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连森
2020年,“打工人”成为现象级的网络话题,无论是办公楼里的白领还是一线务工的蓝领都纷纷以“打工人”自嘲,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似乎都在这个话题下找到了共鸣。然而,“打工人”并非新近出现的词汇。“打工”一词最早流传于改革开放后的东南沿海地区,那时无数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的工厂谋生。人们用“打工仔”或“打工妹”称呼那些背井离乡到城市工厂做工的青年男女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与传统产业工人迥然有别的打工者逐渐被学者称之为新工人。(1)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然而,并没任何词能比“打工”这一俚语更好地描述普通劳动者受雇佣、高压和“过客心理”的劳动状态。
尽管娱乐性的方式消解了“打工人”话题的严肃性,但学界仍需要认真和深入的讨论,“打工人”到底面临怎样的困境,以及学校教育可以为改善普通劳动者的处境提供怎样的可能。中国的教育分流体制在高中阶段形成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化,(2)吴愈晓:《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4期。前者的教育产出最终指向的是白领型劳动力,而后者则主要是蓝领型劳动力。由于职校生通常进入蓝领岗位,他们无疑更为接近习惯意义上的打工者。一般认为,职业教育可以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进而起到增加收入、促进就业和发展经济的作用。根据《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576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