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坐标的“四教”和作为思想诗人的孔子

梅子君

（中山大学 广东广州 510275）

文化苦旅，《论语》普世，冷遇造就伟大；君子之道，《论语》诉说，展示仁义大道；夫子之风，《论语》闪耀，拨开千年迷雾。《论语》记言，但对于孔子的记忆，不应当限于课文里的名句摘录而脱离孔子本人。从四教的角度分解又贯通地再读《论语》，让孔子不再高居于神坛之上，夫子既有着超于常人的情操和坚持，是笃信“思无邪”崇尚“仁礼艺”的思想诗人，也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可爱行者。在《论语·述而》中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杨伯峻先生将此句解读为“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生活的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1]这是孔夫子教育过程的内容概括，是育人树人的四个阶段，也是传承至今日依存的文化坐标。选择从这四个方向去解读孔子，是在四教原本意义的基础上，赋予其另一层含义，从而寻找真实的孔子，解读这个千百年来被尊重和奉养的文化奇迹。

先说文，论语中经典的关于“文”的论述：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这里说的“文”与四教中的“文”含义相同，均可被解释为“历代文献”。在这基础上拓展开来，对内，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自身对于学文有着无止境的追求，不但喜爱读书，还提倡好学，曾将“文”下定义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认为勤学好问之人可以美称为“文”。（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