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法外刑的历史兴盛与时代扭曲
——以明代廷杖制度为例

许 便 红

(东莞理工学院 城市学院，广东 东莞 523419)

一、问题的提出

《管子·心术》道：“刑者，恶之末也。”《后汉记》载，“《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故赏不僭溢，刑不淫滥”。刑必用，用必有度，有度则康治。然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加之等级森严的尊卑秩序，使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严。《明史》曰：“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1]7044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皇帝对臣民有主宰、支配甚至生杀大权，且臣民必须遵从。这使在封建皇权统治下，人们的所有行为都以服务皇权为最终目标。因此，虽有法定的刑罚制度，法外刑却屡见不鲜，其与法内刑地位平等甚至高于法内刑而存在，“这不仅显现出封建专制统治下人治残酷的一面，而且展现了人性的特点与社会文明的程度”[2]7。

明代廷杖制度是法外刑的典型代表。廷杖贯穿整个明代且与国运相始终。直至崇祯末年，仍不愿丢弃祖宗的法宝——廷杖[3]801。《明史》载：“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1]7331关于廷杖的渊源，沈家本认为：“廷杖为有明一代粃政，然其事则不始于明。如东汉世祖之杖丁邯，明帝时九卿皆鞭杖；隋高祖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唐玄宗之杖蒋挺、姜皎于朝堂，皆前事也。东汉之捶扑，以左雄之言而除。隋高祖性虽猜忌，亦尝以高颎等切谏，殿内去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