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扬
(1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2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给孩童发红包是中国人都不陌生的一种春节习俗,按照每个孩子获得的红包单价进行回赠而非家庭中孩子们获得的红包总数,这是一种“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要这样做”的习性。显然它不符合等价交换原则,也损害了生育孩子少的家庭的经济利益。但利益受损的人们却并不质疑反而践行这种方式。面对这一现象,作为没有完成社会化的孩童,或许会气愤于亲戚的“吝啬”、委屈于父母“就是这样、都是这样”的训斥;而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该把这种约定俗成当作既成事实,而要尝试追问:亲戚们为何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如此吝啬?父母“就是这样、都是这样”的观念是从哪来的?
这种“去魅”的研究追求与“追根溯源”的研究路径,正是布迪厄带给笔者最大的启发。国内研究布迪厄的学者不在少数,宫留记对其实践理论范式进行过清晰的总结,认为其理论体系围绕“行动者在哪里活动、如何活动、用什么活动?”三个问题展开,并用“行动者在一定场域中凭借各自拥有的资本,在特定的习性指导下,为了提高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以及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所采取的活动”[1]进行回答;谢立中基于多元话语分析的立场指出布迪厄的理论面对“人的行动是否由习性支配?习性的根源是否只有社会条件?”[2]等问题存在局限。这些既有的关于实践理论的轮廓描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理论图示,这有助于提高认知的便捷度与清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