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时代的抒情声音

摘要：在《三体》中，科幻作家刘慈欣通过神话叙事的方式，呈现了人类在技术时代的抒情可能与多元的情感表达形态。神话视阈中“宏”叙事的独特运用，使刘慈欣发掘出技术时代人类崇高情感存在的普遍性，及其由世俗性向宗教性的转变。人类对生存时空的认识，也蕴含着情感表达的秘密，当传统的神话时空在技术的干预下发生了转化，进而生成新的神话时空，人类的情感也经历了一个由相对纯粹到不断接受严峻考验的过程。技术时代的各种挑战，促使刘慈欣从更为内在的层面探讨人类情感表达的有效性，他发现人类的善良本性及表达爱的能力，是人类获得情感救赎乃至使族群得以延续的根本秘密。刘慈欣的神话叙事创新，延续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抒情传统，为之补充了丰富的现代内涵，同时也为科幻创作之“中国性”的发现，乃至促进中外科幻文学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借鉴。

关键词：刘慈欣 神话叙事 技术时代 抒情

在技术的时代，人类如何抒情？这既是一个人类情感在技术时代避免被异化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借助艺术创作以实现人类情感疏导的艺术实践问题。在这方面，刘慈欣的小说创作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样本。在《三体》《流浪地球》等小说中，刘慈欣寻找到了将“技术”与“抒情”糅合于一处的媒介——神话叙事。对人类未来科技发展前景及在宇宙空间中境遇的想象，使这些作品获得了神话的叙事外观，从而成为原始人类想象未来世界的当下映射，与此同时，人类对未知世界所产生的崇敬、畏惧、欢欣等多重情感，也成为传统神话中人类情感表现的当下延续。在“硬科幻”这一技术外衣之下，刘慈欣探索了人类感性体验与情感内容在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从而使一种小说形式的现代神话得以呈现。

神话叙事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有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地来说，神话叙事指人类创造的传统神话体现出的叙事特征，它与人类的自然与社会想象相关。广义地来说，神话叙事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这是因为“从神话呈现出的形态来看，通过叙事表现出的神话是多元的，它突破了文字表述的范围，拓展到了社会叙事、历史叙事的范畴，实现了纵向历史与横向现实的交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神话叙事是指神话介入人类历史与生活演进的方式，它既是人类在生存历史中形成的经验记忆的强化，同时也以语言表达的形式形成了多元的主题阐释，它是一个具有多样意涵的概念，呈现效果亦涵盖了多种表达方式”[1]。从身体叙事到文字叙事，乃至技术叙事，神话叙事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呈现出上述演变，《三体》等作品虽然具有文字叙事的外观，但却承载了人类的科技想象与情感变异，因此突破了传统神话的表现内容，它以更为丰富的细节呈现、更具现代意味的形式呈现，及更为深厚的内涵表达，成为技术时代神话叙事的艺术实践典型。与坚持现實主义传统的作家不同，刘慈欣另辟蹊径，在神话的技术叙事阶段中开辟出“抒情”一路，突出了神话叙事的抒情特质，延续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抒情传统，同时也为科幻叙事的民族化进路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实践。

一、“宏”叙事中的“崇高”情感表现

刘慈欣在《三体》中创造的是一个宏大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宏电子、宏原子、宏纪元”等这些未来世界的符号构筑而成，而且“巨大的物体、复杂的结构、全息的层次、大跨度的时间”[2] 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主要特点。在作者自己看来，其创作的特征在于“把宏观的大历史作为细节来描写”，从而“使得对历史的大框架叙述成为小说的主体”，这便是“宏细节”之内涵。[3] 这里的“宏”是需要从维度角度进行说明的，不管是时空维度，还是人类技术进步、族群变迁的维度，刘慈欣均是以一种宏观视野搭建一个与现实不同的世界，他就像一个创世者，在以千万年计的时空跨度中展现一个陌生化的世界，在对技术器物的繁复书写中描摹一个未来的可能世界，并试图在这一过程中探索世界存在与人性的秘密。这种创作倾向，使神话与现实、技术与情感圆融地糅合在《三体》的世界之中。

刘慈欣对“宏细节”的热衷，及其“创世”激情的来源，恰恰是传统神话的“宏”叙事。在世界各地神话中普遍存在的创世神话、人类诞生神话、洪水神话等等，均蕴含着人类对世界、对自我进行认知的渴望，因此人类从一开始便以一种“宏”视野去探讨这些根本性问题。当人类把自我的历史追溯至天地诞生之始，并把一些神话的解释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那么神话叙事中的这种“宏”便有了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这种独特的解释方式逐渐成为人类思维结构的一部分，并影响了人类的艺术实践。刘慈欣虽然借鉴的是神话的思维逻辑，但《三体》却不是一种传统神话的回望式书写，而是以一种前瞻性的视野呈现出科幻叙事的思维路径，那就是由当下想象未来，从而实现一种“未来完成式”的叙事景观。虽然叙事的顺序存在区别，但读者在阅读《三体》的过程中产生的广阔时空感受及崇高与敬畏兼具的情感体验，与对经典神话的鉴赏心理并无相差。

虽然刘慈欣借鉴了传统神话的叙事理路，但在结构故事的知识背景方面，作家与神话的讲述者有着极大的差别。传统神话是先民基于经验层次进行想象的结果，对于自然世界的理性认知缺失使神话成为人类感性体验的凝结，但受人类现代文明熏陶的刘慈欣，却完全是现代科技成果的拥趸，其“硬科幻”的创作风格即是其具有成熟理性认知的证明。也就是说，虽然《三体》充溢着作家天马行空的想象，但这一想象仍植根于现代物理学的普遍规律，即“聚焦于推断物理世界本身基本原则可能出现的变化”[4]。如果说笛卡尔立足于西方神学传统实现了对自然科学原理的发现，那么刘慈欣则反其道而行，他恰恰是在人类现代科技原理的基础上返归神话的叙事传统，进而构造技术时代的新神话空间。因此，刘慈欣构造的未来时空，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械世界，而是在一种“宏”视野观照下，跨越千万年时空并在宇宙维度上徐徐展开的瑰奇画卷。在这幅承载人类文明的巨幅幕布上，镌刻的并非作家对人类技术文明的热烈渴望，而恰恰是作家对人类科技的深刻反思，以及由之引发的一种繁华落尽之后的崇高情感。刘慈欣在《三体》中呈现出的整体性视野，使其具有了“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的“神思”品格，同时也塑造了技术时代人类崇高情感的话语表现方式。

在《三体》中，刘慈欣所描摹的崇高情感具有内在层次的划分，它包括世俗性与宗教性的崇高情感，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人类情感发展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从个体性的情感体验到群体性的信仰聚合，崇高情感特质的丰富性与内在的渐变过程，在《三体》中一览无余。

世俗性崇高情感的发生，往往需要某种陌生化情境的催化。在《三体》中，那些具有庞大、复杂结构的事物对个人造成的心灵冲击，使人物产生了崇敬、畏惧、紧张、兴奋等多种特质杂糅的混合性情感。巨大的红岸工程之于叶文洁，宇宙整体的微波背景辐射及《三体》游戏中的巨大建筑之于汪淼，未来时代的地下森林城市之于罗辑，乃至太阳系由三维向二维跌落的宏大景象之于程心，这些可称为视觉奇观的事物本身即具有宏伟、巨大等令人震撼的特征，它那蕴含巨大能量的压迫性力量能够使人类的日常心理经验发生偏离，并达到一种更具超越性的层次。刘慈欣不遗余力地去用华美的语言展示这些奇观，尤其是当这些奇观预示着人类未来的毁灭结局时，这些奇观甚至具有了相当的悲剧美学色彩。康德曾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中点明崇高本身具有的令人畏惧的属性，“这种感情本身有时候带有某种恐惧，或者也还有忧郁，在某些情况仅只伴有宁静的惊奇”。[5] 在刘慈欣笔下，奇观的呈现不仅有令人畏惧的成分，而且也达到了康德所说的“高贵”乃至“华丽”的程度，这催生了人类不同层次崇高情感的发生。在塑造物体引发人崇高情感的同时，刘慈欣也在探索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某些拥有巨大能量的人物使人类心理产生的震撼及崇高情感的发生。这种表现倾向在传统神话中早已成熟，盘古、女娲、伏羲等神灵的开天辟地或改天换地，使世间秩序趋于稳定，神话的接受者对神灵神奇力量的叹服及对社会秩序的习惯性依赖，使得对于神灵的崇高情感油然而生，而这种情感也会进一步催生出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及围绕庙宇而展开的信仰空间，这可称为崇高情感的现实实践转化。《三体》中，除了三体人之外，像叶文洁、罗辑等人都是血肉之躯，但他们却成为人类崇高情感的来源。刘慈欣对他们“神性”的塑造，并未遵循超现实的路数，而是借助技术使他们作为人类的力量得以无限延伸。比如叶文洁，她通过红岸工程与三体人的交流，从而成为地球三体运动的领导者，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又如罗辑，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威慑三体文明，一方面是因为黑暗森林法则的存在，一方面则是因为他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雷迪亚兹的摇篮系统、信号发射系统、生命体征监测系统）将自己的性命与三体文明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这为人类文明的存续争取了时间。因此，《三体》的神话叙事恰恰是在技术运用的基础上得以成立的，技术使个体的能力得以延伸，这推动了大众对这一个体“神性”的确证，由此推动了一种信仰体系的建立。然而，围绕叶文洁、罗辑而产生的崇高情感之所以是世俗性的，是因为人类针对他们产生的崇高情感仍是出于自身的利益目的，当叶文洁们的选择不再维护人类的利益，甚至二者之间相抵牾时，这种情感就会发生转向。虽然结果并不如人意，但人类思维中对某些对象的习惯性依赖，却使世俗性的崇高情感得以上升到宗教层次，这也深刻改变了人类对自我乃至宇宙世界的认知。

人类宗教情感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来自对“崇高”的感受，当世俗性的个人崇高感受在媒介的助推下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这种集聚效应便推动某种信仰由个体延展至群体，进而形成一个稳固的、具有统一认知方式的共同体。康德认为，“对于宇宙之无穷大的数学概念，对永恒性的形而上学的考察、天意，我们的灵魂不朽，都包含着有某种崇高性和价值”[6]。康德所说的“崇高”显然超越了世俗价值，而是具有了某种宗教意味，宗教的信仰与实践即围绕上述理念而逐步展开。在《三体》中，当传说中的外星文明真切地成为人类的威胁，而现实的宗教偶像又难以拯救人类时，人类的心理自然会发生新的转向，进而发生新的宗教信仰倾向。刘慈欣即在小说中阐释了这种新型宗教发生的心理机制：“对于人类这样一个幼稚的文明，更高等的异种文明产生的吸引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渐渐地，随着对那个遥远文明的想象越来越丰富，拯救派在精神上对三体文明产生了宗教感情，人马座三星成了太空中的奥林匹斯山，那是神的住所，三体教由此诞生。”[7] 地球人在对三体文明的想象以及对三体人所创造“神迹”的叹服中，生发了一种崇高情感，而人类发达的宗教信仰传统，则为“三体教”的诞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一宗教的萌芽，始于叶文洁对人类现存秩序的失望，而遥远星系中的三体文明则为人类恢复正常秩序提供了可能，作为“神”的三体人对叶文洁的回应与许诺，使一个围绕叶文洁形成的信仰群体形成。但在事实上，这种出于利益交换目的的信仰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人类的功利目的使他们不再信奉那些虚无缥缈的神祇，而是更愿意去侍奉一个虽然喜怒无常但却有着实体、且能创造“神迹”的对象。因此，在未来的技术时代，神话变成了现实，宗教具有了强烈的功利性，人们也很难从中提炼出具有思想性的成分。人类的宗教向功利性民间宗教的退化，也使人类面临着更高的信仰风险与更大的代价。在传统的宗教信仰中，人类与其信仰的对象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神灵的想象性存在也会内在地约束信仰者的道德規范，但在三体教之中，信众与其信仰对象之间没有距离，三体文明以绝对力量控制着人类的行为与心灵，因此，虽然人类是出于一种崇高的心理体验产生对三体文明的信仰，但这种崇高显然具有更多的“恐惧”属性。在这种压制之下，信仰的纯粹性本身即是令人怀疑的，三体教的存在虽然满足了人类一直以来的超自然崇拜需要，但却没有发挥其“终极关怀与探寻”[8] 的功能，因此宇宙存在、人生意义等宏观问题，乃至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等更具体的问题，皆难以被解决。

刘慈欣在《三体》中通过“宏”叙事还原了现代神话叙事的多元面相，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崇高情感的阶段性特征也得到了细致呈现。人类在技术时代取得的进步及面对的多重危机，使其往往能在一种奇观情景的体验中生发崇高情感，这是一种糅合着世俗性与宗教性的复杂情感。刘慈欣显然是在某种极端情境的刻画中延伸了中国的“抒情”传统，它虽然包含着中国人的传统情感特质，但在一种“宏”视野下，这种抒情具有了更为强烈的人类性特征。当人类文明跌落进广阔的二维平面之上，人类那崇高的情感也像刻录在留声机唱片上的音符一样，被永远地镌刻在那无垠的帷幕之上，成为人类文明曾经存在的证明。

二、神话时空的技术转化与情感变迁

对人类生存时空的认知与表现，是神话叙事区别于一般叙事的关键所在，它映射出人类对外在世界与生存环境的基本认知，同时也间接地呈现出人类的情感变迁。在神话叙事由传统向现代形式的转化过程中，人类的时空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当曾经想象的神圣时空成为现代自然科学视阈下的客观之物，人类的时空想象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而人类对神圣时空的情感体验自然也会被其他情感类型所取代，这在《三体》中表现尤为明显。在刘慈欣那里，他对传统的神话时空进行了技术化的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神话，而是在现实时空表现与新神话时空塑造的过程中，实现神话思维与现代自然科学观的糅合，从而以文学虚构的形式开辟出神话叙事的现代方式。

按照传统的神话时空观，时间与空间是密不可分的。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人的时间观念是混乱的，而且“差不多所有的原始语言表现时间关系的手段都非常贫乏”，但与此同时，他们“表现空间关系的手段却又十分丰富”。[9] 显然，布留尔认为人类空间感的产生早于时间感，这与人类原始思维更注重直观体验而抽象能力不足有关。但事实上，如果没有时间作为参照系，人类的空间感知也难以发生，只不过时间作为一种抽象存在，一直潜隐在人类思维深处，这在神话叙事中均有所体现。如《三五历纪》中的盘古神话，“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这则后出的神话，恰恰突出了时间与空间在世界初生之时的融合形态，也证明了整体性的时空观念在人类思维层次所发挥的基础作用。随着人类对事物特殊性的认知越发成熟，尤其是宗教的兴起与发展，时间与空间的非均质特征越发突出，并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实践信仰的重要背景。上述认识显然也影响了人类的情感形态，正是因为对时空作了神圣与世俗的划分，因此某些具有特殊时空属性的事物便成为人类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重要的“显圣”之物。这种神圣的时空在人类对诸多地理“中心”（北欧神话中的“生命树”、美索不达米亚传说中的“万国之山”、中国神话中的昆仑山等等）的塑造中表现尤为突出，它们成为伊利亚德所说的“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相隔离，而且，“神圣时间”也会在人类的祝圣行为中不断被强化，“从而构成无数仪式系统以及一切虔诚信徒普遍怀有的个人救赎希望的基础”[10]。这是就更具普遍意义上的神话时空认知而言，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这种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虽然昆仑山、蓬莱山早已被还原为地理名词，但围绕它们产生的时空观念并未消失，而是留存于民间的堪舆之学中，它“不但有八卦、干支等因素的配合，而且所谓五行之说，也以五原素的金、木、水、火、土延到五个方向：东、南、西、北和中……”[11]，它也能够继续延伸到四季等时间因素的划分。因此，传统的神话时空对于人类来说一般具有神圣性，是普遍性中的特殊存在，而人类的情感表现则集中于对这一时空之神秘性与模糊性的强烈心理认同，它甚至能够上升到信仰的层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指引。这种独特的情感形式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人们的理性认知，并进一步规约人们的伦理行为，成为道德标准确立的重要来源。

人类在成长历史中秉持的传统神话时空观念，成为刘慈欣《三体》创作的重要来源，但作家并未对传统神话进行重述，而是对神话时空进行了技术化改造，这构成了《三体》整体的“硬科幻”风格。刘慈欣的改造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对传统神话时空的物理学还原，一是在技术想象的基础上在宇宙空间开辟新型神话时空，从而展现人类在技术时代的情感嬗变。

与传统神话中具有混融、神秘特征的时空不同，《三体》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物理意义得到了突出，也就是说，时空不再是非均质的存在，而是均匀、平衡地漫延在物理世界之中，由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组成的思维时空，成为人类生存展开的基本背景。这便是刘慈欣对传统神话时空观的第一重改造，他使时间与空间回归其本身的意义，祛除了神话叙事赋予时空的多重迷障，突出了人类生存的现实性。但如果只是还原了时空的物理意义，那么科幻创作就只是从科学角度构造故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科幻文学的自身特征难以得到凸显。而从文本故事的层面来说，三体文明的威胁，也使在物理時空规约下生存的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汪淼在整个宇宙帷幕上看到的红色的、令人心生畏惧的倒计时数字，以及代表三体文明的统治者智子对人类的残暴统治（将人类全部驱赶到澳大利亚），都使得人类理解的物理时空受到了残酷的挤压。因此，不管是从文本特殊性的强调层面，还是从故事本身的逻辑层面，都需要作家对时间与空间的特性作出进一步发挥。刘慈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传统神话时空进行了技术化改造，这使得在宇宙维度中的时空呈现具有了神话的外观。

客观来说，刘慈欣的改造工作仍是基于基本的物理规律，只不过是把那些人类当下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设想进行了直观化呈现，对于没有专业背景的阅读者来说，这些图景与神话无异。在《三体》中，刘慈欣塑造了“技术爆炸”所引发的人类科技进步及远远超越现代人经验层次的未来景观，在那个时代中，时间与空间本身即是神奇的事物。人类不仅制造出恒星级的战舰（“蓝色空间”号“万有引力”号），而且终于摆脱了时间的束缚，最终制造出超光速的飞船。又比如人类在宇宙中对四维空间的发现，在这一个空间中，人类能看到三维世界的“无限细节”，并进而产生一种“高维空间感”，它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因为“我们在三维空间中称之为广阔、浩渺的这类东西，会在第四个维度上被无限重复，在那个三维世界中不存在的方向上被无限复制”[12]。当整个太阳系在降维打击之下，从三维向二维平面迅速跌落，时空又再次发生变异，刘慈欣尽可能地用文学语言将这些奇观情境描绘出来，塑造了现代人所理解的神话。这里的“神话”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因为刘慈欣所描绘的奇观都需要结合人类自然科学的基本认知才能够成立。光速飞船与三体人的强相互作用力探测器，是基于相对论及力学原理（所谓“强相互作用力”即物理学中的“强核力”）;对四维空间感的细致描绘，则依据相对论的空间维度学说;降维打击的发生则与物理学中的“质速关系式”等原理相关，这样看来，技术时代的神话时空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神秘，就像传统神话中的诸多元素都能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寻找到原型一般。由此，借助技术的力量及其现实创造力，乃至与神话想象的融合，刘慈欣完成了对神话时空的技术转化，从而构建了一种新型神话时空。在现代人看来，这一神话时空既有人类赖以生存的技术支撑，又内蕴着原始的神话内核，因此成为人类现代情感的寄居之地。

神话时空內涵的转化，同时也记录了人类情感变迁的轨迹，在技术时代生存的现代人类，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情感考验。传统神话中的超现实图景，在理性欠发达的原始人类那里是真实的存在，并催生了人类对具有强大力量的神秘神灵的绝对信仰，并形成了对心灵的自我约束。虽然原始人因为神话信仰的存在而被束缚，但他们在情感层面却是自足的，也就是说，对神性的深切领悟使他们实现了人性的增长与完善。在现代人这里，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始人类所信仰的超现实图景，经过现代科技的解释，已成为现代人类日常生活展开的基本背景，但人类在成长历史中形成的信仰心理又使得他们总是倾向于寻找那些强大的、可供心灵依靠的对象，这种现象在危机发生之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当三体人展示了令人恐怖的统治力量，而且其科技文明已远远超越了地球人的想象时，人类的求生本能以及习惯性的信仰心理，使其自然地把三体人当作了“神”。但与那些传统神祇不同的是，三体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们并非是以暗示、象征等较为间接的方式惩戒人类，而是能够直接带给人类以生存与死亡。

在人类与三体人组成的信仰系统中，作为至上神的三体人是“零道德”的，但就人类的传统神祇来说，至上神往往是正直的，这是因为“他是道德律的制定者，也因为他就是道德的来源”[13]。也就是说，三体人非但自身不具备道德属性，而且也难以为人类制定道德规范，那么他们作为“神”只能给人类带来冰与火的炼狱，而不是伊甸园。三体人的喜怒无常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情感形态，长期处于恐怖的高压之下，人类的心灵变得更加脆弱，难以再以纯粹、稳定的心理面对周围的世界，他们变得更加自私，为了存续自己的生命而去伤害他人。威慑纪元时代，“万有引力”号及“蓝色空间”号启动引力波广播，将三体文明与地球置于同样的危机之中;威慑后纪元时代，人类被迫向澳大利亚移民，而智子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项任务，正是依靠五百万地球治安军，他们正是由人类组成的;广播纪元时代，在上千个太空发射港发生的一万多人死亡的假警报事件，等等，诸多事件都证明了人类情感的变异。也就是说，人类在技术时代所信奉的“神”是残酷的存在，他不仅以绝对的力量压制着人类的心灵，而且也预判了人类在这种绝对信仰之下的悲惨命运。在这一背景下，人类显然需要找寻一种自我情感救赎的可能，人类需要认清三体“神”的虚伪本质，在一种更为理性的信仰追寻中获取情感合理表现的可能，作为爱与善之象征的程心的出现，使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虽然人类最终难以逃脱黑暗森林法则的支配，但程心仍然能够进入时空的真空，在新的宇宙中使人类得以存续，这是人类爱与善之力量的胜利，也是人类创世神话在未来时空的重新开启。

三、爱的力量：技术时代人类情感救赎的秘密

在早期小说《诗云》中，刘慈欣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象征，即人类“写诗的能力”。外星人极为欣赏这种能力，并试图对这一能力进行复制。然而，即使他们化名为“李白”，并用强大的技术力量创造出一片诗云，但仍徒劳无功。事实上，小说中的所谓“写诗的能力”，并非指遣词造句，而是人类情感表达的能力，正是这种纯粹的、与技术无关的能力，成为人类抵抗外星技术力量侵蚀的最终武器。基于此，王德威认为，“从绝对科普式的知识论遐想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考量，还有最后对人的想象力的一种憧憬，这些构成了刘慈欣小说精彩叙事下的最基本张力”[14]。不管刘慈欣在小说中构建了对人类如何不利的局面，他对人类始终怀有信心，而人类彰显自我情感的爱与善的力量，成为这一信念的最重要来源。

自科幻文学诞生以来，科幻作家都在创作中探讨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当人类在面临危机之时，应当如何拯救自己？在技术派作家那里，人类获胜的关键要素是对技术的占有，而在另一些作家那里，人类能够战胜外来文明乃至使族群存续的关键，是人类本身的某些固有属性，而非外在的技术。刘慈欣也延续了上述科幻文学的创作理路，但与儒勒·凡尔纳对技术持乐观主义的态度不同，他延续了玛丽·雪莱、赫伯特·威尔斯等作家的创作思路，那就是对技术谨慎乐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持怀疑态度。虽然刘慈欣在《三体》中刻画了人类凭借技术爆炸而构造的宏大发展前景，但他并未把这种植根于技术之上的繁荣当作人类获得拯救的根本前提，因为人类的毁灭结局正是因为被技术反噬的结果，因此，刘慈欣把拯救人类的按钮交到了那些内心怀有男女之爱、人类之爱，乃至文明之爱的人类个体手中，在未来时代，他们才是使人类获得情感救赎的“神”。

《三体》中，在三体人的入侵威胁发生之后，人类的“面壁计划”问世，其目的是利用三体人的唯一战略劣势——不能隐瞒自己的思想，通过推选几位面壁者，并赋予他们以巨大的权限，以实现最终击退三体人的目的。然而，人类对于技术的依赖思维使几位面壁者选择以技术为武器对抗三体人，泰勒的球状闪电武器、雷迪亚兹的巨型氢弹计划、希恩斯的思想钢印技术，都是天才的技术设想，但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三体人眼里，人类的技术设想就像孩童的游戏一样幼稚，泰勒等人关于技术的设想轻易被三体人解读，并最终被破壁者杀害。当庞大的地球星际舰队在小小的“水滴”探测器面前不堪一击，人类对技术的信心更是瞬间崩塌，因此，唯技术论不能从根本上拯救人类，反而会使人类陷入更为危险的境地之中。在这一背景下，罗辑作为最后一位“面壁人”的计划就尤为重要，出乎意料的是，罗辑并不热衷于技术的研发，反而更像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思的、沉湎于男女之爱的诗人。他 与庄颜在湖边小屋中的生活，满足了他一直以来对理想男女情感的想象，反映出一幅人类一直以来对美好生活孜孜以求的图景。

但在三体人的威胁面前，这种生活注定难以持续，罗辑也不得不在妻子离开之后重新审视自己作为“面壁人”的职责。如果说泰勒等人的武器是技术，那么罗辑对抗三体人的武器则是爱的力量，而这正是三体人难以理解并最终难以抵御的神秘事物。罗辑经历了与庄颜的美妙爱情，也经历了与妻子和孩子的离别，这种情感上的欢欣与震动，以及对人类普通个体情感痛苦的同理心，使他从男女之爱的狭隘世界中走出，并将爱的情感注入对人类整体的观照之中。正是通过这种转变，罗辑才以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在技术力量的支撑下，形成对三体人的强大威慑。这是人类爱之力量的胜利，也是冷漠的三体人永远难以理解的奥秘，泰勒等人的计划之所以被三体人识破，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试图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计划，但罗辑却希望牺牲自己以存续人类，这是三体人一直难以参透罗辑目的的原因。刘慈欣其实在这里也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在技术时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支配技术。在技术的狂热支持者那里，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使他们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反而损害了人类的利益，因此技术的支配者必须达到人类道德的最高层次，是人类理想伦理与道德的实践者。就像柏拉图把哲学家当作理想国的统治者一样，技术时代的统治者，应该是一个热爱人类整体、内心遵守基本的道德规约，并能够合理支配人类技术创造的人，他是技术时代的神灵，也是人类抵御外来威胁的中坚力量。

从“面壁人”到“执剑人”，罗辑利用威慑力量维持了地球几十年的和平，但在根本上，这种威慑注定是难以持久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类与三体人之间的猜疑链一直存在，罗辑生命的存续是遏制三体人入侵的唯一武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威慑的存在难以保证人类与三体人维持永久的和平，二者会在一种紧张关系中互相消耗下去。因此，不管是人类，还是三体人，大家都需要执剑人的情感能够超越男女、族群、种族，乃至人类与三体人的区分，进而上升到文明之爱的层面，这种无偏私之爱的存在，才是宇宙能够维持基本平衡，并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秘密。因此，与其说是三体人选择了程心作为“执剑人”，不如说是程心作为人类良善的象征站到了不同类型文明发展的关键节点，在强大的黑暗森林法则面前，程心虽然不能拯救文明脱离毁灭的命运，但却能够种下文明延续的种子。三体人本来只是想利用程心作为奴役人类的工具，但程心文明之爱的强大能量反而帮助三体文明得以存续，在程心的引领下，人类与三体人真正成为宇宙空间中的命运共同体。刘慈欣之所以如此强调程心在文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其实是试图从人类本性中发掘自我拯救的力量，这是一种比技术远为强大的能量。就像程心在最后时刻选择把引力波宇宙广播系统的开关甩出去一样，这个决断“不是用思想做出的，而是深藏在她的基因之中，这基因可以一直追溯到四十亿年前，决断在那时已经做出，在后来几十亿年的沧海桑田中被不断加强，不管对与错，她知道自己别无选择”[15]。也就是说，爱的力量是人类的基因，程心作为这一基因的代言人，为人类在技术时代的危机中拯救自己提供了可能。

在程心这一形象之外，刘慈欣也以镜像互照的方式塑造了三体文明的代言人“智子”这一形象。与程心温婉、柔弱、善良的形象不同，智子是一个心思缜密、做事干练、手法毒辣的奴役者形象，她是三体技术文明的产物，并以象征的方式呈现出技术发展的极致形态。智子强大、恐怖的统治力使她成为地球人畏惧乃至崇拜的对象，因此她俨然成为“技术之神”的化身，并成为地球文明的绝对统治力量。在这种力量的压制下，即使是程心也难以逃脱被压制的命运，但程心爱的力量的施展从来不是通过强制性的、迫使人服从的方式发生的，而是通过善的行为与美德的彰显，使世界秩序重归平和与宁静。恰如西塞罗所说，“与神最接近的不是人的形象，而是人的美德”[16]，程心虽然没有令人生发崇高感的形象，但却以女性特有的感性特质与热爱所有文明的美德而达到神的高度。她难以改变人类被三体人奴役的现状，也不可能修订黑暗森林法则，但却能够在人类未来创造的生命中埋下良善的道德种子，赋予他们修习美德的能力，使“爱育”成为人类乃至各类型文明发展的根本依据。程心就像未来时代的女娲，她以自身为底本，创造出未来时空的新生命。当然，就像罗辑的人类之爱离不开技术的支撑一样，程心文明之爱的施展也需要技术的扶持（在地球向二维平面跌落的关键时刻，程心乘坐唯一一艘超光速飞船成功飞离太阳系）。但在程心这里，刘慈欣不再突出人类与技术的互相支配，而是强调二者的和解，他试图将技术与人类的情感表达协调地联结在一起，在维持技术发展限度的同时，突出人类情感在弥补技术缺憾与引导技术未来走向的关键作用，这是刘慈欣基于人类情感现状与技术发展实际而作出的深刻阐释，也是科幻创作向道德与伦理向度拓展的重要路径。程心与智子之间的关系由紧张趋向平和，并最终转向相互的提携与扶持，这种转变恰恰是前者对后者逐渐“感化”的结果，因为对于三体文明来说，爱的力量同样是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的根本保证。智子最终脱下了和服，换上了一身迷彩服，但这时的她不再是统治力的象征，而是程心继续走下去的守护力量，就像她对两位人类朋友说的那句话一样：“放心，我在，你们就在！”虽然黑暗森林法则仍支配着茫茫宇宙中的诸多文明，但程心、关一帆、智子在新宇宙中的存在，则使一种糅合着美与善的人类情感、技术的人本化趋向，乃至新文明创造可能的创世神话，有了诞生的可能。

结语

技术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巨大作用，以及技术自身所具有的强大改造力量，使技术时代的抒情之声注定不是风花雪月的诵唱，也不是低回的个人吟唱，而是像刘慈欣在《三体》中展现的那样，是以整个宇宙为背景而奏响的交响曲。这一交响曲的演奏，伴随着人类的发展纪元，从节奏平缓的开场，到情感酝酿、节奏逐渐加快的序曲，乃至情感激越、节奏急切的高潮，其中穿插着轻快、幽默的乐曲，又有与主调相对应的复调音乐，不同声部的组合，构成小说整体的史诗风格。当到达乐曲的终章，世界重归宁静，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但新的力量又在蠢蠢欲动，这俨然是对人类生命从初生、发展、毁灭乃至重生这一轨迹的象征性再现。正是在史诗的余音仍在环绕之时，人类那糅合着欢欣、崇高、敬仰、畏惧、平静、愤怒、悲哀等多种成分的复杂情感亦充分爆发出来，成为后世人类回忆地球往事的生动记录。

刘慈欣在《三体》创作中拓展了人类情感表现的空间，而立足于中国当下的小说创作情境，他的贡献则在于延续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同时也为科幻创作的中国化、民族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刘慈欣并没有像之前的科幻作家一样将嫦娥奔月、偃师造机器人等传统神话要素作为开掘科幻创作民族化的表征，而是在保持以技术塑造科幻世界外观的同时，将具有中国特质的抒情成分融入其中，在一种崇高情感的表达、伴随神话时空转化而呈现的情感表现，以及对爱之情感的突出中，丰富了中国文学情感表现的内容与形式，这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关注，同时也促动人类去反思在技术时代情感表达的重要性，以及融合技术发展与合理情感表达的可能。也就是说，刘慈欣在创作中成功发掘出了可以称为“中国性”的内容，而这种“中国性”，指的是科幻作家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开启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感受与认知中，“与其他外来文化对话、互动，以及自我重建的产物”[17]。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情感表现的特殊性，均被反映在《三体》这部小说中，也正是因为人文情怀的汇入，才使得中国科幻文学有了与世界其他同类型文学对话与交流的机会。刘慈欣不仅为读者展示了中国传统情感的现代变迁，而且也从中提炼出可被世界不同文化圈层所理解的中国精神与中国气魄，他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创作，同时也成为可以向世界发声的科幻作家代表。

本文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人才引进项目“当代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注释：

[1] 马硕、张栋：《神话思维的叙事转化机制探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2] 严锋：《科幻的现实与神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科幻景观》，《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

[3] 刘慈欣：《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

[4] 宋明炜、毕坤：《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乌托邦变奏》，《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3期。

[5] [德] 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页。

[6] 同[5]，第12页。

[7] 刘慈欣：《三體》，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8] 李亦园：《宗教与神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9] [法]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91页。

[10] [美] 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姚蓓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8页。

[11] 同[8]，第140页。

[12] 刘慈欣：《三体3：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195页。

[13] [德] W·施密特：《原始宗教与神话》，萧师毅、陈祥春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

[14] 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00页。

[15] 同[12]，第139—140页。

[16] [古罗马] 西塞罗：《论神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6页。

[17] 王瑶：《火星上没有琉璃瓦吗——当代中国科幻与“民族化”议题》，《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