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丘陵区乡村“人、境、地”演变特征及迁并村庄诊断分类
——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

姜 萌 谢 臻 张凤荣* 张天柱 常玉旸

(1.中国农业大学 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自然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3；2.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

1949—2019年我国乡村人口所占比例从89.36% 下降到39.40%，1952—2019年在乡就业人员所占比例则从88.01%下降到42.89%[1]。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进城导致的乡村土地撂荒、农业生产力低下、老人儿童留守及空心村等现象逐渐显现，乡镇及行政村数量随之不断减少[2]。特别是山区乡村，自然资源禀赋差，山高坡陡，耕地边际化严重[3]，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较为困难[4]。山区乡村建设需要耗费大量资金，然而，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目前无法承担用56%的城市化率拉动46%的乡村发展[4]。如果实施“一刀切”全面铺开搞建设发展，虽然可以暂时改善村庄条件，但是无益于长久脱贫，还会因为资金分散，不能充分建设需重点发展的村庄[4]。因此，在国土空间规划之前，首先需要对山区乡村进行诊断、判定，是属于应拆迁或撤并的农民生产生活需求功能丧失的村庄，或者属于应该保留的生计资源条件好的村庄，促使留守前者的农民公平有序地向后者迁移，集中国家资金建设村庄，提升投资效用，减少过程性浪费。

科学的诊断分类基于特定环境下的规律探究[5]，建立科学可行的村庄迁并诊断分类体系首先需探明地区乡村的发展机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速度不同，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乡村的研究也不同。目前发达国家主要集中研究乡村的发展变迁[6]。国内研究关于乡村发展特征的阐述基本相近，主要从人口、农业、教育、基础设施等层面进行解释[2]。蒋天文等[7]分析认为乡村发展可以从人口流失、生活变化、获取资源难度、社会关系复杂性以及村民集体行为等方面来表现；张凤荣等[4]通过对山区乡村的调查研究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是阻碍山区乡村发展的外部推动力，内在原因是耕地的自然禀赋差且无法规模化经营；刘彦随等[8]一直专注于“空心化”乡村的演变与驱动，总结了空心村演化时期与阶段，提出“小中心，大集聚”模式；龙花楼[9]等提出“迁村并点”模式。乡村发展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异，已有研究多集中于西南石灰岩山区[10]、江南丘陵区[11]以及黄淮海平原区等[12]，对黄土丘陵区乡村的研究较少。现有的多种乡村诊断分类指标体系有：冉逸箫等[10]基于人口和土地利用的不同将乡村分为非衰落型、有衰落趋势型和衰落型；谢臻等[13]基于乡村要素识别将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和衰落搬迁型。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有熵权法[14]、层次分析法[15]、Pajek复杂网络分析法[16]、PPC投影寻踪法[12]等方法，但这类综合评判方法通过计算权重将指标进行关联，多指标组合造成诊断划分村庄的类型较多，操作性与针对性相对较弱。

陕北黄土丘陵区坡陡沟深、耕地破碎，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平原农业，乡村经济落后，过去属于深度贫困区。虽然2020年全部“摘帽”脱贫，但受限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区位，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困难重重，亟待厘清乡村发展思路。因此，本研究基于对陕西省米脂县的调查，采用参与式乡村评估、遥感解译耕地变化等方法，研究黄土丘陵区乡村的演变特征及原因，并利用操作性与针对性较强的决策树法建立乡村迁并诊断体系，以期为山区村庄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米脂县位于陕西省东北侧(图1)，地处黄土丘陵区,属于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是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地貌，地形千沟万壑，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土地垦殖系数大。黄土丘陵区有一半土地坡度超过25°法律禁垦线。2000年以前农业的大规模发展破坏了黄土丘陵区的生态环境，造成水资源匮乏、土壤侵蚀、植被覆盖率下降等问题。县域东南部，丘陵起伏，坡陡沟深，侵蚀严重；中部为无定河、河谷川道地区，谷面较宽，地平土厚，水土条件较好，是全县粮食的主要产区，也是县城和小城镇发展区域；县域西南部，处于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壤侵蚀严重。2019年末全县户籍总人口22.19万人，乡村人口18.10万人。乡村户籍人口比例从1973年的92.59%下降到2019年的81.60%。全县辖8个镇、1个街道办、206个行政村、5个社区，比2016年减少189个行政村[17]。

图1 研究区位置及调研村分布Fig.1 Location of Mizhi County and distribution of study villages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所利用的米脂县成像时间2001年5月的Landsat7 ETM+影像和2020年5月的Landsat8 OLI遥感影像数据来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官网(http:∥glovis.usgs.gov/)，空间分辨率均为30 m，云量均在10%以下，用于遥感影像解译。利用ENVI5.1软件进行地理配准、辐射定标以及大气校正等影像预处理工作，并对2期遥感影像图进行裁剪处理。行政界线从米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2014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库(1∶10 000)中提取。DEM高程数据从日本METI和美国NASA联合测量的ASTER GDEM V2全球数字高程数据中获取，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空间分辨率为30 m，利用ArcGIS10.2软件进行镶嵌、裁剪等进行预处理工作。

米脂县人口、行政村及城乡人均收入等数据来自县政府提供的1973—2019年的《米脂县统计年鉴》。乡村发展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综合自然资源局和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的建议，出于对人口、经济、组织、产业、景观、文化等维度以及米脂县地貌、区位差异和数据获取难易情况的考虑，秉着多样化、代表性的原则，选取高西沟村、马湖峪村、郭家沟村、磨石沟村、碾子沟村、桥沟村、姬兴庄村、张家坬村、官庄村9个发展情况差异较大的典型村代表米脂县乡村情况，其中除了官庄村，其他村庄都位于山区。通过与村干部、老人等访谈获取乡村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发展演变数据，抽取农户访谈了解生产、生活等信息。米脂县乡村发展数据中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仅有40户，数据较少。但文章所分析数据为村庄整体情况，以村委会处获取为主，在农户处核实数据为辅，因此反映村庄整体情况的数据仍具有代表性，具有统计学意义(表1)。

表1 乡村调查表Table 1 Rural questionnaire

2.2 研究方法

2.2.1土地利用遥感解译

依据全国遥感监测土地利用/覆盖分类体系及当地土地利用实际情况，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草地(包括林地、园地和草地)、建设用地、水域、其他用地五类。采用监督分类法为主，目视解译为辅的方法提取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信息。选用最大似然法对影像进行监督分类，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小斑块去除，并通过人工目视解译对监督分类结果进行进一步优化[18]。最终，在Google Earth影像上选择验证样本，每种地类选择35个样本点，每个年份选取共175个样本点，生成用于精度评价的地表真实感兴趣区，对解译结果进行精度检验。2期总体分类精度分别为84.2%与83.6%，Kappa系数为0.83和0.82，满足土地利用精度要求。

2.2.2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

本研究引入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来分析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空间和数量特征，分析地类变化。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Sij为区域内第i种土地和第j种土地类型之间相互转化的数量。

2.2.3欧式距离分析

ArcGIS中欧氏距离分析工具通过计算源像元中心与周围每个像元中心的欧氏距离，来确定每个周围像元到源像元的直线距离。选取各调研村作为缓冲区，对每个缓冲区内乡村居民点斑块、耕地斑块进行提取，可以计算以耕地斑块为源像元，居民点斑块为周围像元，研究区内不同耕地斑块到最近乡村居民点的直线距离。耕作距离分析中所采用的欧氏距离是指二纬空间中两点的直线距离[19]，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d为两点间欧氏距离；x1与x2为点1和点2横坐标；y1与y2为点1和点2纵坐标。

2.2.4村庄发展状况量化指标构建

通过参与式乡村评估、遥感解译与欧式距离分析法获得的数据，构建反映研究区乡村发展状况的指标(表2)。乡村发展状况主要通过“人”、“境”、“地”3个方面体现：在“人”的维度构建常住人口、人口流失率、老龄化率、低文化程度比率4个指标反映村庄的劳动力状况；在“境”的维度构建窑洞空置率、小学数量、卫生所数量、本村就医比率、垃圾处理点数量、能源覆盖率、村镇距离、人均农业水资源量8个指标反映村庄的基础设施保障水平；在“地”的维度构建耕地转为林草地比率、撂荒率、退耕还林还草率、耕作最近距离4个指标反映村庄耕地利用与生产活动现状。

表2 乡村发展状况表征指标Table 2 Indicators for characterizing rural conditions

3 结果与分析

3.1 黄土丘陵区乡村“人、境、地”演变特征

3.1.1人口数量与质量演变特征

通过实地考察得出调研乡村常住人口、户籍人口、60岁以上人数、初中以下学历人数等数据，并以此推断乡村劳动力的流失、老龄化、低文化程度的情况，结果见表3。可知：调研村常住人口数平均为453人，其中官庄村人数最多为2 500人，张家坬村人数最少为41人；人口流失率平均为54.75%，其中桥沟村人口流失率最高为76.69%，官庄村人口流失率最低为5.00%；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率平均为58.44%，其中姬兴庄村老龄化率最高为71.55%，官庄村老龄化率最低为14.70%；此外常住人口初中学历及以下的比率平均达72.79%，其中碾子沟低文化程度比率最高为80.69%，官庄村低文化程度比率最低为54.36%。9个村庄中官庄村调研数据与其他村庄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官庄村是距离县城3.70 km的城中村，城镇化趋势较为明显，不具有山区乡村的典型特征。由表3数据及调研情况可知，其他调研村即使当天往返县城方便或发展有特色产业，人口流失率仍普遍较高。乡村农业从业人员多在60岁以上，且多为老弱病残等无法外出打工的人，老龄化率普遍较高。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更加倾向于选择收入较高的非农就业，文化程度低的老年劳动力受到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限制，大多数只能从事农业生产，留守村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由此可见，山区乡村人口数量与质量呈现人口流失、老龄化与低文化程度的特征。

表3 调研村“人”维度表征指标结果Table 3 Results of “person”dimension’s characteristic index of the study villages

3.1.2人居环境演变特征

通过实地考察得出调研乡村窑洞空置率、小学数量、卫生所数量、本村就医比率、垃圾处理点数量、能源覆盖率、村镇距离、人均农业水资源量等数据，并以此推断黄土丘陵区乡村窑洞空置、基础设施、人均农业水资源量等情况，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调研村窑洞空置率平均为51.78%，距县城33.65 km的张家坬村窑洞空置率最高为65.45%，县城周边村庄如距县城仅3.70 km的官庄村，窑洞空置率最低为20.25%。官庄村与其他调研村数据具有显著差异，主要因为官庄村距离县城近，人口流失少故窑洞空置率低。此类村庄空置的窑洞均为山上交通不便的窑洞，多在山脚新建房屋居住。村庄距县城位置越偏远，空置率越高。由于村庄劳动力大量外流，乡村许多房屋即使新修建也处于空置或半空置状态。米脂县属于黄土丘陵区，乡村住宅的形式90%以上为窑洞，因此以窑洞空置率为指标来衡量调研村的房屋居住情况。

生活设施方面，距县城3.70 km的官庄村和7.36 km 的磨石沟村能源覆盖率分别为86.51% 和76.82%，其他7个村庄能源覆盖率均未超过30%。天然气和自来水等能源目前主要覆盖到县城周边乡村，偏远乡村尚未普及。山区农民的生活能源以煤与秸秆为主，生活用水取自井水。生活垃圾统一处理点数量少，调研村垃圾处理点最多不超过4个(表4)。教育设施方面，2008年全县乡村共有98个小学，到2020年仅有36个，十二年间，山区乡村小学减少62个。但这36个小学学生人数均较少，每个学校未超过50人。在调研村中，除马湖峪村、张家坬村、官庄村设有小学，其他山区乡村原小学大多被拆除，最近的小学在乡镇。由此可见，山区乡村学校缺失，学生人数少。医疗设施方面，调研村中虽然仅桥沟村与姬兴庄村没有卫生所，但即便有卫生所的村庄，调研村村民本村看病率平均仅有25.78%，现有医生知识储备不足，医疗水平较低，无法满足村民的看病需求。

米脂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808.30 m3，分别为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的69.30%和35.80%，而耕地亩均水资源量 34.00 m3，分别为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的25.00%和17.40%，远低于平均水平。调研村中人均农业水资源量的平均值仅有39.53 m3，其中高西沟村的人均农业水资源量最高为50.23 m3，郭家沟村最低为30.68 m3，农业水资源量十分匮乏(表4)。加上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高含沙、重污染的特性，加剧了其利用的难度。

表4 调研村“境”维度表征指标结果Table 4 Results of “environment”dimension’s characteristic index in study villages

由此可见，黄土丘陵区乡村人居环境呈现窑洞空置率高、基础设施缺失、人均农业水资源量匮乏的特征。

3.1.3耕地利用演变特征

1)耕地转变地类特征。对米脂县2001年及2020年空间分辨率为30 m的遥感影像进行目视解译并绘制土地利用现状，同时利用ArcGIS 10.2软件对2001—2020年米脂县耕地转变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如图2和表5所示:2001—2020年米脂县耕地面积减少197.92 km2，林草地面积增加221.42 km2，建设用地增加13.13 km2，水域减少2.52 km2，其他用地减少34.11 km2;2001—2020年米脂县耕地转变为非耕地地类的面积为295.48 km2，转变为林草地的面积达283.60 km2，所占比例95.98%，耕地因转变为林草地减少了64.39%。由此可知，2001—2020年间米脂县的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林草地增多，耕地减少主要转变为林草地。

图2 米脂县2001和2020年卫星影像解译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图Fig.2 Land use/cover type map interpreted from satellite images in Mizhi County in 2001 and 2020

表5 2001—2020年米脂县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Table 5 Transfer matrix of land use types in Mizhi County from 2001 to 2020 km2

2)耕地转变方向特征。由于遥感解译无法准确分辩出耕地转变为林草地是由于撂荒还是退耕还林还草，故通过实地调研得出各调研村耕地撂荒及退耕还林还草比率，结果见表6。本研究中耕地一年以上没有种植作物长满杂草则被认为是撂荒耕地。由表6可知，调研村2001年至2020年耕地转变为林草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率平均达61.67%，其中耕地撂荒率平均为33.62%，耕地退耕还林还草率平均为28.05%。桥沟村撂荒率最高为50.60%，比该村退耕还林还草率高29.95%，其耕作最近距离平均值为5.50 km，而官庄村退耕还林还草率最高为40.00%，比该村撂荒率高22.10%，其耕作最近距离平均值为0.98 km。由此可知，耕地面积减少、林草地增多有退耕还林还草与撂荒2种方式：一方面是2002年起由于水土流失，国家在黄土丘陵区大力推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大面积耕地退为林草地，耕地退耕还林后多种植经济林；另一方面是自发的地块零星、坡度陡峭、交通不便的耕地撂荒。

表6 调研村“地”维度表征指标结果Table 6 The results of “land”dimension’s characteristic index in study villages

3)耕地转变空间响应特征。利用ArcGIS 10.2软件的空间叠置功能绘制米脂县2001—2020年耕地空间变化分布图(图3)。可知：米脂县2020年相比2001年减少的耕地转变为林草地的分布较为分散破碎，山区耕地、林草地受地形限制，呈“满天星式”

图3 米脂县2001—2020年耕地空间变化分布Fig.3 Spatial change and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Mizhi County from 2001 to 2020

散状分布，形状不规则；水域主要集中在县城中部区域(拦河坝城市水景观用地)，建设用地及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增加的区域主要位于该水域即无定河两侧的城镇。

利用ArcGIS 10.2软件中的欧氏距离分析工具计算研究区内不同耕地斑块到最近乡村居民点的直线距离，并统计不同距离耕地斑块保持耕地不变及转变为林草地和其他地类的比例，结果见图4。可知：20年间，距最近居民点小于1 000 m的耕地图斑保持耕地不变的比例为75.05%，转变为林草地的比例为21.86%，转变为其他地类的比例为3.09%；距离最近居民点大于7 000 m的耕地图斑保持耕地不变的比例为21.33%，转变为林草地的比例为65.43%，转变为其他地类的比例为13.24%。由图4统计趋势可知，耕地图斑到居民点的最近距离越远，保持耕地不变的比例越小，转变为林草地和其他地类的比例越大。由此可知与居民点距离远的耕地更容易撂荒或退耕还林，山区耕地利用变化受耕作距离影响显著，有明显从远距离向近距离收缩的趋势。

图4 耕地图斑距最近居民点距离与耕地转变关系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ance from the nearest settlement and cultivated land transformation

3.2 黄土丘陵区乡村衰落原因分析

3.2.1造成衰落的内因

1)通过调查与查阅资料可知，米脂县耕地中96.42%为旱地，水浇地仅分布在县城无定河川道，黄土丘陵区耕地多为旱地；同时米脂县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8.5 ℃，极端气温最高38.2 ℃、最低-25.5 ℃，四季分明，年平均降雨量451.6 mm，降雨量的年际变异系数大，最大704.8 mm，最小186.1 mm，主要集中在七八月份，常有旱灾发生；米脂县耕地多不具备灌溉条件，农业种植主要依靠降水，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较弱；此外黄土丘陵区水土流失严重，冲走耕地表层熟土，减小了土壤的肥力，使作物生长缺水缺肥。这4方面导致黄土丘陵区种植农作物种类单一，主要种植玉米、谷子、马铃薯和黄豆；调研村玉米年平均产量为525～600 t/km2，谷子年平均产量为150—263 t/km2，除去种植成本，农民每年人均净利润不超过5 000元，粮食产量无法保证。黄土丘陵区部分土地本不适宜耕种，早年因农民无其他生计方式，为解决温饱才被开垦。如今城市虹吸效应等因素导致乡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劳动力的减少使得耕作距离大、自然质量差等产出效益低的耕地最先被退耕还林还草或撂荒。由此可知，农业产量低是造成黄土丘陵区乡村衰落的内因之一。

2)通过实地调研可知，黄土丘陵区调研村地块多数不足0.001 km2，侵蚀沟将土地切割得较为破碎。同时如表7所示，米脂县坡度大于25°的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75.25%，难以机耕机收，并且需要修建梯田以减少水土流失。但宽幅梯田用工多，在当年人工无机械作业的情况下，不可能造很宽的梯田，就使得耕作地块很小，不能使用大型农机。加之乡村土地分配“优劣搭配”的作用，耕作距离近的优质耕地面积较小，而面积大的地块耕作距离均较远，导致农户土地更为分散。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16年末全国小麦机耕、机播和机收的比重分别达到94.50%、82.00%和92.20%；玉米机耕、机播和机收的比重分别为73.70%、69.90%和61.70%；稻谷机耕、机播和机收的比重分别为83.30%、29.00%和80.10%。而米脂县耕地机械化水平仅43.00%，其中包括使用小型旋耕机的耕地。因此黄土丘陵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机械化水平，反映出农业生产效率、农民劳动回报率低于平均水平，劳动力从农业、农村析出几率提高。由此可知，农业生产效率水平低是造成黄土丘陵区乡村衰落的内因之一。

表7 米脂县不同坡度耕地的面积及比例Table 7 Area and proportion of cultivated land with different slopes in Mizhi County

3)通过实地考察可知，典型村桥沟村通过计步软件测得的最远耕作半径实际距离与欧式直线距离平均相差1.95 km。同时平均到户籍人口，人均经营耕地仅0.001 km2，这是由于大部分耕地实际耕作半径大，村民只耕种居民点附近的耕地，因此人均耕地数量较少。黄土丘陵区坡旱地与梯田均在山坡上，由于道路曲折以及坡度等因素，居民点到耕地即使直线距离比较近，实际距离也远大于直线距离，且黄土丘陵区山坡耕地车辆无法到达，耗费村民时间及体力。即使耗尽体力仅凭农业劳动力的种植面积也有限。由此可知，人均经营耕地少是造成黄土丘陵区乡村衰落的内因之一。

4)调研村张家坬村不同住户间实际距离均不低于2 km，山区乡村居民点聚居分散，实际距离大于空间距离。同时黄土丘陵区黄土质地松散，特别是土壤碳酸钙含量高，易发生潜蚀，铺设管网等基础设施的条件差。因此，进行“村村通”、“户户通”的管网铺设及基础设施的配备成本高。即使国家投资铺设，后期维护还得依靠国家财政，农民收入不足以支付维护费用。窑洞虽然具有冬暖夏凉、节约能源等诸多优点,但其功能区分不够、采光通风差等缺点，使其成为贫穷、落后的象征，影响男青年的婚姻。此外山区乡村远离城镇，影响农民出行和农产品的物质交换，因此即使在山区乡村发展产业满足村民生活支出，村民还是会离开乡村。由此可知，乡村生活质量差是造成黄土丘陵区乡村衰落的内因之一。

3.2.2造成衰落的外因

1)查阅资料可知，2019年米脂县生产总值(GDP)第一、二、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6.90%、37.50%、45.60%[17]。对比2005年—2019年米脂县城镇与农民人均收入，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着年份增长不断扩大(图5)。2019年，全县城镇居民农民人均收入相差18 080元。农民人均收入12 047 元中外出打工所得收入占极高的比例。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在城镇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相同劳动强度下做相同的农业生产工作，黄土丘陵区农业总收益低于社会总收益，农户基本不能通过种地获得较高且稳定的收入，仅能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农民更愿意从事劳动收益率更高的非农就业。由此可知，城乡就业收入差距大是造成黄土丘陵区乡村衰落的外因之一。

图5 2005—2019年米脂县城乡居民收入变化Fig.5 Income change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Mizhi County from 2005 to 2019

2)调研村中求学外出学生毕业均未返回本村庄就业，为了追求城镇更好的教学质量，许多家庭举家外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城市发展中，目前城乡生活条件、医疗、教育及文体资源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城镇交通便利、购物餐饮较为方便，可提供许多乡村没有的生活功能，城镇的丰富生活对年轻人吸引力较大。农民为了追求城市更好的生活条件通过考学、工作、外嫁等方式离开。由此可知，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是造成黄土丘陵区乡村衰落的外因之一。

3.3 诊断体系构建及方法

3.3.1诊断指标体系

基于对黄土丘陵区乡村“人、境、地”演变特征和衰落原因的分析，本研究认为人口、住房、城乡关系、水资源及耕地5个维度是诊断村庄是否迁并的主要指标，采用操作性更强的决策树法对乡村是否迁并进行诊断。从乡村发展状况表征指标的“人”维度提取人口流失率指标，从“境”维度提取窑洞空置率、表征城乡关系的村镇距离及人均农业水资源量3个指标，从“地”维度提取耕地转为林草地比率指标。将诊断过程分为3步，第1步标准为：人口流失率>50%，第2步标准为窑洞空置率>50%、村镇距离>5 km、人均农业水资源量<40 m3，第3步标准为耕地转为林草地比率>50%(图6)。

图6 乡村迁并诊断过程Fig.6 Diagnostic process of moving and merging villages

3.3.2诊断方法

人口流失率>50%：长期在乡村居住并从事一定生产活动的村民数量是判断村庄是否迁并的一项重要指标，乡村的发展需要建立在保证一定人口和劳动力的基础上。人口流失率可反映乡村人口的流失情况和乡村劳动力的留守情况，人口流失率越大，则说明村庄吸引村民留下的生产生活条件越差。当村庄人口流失率大于50%，可判定此村庄劳动力流失严重。

窑洞空置率>50%:经调研发现黄土丘陵地区乡村居住建筑形式90%以上均为窑洞，在乡村修建楼房或平房极少，即使修建新房外观也是窑洞形式，仅房屋内部较为现代化，改善了居住环境。窑洞承载着黄土丘陵区乡村的生活功能，故窑洞空置率也表征着黄土丘陵区乡村的房屋空置率，体现了村庄居住环境对村民的向心力且更能针对性体现黄土丘陵区聚落特点。窑洞空置率超过50%说明村民在本村居住率较低，村民已无意愿在本村发展，并且是长期外出，从而可以表征衰落并以此作为村庄拆迁或合并的指标之一。

村镇距离>5 km:村镇距离是村庄到乡镇或县城的实际距离，反映了乡村与城镇的紧密度以及村民到乡镇或县城参与生活生产的便利程度。若村镇距离>5 km，则说明该村庄与乡镇及县城距离较远，人口流失与耕地撂荒机率较大，农民返回可能性较小。

人均农业水资源量<40 m3：黄土丘陵区水资源匮乏，农业水资源量体现了村庄生产生活功能的适宜程度。若人均农业水资源量<40 m3，则说明此村庄自然环境条件不适宜生产生活，因此可以作为村庄是否迁并的依据。

耕地转为林草地比率>50%：乡村耕地转为其他地类，说明其生计来源正在发生变化。当2020年相比2001年的耕地转为林草地比率>50%时，说明该村耕地资源禀赋较差，仍在耕种耕地减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已发生改变，不单单依靠农业生产作为收入来源。

3.3.3诊断结果

根据乡村迁并诊断体系，9个调研村中，郭家沟村、碾子沟村、桥沟村、姬兴庄村、张家坬村五个村庄人口流失率>50%、窑洞空置率>50%、村镇距离>5 km、人均农业水资源量<40 m3、耕地转为林草地比率>50%，受人口、住房、城乡关系、水资源和耕地等因素的限制诊断为需要迁并。官庄村为距县城3.70 km的城郊村，人口流失率仅有5.00%，诊断为保留型。磨石沟村人口流失率大于50%，但其窑洞空置率为41.82%。此村距县城7.36 km，农民可当天往返县城打工，住房使用率较高，因此诊断为保留型。高西沟与马湖峪村虽然人口流失与窑洞空置较多，村镇距离远，但仍具备一定的生产功能，人均农业水资源量大于40 m3，耕地转为林草地比率小于50%，故诊断为保留型(表8)。

表8 调研村迁并诊断情况Table 8 The situation of moving and merging diagnostic in the study villages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4.1.1村庄迁并的必要性

本文通过黄土丘陵区“人、境、地”的演变特征说明乡村衰落的发展规律，在探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的迁村并点策略，与前人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互为验证。以黄土丘陵地区特殊的“人、境、地”等维度的特征指标作为评价乡村发展及去留与否的依据，其诊断目的虽然是对乡村进行迁村并点，但本质是诊断出衰落不能发展的村庄，从而将衰落的村庄进行搬迁。

乡村振兴并非农民留守就是振兴。生态文明时期，青山绿水、生活富裕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山区劳动力流失、耕地撂荒以及植被的恢复是城镇化进程中山区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坡耕地撂荒淘汰了低质量耕地，反而有利于生态环境修复。山区土地整治为新增耕地而开发了生态脆弱的边际土地，农户也会主动撂荒而造成“过程性”浪费，同时还造成了山区生态的再度破坏。乡村振兴也不是村村谈振兴。诊断为迁并的村庄一般受城镇辐射影响较弱，交通不便，本村就业收入水平低，不具备进行生活与生产的条件。这类村庄无法振兴只能迁并。

4.1.2村庄迁并的可行性

迁村并点最初是在乡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自发形成的并村行动。到后期随着国家政权的干预，即以强大的行政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村落改造运动。迁村并点发展至今，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等政策趋向相统一。

迁并村庄的废弃居民点用地也无需搞“增减挂钩”项目再进行人为复垦；可令其植被自由生长，恢复生态。迁并村庄应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逐步撤退零乱偏远的居民点，不能一蹴而就。为提高农户接受性，先由政府引导愿意搬迁的村民迁至集中社区或者将衰落的自然村就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管理，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尽量使村民就近耕作，撂荒耕地直接调整为林草地。集中搬迁后政府可通过产业扶持等政策，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增加搬迁补助，降低搬迁成本，减小移民搬迁压力；保证周围人际关系熟悉，增强移民适应性。部分年龄较大的村民已经习惯固有居住方式，不愿意离开原来的村庄，这种村民不可强制搬迁，让这些依然还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在适宜耕作半径内耕种土地，获得部分生活收入。但因公共服务建设投入维护成本高，这样的村庄也不再进行建设规划及修建基础设施，只做好基本公共服务，遵循社会发展趋势逐步消亡此类村庄。

选取区位条件相对优越、对周围乡村有一定辐射带动力的村庄作为中心村。将居民点分散且规模小的村庄就近向中心村迁移，小范围内集聚发展，大范围内分散布置。在中心村可建设具有服务能力的学校、卫生所、超市等公共设施，以满足一定范围内弱势村庄的需要。还可通过建设中心村附近道路,增强对周围村庄发展的带动作用,并提供兼业机会，达到逐步引导衰落村庄村民搬迁，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目的。

4.2 结论

1)黄土丘陵区乡村近20年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居住环境、耕地3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乡村人口流失，老龄化以及文化程度低；窑洞空置率高，基础设施缺失，人均农业水资源量匮乏；耕地减少且大多转变为林草地，有撂荒与退耕还林还草2种方式，距居民点远的耕地更容易转变为林草地等。

2)黄土丘陵区乡村衰落原因分为内因与外因。内因主要包括黄土丘陵区受自然禀赋差影响导致的农业产量低，耕地破碎及坡度大导致的农业生产效率水平低，由于实际耕作半径大导致的人均经营耕地少以及乡村生活质量差等；外因主要包括城镇化带来的城乡就业收入差距大，农民追求城镇更好的生活条件等。

3)基于黄土丘陵区乡村演变特征与原因分析，围绕人口、住房、城乡关系、水资源以及耕地5个维度选择人口流失率、窑洞空置率、村镇距离、人均农业水资源量、耕地转为林草地比率5个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对调研村是否需要迁并进行诊断，将不具备生活与生产功能的村庄进行诊断迁并。分类结果表明迁并村庄主要是生活与生产功能较差的偏远村庄。

4)应辩证的看待乡村振兴。将无法振兴、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乡村进行迁并，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性、政策的可行性及农户的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