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安·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内涵及演变

摘要：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是国际翻译批评第一个具有完整理论和实证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四十多年来，豪斯不断修正自己的评估模型。在翻译界经历了诸如文化转向、语用学转向、社会学转向后，该模式最新版本基于原有框架，在参数设置、基本原理、核心概念方面做出调整，契合了当今翻译学界“定性+定量”、“跨学科”的研究潮流，为翻译质量评估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鉴于其特殊性、重要性，梳理该模式的内涵与演变过程对我国的翻译质量评估有借鉴意义。此外，针对学界对豪斯模式适用范围的疑问，本文以法国作家柯莱特的短文The Hand及作者小组成员汉译为研究对象，利用豪斯模式进行实际操作。结果表明，由于各参数的设置，影响该模式效用的变量或为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以及文本所体现的文化差异程度。

关键词：豪斯;翻译质量评估;内涵;分析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自翻译肇始之际，评估翻译、与翻译评估的标准就是西方翻译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的研究重心，“翻译质量评估研究一直是当代中西翻译界研究的核心问题”（武光军，2007：73）。翻译理论层出不穷，但终究逃不过翻译理论研究主观性、任意性、极端性的漩涡。翻译学界亟需一套富有综合性、实操性、客观性，如Holmes（1972）Toury（1995）所提的描述性翻译评价模式。自1977年发表《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起，朱莉安·豪斯（Juliane House）辛勤耕耘翻译质量评估模式，1997年对原有模式进行修订，出版《翻译质量评估：修订模式》一书。此后，译学界在经历了诸如“文化转向”、“语用学转向”，甚至“社会学转向”并进入了“跨学科”、“多学科”、“超学科”的时期后，Routledge于2014年出版了豪斯全新力作：《翻译质量评估：过去与现在》，作者将系统功能语言学、跨文化对比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刘毅，鲍德旺，2016：73）跨学科视角融入既有翻译批评模式中，丰富了翻译批评的内涵，对曾经受到批评的部分做了术语修正，以及更改，成为了具有跨学科视角，定性+定量的翻译评估模式范本。国内对该模式的研究主流在于批评、引介（仲伟合，2001;司显柱，2005;李晓林、何绍斌，2010;刘毅鲍、德旺，2016;刘亚猛，2018），以及书评（屠国元、王飞虹，2003;李菁、王烟朦，2015;于洋欢，2016），鲜有利用模式进行英-汉译本评估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以理论与实践为线索，将从模式的基本内涵、历时嬗变、共时比较、运作模式着手，着重对豪斯模式进行分析评价，并利用该模型对柯莱特所著The Hand及其部分汉译进行简评，以期验证该评估模型在英-汉译本评估的有效性。

一、豪斯模式分析

（一）文本与语境：基本内涵

不同的翻译观产生不同的翻译标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因此产生出不同的翻译质量评估方法（司显柱，2005：79），豪斯的翻译观与众多翻译理论家相同，在于源语与译语的“对等”，她称“对等”既是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core concept），又是翻译评估的概念基础（conceptual basis）。（House， 2014：5）翻译评估中，文本是“对等”评价的一个重要单位。在豪斯看来，对等应是意义的对等，而意义存在于语义、语用、语篇三个方面，由于语篇意义是基于语言内部的组织意义，是前两类意义的综合体现，由此一来，应着重对语篇意义（概念/人际意义）进行评估。意义和功能的所指是同一的（司显柱，2005：80），那么分析意义，则需从功能入手。在区别原文与译文功能上，豪斯的方法论与其他学派不同，认为文本功能与具体文本在特定情况，即语境的使用下密切相关（于洋欢，2016：92），因为，语境决定形式，同时由形式建构，形式即意义。（Tompson，1996：10）正是这样的观点，豪斯模式独树一帜，对文本（译文/原文）所处的语境十分给予了充足的重视。在微观语境下，豪斯折中采取了Crystal与Davy的分析模式，并借用了韩礼德语域的三要素：语场（field）、语旨（tenor）、语式（mode）进行文本分析，而体裁部分则与文本之后的语言文化之宏观语境相互连接。在语域部分，豪斯又划分了两大宏观维度：语言使用者与语言使用，以及前者下属的三个微观维度：地域性、社会阶级、时代性，处于后者下位的五个微观维度：媒介性、参与性、社会角色、社会性、范畴性。豪斯也指出了利用语域标准进行具体译本分析的三个层次，即分析词汇、句法、文本的意义。由于语域概念囿于语言的表层特征，要描述深层的文本结构则需要借助体裁这一概念。综上而言，豪斯模式在系统功能语法的基础上，将文本作为分析单位，从语言/文本，语域和体裁三个层次入手，分析原文与译文的文本功能。具体的操作模式如下。

（二）“显性”或“隐性”：具体操作模式

本文认为，豪斯模型的运作总共分为四大步骤，分别是：①通过“语场”（主旨与社会行为）、“语旨”（参与者关系、作者出处、社会角色关系、社会态度、参与）、“语式”（媒介、连通性）描述原本“语域”;②通过语料库手段（翻译语料库/类比语料库）搜集源语参数，总结出源语文本的体裁;③从语域、文本类型、文本功能三方面对比原本与译本，归纳总结译本与原本在各层次的偏离，观察隐性错误（covertly erroneous errors）（指称错配）或是显性错误（overtly erroneous errors）（不符合目标语语法或词汇系统）;④对译文进行质量总评，并将译文归类为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或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

利用豪斯模型进行实操所要达到的结果超越了单纯的纠错与质量评估，还涉及到了豪斯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对概念，即“显性翻译”与“隐性翻译”。这个概念仍出自豪斯对文本功能的考虑，因为文本功能在译本中是否保持不变或如何保持不变依赖于译者的翻译方法，不同的翻译方法有不同的批评要求（House，2014：67），不能对所有文本一概而论，影响评估结果。这对翻译评估来说至关重要。由于源语文本与源语诸如历史、文化语境问题相互牵扯，导致与译入语不同，不能达到完全对等，如：“丘吉尔的演讲稿、文学作品等”，因此，文本在篇章功能層面不能对等，那么就需要寻求豪斯所谓“第二层次的功能对等”，让译文读者“窥得”原文（Munday， 2014：135），译文带有翻译痕迹，成为“显性翻译”;与此相反的则是更重视“直接沟通”的隐性翻译，换言之，在“目标语中享有原文地位的翻译”（House，1997：69）如：“旅游指南、总裁的信件等”，读者在本族语种中可以享受原文功能，而要达到对等的目的，译者需要通过来自比语用学的“文化过滤”调整文化因素。

如此而言，利用豪斯模型进行翻译除了对语域、体裁等层面的问题进行评述外，还必然要聚焦译本特征、翻译手段，利用“显性”与“隐性”进行评价，这是该模型的特色，也是具体操作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实操部分也需贯彻落实。

（三）从单一到综合：豪斯模式的历时嬗变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的标志是此前提及，即在1977、1997、2014年发表的三部标志性作品。1977年豪斯模式是“世界第一个具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证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司显柱，2005：79），首次将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和语用学等相关理论建构的一种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如上所述，该模式将语境分为八个维度，以“对等”与“等值”为核心，对原文译文进行比较、阐述，发现译文（文本）在概念功能或人际功能上出现的“偏离”，在该模式中，豪斯也引进了诸如“显性”、“隐性”、“文化过滤”等关键概念，为之后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打下铺垫。

1997年，豪斯对原有模式进行修正。首先，她将自己所提及的情景按照韩礼德系统功能框架下的“语场”、“语旨”、“语式”归类;为了佐证“文化过滤”的合理性，豪斯转向对比语用学领域，更加强调原本、译本在功能上的“对等”;为了将文本功能评估立体化，照顾微观、宏观语境，豪斯将体裁纳入评价模式，并规定确定体裁则由文本的语域范畴体现;在具体的语篇分析中，豪斯将手段进行细化成为：主谓推进、小句衔接、形式衔接（刘毅、鲍德旺，2016：73），并找到了翻译过程对文本功能传达的影响，因此对翻译过程也进行了“显性”、“隐性”分类。总体来说，修正模式更有条理，成为了依据具体情境，对双语文本功能进行描述-阐释的翻译评估模式，保留了原模板“语境、情境、功能”的精髓，在此基础上还将框架拓展成了：文本功能、体裁、语域、文本/语言四个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体系，为今后的模式发展打下基础。

对于1997年的评估模型，学界议论纷纷，提出诸如“八个语境参数相互重合”、“只关注译文、原文，对读者关注度不高”、“质量判断仅仅囿于语篇构成单位——句子，对认知心理方面‘格式塔’概念的重要性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对‘重概念’、‘重人际’语篇功能的绝对化”、“并未利用系统功能框架下的‘及物性’定位文本所要传达的‘意义’或‘功能’”等问题。此外，由于翻译研究界正在朝实证、认知、跨文化交际、跨学科等方向进行演进转向。那么，偏向非量化评估的豪斯模式亟待完善。

鉴于此，在2014年出版新作所标志的第三阶段中，豪斯不但回顾与总结了前两个发展阶段，而且结合了对比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改造、升级了自己的评估模式，对此前学界提出的疑问做出了回答。豪斯升级的重点是为了给此前提出的“文化过滤”，“显性翻译、隐性翻译”，“文本体裁”找到内在理据，佐证其存在的合理性。从宏观上，豪斯新增了视角。在对比语用学视角上，豪斯较原来更进一步，从“英-德”双语的“直接性、间接性”，“自我倾向性、他人倾向性”，“内容倾向性、听话人倾向性”，“显化、隐化”，“正式、非正式”差异中提取到了翻译评估“跨文化思考”的重要性，而这进一步佐证了“文化过滤”的说法。其次，她着重讨论了语料库对翻译质量评估的功效，建立了“英德双语平行语料库”、“德语译语可比语料库”、“德语母语可比语料库”，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双语的相互影响，证明了双语渗透的现象，以及对文本类型进行定量研究的价值。

新模式抓住了译学研究的潮流，尽量从多学科、跨学科层次角度出发，完善原有的质量评估体系，将原来对单纯文本、情境的分析，扩大到了文化、交际、认知层面上的综合评估，从单一过渡到了综合切实让“众多学科成为了翻译学的相关学科，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杨晓荣，2005：8）由于引进了具有客观性、动态性、真实性，且可描写译语特征的语料库（许家金，2016：16），该模式的提出有助于翻译评估向实证翻译研究、客观描述性翻译研究发展，有助于推动科学视角下的翻译批评理论建构。

二、豪斯模式在英-汉翻译评估中的应用

应当指明的是，自豪斯最新模型问世以来，仍面临诸多责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该模式的实操性，具体来说，豪斯的模式始终建立在对英-德语篇的评估操作基础上，对其他语种不一定适用。李厚同（2018）利用最新模式对“韩素音翻译大赛”优秀译文进行评估，但结果出乎意料，英-汉的质量并不理想。是否“韩素音翻译大赛”原文偏向非文学、概念性文本导致评估差异？是否该模式不适用于英-汉翻译评估？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为此，本文挑选了柯莱特的短篇小说The Hand 及其汉译进行评估，以期验证上述问题。

（一）原文语域分析

The Hand 是法国二十世纪上半叶著名女作家柯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的一部微型作品，以一位年轻女性与新婚丈夫外出蜜月的一天作为背景，全文仅有一处对话，其余笔墨全部用于描述丈夫的大手以及女主角的心理活动，主题符合该作家一贯的风格，高度体现了女性意识。故事讲述的是女主人公看到丈夫健硕、粗壮、夸张的手后所产生恐惧、敬畏的心理，最后屈从于他的心理经历。

原文语场：语场包含场所、话题、内容主题。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针对柯莱特的作品提出：“是生活还是作品？”的疑问，从中可以窥视出，作者更偏向于叙实。结合已有的描写来看，The Hand 发生的场所是20世纪的一家旅馆中;作品寓意多样，分为多个层次：年轻少妇对丈夫的喜爱，也暗含了对自己婚姻的抱怨，文中女性是一位代表，她的内心活动也揭示了男女之間的关系、地位。这篇小说用语精炼，重描述，有一股现代主义的艺术气息。

原文词汇：由于本文多心理描绘，故全文多“thought”、“wish”、“whispered”、等词，另一方面，全文重描写，因此“slim”、“adolescent”、“scandalous”、“powerful”等形容词，以及“quiver”、“turn”、“twist”等动词突出。

原文句子：本文长短句交相辉映，在描述部分多长句，全篇一共44句，有9个句子长度上了30词，句长最长的一句话达60词，均为描写。

原文语篇：原文本是故事性不强，但描写性极强的小说，作者将手作为主题与线索，以女主人公对丈夫手的心理活动贯穿全文，故事精细，很容易激发读者的空间幻想，抑或相同的心理反应。

原文语旨：包含参与者的关系（作者与读者在社会立场、权力、情感方面的关系，小说角色之间的关系），社会态度（正式、协商、非正式風格）;参与程度（独白、对话）。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之一苏珊·兰瑟（Susan S. Lancer）将叙事声音一分为三：作者的（authorial）、个人的（personal）和集体的（communal）（陈凌娟，2018：63）。作者认为，本文作者以第三人称书写，讲述的故事以及内在深意更偏向于向读者传达“异故事（heterodiegetic）”、“集体的”、“具有潜在自我指称的”作者的叙事声音。作者想通过恐惧、敬畏、关心、质问、无奈等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向读者展现女性的集体心理，以期达成女性共鸣，揭示自身社会立场。从小说人物的角度讲，文中的参与者仅两位。从第三段的描写中可看出，他们是结婚两周的新婚夫妇，并且由于压抑，少妇对她的婚姻生活并不满意，即便对丈夫崇拜有佳，但她并不了解自己的丈夫。从文中的笔触可知，文中的涉及两对关系：少妇与自己的矛盾关系，以及她与丈夫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这从“too happy to sleep”、“I’m so heavy… I wish I could get up and turn the light off. But he’s sleeping so well…”、“And I’ve kissed the hand！...How horrible！ Haven’t I ever looked at it？”即可看出。

全文风格简约，没有雍容华丽的词藻，多白描与心理描绘，都是质朴自然的心理语言，描述性语言。措辞上十分贴近生活，比如：“It’s so big！ It really is bigger than my whole head”、“A few red hairs， at the base of the fingers， all curv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like ears of wheat in the wind”。

通篇的参与者只有两人，女主人公与其丈夫，确切的说，丈夫的一只手。全文更多笔墨用于女人的内心独白，达到7句，真正与丈夫对话只有2句。由此可见，对话参与形式单一，参与者关系并不复杂。

原文语式：包含媒介（复杂/简单）、连贯两大层次。本文大多为较为抽象、依赖于情景的书面描写性语言（Biber，1988：25-34），穿插少量口语体的心理表达。由此可见，原文媒介复杂。全文为偏动作描写的文章，全文用语紧凑，角色互动连贯。

原文词汇：根据前文可知，在描述方面的用词较为丰富，以形容词、名词为主。整体具有很强的画面感。

原文句子：长短结合，既有简洁明了的句式，也有信息量很大的描述性语句，长句多并列动词，增强表现性，如：“The sleeping man did not wake， but the hand， offended， reared back and tensed up in the shape of a crab and waited， ready for battle”。

原文语篇：依照时间顺序，铺陈直述，在词语上多动词，有转移修饰法的应用，如“luminous”修饰。在语法上多用并列，层次分明，如：“It regrouped its forces， opened wide， and splayed its tendons， pumps， and red fur like battle dress， then slowly drawing itself in again， grabbled a fistful of sheet， dug into it with its curved fingers， and squeezed with the methodical pleasure of a strangler”。这一小句一连含有七处强动词，富有逻辑，高度连贯。

（二）原文译文比较

总体来看，译文大体适当，但是在各个层次均有偏离（differences），有显性与隐性的错误，造成译文的概念、语用意义与原文稍有脱节。以下将举例说明。

语场方面，选词都很恰当。稍有基础有些偏离。比如：“strong hand”译为“有力的手”，理解不到位，“strong”一词指的在女人的视角下指的是壮硕，而非力气。 “across the bed”译为“在床上”，将“across”当成“on”译。“blood”译作“朝气蓬勃”，实则原文想展示男子“血气方刚”的一面，原文译文出现些许偏离，以上均可算作显性错误。句法上，译者大致遵循了原文语序，增添、改动很少，旨在突出原文的结构。正因如此，部分译文出现了“交流层面”的隐性错误。

原文：“The light， flowing out from under the edge of a parasol of bluish crystal， spilled up against the head， and made every contour of the skin apparent， exaggerating the powerful knuckles and veins engorged by the pressure on the arm.”，

译文：“阳光从一把蓝色水晶太阳伞的边沿发射出来，洒在头上，皮肤的每一个轮廓都十分清楚，手臂上的压力使关节和静脉衬托得更加有力。”

在本句中，“阳光……发射出来”，显然为搭配错误，造成信息交流受阻。原文主语一直未变均为“light”，但是，译文并没注意这一点，按照全文结构直接译出，造成后部分，“手臂上的压力使关节和静脉衬托得更加有力”含混不清，与原文不符。

语旨方面，译文很好的展现了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通篇来看，译者也能在行文上展现作者想潜在表达的女性边缘化现象。

原文：“I’m so heavy… I wish I could get up and turn the light off. But he’s sleeping so well…”

譯文：“我这么沉……我希望我可以起床把灯关掉，但是他睡得这么香……”译者运用“希望”、“可以”这些词可以降低自己的身份，突显两者的关系。作者的立场隐含在文字之下，要在译语中重现该项实属不易。

原文：“Then she concealed her fear， bravely subdued herself.”

译文：“随即，她隐藏了恐惧，大胆地让自己屈从于他。”

这里有一处矛盾修饰法，正是这样的张力，作者的立场得以流露，译者也没做相应发挥，不偏不倚，完成了意义的传达。在参与程度方面，译文没有偏离，将角色在情节中的参与情况较好地展现了出来。

语式方面，原文的书面风格得到了较好的保留。

原文：“but the hand， offended， reared back and tensed up in the shape of a crab and waited， ready for battle.”

译文：“但是那只手被激怒了，手背抬起，绷紧成螃蟹形状，准备战斗。”但是，译者似乎在原文某些口语风格的传达上有所不足。

原文：“And I’ve kissed the hand！...How horrible！ Haven’t I ever looked at it？”

译文：“我亲过这只手！…多么恐怖！我从未看过它吗？”

前半部分能够有效传达，但是最后一个“未”字为书面用语，在此处似乎与情景相互龃龉。连贯性方面译者整体上来说做得很好，但有些许部分还有待商榷。

（三）译文质量陈述

总体来看，译文在语域层面的偏离较多，不匹配主要集中在语场方面（18处），词汇上的偏离稍显严重;由于译者对参与者的关系、各方态度把握到位，语旨上的偏离不明显;在语式上，译者大致保留了书面风格，但是口语体中也有书面风格的痕迹（2处）由于作者忽略了译文的人际功能，在连贯性方面也出现了偏离现象（4处）。整体来看，译文为“达到二次功能对等”的“显性翻译”。值得一提的是，原文中并未出现带有文化意味的词句，因此，“文化过滤”在本例中体现不太明显。总的来说该译文达到合格标准。

（四）对适用性问题的解答

原文中带有文化特色的词句较少，原文背景、写作风格相对单一，体现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正因如此，利用豪斯模式进行翻译质量评估才更加直接，效果更易突显，评估结果更为客观。另外，英汉两类语言在结构、概念上的差异对信息传译毫无影响，而豪斯模型可以评估译语与源语的偏离情况，并且模式并未遗漏针对概念与人际的文本功能评估，因此语言、文本差异与模式适用性毫无关联。作者根据实际操作认为，由于各参数的设置，影响该模式效用的变量或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文本所体现的文化差异程度，而多数人将文化差异单纯地归为文本类型/功能的差异。

三、结语

历经四十载，豪斯模式不断迎合翻译研究的大潮，开辟了翻译评估的新领域，为“定性+定量视角”、“社会翻译学视角”、“跨文化交际视角”、“对比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舔砖加瓦，其丰富的内涵和体系化的演进为翻译学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即便如此，在不断梳理豪斯模式内涵，总结对比其他同时期的模式中，作者发现，豪斯模式仍有几点亟待商榷。豪斯将目光投向认知心理学模型仍是为了佐证显性、隐性翻译，仍然没见她对读者本身给予足够的重视;始终提及“文化过滤”，而并未确切说明，如何以及如何界定文化过滤，这让译文评判略显主观;即便将“参与”一项移至语旨，评估参数有八项之多，并且相互交叉，实际操作是否稍显冗余。鉴于此，还望学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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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皓（1989—），女，汉族，黑龙江，研究生在读，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