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

刘先江，刘 静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1]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命题，是我党走过百年历史征程彰显的独特优势。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建设一个团结统一的政党，才能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2]，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历史经验既是历史规律作用的成果，又是历史规律的具体体现。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继续坚持百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宝贵经验，对于牢固树立“两个维护”的理论自信和行动自觉，从而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和时间检验的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回首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其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 必须始终坚持把加强党的理想信念建设作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前提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理想信念的认同与自觉践行是党中央权威的深厚基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理想信念建设。“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3]，就会失去健康的体魄和强大的灵魂，党员数量再多也是乌合之众，一盘散沙，难以汇聚力量，经受不起任何挫折。只有加强对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使之对党中央权威产生价值认同，坚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才能使全党如同众星拱月一般，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党的灵魂，是立党之本、力量之源。

“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初期就十分注重理想信念教育，有计划、有组织地借助讲习所、报刊、工人学校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深入批判，从而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坚定了党员的理想信念。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4]在古田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并提出了“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命题，有效强化了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的理想信念，提高了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的革命战斗力，维护和巩固了党中央权威。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通过自我教育、重塑肌骨，用无产阶级思想清除党内错误思想倾向，将全党紧紧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下，巩固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建设中，中共中央在颁布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和《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等文件中，都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教育做出了具体规定，对党员的思想行为规范做出了严格的要求。改革开放后，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党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邓小平同志曾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5]110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推动全党同志真正把理想信念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上。”[6]并大力开展“三讲”教育，对党员干部加强党性党风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将其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有效加强了党员干部思想建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干事创业精气神足，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发愤图强，就可以创造出很多人间奇迹”[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1]并大力倡导党员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读经典著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上而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育、“两学一做”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而进一步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增强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政治认同，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实践证明，党中央的权威来自于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因此，只有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筑牢信仰之基，培育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党中央权威的高度认同，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二 必须始终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旨归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是党中央权威得以树立和维护的重要根基，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不同，“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8]，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体。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最根本的价值遵循。当前，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全国人民，带领全国民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担，其根本目标还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与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景。这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逻辑。

在革命战争时期，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就在于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9]511周恩来同志曾说：“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去了人心，失掉人心，就是万劫不复的。”[10]因此，党从广大农民的需求出发，打土豪分田地，坚决开展土地革命，同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性需求。从而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树立了党中央的权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同样强调党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他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1]因此，党的一切方针路线的确立都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出发，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不断为人民群众谋幸福。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2]等需求，党积极践行“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积极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各种惠民利民措施，合理分配各种社会民生资源，做好扶贫攻坚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急人民之所急，解人民之所难，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拥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三 必须始终坚持把遵循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作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势所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党员个人必须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党内可能出现的分歧，防止全党不齐心、不齐力现象的发生，彻底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当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前提是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听取党员的意见，在民主的基础上去进行集中统一领导，使党中央的领导建立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使得党中央权威能够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深刻认同，才能切实推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刚刚建立之初，虽然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没有做明确规定性的文字说明，但是，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在一大党纲中已经开始显露，例如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经过一年多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对于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了“三个服从”原则，即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随着革命实践的推动，中国共产党对于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权威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鉴于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无视民主集中制，漠视党内政治纪律，另立第二中央的错误决定和王明不尊重党中央的错误行为，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并在党的七大写入党章。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并在实践中积极践行，从而进一步巩固和维护了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建国后，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以加强党中央对基层党组织及政府系统的集中统一领导。此后，1954年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地位和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原则，并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高岗、饶漱石等人分裂党中央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准确地表述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3]，并将其写入党章。遗憾的是其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遭遇了重大挫折，这一教训必须始终吸取。

改革开放后，党重新认识到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制度”，“是最便利的、最合理的制度，永远不能丢”[14]，“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15]272。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范了党内的民主政治生活，民主集中制的实施更加具体更加科学。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完善补充了民主集中制的六项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的体现”[16]，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统一，凝聚力量的关键所在，它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1]，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坚决践行“两个维护”，防止损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总之，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发展史就是民主集中制成熟完善的发展史。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坚持和维护，得益于始终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从而团结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

四 必须始终坚持把抓好“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作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节点

“为政之要，莫先乎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要严抓“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这是因为“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在全党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其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直接影响到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和执行、整个肌体的健康、活力和生命。如果“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不坚定，责任落实不到位，甚至不遵守党纪国法，不仅会造成个人的堕落，还会带坏一批党员干部，破坏党组织的和谐统一，严重败坏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因此，只有“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将党中央权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发挥领头羊作用，更好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征程中，无数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激励下，不折不扣地践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身作则、无条件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正是由于这些“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才会发自内心地信服和认同，党的号召才有力量，才能经受起生死考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奇迹。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各历史时期，也存在个别“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违背党的基本原则，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如张国焘“另立中央”；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刘青山、张子善的贪腐案件；林彪、四人帮的反党集团以及周永康等人的利益集团。他们给党的形象造成了消极影响，严重破坏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因此，必须吸取教训，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做出对刘青山和张子善处以极刑的指示时所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17]这充分说明只有抓好“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牵好牛鼻子，才能树立良好的榜样，带领全体党员增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自觉性，在党内形成清明良好的政治生态。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管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重要性，“党要管党，首先是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18]。“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19]。2015年4月以来，以县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开展了“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要求领导干部“继续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成为全党典范”[20]，在“两个维护”方面做出表率，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折不扣地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党的发展史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证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要严抓“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使之始终与党中央同心同力，同向同行。

五 必须始终坚持把健全党内规章制度作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保障

“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对于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发挥着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只有坚持健全党内规章制度，才能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决定，从而更好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也努力通过健全党内规章制度来保障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明确提出从制度上建党的重大问题，并强调“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9]528。同时六届六中全会还颁布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多个文件，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同志再次强调了依据党章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1948年，党中央依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出恢复建立党委制，并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范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21]。同年，中共中央对各级党组织做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全党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地方主义，以达到党的政策和纪律的完全统一。请示报告制度的制定，对于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规章制度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成熟。诸如组织生活制度、民主生活制度、汇报报告制度、领导人员谈话制度、党内监督制度、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等等，这为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了有力保障。针对文革中破坏法制，人治盛行，党中央权威弱化，党的领导被架空的情况，邓小平同志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15]378，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5]379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23]。此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依次出台，党内“两个维护”制度的“四梁八柱”逐渐形成，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六 必须始终坚持把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作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路径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重在严肃纪律，重在落实执行。严明党的纪律，光靠党员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强化监督、铁面执纪，对任何违法违纪行为严肃问责，才能确保党章党规党纪在全党发挥有效作用。历史证明，监督执纪问责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路径。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以“一切行动听指挥”为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障了全党全军的高度统一。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强调严抓纪律的意义，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而纪律的维护必须依靠监督。1927年，党的五大修订的党章中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24]，并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党内纪律检查机关，负责全党的监督检查工作，对一些违纪的党员进行严肃教育与问责。随着监督的不断强化，一些危害党的权威的领导干部，例如谢步升、黄克功等被严肃处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出现的不良风气，严抓党内纪律，同时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将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对其工作任务、职权范围和机构设置给予了明确的规定，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党中央下发《关于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的意见》，要求全国县级以上党委都要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巡视制度，成立专门巡视机构和专职巡视队伍，加大了执纪监督问责的力度。十八大以来，对于纪律建设愈加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必须严明政治纪律，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25]，强化监督，铁面执纪问责，坚持惩治和预防相结合的原则，“苍蝇”“老虎”一起打，惩治少数，震慑和教育多数，真正使纪律成为“高压线”。从2016年开始大力试点实施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2018年3月20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使我国监督执纪制度建设迈入了新的时代，也必将更有效地维护好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