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治理与命运共同体构建
——基于风险社会视角

张楠楠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指数式增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也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风险社会实际上成为了“人类社会的常态”，公共社会危机治理也逐步常态化。与过去不同的是，在高度连接和数字授权的公众崛起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了舆论新阵地，公众不仅是舆论的目标受众，也是主要的参与者。因此，除了公共社会危机的影响外，公众反应在危机处理期间也具有爆发的可能性，并可能引起诸如城市变化、法律法规完善等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反应，应该予以有效治理。显然，如何在网络公共领域内展开公共讨论，化解多元主体认同危机，抵达价值共识、行动共识既是新时代舆情治理的重要目标，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一、对话主义：舆情治理的途径

现代化是贯穿世界近代史的一条主线，工业化与科技化一方面极大缩短了社会变革周期，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错位，不确定和失序状态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伦理与利益的二元对立日常化为全社会的普遍焦虑，全球风险与全球风险意识构成了新背景下风险的主—客形式。 风险社会的诞生迫使人们的“能动性、自主性和人在时间之流中的位置的观点发生某些急剧的变化”。[1]现代人明确认识到两点，一方面“生产力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2]，个体对于风险的把控依赖于个体的能动性和反思能力，同时人的能动性与反思能力在风险社会中获得不断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