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财神”沈万三的视觉表达

2021-12-23 20:39刘丹一
粤海风 2021年6期
关键词:沈万三形象塑造民间美术

刘丹一

摘要:平民出身的“活財神”沈万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中表现出了品质迥异的形象特征。在山东杨家埠年画中,沈万三是勤恳劳作的渔民形象;在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沈万三是个富足的财主形象。随着时代变迁,20世纪80年代的江苏连环画,则将沈万三塑造成了一个善良乐观、勤劳吃苦、不畏强权的富豪形象。当代商业文化中的沈万三,则被赋予圆满富足、精于算计的商业形象。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对于沈万三的想象,反映出他们对于财富的不同理解。这些特殊的财富理解反作用于沈万三,催生了大量的民间艺术创作,体现了普通民众渴望发家致富的美好愿景,表现了他们对于美好人性与富足生活的不懈追求。

关键词:沈万三 财神传说 民间美术 形象塑造

蜚声华东、华北广大地区的“平民财神”沈万三,这个在正史与野史中均有记载的传奇人物,究竟有怎样的神通。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将沈万三与朱元璋组合在一起,沈万三作为江南首富,受到朱元璋的逼迫,以一己之财力独资修筑南京城墙,但最后还是未能免遭迫害,被发配到云南边陲。因其生前积德行善,百姓为了纪念他,尊他为“财神”,并在他去世那天有了迎财神的习俗。关于沈万三的传说众说纷纭,但大多离不开这个结构。传说中,沈万三与朱元璋是个稳定的组合。由此衍生的许多形象也基于这一传说背景。

神奇而丰富的传说也影响到了文人记载的史料价值,异说纷呈,真真假假,后人对于这位财神爷的来由并不清楚。顾诚对这一现象做了颠覆性的批判,他经过缜密详尽的研究,认为沈万三是元朝人,且在明朝建立之前即已去世。[1]

沈万三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其后代与“胡蓝案”有所牵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谋反案”发生之前,沈家就已经遭受了一系列打击,沈万三的女婿曾经被扣上“胡党”的罪名而被满门抄斩。但总体上,沈家财富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沈家的衰败是从洪武二十六年“蓝党”事件开始的。朱元璋为整治朝纲狠下杀手,以大将军蓝玉为首的“谋反案”出现了。“胡党案”之后仍拥有相当财力的富户沈家由于错误攀附蓝玉,自然成为朱元璋的重点打击目标之一,沈家被列入“蓝党”遭到满门抄灭。[2]

一方面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一方面是真实残酷的历史,民众选择了前者。传说与历史被割裂开来,形成对立。但何为虚构何为真实呢?不论是传说还是历史,都是漫长轨迹中的一部分,传说的产生恰恰是当时历史的反映。同时期的党争谋反将沈万三家族卷入了历史的漩涡,从官宦阶层传入民间,经由民间的润色,呈现多样性的民间版本。[3]

一、平民财神沈万三的传说

“财神”出现较晚,较早可见于北宋文献。[4] 财神可分为文财神与武财神,吕微在《隐秘世界的来访者》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新加入了准财神、偏财神与活财神。[5] 活财神,是他们生前就已享有“财神”的名声。[6] 沈万三就是活财神之一。

在民间传说中,这位富可敌国的活财神,致富的方式有很多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在打鱼时捞出聚宝盆,只要“以物投之,随手辄满”[7],缘是显赫于江南。沈万三的出生也与江河湖海有关,在众多的民间版本中,沈万三都是作为渔民或普通农民,偶然获得聚宝盆这一致富法宝。

还有版本说他是因为行善而得福报的。沈万三本是穷人,因为救了一百只青蛙,青蛙为了报恩,送给他一只聚宝盆。清代周人龙《挑灯集异》记载了这则传说:“明初沈万三贫时,夜梦青衣百余人祈命。及旦,见渔翁持青蛙百余,将事刲刳。万三感悟,以镪买之,纵于池中。嗣后喧鸣达旦,聒耳不能寐。晨往驱之,见俱环踞一瓦盆,异之,持其盆归,以为盥手具,初不知其为宝也。万三妻于盆中灌濯,遗一银记于其中,已而银记盈满,不可数计。以金银试之,亦如是。由是财雄天下。”[8]

沈万三虽在明清时期即已名震江南,但他并没有于江南被封神,“迎财神沈万三”的习俗在临沂、日照、诸城一带十分盛行。[9] 在临沂、日照一带都有出现关于沈万三的年画,其内容与当地流传的传说基本吻合。每到新年时节,这些地方的人们都早早地购买沈万三的年画并开始准备迎财神。梳理大量搜集来的传说,可以确定的是,临沂地区关于沈万三的传说是从江南一带流传过去的,不过就地化地与山东特色的文化元素结合起来。江浙一带的沈万三传说,重心基本放在沈万三修建城墙与流放云南上,而不重视获得聚宝盆的过程。沈万三也不是劳动人民普遍爱戴的形象,不足以封神膜拜。

临沂传说中的沈万三和江浙一带的有相似之处。但临沂的沈万三具有勤劳踏实的品格,他之所以能获得聚宝盆,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些优良品质,令当地民众不得不对这位勤劳的富翁产生好感。靠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为沈万三得以在临沂地区流行打下了基础。正因如此,沈万三在临沂地区的结局也出奇的好,故事中淡化了江南一带所流传沈万三遭流放的悲惨结局,将其改为带着帮助老百姓的好名声而“仙去”。

财富惹祸的概念转变为财富可以给人带来幸福。这样一个完全符合民间想象的“善神”,百姓们对此深信不疑。很有意思的一点,民俗学者简涛的调查发现,在临沂西边,关于沈万三的传说中并没有渔民、打鱼这些充满水气的元素,可见每个地区的沈万三会受到不同地域位置、习俗等影响,百姓们会依照自身的环境去自主地塑造出一个符合自己想象和需要的沈万三。[10]

二、不同社会群体对沈万三形象的想象与诉求

不同时代、文化、地域的人群对“活财神”沈万三发挥了不同的想象,他们会利用不同的民间艺术形式,塑造着自己心目中的财神沈万三,由此催生了大量的艺术创作。以下就年画、连环画和现代商业形象这三种类别来分析沈万三对他们的含义。

(一)农民年画中勤劳致富的沈万三形象

日照、临沂一带的民间传说中朴实勤劳的沈万三形象让人们产生崇拜与敬仰,随之产生了贴沈万三年画的习俗。这一地区年画中的沈万三形象鲜明地反映出当地人民对于财富的审美想象,沈万三在此被重新塑造。

除却木版年画历史与技术的价值,其艺术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由前文可知,沈万三的传说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每个村庄的说法都不尽相同,年画的分类也是如此。中国土地辽阔,贴年画的习俗传播范围又广,不同的地区年画的种类、做法、审美都不同,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中国的年画基本按照地域特点划分和命名。关于沈万三的年画多产自山东地区,年画的分类名为杨家埠木版年画。它因特点鲜明、传播广、品种多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年画在中国的年画艺术品中三足鼎立,影响非常深远。

“沈万三打鱼”这个题材在杨家埠年画中非常常见,其上所描述的故事和沈万三的人物形象都与上文所述的山东沈万三传说基本相符。有意思的是,所搜集到的《沈万三打鱼》年画基本都是同一种构图形式,只是在细节和风格上做了些许的改动。这里我们可以先就图1进行分析。

这幅年画的构图非常饱满丰富,前中后各个景致的布局都十分得当。人物的主次关系十分明确。作为主角的沈万三站在最高处,他的眼神朝向画面的左侧,与故事中的龙王眼神交汇,画面正中是海面的聚宝盆,点出整个故事的核心。身边所陪衬的人物大小按照层级排列,突显主次。中景加入了一棵摇钱树来平衡构图,起到丰富画面又平衡视觉的作用。后景点缀少许云彩,填满空白。沈万三脚下的船形似如意,水中的鱼随波浪翻腾,意味“年年有余”。摇钱树、云彩、如意和鱼,这些都是吉祥富足的象征,画面中所有的内容都被利用起来以表达美好的寓意。从这里也不难看出这一地区的人民对于富足与圆满的心理诉求。

从创作风格上来看,人物的塑造和画面整体的效果偏向简约。人物的造型并不以写实表达,而是以一种抽象概括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物的面部五官基本无法分辨有何不同,只能从人物的大小、服饰、动作做出区分。复杂的形状也基本简化为的圆形、椭圆形、长方形等几何形状,从背景中的装饰纹样更能看出。海水的表现极具装饰性,以线条的重复表现出海浪的效果,天空则是以简单的横线所表达。风格简单明了,甚至有些许幼稚淳朴,但这也正是当地民俗风格的一种体现。其淳朴安稳勤劳的特质,充分体现在木版绘画中。

在颜色上,虽然这张年画是黑白的,但從颜色的明度上不难看出画者的用心。画面的黑白布局十分舒适,前景大都是由浅灰和深灰构成,加以黑白色点缀。后景为大面积白色,左侧伸出的树枝打破了这一点,用重色平衡了画面,与前景的大面积重色形成呼应,使得画面和谐。当然,制作年画的匠人们肯定不会像现代人一样去分析并制作一幅年画,更多的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和民间审美的自我感知。

将图1与图2对比,虽然这两张都是杨家埠年画《沈万三打鱼》,构图、情节、人物动作上基本是一致的,但在细节和风格上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在绘画风格上。图2的风格更加偏向写实,人物的头身比例与正常人相近,风格上接近中国明清小说插图画法。

在画面内容的布置上,这张年画明显加入了更多的匠心。物品的细节十分丰富,并且加入了更多塑造人物身份的细节以及烘托气氛的风物景致。单就人物的面部特征,图2中沈万三、龙王、妻子、孩子、老人的五官在刻画中都略有不同,老人脸上的皱纹都清晰可见。沈万三妻子的形象刻画真是应了那句“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嘴一点点”[11]。在颜色上采用红、蓝两种颜色,沈万三蓝多红少,龙王红多蓝少,后景分别以反色相称,辅之少量黄、紫色点缀,整体效果既能明确地区分构图又能巧妙地和谐在一起。

图3是在一位农民家中墙上发现的,与图1、图2对比来看,构图内容在结构上基本一致,绘画风格上基本和图1相仿,只不过不够精致,像是一种照葫芦画瓢的模仿。但在颜色上还是很特殊的,同样是红色、蓝色、紫色和黄色,结合在一起却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效果,但也不排除这是长时间暴露在外造成的褪色效果。将这三张年画连在一起看,不难看出图2是质量较高的一张,工匠水平的不同与成本需求的不同造成的效果也不相同。在这样的流程中,虽然颜色、排版、布局有很多不同,但沈万三都是以朴实的渔民形象去塑造的,可以看出这一地区人民对于沈万三的朴实形象深信不疑。

这里必须强调画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杨家埠画店在清代极盛时期有150多家”[12],可见其当时的繁华程度。根据前文分析,图2的质量明显高于其他两张,是因为它出自北公义画店之手。杨家埠年画是以亲缘祖辈模式传递的,年画的手艺和画店的经营均以家族为单位,一代传一代,所以才能形成风格较为统一的具有代表性的杨家埠年画。追溯许多画店的亲缘关系,源头都是同一人。清代时中原政局平稳,这给了杨氏先祖适宜的土壤将杨家埠年画开枝散叶,孕育发展了大批人才与店面,行业繁荣至极。回到沈万三身上,图2作为师出有门的沈万三年画也确保了它的高品质和精美程度。但如此精美的年画在售卖上却十分慷慨,价格低廉靠张数取胜是杨家埠年画的一大特点,也是其流传甚远的原因之一。“有钱没钱,买画过年”[13] 这句口传谚语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杨家埠年画的兴盛与流行让画店逐渐发展,并发展出了画庄。画庄顾名思义,就是画店的异地分店。杨家埠的一些画庄甚至开到了外国,足见其影响力。画庄的出现也能带动版画门类题材的兴盛,一些地方的画庄,会根据本地的特色故事和人民喜好创作出新的绘画。据前文分析,沈万三的传说在江浙一带一直流行到山东的临沂、日照等东南区域。根据统计[14] 显示,销售沈万三打鱼这类品种的画庄基本都分布在苏州、安徽、山东东南临海一带,基本可以证明沈万三的传说被这些地区的民众所喜爱与传颂。

图4是20世纪50年代的 一位年画艺人由《沈万三打鱼》改造成,从构图和人物配置上很容易看出它的前身,但年画上很重要的一些符号诸如发财树、龙王、聚宝盆等均没有出现。“不再看见财神送宝,而是生产劳动”[15] 这类话语多用于描述这一时代的新年画,旧年画中的迷信暗喻基本换成了符合新年代意识形态的表达符号,比如“劳动场景”“红日形象”等。虽然沈万三在这里失去了姓名,但他由劳动致富的品质被人们牢牢记住,即使在创作劳动主体新年画时,也会想到他并加以利用。

杨家埠年画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在画面上题诗,这类诗歌多为口语化的简单歌谣,在图1、图2、图3中都能发现。图2上方的题诗为:“河南有个沈万三,逐日打鱼在江边。打的鱼儿堆成垛,卖的银子成了山。龙王赐他聚宝盆,富贵荣华万万年。”这里的河南并非是说河南省,而是指黄河以南。[16] 这段话很明确地指出只有辛苦劳动才能致富的观点,非常符合这个区域民众的心理。在图1和图3中题诗变得简单,有微小的不同,但都出现了“如太山”。这里的“太”通“泰”,如泰山就是形容很多很大的意思。泰山高大的形象加上古代帝王的封禅,成为山东人民心中的神山,得到民众崇拜。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张同样出自北公义画店的年画(图5)。它上面的题字是:“三大家是美谈,山西有个康百万,河南有个沈万三,阮子兰亦是大财主,山东省内是家。这画人买去,挣些大银元。”

三大家是指民间盛传的三大巨富,由上文可知河南代指黄河以南,所以诗中地名皆不可直接等同于当今的省份,应按地貌特征规划。从现今推断,康百万是河南省一带有名的财主,河南现存康百万庄园,按照地理位置推测,诗中的“山西”是以泰山作为参照。从这里看出百姓对于文化形象的界定非常具有地域特征,最重要的往往都不是形象本身,而是人民本身。

图5中沈万三稳坐中心位,身着神官服饰,手握金元宝,正襟危坐于一大金元宝上。另外两位手握铜钱左右侧坐。从人物的安排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沈万三的地位在山东东南地区非常之高,甚至超越了本地的财神爷。由此也可以证明沈万三以勤劳致富的传说十分迎合当地人的心理,“如何富”比“有多富”更加重要。

并不是所有地区的沈万三都是朴素的渔民形象,天津的杨柳青年画中就有这样一张年画(图6)。虽然同样是关于财神沈万三的年画,但从颜色、构图、风格手法上都有极大的不同。如果说图2有些许传统宫廷绘画的神韵,那么图6完全超过了它。由于距离京城较近,杨柳青的年画不论是绘画风格还是内容上都有象征权贵的奢靡之风。沈万三的朴实形象已无,全然是一位大富豪的做派,各类金银财宝仿佛溢出整幅画面。在这里,民间对于沈万三的想象已经有所变化,更注重他“有多富”,可见地理位置对于民俗文化与艺术风格的影响之深。在颜色的使用上也是五花八门,各类艳彩无所不用其极,热闹富贵的气氛被烘托到极致。画面中出现了三个聚宝盆,大小不一。元宝、铜钱、红珊瑚等象征财富的元素更是应有尽有。整幅年画的主体并不是人物,而是这些金银财宝。作为主角的沈万三也只是陪衬般身处这些财宝之中。

杨家埠年画中的沈万三或以渔民、农民身份示人,或者单纯作为供奉的神位出现,他们更加注重沈万三致富的过程和原因,更加强调他勤奋吃苦的品德。但在天津杨柳青年画中,重要的是体现沈万三的财富多寡,沈万三本人在这里的形象只是一个普通的富豪,可见市民社会更加看重财富本身,而并不在意财富的来源。

(二)现代连环画中不畏强权的沈万三形象

《辞海》对于连环画的解释是:“用多幅画面连续叙述一个故事或事件发展过程的绘画形式。”对于连环画,不只要看到它作为绘画的一部分,更要结合它所连带的叙事功能进行分析。连环画基本确立于民国时期,明清书籍中的绣像画、插画、版画对其影响很大。前文所提及的年画也有一定影响,许多年画上也有简单的叙事语句。民国时期,连环画的形式确立下来,但它真正的繁荣期是在20世纪中期。在20世纪80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万三和聚宝盆》连环画。[17]

连环画讲述的故事大体与传说相符,这里的沈万三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富裕平民,以自己勤儉的品质得到了改变命运的聚宝盆。最开始的他只是一介布衣,但其勤劳能干的品质不仅使他获得了聚宝盆,还收获了一桩姻缘。在成为富人后也没有忘记之前雪中送炭的恩人,并乐于帮助他人,一诺千金。朱元璋注意到了这位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于是使用各种方法让他帮助修筑城墙并妄图夺取沈万三的聚宝盆,最后城墙修建成功聚宝盆被镇于城墙之下,沈万三也在朱元璋的一步步陷害下被流放云南。连环画采取了一个半开放式的奇幻结局,沈万三随着一群雀子飞到了天空中,也预示了他将会成为“神”。

总体看来,脚本编写者将传播比较广的几个传说版本融合了起来,撰写了一个易于人们接受的通俗故事。虽然此书出版于江苏,但其中对于沈万三的描述与塑造反而是吸收了一些在山东地区流传版本的精髓,更加注重沈万三的品质而不是其财富多寡。随着时代变迁,地域带给人的影响越来越小,信息的传播速度与渠道也大有不同,勤奋、节俭、朴实这类品质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沈万三的形象在这时增加了更多的娱乐性,作为寓教于乐的故事人物存于人们的记忆中,这位财神爷的“神力”在这时已经削减不少。

连环画在绘画方式上并没有太大要求,不论是白描、油画、素描、水彩,只要有连续的叙事性绘画以及故事脚本都可以叫连环画。这本《沈万三和聚宝盆》以中国传统装饰性白描风格绘制而成,沈万三的形象与故事有很大的关系,前期还未捡到聚宝盆时是一位勤恳、普通的布衣形象,富庶以后便是华丽富商的形象,有时也会换上布衣与百姓一起劳动。

即便是华丽服饰造型的沈万三,从画家为其设置的动作和表情上,并无惯常思维中富豪的趾高气扬,与朱元璋小人得志、色厉内荏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点体现在封面画像上,画面右侧的沈万三气宇轩昂,白色的雀子从沈万三身后飞过的,丝毫没有破坏人物形象的整体感;而左侧的朱元璋头像,不仅色彩灰暗阴郁,而且让雀子从朱元璋像前飞过,直接将两个雀子画在朱元璋的眉毛和眼睛上,有意将朱元璋丑化为一个五官不全的“坏人”。内页画面上也有相似处理,沈万三的形象总是以高大挺直为主,朱元璋的形象则显得阴险猥琐,甚至在金銮殿上,画家也是站在沈万三的视角,将沈万三画得高大正直,而将朱元璋置于远端,形象显得渺小而无足轻重。[18]

这本连环画不管是绘画还是文字,沈万三人物形象的内核都是朴实与勤恳,具有重义轻利的传统品德,这些正是20世纪中后期社会上所宣扬与赞美的。改革开放期间,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勤劳、合法经营获得财富被社会所认可。所以即使沈万三是巨富,在连环画中也在着重宣扬他勤奋、乐善好施的品德,这与80年代的社会思潮分不开。反观50年代,同样是宣扬劳动,但劳动所产生的“富”基本被抹去,“富”更多的是作为反面形象,“斗地主”“打地主”是当时社会的主流。

(三)现代商业中富足、圆满的沈万三形象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市场商品日益丰富,商家为了宣传产品常常会借用传统文化名人的形象来制造品牌背景。因为沈万三所带有的特殊地域属性和众多传说,昆山某食品有限公司旗下的品牌即以“沈万三”作为商标名,专门销售猪肘、猪头肉、酱牛肉、鸡腿、毛豆菜苋等江苏特色美食,形成“沈万三家宴系列”。

暂且抛开该品牌的口碑与知名度,从商标图案上的沈万三形象进行分析。商标图案上的沈万三手持元宝,身穿红衣,整体浑圆饱满,俨然一副富足有余的形象。从古至今,“胖”和“圆”经常与财富、福气挂钩,年画中的财神形象基本都是面部饱满、身体浑圆的。小孩、童子的形象也基本是头大身小,臂如莲藕。农耕文明主导时期,粮食多等于吃得胖,粮食多也等于财富多,也就相当于拥有美好的生活。所以胖、圆满这一形象被农民所追捧,民间美术对于人物、动物的塑造也都是圆满居多。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富豪、地主等社会阶层遭到打压,但是圆润、胖的审美意象依旧得到延续,化身为福气的象征。作为商标的沈万三只剩下了一个标签,就是富足。他的富足形象可以让大众自然而然地与商品财富挂钩,比起其他抽象的商标形象,沈万三的富足形象要显得更加可爱、亲民。

图9则是当代小说《民企教父沈万三》[19] 的封面插图设计稿,图中的沈万三也是一副富豪的形象,手拿算盘,身形偏胖,身着华丽服饰,嘴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充分暗合了现代人心目中最为典型的富豪形象,寓意“精于算计”。

从功能性来看,不论是元宝还是算盘,都很好地表达出图示的作用。商标中,只要人物手中的道具可以暗示沈万三的身份就达到了商标的目的。在市场活跃商品繁多的年代,沈万三手中拿的是聚宝盆还是元宝已不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关注点。商家只希望借助沈万三的富足形象来销售商品,消费者也只是被“沈万三”这个名号吸引而来,作为辅助的视觉形象只要适当通俗地点出沈万三的身份即可。图9作为小说的封面插图,人物手上的算盘更好地表达小说所传递的意图。书的宣传语上更有诸如“生财之道”“财富机密”等字眼,所以它所要吸引的读者更多的是对于学习经商感兴趣的人群。在这里,算盘所代表的精明算计的含义显然要比聚宝盆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神物有用得多。

在《民企教父沈万三》这本小说中,作为主角的沈万三颇具传奇色彩。故事的核心结构与民间流传的版本类似,但在这里沈万三是以自己的经商头脑和技巧致富并发展起自己的商业帝国,并不是通过勤恳劳动而获得了聚宝盆致富。甚至小说的附录“沈万三的100条财富机密”,总结了百条从商经验。沈万三的精于“算计”,通过智慧、手段和头脑赚取财富的方法更能吸引读者,所以沈万三也就被赋予了善于察言观色、精明、有商业头脑等现代商人所需要的品质。

诸如此类的形象在现代社会中十分常见。从一介富豪到传说人物再到财神,又从财神落入市井人间,沈万三在民众的想象中起起落落。这个活在传说与想象中的人物,伴随着人群和时代的变化以各种形式存在着。

三、不同时代中不同社会群体的财神想象

沈万三一直作为财富的象征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但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沈万三的形象都有着自己特殊的理解。在购买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农民眼中,沈万三是一个以劳动致富的财神。与其他财神不同,沈万三不仅有象征其神位的供奉年画,更拥有劳动人民的形象。同样是购买年画的天津人,对于沈万三的想象却十分不同。重点是“有多富”而不是“怎么富”。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背景的引导下,连环画中的沈万三勤劳、肯吃苦,并且十分乐于助人,即使在成为富豪后也依然帮助和善待穷苦人民。与当时“一人富带动整体富”的社会思潮非常吻合。沈万三自身所携带的传奇色彩也足够吸引连环画的读者。当沈万三作为商标时,他的富豪和财神的身份重新被重视并用来为商品附加文化属性。当沈万三的故事被用于教授经商之道时,又被塑造成传统、精明、善于察言观色的商人形象。

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沈万三被不停地塑造成能为己所用的形象。每个团体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围绕这一人物创作了多种多样的形象,丰富了财神的相关文化。这些多样的民间艺术作品也能很直接的体现人们对于财富的理解。

沈万三的故事还在继续,在娱乐、影视、游戏等方面,沈万三都在其中担任或轻或重的角色,艺术形象也随着更多群体的关注而越来越丰富。作为历史人物的沈万三并不如传说中的沈万三那么为人所津津乐道,但却涌现出许许多多有趣、鲜活的形象,这恰恰说明了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同诉求的社会群体总是会把自己的心理期许投射在沈万三的形象之中,这时的沈万三就不单纯是史书中的富豪,而是不同主体智慧与艺术的结晶,是人们努力、认真生存于世的标志。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美的追求和富足生活的渴望也从不同的沈万三形象中得到体现。

不仅仅是沈万三,还有太多人物如同沈万三一般被人们二次创作、加工并宣扬。他们的名声或响彻世界或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人民的创造活动永远不会停歇,总是能借助不同的艺术手法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新的阐释,每一次新的创作都是智慧的结晶与积累,折射着时代精神文化的深刻烙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注释:

[1] 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6—75页。

[2] 同[1],第75—81页。

[3]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78页。

[4] 吕微著:《隐喻世界的来访者 中国民间财神信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5] 同[4],第11页。

[6] 同[4],第216页。

[7] 同[4],第222页。

[8]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清代笔记小说大观·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1页。

[9] 简涛:《沈万三的传说与迎财神的习俗》,《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第72页。

[10] 同[9],第75页。

[11] 冯骥才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5页。

[12] 同[11],第332页。

[13] 同[11],第354頁。

[14] 同[11],第347页。

[15] 高丙中:《当代财神信仰复兴的文化理解》,《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第142页。

[16] 同[9],第73页。

[17] 王崇辉、吴福林编文,章毓霖绘画:《沈万三和聚宝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8] 同[17],1983年版。

[19] 李蒙:《民企教父沈万三》,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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