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去经年（三章）

王选，青年作家。出版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最后一个村庄》。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

中秋月

秋雨绵密，紧锁山河，不见来路。

我背着一袭烟雨，再一次回到了麦村。麦村依旧。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有所波澜。山，还是莽莽苍山。路，还是九曲回肠。丢弃在半路的鞋子，依旧张着嘴巴，衔着几片落叶，横卧在荒草间。田野，还是荒芜着，只有极少的地块，种了麦子，一寸长，因是秋雨洗着，泛出鹅黄色，显得楚楚可怜。不知谁家的玉米秆，忘了收割，齐刷刷站着，浑身潮湿，落魄不堪。村子，还是那个村子，藏于万千沟壑之间，淹于荒烟蔓草深处，几百年了，她依旧守着这一方故土，不曾挪动。

因是中秋，团圆之日，故乡再远，再穷，也是要回的。母亲常说，狗不嫌家穷，儿不嫌娘丑。这一点，我是记着的。逢年过节，总是惦记着回家。在外如何风光，也依旧是飘萍。只有出生的地方，才是心安之所。这些年，慢慢发现，我骨子里，是极传统的一个人。总是守着民俗、童年、记忆、旧时光，不肯舍去。

麦村的中秋，该是怎么过的？

这些年，零落在外，似乎没有一个完整的记忆。关于麦村的人和事，多停留在十五岁离开之前。这一晃眼，便又是十五年过去了。物是人非，走的走，死的死。新生的，多在城里，也不认识。麦村，在脑海里，坍塌出了一面长达十五年的断崖。

麦村是清贫之地，中秋是不会过得多么隆重的。听说很多地方有中秋祭月的风俗，而且须是女性。男不祭月，女不祭灶。麦村是不祭月的，不论男女。

进入农历八月，麦子已种，玉米掰了回来，堆在廊檐下，等过段时间，剥皮，上架。刨洋芋，尚有些时日，洋芋睡在土里，有瓷实而深沉的梦。一窝，七八颗。一窝，七八颗。像极了乡土中国的每一个家庭。趁着这档子空闲，大人们就开始张罗着中秋的事了。这里的人们不说中秋，叫过八月十五。镇子上的集，逢三、六、九。有集的日子，人们背上孩子用旧的书包，或者胳肢窝里夹一只化肥袋，就去赶集了。趕集，也买不了什么。多是打五斤豆腐，称二斤韭菜，灌一瓶醋，割半吊子猪肉。盐没有了，借了邻居半罐子，得多买几袋，腌萝卜干还得用。孩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六月天的凉帽子，也该摘下来，换顶新的厚帽子了，要不人家笑话。再买啥？买几双袜子，大人娃娃一人两双，凑合着穿到年底。袜子破了洞，大拇指在外面亮了半个月，串门子，都不好意思脱鞋上炕。这几样买齐，集也就赶毕了。

小时候，大人去赶集，我们等不到他们回来，便去村口接。一边玩耍，一边眼巴巴瞅着山坡下埋头弓腰上来的人。若不是，便一阵失望。若到了，抢前去，讨来装东西的书包，自己背上，一路小跑，回了家。回家，迫不及待地打开包，翻寻着给自己买的东西。大人赶集，总是要给小孩买点的。有时，几个苹果;有时，一根麻糖;有时，一碗面皮，哄嘴的;也有时是穿戴的衣物。我们吃了，或者穿戴上，兴奋得像只雀儿，满院子乱飞。

小时候，真好，日子穷苦，但无忧无虑。

赶回来的集。先舍不得吃，放着。到八月十五的晚上，包一顿韭菜大肉扁食，便是过节了。在麦村，只有过节时，才吃扁食，麦村人不会包饺子。饺子和扁食不一样。包扁食，费事，费时，乡里人家，忙里忙外，没有多少空闲和精力为一顿吃食花工夫的。包扁食，韭菜切碎，肉剁成末。面要擀开，再折叠，切成比手掌略小的梯形。不像饺子皮是圆的。切好的面皮，放在左手心，右手加馅，适中后，双手像挽兰花指一样，一捏，一挽，一撮，便成了一颗。金元宝一般，肚腹鼓鼓，耳朵翘翘，大小统一的扁食，脸蛋上擦着白面粉，整整齐齐坐在簸箕里。

吃扁食，有带汤的，也有蘸着吃的。母亲说蘸着吃，吃不饱，肚子空荡荡的，不瓷实。便会兑汤，我们叫臊子。洋芋丁、白菜、豆腐、鸡蛋，撒一把菠菜。扁食煮熟，捞进碗，浇汤，调醋、盐，再剜一勺子辣椒。红、白、黄、绿，胖乎乎的扁食，在碗里你挤我，我推你，热气腾腾。蘸着吃，吃法和饺子一样。一般情况下，我和妹妹，第一碗，蘸着吃，第二碗，浇汤吃。

吃了扁食，大人会从炕柜里翻出一些瓜果。平日里，柜子是锁着的，孩子们知道里面有吃食，但掰不开，干着急。开了柜子，瓜果盛了半簸箩。苹果，梨，葵花籽，核桃。苹果是集上买的，一直舍不得吃。梨是亲戚邻居送的。核桃有孩子们夏天打的，也有别人送的。葵花，是自己家种的，粜过后，留了一袋，自己吃。

我们家院子，以前有两棵梨树，一大一小。三月开白花，像一团云，飘在院子上空。七八月，梨子就熟了，我们忍不住，早已把能够到的摘掉吃了，够不到的，用推耙捣下来，吃了。树尖上的几颗，实在没办法，就一直挂着，挂着，叶子落了满地，还挂着，像一颗颗铜铃铛。白露一过，天寒了，梨子一侧的腮帮也涂上了一层高原红。过些日子，父亲捣下来，锁进了柜子，等八月十五吃。后来，一棵梨树死了，另一棵，因为要硬化院子，砍掉了。我们家再也没有梨树了。

一家人，围坐在炕上，被窝里放着簸箩，簸箩里装着果子。一边嗑葵花籽，一边说些村里琐碎的事。麦村人，没有赏月的习惯。这月，平日里，一出屋，一抬头，就能见到，见惯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处，要说有，也就圆一点，亮一点。再说，庄农人，苦木了，性子里的那份浪漫，早被黄土和光阴打磨光了。

在麦村，以前是很少有月饼可吃的。有些地方会自己做月饼，麦村人不会。买，又舍不得花钱。

坐上炕，说着说着，一个个眼皮抬不起了。瓜子皮落了满炕，果核堆满了窗台，闲话铺了一被面。月亮挑在屋檐上，该睡了，第二天，还有一堆活等着干。

这大抵是麦村好多年前的中秋。现在，孩子们已经长大，甚至过了而立之年，奔波在外。某一年中秋，会回来一趟。某一年，班车上，捎点水果月饼之类的，就不回来了。大人们，已经苍老，生活让他们把每一天都过成了一天，千篇一律，日日夜夜。八月十五，就那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过了。

我回到家里时，母亲在炕上，父亲去村里干活了。这大概是十年来过八月十五唯一一次父母都在家。母亲常年失眠，头疼，难以治愈。五十岁的人，头发花白。六月天，肚子疼，以为胃不好，取了药，吃了月余，无济于事。再去医院，拍片，是胆结石。做手术，住院。出院后，和父亲一起回了家。做胆结石手术，要歇缓三个月，可母亲是忙惯了的人，歇不住，干了农活，把伤口挣开了，总是隐隐作痛，连一口饭也做不出来。父亲忙着干活，也照顾不上。加之家里六月初出了点事，父母倍受打击。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折磨，让母亲憔悴不堪。

回到家，已是下午五点。秋雨渐息，山川阴湿。落叶堆了满地。风起，一片萧瑟。

母亲强忍着做了点饭。煮了几棒玉米。将就着吃了点。扁食，是包不成的，又是切，又是剁的，要出力，怕伤口又严重了。饭后，和母亲在炕上，说一些村里的人和事，说一些亲戚家的事，说一些她的病，说好中秋收假了，带她去复查。

日暮秋烟，萧萧枫林。不到七点，天已黑了。青云悬在屋顶，昏昏沉沉，不见月色。

九点多，父亲回来了。临睡前，我们一家三口，一人吃了一块我带回去的月饼，躺在热炕上，睡了。

中秋，过得极为简单了。节日的意义，我想，到了我这般年龄，已不是吃吃喝喝，而是回到故乡，陪着父母，便知足了。

寒霧虚白，席卷而来。夜里，又淅淅沥沥落起了小雨，敲打着褐色的瓦片，敲打着墙角的竹叶，敲打着空悬的门环，敲打着旧故里的草草木木，敲打着一个归乡人，残梦的边沿。

进城

大爸家，住在麦村最上头，单另一户，被一个小山坡围着。

我在村子里闲转。我是一个无事人。转到大爸家屋后的小山坡处，远远地，看见暗红的铁大门紧锁着。骑在墙头的那株蔷薇，叶子枯了一半，落了一半。

大爸家，进城了。

大爸是父亲的哥哥，西秦岭一带，称呼父亲的兄弟，按辈分，叫大爸、二爸、三爸……最小的一个，也叫碎爸。碎，在西秦岭，有小的意思。大爸在一个偏远的小镇，当了一辈子干部。听大人说，父亲一辈就大爸学习好，高中毕业后，祖父安排进入了乡政府，有了份正式工作。对此，好多年，父亲都对祖父有微词，嫌没有给他找份工作。但事已至此，只能怪当初没有上进，也或许没有那个凉房底下吃一口松活饭的命。后来，父亲也就不怎么提这事了，只在兄弟几人围坐一起，喝几盅酒，面红耳热、晕晕乎乎之际，发几句牢骚。

大爸一工作，就在那个小镇，至今五十好几，快退休的人，还在那个小镇。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有的换了几茬地方，往城边靠拢，有的进城当了小官，混得人模人样。唯独他，没有背景撑腰，没有宽展的余钱打点，加之人又老实，把四十年的时光全押在了一个群山围裹的地方，至今连个副乡长都没有当上。

大爸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和我同岁，我是农历七月十二生，他是农历八月十三生，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小儿子，和我妹妹同岁。小时候，我们兄弟三个常在一起玩耍、放牛。麦村高寒，四月一过，草长莺飞，才开始放牲口。我们赶着各自的牛，去山野放牧。牛在坡上啃草，我们找了葵花秆，当长矛打仗。那时好像正播《三国演义》，我们自称赵子龙、关云长、张翼德，在沟里打打杀杀，不知疲倦。没有人愿意当曹操、司马懿。有时，用杏核摆兵布阵，我们叫弹炮楼。用大拇指扣动食指，弹出自己的杏核，若碰到对方杏核，对方的“兵”就“死”了，拿掉，继续弹。若没碰上，换对方弹。直到一方全军覆灭，就算赢了。我们趴在泥土里，弹来弹去，乐此不疲，最后忘了看牛，结果牛丢了，急得眼泪汪汪，满坡找牛。而暮色，像一张网，开始罩了下来，晚归的铃铛，摇碎在了乡间小路上。

有时，也一起烧洋芋，打枪仗，掏雀儿，掰葵花，编蚂蚱笼，摔纸炮等，乡村孩子的游戏，我们样样不落，玩遍了。

后来，有一年秋天，我已想不起具体哪一年了。葵花收了，玉米还在地里，穿着青袍子。荞花儿落了，结着漆黑的籽。地里的梨，能吃了。天阴沉着，黑云摊在头顶，要落雨的样子。我在家里，不知该干啥。父母急匆匆去了大爸家。一阵，母亲急匆匆回来了，哭肿着眼说，你大爸的大儿子，不行了，口吐白沫子，身子抽，具体啥病，也搞不清楚。父亲去村里请大夫了，大夫在坡里耕地，父亲换了他，他才过来的。来了后，吊水，打针，不起作用。就这样，我的堂弟，我的伙伴，殁了。

至今我们一家人都没有搞清他得的啥病。有人说，可能是吃了谁家刚打过药的梨。也有人说，可能是突发性脑膜炎。莫衷一是。如果换到今天，交通方便，发病时，送到城里的医院，或许还能救活。

从堂弟发病，到最后埋葬，我没有看过一眼。父母不让去。丧事是草草办理的，埋在了一个我们常去放牛的路口的地头。那一天，我一个人躲在山坡后面，放着牛，秋雨迷蒙，异常冷清。我独自坐着，看杏树叶子，黄了，红了，黑了，沾满了雨滴，悬着，悬着，风一吹，落进了草丛，不见了。那时候，对生死还没有深刻的概念，可一想到以后，我再也没有一起放牛的伴了，眼泪就扑簌簌落满了腮帮子。我是那么孤独，那么可怜。我的堂弟，就那样匆匆走了，丢下了他的黄牛、童年和伙伴。

堂弟殁了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条有他坟墓的路，再也没有去那里放过牛，每次都是远远看一眼，然后抹着眼泪走了。堂弟走了，我的童年，被剪开了一个豁口，再也无法弥补。

如果堂弟活着，今年也三十了，应该结婚生子了。我们曾有着完全重叠的童年，可走着走着，他就丢了，留我一个人，把余路要走完，这多么让人伤心。

今年回家，我曾专门经过那条路，在路口，就能看见他小小的坟茔，长满了青草，一簇簇野菊花盛开在坟头。他知道我来看他了吗？他是不是也在另外一个世界，和我一样活着？他在那里肯定和我已故的祖母、曾祖父、曾祖母，以及更古老的祖先，生活在一起吧？

大儿子殁了后，大爸大妈很受打击。大爸一下子老了很多，大妈总是哭个不停。家人再也没有提过堂弟的名字，怕引起大爸大妈伤心。我们试图通过遗忘，来填平伤口。但时间久了，这伤，依然像一块永不脱落的疤，一直长着，你撕，它还会流血。

大爸的二儿子，小时候调皮捣蛋，也许是宠着的原因。长大后，懂事了，乖巧了。后来，在外面打工，找了一个河南姑娘，回麦村，结了婚。日子就这样顺风顺水推着走了。至于殁了的大儿子，逢年过节，大爸还会准备一包纸，署上名，和祖先的纸，一道焚化了，给他送去使用的“钱”，也表示惦念，希望他在那个世界，吃饱，穿暖，把日子过好。

后来，二弟生了孩子，一个姑娘。两口子去了江苏打工，一个当保安，一个在工厂，离得近，互相照应方便。春节时，两口子回来一趟，住七八天，便又走了。孩子留在家里，由大妈带着。平时见不着父母，看见长得年轻的女人，就喊妈妈。

大爸常年在小镇上班，周末骑摩托回来一趟。以前，乡镇管理松，没事了可以溜掉。现在不行了，得守着。周末回来，大爸还种着地，油菜、小麦、玉米，样样种着一二亩。平时，大爸不在，家里的农活就由大妈操持着，孩子也由她照看着。用现在的官话说，大妈是留守妇女，孩子是留守儿童。大妈带着孩子，和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六千万留守妇女一样，照看着四千多万留守儿童。日子就这么过着，家里家外，忙忙碌碌。

这两年，大爸靠自己多年的积蓄，和二弟打工添补的一点，在城郊买了一套房。坐公交，二十来分钟，也不算很远。房子是一百平米，二十五万左右。因是在郊区，才便宜点。买房子，一个原因，是麦村人大都在外买了房，有商品房，有经适房，有廉租房，也有城边上买了一块地皮，自己盖的。有的买到了市上，有的买到了县上，有的买到了郊区。母亲曾掰着指头，从东数到西，一村八九十户人，没买房的不到二十户了。这几年，几乎家家户户挖空心思，在城里买房，反正都不想在麦村待了。进城，像一股洪流，挟裹着所有人，汹涌而去，身不由已。买了房的，拼命还着房贷。没有买的，成天急得疯疯癫癫。麦村，早已被一股巨大的逃离感和遗弃感笼罩。这是一个麦村的现状，也是成千上万个麦村的现状。第二个原因，是孩子上学方便，麦村的小学倒闭很多年了，邻村的附中，也只留下了小学，学生寥寥可数，中心小学，曾经上千人，现在也就两三百人。转学，在城里上学，和买房一样，在麦村也是一股潮流，挟裹着所有人，汹涌而去，身不由己。

一转眼，孩子三岁了，该上幼儿园了。大爸托表哥找人，装修好了房子。今年秋季开学，大妈带着孙女，离开了麦村。孩子在楼房不远处的幼儿园上，有车接送。孩子一走，闲着无事，大妈就绣十字绣，看电视，有时上山挖点野菜到城里卖，以此打发单调的日子。到了周末，大爸也不回麦村了，毕竟家，挪到城里了。

孩子放寒暑假，大妈还会带着孩子回到麦村。一开学，又进了城，候鸟一般。

随着孩子的入学，大爸一家人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他们和万千离开村庄进入城市的人一样，虽然偶尔回来，但已不再完整地属于村庄。他们彻底成了村庄的客人。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只要孩子上学，这样的现状，就不会改变。而十五年后，大爸大妈已进入古稀之年。那么久远，有些事，谁又能想得来呢？

回家盖房的人

麦村好像已有多年没有大兴土木了。

村里的房，2008年地震后，部分出现开裂、倾斜，成了危房。震后，国家有危房改造政策，会补贴一部分费用。具体多少钱，忘了。借着这次机会，麦村手头稍微宽裕一点的人家，陆续盖了新砖房。一米高的地基，白瓷砖贴的墙面，暗红的琉璃瓦铺开的马鞍架，很扎实，很气派。

麦村盖房，大概有三个阶段。一个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多是简陋的土坯房。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里一批年轻人成人后，分家办院，另立门户，盖了房子，大多是青砖坐底，土墙灰瓦。第三次就是2008年地震以后，拆掉旧房，换了砖房。这以后，麦村就很少有人修房了。即便还住土坯房的，也将就着，没有修新房的打算。积攒下来的钱，急着在城里买房。

来喜是个例外。今年秋天，他回村里盖房了。

来喜家住村子中间。他母亲已去世多年，我只有模糊的印象。他父亲被他接进城，和他一起住。家里无人，院门紧锁。前两年，老人病故，房也塌了。人是房的魂，没有人，不清理，不晾晒，不收拾，房子就没有魂了，尤其土坯房，过不了几年，就塌了。听说来喜家的一院房，是民国中期盖的，很体面。记得小时候，祖父常去找来喜父亲聊天，饭熟了，祖母打发我去叫祖父。去来喜家，我清楚地记着他家廊檐下有好几根很粗的柱子，木门木窗，带着雕花。

来喜五十来岁，在城里当老板，主要承揽一些小工程，带一班子人干。几年下来，挣了些钱。麦村的老人没事干，晒太阳谝闲传时，都说来喜有本事，算是麦村的大老板了，在城里，很早买了楼房，去年，倒了旧的，换了新的，面积大得很，他手头，少说也有个百十万。人们这么闲扯着，嘴皮上的羡慕甚至嫉妒之情混合着唾沫星子，落了一地。

来喜除了过年，很少回村。正月里，开着车，来村里，走走亲戚，见见旧友，问个好，拜个年。自从他家的房塌了以后，他回来就没地方去了，只好东家住一晚，西家住一宿。平常，他是很礼心的一个人，村里谁家有婚丧嫁娶，干事在城里的，他能帮就帮。在村里的，只要听说，都会随个份子钱。

或是觉得回家无处落脚。或是觉得人已过中年，有了落叶归根之感，得为暮年考虑退路了。也或是手头有了钱，要衣锦还乡，在麦村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反正，他在老院的旧址上盖起了新房。

我回家时，他已经购置来了大量木料，堆放在邻家院子。椽、檩、大梁，都是红松的。木匠提着推刨推来推去，长长的雪白的刨花，在推刨嘴里如吐丝一般，吐啊吐，最后断了，落在地上，虚哄哄，白花花，一山。刮了皮的椽，码在院角，一根根光溜溜的。院子里弥漫着松木的清香。天下着毛毛雨，为了防止把木料淋湿，院子上方挂了一块大塑料布，细密的雨滴落在上面，發出了沙沙声。

十年前，农村流行砖房，平顶，觉得洋气，这几年过来，又流行木料了。木料比砖和水泥算下来成本贵，但盖起房气派，雅致。来喜光木料就花了一万多元，算上匠人的人工钱，运输费，下来要三万元。这么摊钱，麦村一般人家是不敢奢望的。只有麦村的老板来喜，财大气粗，有这个实力。

在办木料的同时，来喜已叫了人，督促着打地基，砌墙。临近中秋，寒雨不歇，来喜一来怕过段时间天冷，冻了，就盖不起了，二来怕被房子拖住，耽误挣钱。砌墙，来喜从城里叫了砌墙队，专业砌墙，听说两三天就砌好了。打地基，还有刮椽上的树皮等零活，来喜叫的是村里人和个别亲戚。我父亲就是去帮工的村里人之一—母亲做过手术后，回了麦村，父亲和她一道回去的。村里还留着极个别中年人，他说这工钱与其让别人挣了，还不如让同村的人和亲戚们挣了，也算是给大家办了点好事。中秋前后，正好是农闲时间，在村里帮个工，挣点零花钱，填补家用，也是好事。来喜叫了他姨夫，一个六十多岁的人，给木匠打下手。说是帮忙，大家心知肚明，其实是监工，因为大家的工钱都是按天计算的。这个姨夫，仗着年老，加之又是亲戚，一天说闲话、吹牛皮有一套，正事不干，刨花和木屑堆了一地，挡住了匠人干活，他提着铁锨，浮皮潦草地拨拉了一阵，凑合了事，气得匠人干瞪眼。后来，他家里正好有事就走了。来喜知道这个姨夫，顶不住事，也没有挽留。还有一个远亲戚，白天干活不出力，躲躲闪闪，没几天，来喜叫那亲戚不要来了。来喜说，我的钱，你挣能行，一分不少，但偷奸耍滑，就别来了。

麦村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乡土中国的人情味。村里有人盖房，家家户户都会去帮忙，我们叫相帮。因为在农村，一辈人，至少要盖一回房，而凭一己之力，是盖不起房的，只有依靠村里人帮手，才能一起把房修起。今年，你家盖房，我们去帮你。指不定哪一年我家盖房，你帮我就行。不要工钱，只管个饭。即便家里没有壮劳力的，也会去干点零活，或者帮忙洗菜做饭，出个主意，打打下手，也是还了情。出力多少，不计较，讲的是一份乡情。虽然大家盖房的年份难以确定，有些当年盖，有些要等十年八年，但相帮始终不能忘记的。在麦村，别人盖房，不去相帮，是会被人谴责的;若自己有事，别人也不会搭手相助。大家会说：活人不行。活人不行，在麦村是最严厉的道德批判，也是定性的词语。

来喜盖房，村里仅剩的人里有点力气的，都来相帮了。相帮是相帮，不要一分钱，因为他们盖房的时候来喜父亲或者来喜给他们帮过，这是情义，不能忘，人得记情。帮完，再给来喜打工，挣他的钱，这是两码事，绝不含糊。

以前，靠着一村人帮助，房就盖起了。现在不行，除了工程量大之外，关键村里没几个青壮年，而盖房，偏偏是力气活。

我想，随着麦村老一辈人的去世，和年轻人的进城，五十岁左右的这一拨人年老体衰之后，相帮盖房，这种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乡村美德，可能就消亡了。

搅拌机、电锯、三轮车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在蕭瑟冷清的麦村上空制造着干涩的声响。来喜的房子，地基打好了，墙也砌得差不多了，几天后，就该上梁了。上梁，是大事，要选开天卯时，焚香祭奠，拜梁，求得吉祥。梁上一定也会贴上写有“周公卜定三吉地，鲁班造就五福门”的红对联。再过些日子，就是入烟攘新房了。

当麦村人没日没夜挣钱，挤破头进城住楼房的时候，有钱人来喜折过身，回到麦村，盖起了房。这预示着什么？是乡村复兴的希望还是信号？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城里挣了钱后，会逆着人流返乡。

三祖父来我家游转，跟我说，你要学学来喜，以后有钱了，回来在这老院盖一面好好的房。我说，大家都往外走呢。三祖父说，你要把这坨地方守住，这地方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来喜的本事。太遥远的事情，我从来想不清，谁知道以后的事呢。再说，来喜有来喜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

我对故乡一直怀有极为矛盾和复杂的心理，极力逃离，又在反复归来。我会是那个暮年回乡，守住家园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