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多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

程宏亮

2021年10月26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他的妻子索菲·格雷瓜尔在雨天出席新内阁就职仪式。

10月26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总督府，总理特鲁多的新内阁在一个冷雨天中亮相，内阁部长人数达到创纪录的38人，由此正式开启了他的第三个总理任期。而在9月，特鲁多不顾本国正经历第四波疫情并遭到多方反对的现实，执意举行联邦大选，原想利用在疫情期间累积的较高民意支持率实现政治翻盘，变少数政府为多数政府，然而，自由党虽赢得大选，特鲁多作为党首获得三度组阁机会，但该党在国会众议院的席位仅从选前的157席增至160席，未能跨过组建多数政府所需的170席门槛，所以只能继续组建少数政府。加拿大舆论认为这场耗费了6亿加元的“史上最贵选举”，可谓“高投入、低回报”，是一次“没什么变化的选举”。对特鲁多本届政府而言，其上台后将面对疫情、经济、住房问题和气候变化等诸多挑战，而其中引人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特鲁多的对华政策。

对华关系虽迎来改善契机，但“美国因素”愈发明显

众所周知，2018年12月1日，特鲁多政府盲目追随并配合特朗普政府的“长臂管辖”，一手炮制了震惊世界的“孟晚舟事件”，让原本发展态势良好的中加关系迅速遭遇“冷冬”，继而经历“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最低点”。直至今年9月25日，经过中国政府近三年的严正交涉和不懈努力，孟晚舟最终得以回国，客观上排除了影响中加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特鲁多政府获得改善对华关系的契机。

但是，从加方近期举动看，其对华政策愈发表现出与美国协调的态势。在孟晚舟回国次日，时任外长加诺称加拿大对华将奉行“共存（Coexit）”“竞争（Compete）”“合作（Co-

operate）”和“挑战（Challenge）”的“4C政策”，这与美国对华奉行的竞争、合作和对抗的“3C政策”极为相似。10月1日，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和驻美大使希尔曼联手走访白宫，称要“深入了解美方的印太战略”。而在此前不久，被拜登提名为驻加大使的科恩声称，美国正在等待特鲁多政府的对华政策新框架，“以共同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10月14～15日，加拿大海军“温尼伯”号护卫舰和美军驱逐舰“杜威”号联手高调穿越台湾海峡，公然对中国进行“威胁和挑衅”。

不难看出，加拿大近期对华政策和举动背后的“美国因素”非常明显。特鲁多本人也利用各种机会刻意对外传递这种信号。他在给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的贺信中，两次使用“印太”一词，强调两国在该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在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会谈时也提及双方“在印太地区的共同目标”。而加拿大以往涉及亚太的外交政策表述，往往强调“亚太地区”而鲜有提及“印太地区”，这也被外界解读为特鲁多对华政策正加速向美国靠拢。

主张对华政策“要改变”“要强硬”日渐占据主导地位

近三年来，因为中加关系的恶化，加拿大对华舆论生态不断恶化。尽管存在不少理性声音，但主张对华政策“要改变”“要强硬”的声音却日渐占据主导地位。加拿大舆论认为，“孟晚舟事件”让加拿大卷入中美大国博弈旋涡，使这个长期自我定位为“中等强国”的国家面临选择困境。对加方而言，尽管对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磕磕绊绊，但美国毕竟是搬不走的邻居、最重要的邻国、长期盟友和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虽代表了“经济机遇”，“或许还是世界的未来”，也是加对外经贸关系不能只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的重要选项，可是“中国正在发生的改变”让加拿大难以接受。中美关系发生的“本质性变化”更让加拿大无所适从。

在此情形下，加拿大国内出现了一股所谓的对华政策“反思潮”。“对华强硬派”认为，加拿大应像美国那样终结持续50多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因为中国本身、中加关系和世界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特别恶炒并放大涉疆、涉港甚至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极力渲染“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推出全新对华政策的时候了”，要求特鲁多政府不仅要像美国那样禁用华为5G，也要学习美国，“有选择地与中国合作”。

传统上，主张对华强硬的保守党认为，加拿大对华政策应与美国保持一致。今年大选期间，该党在其竞选党纲中31次提及中国，鼓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及供应链等问题上对华“脱钩”，甚至追随美国对华鹰派对中国的执政党展开恶意攻击，并提出应该联手盟国建立反华“民主联盟”，等等。此外，该党还在国会不断煽动通过一些反华举措。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加拿大舆论寄希望拜登团队解决“孟晚舟事件”、为康明凯、迈克尔案“解套”之时，“对华强硬派”又紧盯中美关系变化的新动向，试图在这种变化中找到定位。而当美国宣布与英国、澳大利亚签订防务协议（AUKUS）后，他们极度“沮丧”，感觉加方在“五眼联盟”中被“冷落”，以至于特鲁多不得不出面安抚。

受近年来中加两国关系恶化的影响，对中加关系持相对理性的声音要么被恶意压制，要么选择自我噤声，但这些声音还是不断出现。他们主张加拿大应认清中国不断发展的现实，批评特鲁多政府没能果断地处理好“孟晚舟事件”，使中加关系持续紧绷近三年，使加拿大失去了在中美间发挥独特作用的机会。近期，针对当前中加关系转圜契机，前总理克雷蒂安等人公开告诫加拿大政府和民众，要意识到“中国已是个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为此需要更平衡地处理在各领域的对华关系，相关决策应考虑到“其他国家会基于自身利益行事”。

将加大与美国协调力度，与中国“有选择”合作

鉴于加拿大国内出现的对华不友好氛围，特鲁多本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或许将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加大与美国等盟国协调力度，据此推出加拿大版“印太战略”。“孟晚舟事件”发生后，加拿大加大了与美国的政策协调力度，特鲁多也多次表示要就对华政策与盟友和伙伴形成共识并一致行动。在今年大选中，自由党的党纲里虽然只一次提及中国，但明确指出“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外国干涉、地缘政治竞争，为保护国家和经济安全需要将在国内外采取强硬行动……与朋友、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应对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非法和不可接受的行為”。从特鲁多开始明确使用“印太”这一提法看，其政府或将与美国协调后推出本国版的“印太战略”，以作为对华政策及与域内其他国家关系的基础。

其二，在“五眼联盟”对华战略中寻求自身定位。9月15日，美英澳达成防务协议（AUKUS），欲在“五眼联盟”中建起“盟中之盟”，试图以此作为应对中国的重要战略布局之一。美英澳的这种做法，客观上使五眼联盟形成以美英澳为核心圈、新西兰和加拿大为外围圈的格局。针对这种变化，除非新西兰和加拿大做出调整，否则两国在五眼体系中会持续面临被边缘化的趋势。为此，新西兰已表态对加入AUKUS持开放态度，加拿大无疑也会寻求在五眼联盟中的新定位。展望未来，加拿大会在5G、高科技研发，特别是军事安全等领域加大与其他五眼国家的协调和合作力度，10月中旬的加美两国军舰联合穿越台湾海峡或许就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一次尝试。

其三，对华政策中的强硬面会更突出，同时会务实地与中国开展一些合作。无论是刚卸任的外长加诺，还是新任外长梅拉尼·乔莉，他们涉华表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强调“放弃幻想”，对中方举动保持“高度警惕”，所以“4C政策”應是特鲁多政府未来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考虑到加拿大对其自身的“中等强国”定位、外交传统，国内当前对华舆论氛围，以及特鲁多的执政风格，可预见加拿大将在所谓的“民主、人权、自由”等问题上对华更加强硬，也更强调并突出西方社会在这些问题上的一致性，甚至不排除围绕这些议题在国际社会向中国发难并发挥“定调定向”作用的可能。

“孟晚舟事件”让中加关系迅速遭遇“冷冬”。孟晚舟回到中国后中加关系能否改善成为两国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特鲁多政府也会在经贸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有选择且务实地谋求与中国合作。特鲁多领导的仍是少数政府，理论上拥有四年任期，但若在此期间遭到反对党发起不信任投票且成功，其政府面临随时下台的窘境。这种执政前景的不确定性，加上加拿大正在经历的疫情、高通胀、高房价以及这个冬季可能遭遇的极端天气等挑战，特鲁多政府一味示强而忽视对华关系的积极面对其执政并无太多积极意义。特别是加拿大的经济虽然一直呈现复苏势头，但主要动力是政府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导致国债和联邦预算赤字创下历史新高，并不断推高通胀率，其负面作用正在不断显现。

在此情形下，务实发展对华经贸关系既符合加拿大的整体利益，也对特鲁多执政有益。在孟晚舟回到中国当天，就有加拿大媒体告诫特鲁多，是时候重启对华关系了，因为“任何一个加拿大企业都无法承担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割裂的后果”。正因如此，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声称：“中国对加拿大的经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无论人们观点如何，中国都不容忽视。在贸易问题上，加拿大企业应当忠于我们的价值观，但也应对加拿大的经济利益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