二，完善培训机制。抓紧建立以在职培训为核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制，统筹政府财政资金和企业培训投资资金，联合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搭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基础平台。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培训反馈机制，营造“学以致用”以及“学以能用”的良好社会氛围。并对表现突出者颁发新型职业农民荣誉证书，集中培育一批爱农业、有文化、懂技术和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

第三，革新教学方向。未来农村在职培训应该朝多维度、高层次、宽领域方向发展，拓宽学历上线，打通专业界限，推动农村人口负担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注重区分农村职业培训人才培养方向，针对职业农民、返乡创业人员以及基层管理人员等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可采取特色化教学以及点对点教学的模式。严格控制班级人数规模，实行课堂问答的教学方式，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问题，进行细致化讲解，注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定期举行班级联谊活动，增加新型职业农民间沟通联系的渠道，拓宽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交网络，增加新型职业农民社会资本的积累。培养适合乡村振兴新业态的涉农专业，构建“产教融合”的定向培养模式，打通学校和产业“最后一公里”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