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土于社与大合祀的祭义*

曹胜高

周封诸侯，在太庙中举行册命礼，赐以爵位；在太社举行裂土仪式，赐以土地。封土于社的做法，表明诸侯所拥有的土地源于周天子所赐，通过封土仪式确认诸侯拥有土地管辖权。诸侯立国社于邦国之内，以之作为封国的象征，社祀与稷祀形成社稷之祀，作为诸侯邦国的最高祭祀。诸侯朝觐天子前后，要祭拜于社。《周礼·春官宗伯·大祝》言：“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1］673贾公彦疏云：“诸侯四时常朝不称大，今朝觐称大者，诸侯为大会同而来，故称大朝觐。”行前告社，以求社主护佑；归后报社，以禀社主邦国的安危，邦国之社被视为诸侯的护佑之神。诸侯朝觐天子、大会同等仪式中，便有大合祀之礼，即天子率诸侯合祀天地山川丘陵百神，最能看出神地之礼在两周祭祀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也能看出诸侯以社稷作为邦国象征的制度用意。本文试论之。

一、诸侯分封裂土于社的仪式

《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言：“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后土为周社之主①，周举行诸侯分封仪式，在太社中举行。孔颖达言：“王者取五色之土，封以为社。若封诸侯，随方割其土，包之以白茅，赐之，使立国社。”［2］309《逸周书·作雒》述周初分封诸侯之礼：

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3］78

分封诸侯的仪式，是从大社中取某方之土赐给诸侯，象征将土地管辖权交付于诸侯使用。受封诸侯从太社相应方位封土中取土，带回封国立社，象征诸侯获土于周王，标志着拥有该区域的管辖权②。这一过程，是分封建国的仪式化③。

从早期文献来看，周朝在朝廷举行分封诸侯的仪式分两个大的环节：先是爵命于庙，再是封土于社。周按照“选建明德”的原则，从可以担任诸侯的宗子中选出诸侯［4］68，在宗庙中举行授命仪式④。授命仪式由宗伯主持，分以祭器，赠以礼器，标志着受命者得到先祖眷顾，获得裂土为诸侯的身份。然后在太社举行授土、授民仪式，由司空赐予土地，由司徒分配百姓。《左传·定公四年》载宋司马子鱼追述周初分封伯禽、康叔、唐叔的仪式，便是按照授命、授土、授民的程序进行叙述：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2］1545-1550

首先，周初对三叔的授命，是通过赐以礼器、祭器、乐器的方式进行：分鲁公、康叔、唐叔以大辂，在于大辂为天子之车，其封于各地，实乃替天子镇守四方。赐鲁的大旂为大常，郑玄注：“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首画日月，其下及旒交画升龙、降龙。”［5］530将之赐予周鲁公，象征其可用王的五彩旗帜东征。康叔赐少帛、茷、旃旌，为赤色旗帜，按照周制，是为七命之制；唐叔不授旗，是为采卫，为五命之君。《汉书·五行志》言：“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故能荐彝器。”［6］1383周以祭祀标志统治权，赐以祭祀礼器，标志着从天子处获得祭祀权，可因爵命而立庙。康叔、唐叔不赐祭器而只赐乐器，显示其爵命较周鲁公为低。

子鱼曾言周初分封时，“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2］1551，三人主持诸侯分封仪式。《尚书·康诰》载康叔授命仪式上，主持授命的周公教诲康叔要做到“明德慎罚”，便是以太宰身份言之。太宰即《周礼》所言之“大宰卿”，职掌为“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1］41-43，确定邦国治理策略。因此，这次分封中告诫卫康叔“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告诫唐叔“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云云，便是言邦治之法。

其次，由担任司空的聃季主持授土仪式：取土于太社，苞之以授诸侯。作为仪式，“所谓受土于天子之社者，即分享先人之精灵之意也”［7］218。取土于太社，标志着诸侯获得周王封赐的土地所有权。作为制度，授土的作用在于封疆定界，明确诸侯封地的大致范围。其中言卫康叔之封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2］1548周初土地广袤而人烟稀少，封土只是列出一个相对宽泛的疆域。《周礼》缺司空之职，《尚书·周官》言之“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8］483，负责邦国土地的分配。聃季以司空之职主持授土，是划分诸侯邦国大致边界的重要仪式。《克罍》铭文载封燕的仪式：“克宋燕，入土眔有司。用乍宝尊彝。”［9］其中的“土”即“社”，“入土眔有司”是言从周大社取土，封给燕侯克［10］，标志着燕侯可以在燕地立国社以行使管理权。

最后，由司徒陶叔授民，子鱼言周鲁公、卫康叔、唐叔率领本支宗族赴封国之外，还要分别率领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至于封地。授民仪式由大司徒主持，《周礼》言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掌邦治”，是为教民之官，陶叔是以司徒之官授民的。赐命于庙、封土于社、授民于朝，便在朝廷完成了分封建国的仪式。《大雅·崧高》载周宣王七年（公元前821年）立申为伯，也是按照这三个程序来进行的：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钩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11］1210-1214清人李黼平《毛诗纳义》认为：“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宣王娶西申侯之女为后，申国公子诚入周辅政，因平定猃狁之乱，增封其为“申伯”。在召伯支持下“建邦设都”，“改大其邑，使为侯伯”，实现“南方之国皆统理”［11］1210。申侯作为方伯（七命之伯），以天子之伯舅身份镇服南国。其中提到的定宅，与《逸周书·作雒》中卜社、卜城类似，是为申伯营建都邑，作为镇守南国之所。而“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便是让时任太宰的召伯主持授土仪式，为申国封疆划界，并申明邦国的治典。“王命傅御，迁其私人”，则是举行授民仪式。其后所言筑城便是分封建国的具体实施，赐予仪仗及其器物，与子鱼追述周初分封情形类似，是赐予礼器。《崧高》采用乐歌的方式写其流程，《定公四年》所载子鱼之言是对分封制度进行总结，两相足以呼应。

蔡邕解释封土仪式的含义：“天子太社，封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国，故谓之受茅土。汉兴，唯皇子封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户数租入为节，不受茅土，不立社也。”［12］3201言周分封时，采用封土立社作为分封建国的标志，立社象征土地的管辖权，是为制度。但西汉之后，封侯于国，诸侯王并无统率百姓的权力，也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是获得租税，因而汉分封不再举行裂土仪式，诸侯国也就不再立社稷，遂使得诸侯社稷之祀断绝。

二、邦国之社的设立与祭祀

封国时，要明确诸侯国社的位置。《礼记外传》：“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天，故建国，君民先命立社，地广谷多，不可遍祭，故于国城之内，立坛祭之，亲之也，日用甲，尊之也。”［13］2413-2414诸侯建国，先立国社，以求土地山川之神灵护佑，立都时要先确定国社的位置，子鱼专门言及鲁、卫、晋封国时，都邑选址在于邦国传统的祀地之所。其中，伯禽“封于少皞之虚”，康叔“取于相土之东都”，唐叔“封于夏虚”，便是因前代祀地之所而立社建都。《礼记·王制》又言：“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14］387郑注：“谓所因之国，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绝无后为之祭主者。”前代先王先公有后者续其祀，是为褒封⑤；对无后者，立周之宗亲为主祀者⑥。鲁、卫、晋封国之初，便是在夏、殷民所居之所立周人为宗主而封土建国。

周封土立国时，常将虚作为立社之所。虚，《说文》言之为“大丘也”。商周立社，或堆土立石，或依大丘而建。封土于某虚，是言取于太社的所封之土，立社稷以存之于某处，封于某虚，便是立社于某地。少暤之虚、相土之东都、夏虚，皆为前代社祀之所。杜预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2］1547鲁立社于曲阜城中。相土之东都为商丘。《今本竹书纪年》言“（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商丘为商社祀之丘。夏虚，《史记索隐》言：“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夏立国之地，其祀社之所为夏虚。子产对叔向曰：“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2］1158鲁、卫、唐封于少昊、相土、虞仲立国之所，言之为某虚，是以新封诸侯的国社替代前代旧社，表明周族成为土地的新主人。晏子曾对景公言：“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2］1406言齐国都城是历代百姓所居之所，其地不变，统辖者则不断变化。其中，武王封太公于齐，齐都所在的营丘，便是历代祭祀之所。《晏子春秋》言“如齐城，登营丘望晏婴家”［15］585，营丘为城中高丘。晏子又言“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立城”，姜太公封国于齐，营都于临淄，立社于营丘。臣瓒认为“今齐之城中有丘，即营丘也”［6］1583。营丘至西晋时仍为城中高丘。颜师古认为“筑营之丘，言于营丘地筑城邑”，以营丘为中心建立城池。齐之临淄，乃围绕营丘而建，将自古而形成的祭祀中心营建为齐国的行政中心。

《大戴礼记·千乘》又载鲁君问政：“千乘之国，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书社，循其灌庙，建其宗主，设其四佐，列其五官，处其朝市……”［16］153-154诸侯封国，按照命爵、立社、设庙、置官等程序进行。孔子解释说：“立子设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显见……”认为立庙、立社是封国最为神圣的仪式，受命于宗庙而能立庙于邦国，受土于太社而能立社稷于封地。诸侯在封国，立庙象征受命，立社表明受土，左宗庙而右社稷，以象征其统治的合法性。

从《周礼》所载官吏的职责系统来看，诸侯邦国之社由司徒及其属官负责设立。其中，大司徒负责“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1］242，统管邦国都邑土地以确定疆域，对其都邑郊野进行规划，确定其疆域和所宜树木，并为新建都邑立社，在郊野种植适宜土地生长之树作为社木。由于“社之所祭，祭邦国乡原之土神也”［17］1045，因而社祀便依神表域，各随其地所宜而树之以木，遍植于野，以明确国社所辖范围。《淮南子·齐俗训》追述前代社制，可以看出“社稷之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的使用之法：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亩。……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户，葬墙置翣。……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祀灶，葬树柏。［18］788-790

言有虞氏堆土为社，殷商垒石为社，夏以松为社树，周以栗为社树，社祀之木各有不同。《论语·八佾》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朱熹注言：“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树其土之所宜木以为主也。”［19］67其所言之木，为土所宜者，实乃树之郊野，作为社木。

小司徒具体负责诸侯立社，在社中标明封国疆域：“凡建邦国，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1］285诸侯之社中有对邦国疆域的描绘。司马属官量人负责“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协助规划城中的道路、建筑和社的具体位置，然后交由封人立社：

封人及其属官具体管理周王之社，并设计封国之社的形制。贾公彦疏：“王之三社三稷之坛，及坛外四边之，皆设置之。”《通典·礼五》赞同其说：“周制，天子立三社。《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于库门内之西立之。‘王自为立社曰王社’，于籍田立之。亡国之社曰亳社，庙门之外立之。”［20］1263王社为王畿之社，是周王直属的土地。封人负责对王畿疆域进行管理：“王之国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为沟堑，其土在外而为封，又树木而为阻固，故云为畿封而树之。”诸侯封国时，封人率部属对封国疆域进行界定，按照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对封国之社建造，任命封国社稷祭祀相关官员，形成与王畿相对应的社祀系统。

诸侯国营都立社的过程，史乏详载。《诗经·卫风·定之方中》言“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11］194之事，叙述齐桓公为卫国立都于楚丘的过程，能够看出立社建都的诸多细节：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牝三千。

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狄人伐卫，卫懿公被杀，“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2］311。第二年，戴公薨，立卫文公。僖公二年（公元前659年），齐桓公以“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21］456，在楚丘之北为卫国建新都⑦。《定之方中》述卫立新都之事，其中的“定之方中”，为营建宫室；“揆以时日”，为择日而动工。按照《逸周书·作雒》先立社而后营都的惯例，其在楚丘上确定四方之中，当为依楚丘封社，然后再建立宫室。并在社中植以榛栗，作为社木⑧。立社之后的“登虚望楚”，当为进行隆重的祭社之礼。闵公二年，卫戴公即位，依楚丘而立卫社，表明卫国未亡。故《定之方中》的“景山”，便是卫新立都城的望山；京则为卫国祭祀之所。楚丘为卫、宋的界山，楚丘之南为宋人祭祀的桑林，商汤曾于此祈雨，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宋平公便在楚丘下享晋悼公。楚丘被春秋间人视为神山，新都营建之后，卫文公率卫人祭祀于桑林而祈祷。故末章所言“灵雨既零”“牝三千”，便是卫文公率部属祈祷于社而得雨，证明新都得到天地的护佑。

诸侯所立之社，为邦国最神圣的祭祀场所。郑玄注《郊特牲》时言：“国中神莫大于社。”［1］487社祀是邦国最高级别的祭祀之礼，社主作为社祀的对象，被视为邦国的最高神，由诸侯亲自祭祀。《国语·吴语》：“王总其百执事，以奉其社稷之祭。”［22］553社祀作为邦国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分为常祀和非常祀两种。常祀是固定时间、地点依特定祭义而举行的社祀活动，如《礼记·月令》载仲春天子“命民社”，天子与诸侯、百姓举行春社。季夏时，天子“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举行郊天仪式，诸侯则祀社稷。孟冬“大割祠于公社”，诸侯举行报社仪式。季冬“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等，天子祀地，诸侯祀社稷。五者合而为社的常祀之礼。非常祀为天子、诸侯因特定事宜而举行的社祀仪式，如军征时举行的军社之礼、望祀山川之礼，阴讼时举行祀社之礼等⑨，为特殊目的而举行的非常祀之礼。

三、朝觐中的合祀之礼

周所形成的分封土地山川于诸侯的体系，是通过太社、国社、里社所形成的祭祀系统作为象征，用祭祀权标识管理权，形成了管理系统与祭祀系统的合一。《礼记·王制》言：“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14］385天子祭祀天地以及天下名山大川，象征拥有天下统治权；诸侯只能祭祀本国的社稷及辖区内的名山大川，体现出分封而来的区域管辖权。诸侯秉持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的传统［2］1636，以显示对天下秩序的尊重。周天子对分封诸侯的统辖权，则是通过朝觐与会同之礼来体现。诸侯朝觐天子，礼义在于“正君臣之义”［16］232，诸侯按照最为严格的礼仪朝见天子，以宣示天子具有最高的统治权。《仪礼·觐礼》载诸侯朝觐天子之礼：

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传摈。天子乘龙，载大旆，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5］525-533

朝觐的场所按照祭天、祀地的礼义建造。天子会同诸侯、诸侯觐见天子时举行的大合祀仪式，通过祭祀仪式表明权力归属。天子率诸侯合祀天地、山川、四方及其神灵，表明天子具有最高的祭祀权。《周礼·司盟》言：“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1］950-951郑玄注：“北面诏明神，则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大合祀时所立的方明木，是天地、四方神主的象征。方明之方，为上、下及四方，是为六合；明，则为神明，方明实则祀上下四方神明。方明所用之木为社木，取社祀之木而为之。《尚书·无逸》言：“大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周社以太社居中，四方社象四方之土，各立所宜之木以象其神。周太社之木为松，西社当为周之王社，栗为西土所宜。东社唯柏，东方之土宜柏，殷在东方，其社木以柏。南社唯梓，南方之社立梓树为神木⑩。北社为槐，北方之社立槐树。方明木对应四方木色，合四方社木，以应四方土色。中间的方明木上玄、下黄，对应天地之色，立方明木于坛上，表明天地及四方神明存焉。其祭祀所用礼器，亦合乎《周礼·大宗伯》所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由此来看，大朝觐之礼的重要仪式，是天子率诸侯合祀天地四方的觐见场所，《周礼》言之由掌舍负责，其“掌王之会同之舍。设梐枑再重。设车宫辕门，为坛宫棘门，为帷宫，设旌门。无宫，则共人门”，在固定地点举行朝觐时，采用上述形制。若临时举行的朝觐、会同之礼，则由掌舍负责设立坛、、宫、棘门、旌门等，以保证朝觐礼制的合宜。

《礼记·明堂位》又载周初诸侯朝觐周公之礼，言其在明堂举行：

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14］931-934

其中所言明堂，亦筑坛为阶，坛外有四门，与《仪礼》所载觐见场地类似。《仪礼》所言的“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在《明堂位》中有更详细的叙述。接受朝觐者南面而立，朝觐的诸侯四面而上，依照公、侯、伯、子、男顺序从不同的方位登坛，蛮、夷、戎、狄分别从四门进入，采服之国最后从正门外进入，以示远道而来的臣服。

《明堂位》所描述的明堂，是将祭天之坛与太社五方之土合而为一，加方明木以象天地、四方神灵。《仪礼》所言的“为宫”，《礼记》言之为“明堂”，皆在以方明木在上以象天；四方各如其色以象地。天子祀天地，诸侯祀社稷，在朝觐或会同时，天子率诸侯合祀天地，一方面昭示天子拥有最高祭祀权，宣示天命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以天子率诸侯合祀天地四方鬼神，以明确诸侯的身份，形成有序的管理体系。

在两周的制度设计中，天命被赋予周天子，天子通过选建明德，将天命分配于诸侯，由天命而来土地所有权分封于邦国。天子祭天以象征拥有天命，祭地象征拥有天下土地，诸侯只能祭祀所在区域的土地之主，只拥有天子分配的部分祭祀权。因此，朝觐或会同之礼中，天子率诸侯合祀天地百神，既体现天子祭祀天地的特权，也是周朝最高规格的大合祀。在大合祀中，天子率诸侯出东门迎日之后，登坛祀方明以祀天地，合祀天地四方神灵，然后依次朝日、夕月、礼山川、丘陵，完成了最大规模的大合祀之礼。

大合祀之后，诸侯依照赐命的身份觐见天子，进献贡赋礼物，通过礼敬天子的方式，表明对天下秩序的认同。《周礼·秋官司寇·司仪》又载天子大会同诸侯之礼：

将合诸侯，则令为坛三成，宫，旁一门。诏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及其摈之，各以其礼，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将币亦如之。［1］1017-1020

筑坛举行仪式，坛三层，各方旁开一门，与《仪礼·觐礼》所载朝觐之形制相同。觐见时，公、侯、伯、子、男皆依其爵持相应礼器站于四方，象征诸侯为天子守天下。《大戴礼记·朝事》言此制度安排用意在于“别亲疏外内”［16］229-230，以正君臣之义。其中补充了朝觐会同之礼的若干细节：

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诸公之国，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国，东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及其将币也，公于上等，所以别贵贱，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礼也。奉国地所出重物而献之，明臣职也。内袒入门而右，以听事也。明臣礼、臣职、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报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于太庙，所以教孝也。与之大射，以考其习礼乐而观其德行；与之图事，以观其能；傧而礼之，三飨三食三宴，以与之习立礼乐。……天子致飨既，还圭、飨食、致赠、郊送，所以相与习礼乐也。［16］230-231

诸侯按爵位环立于方坛周围，呈献封地所产物品，象征朝奉天子。诸侯陪同天子举行天地大合祀，天子则要教诸侯按君臣之义，举行享祖、大射、飨燕之礼，形成系统完善的朝觐之礼。

值得注意的是，在朝觐、会同之礼的前后，天子、诸侯要举行告庙、宜社的仪式。《周礼·春官宗伯·大祝》言“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举行会同之前，周王要禀告祖庙、太社。周天子以大社祀天下土地之主，巡行天下之前，需要祭天、祀社、告庙，以禀报行程。《礼记·王制》便言：“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14］368天子离开王畿，也要举行天、地、宗庙祭祀；诸侯离开封地，先行宜社之礼，向土地之主及宗庙祈福；行后报于社，向土地之主及宗庙禀报结果。《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所描述的诸侯告庙与宜社的方式：

孔子曰：“诸侯适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祢。冕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乃命国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遍，过是非礼也。凡告用牲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必告于祢。朝服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五庙，所过山川，亦命国家五官，道而出。反必亲告于祖祢，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听朝而入。”［14］572

诸侯为周天子所封，朝见天子前，向社稷之主、宗庙之神、山川之灵报告事由，以求诸神明保佑；归于本国后，再次汇报，以明爵位、封土的得失。诸侯之间相见，不涉封地变动故无需告社，只需告庙祈求先祖护佑。诸侯朝觐天子，行前与行后告社，一是表明土地之主为封土的最高神，有保佑封土平安的神力；二则在于天子有权改变诸侯封土，行前、归后需向土地之主禀报。

从朝觐之礼的程序来看，天子确实有对诸侯封地取予的权力。朝觐之礼的礼义，是天子要明臣礼、臣职、臣事，考核诸侯的德行、政事、能力。《礼记·王制》言朝觐的用意：“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14］369考礼是观察诸侯是否遵守周礼，正刑是考察其遵守律法的程度，一德是对“封建明德”的体现程度。《仪礼·觐礼》载诸侯朝觐天子之后，“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5］521，在于天子有权处置任何诸侯。因此，诸侯肉袒的制度设计，意在表明天子对诸侯有陟罚臧否的全部权力，朝见后的诸侯“肉袒入门而右，以听事也”［16］231，表明自己无条件接受天子的惩罚。《礼记·王制》记述有天子巡狩时对诸侯考礼、正刑、一德的细则：

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14］363

天子对诸侯进行全方位考察，既包括民风民情的体察，还包括物价风尚的观察，以及历法、礼乐、服制等制度的执行情况，并对其进行考核与整改。特别是祭祀土地、山川、百神的礼制，成为考察诸侯职责的关键，如果存在不敬，则直接进行削地处理。这正是诸侯朝觐天子之前告社的原因，一是在于取得土地之主的护佑，二是在于有可能变更封地。而朝觐、会同后的诸侯举行报社之礼，则是向最高神灵汇报土地是否有增封、减损之事。诸侯土地源自天子分封，朝觐时天子有权力对诸侯封地进行调整，或增封其地，或削其封土，甚至流放他地。诸侯归国的报社之礼，既是报告社主封土的变更与否，也是以此表明对天子陟罚臧否的无条件服从。

由此来看，朝觐、会同时举行的大合祀，是天子率诸侯合祀天地、山川、四方神灵，意在强化天子诸侯的权利和义务，对诸侯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并给予陟罚臧否，保证周天子能够有效控制诸侯。在此过程中，天作为天子合法性的来源，诸侯爵命来自天子所赐，诸侯随同天子祭天，实际是对爵命的再次确认，也是对天子威严的明确；诸侯封地来自太社裂土，诸侯随同天子合祀天地，也是对封地合法性的再次确认。

注释

①《国语·鲁语上》载鲁大夫展禽曾言：“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②《国语·越语下》载勾践封范蠡地的情形：“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浃日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无终没于越国，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此为诸侯封大夫土地的情形，在誓词中禀告天帝、土神和四方之地。献帝封曹操的诏书，便是以周制作为榜样：“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昔在周室，毕公、毛公入为卿佐，周、邵师保出为二伯，外内之任，君实宜之。”采用周制九赐之礼，为曹操封土立社。③《左传》载鲁、曹、宋、齐等国皆立社。齐亦有社，鲁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72年）夏，庄公就曾入齐观社。《左传·哀公七年》记鲁邾之战前，曹人有梦见君子们立于曹社而谋事。邾姓本出于曹，可知曹社为曹国之公社，邾君作为曹姓公族，其祀公社于曹，祀侯社于邾社。④《礼记·礼运》：“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上天授命于社，授德于庙，赐福于山川，赐土于四方。⑤周武王甫定天下，便褒封先王之后，使之守其社祀：“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周本纪》言之为“武王追思先圣王”而封前代圣王之后于某地，便是褒其后守其祀。⑥《周礼·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⑦杨伯峻言其“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闵公二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⑧《论语·八佾》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社以栗木为社树。⑨参见曹胜高：《山川之祀与〈诗经〉相关乐歌的作成》，《四川大学学报》2020年第5 期；《阴讼于社与〈诗经〉婚怨之歌的生成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 期。⑩《九章·哀郢》：“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王逸注：“长楸，大梓。”实乃回望郢社之梓，感慨国土沦亡，社将被毁，而痛楚弥加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