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共享经济与基层社会治理

■戈 峻 王汝涛

【提 要】传统共享经济主要集中在社会消费领域，体现在物的共享层面。新型共享经济的思维将其延伸至非物质层面生产要素的共享，如发明、创新、思想在内的知识所有权，以及如企业家精神、商业模式、人脉资源、营销渠道等。使共享经济从传统的以城市为主要场景的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之类共享拓广到广大农村和基层地区的社会治理服务供给。新型共享经济有助于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补足基层社会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短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1]目前，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主导，企业组织、社会公众、非政府组织及慈善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分工协作。伴随技术发展、社会进步、经济变革，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社会治理多元主体间分工日益显现。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我国社会治理的优势在于政府能迅速动员的指令性行为，应对极强的环境压力的能力，尤其是面对突发性、临时性、非预期性事件体现出的巨大优势。与之相对，我国社会治理的短板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多元治理主体间沟通效率低、信任基础不牢、协同效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