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记忆
——第八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记录

主持人：孟繁华、张晓癑

各位嘉宾，今年的新锐论坛跟历届是一样的。有一点区别，以前论坛的题目都是我取的，今年的论坛，“文学与记忆”这个题目是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晓癑取的。题目我觉得取得特别好，所谓文学其实就是记忆，文学与记忆其实是一样的。

主持人依然是老的主持人、金牌主持人、历届主持人，我们的孟繁华教授，来主持上半场。在开始之前还有我们文联副主席朱荣兴的一个致辞，先播放一下。致辞以后，就由孟老主持本次论坛上半场。

各位专家、嘉宾，大家好。自2007年起，《西湖》创办了“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暨“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旨在让新锐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历届获奖者大多已成为当下文坛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作家。“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先后提出“我们除了年轻，还有什么？”、“文学期刊与文学未来”、“荒诞现实与文学逻辑”、“汉语写作与世界”、“先锋三十年与当下新锐写作”、“何为‘传统文学’？”、“西湖新锐与当下中国文学”等论题，这些论题切中了当下文学创作的核心。参与论坛的专家学者、评论家、名编辑与新锐作者对这些论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研究，论坛内容也在《西湖》杂志上刊发。同时这些论题在文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今年，第八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的论题是“文学与记忆”。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各位专家学者，请大家畅所欲言，发表真知灼见。谢谢大家。

谢谢朱荣兴副主席的致辞。下面，我们就请孟繁华老师来主持这个论坛。

大家好！受吴玄院长的委派，我来主持上半场的论坛。首先要感谢杭州文联，感谢杭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感谢《西湖》杂志社，也感谢吴玄院长和主编。在疫情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或者说操持举办了如此规模的一个文学的盛会。会议的规模和它的气氛几乎要压倒了疫情，让我感到非常欢欣鼓舞。

题目是“文学与记忆”，刚才吴玄说“文学就是对记忆的书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说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学创作，所有的文学创作和所有的书写都是对记忆的书写。即便就是此刻，我一旦进入到书写，事实上它也是对记忆的一种书写。但是呢，书写的记忆它是有选择的，就像失忆是有选择的一样，对同一事物处境不同，记忆和情绪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呢，记忆就是书写，但是，记忆和叙事、和情绪、和文学创作的情感等等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最近我在看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我们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大家都清楚。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伤痕文学”，看“知青文学”和看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同样是记忆，但这是完全不同的记忆。那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呢？这些恰恰都是在我们讨论范畴之内的。

时间很紧张，按照吴玄的安排，每个人的发言大概只有5分钟的时间。当然，这个是要求大家以“一句顶一万句”的精神来发言，在规定的时间里面，我们完成发言任务。首先，我们请贺绍俊教授发言。

我第一个呵。

当然。（众笑）

五分钟呵。记忆是什么？记忆就是一种历史，无论是留存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还是以文字印在书中的记忆，都是将曾经发生的事情定格下来。我们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记忆，并非曾经发生的事情会完全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我觉得记忆有三种：一种，我把它叫作集体公约化记忆；一种，日常生活记忆；还有一种，叫个人化记忆。集体公约化记忆又可以叫宏大记忆，它受制于意识形态的记忆。注意，这个意识形态包括多种，有政治意识形态，也有学术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历史都是由集体公约化记忆建构起来的。我们讲历史，其实就是在讲集体公约化记忆。那么，还有一种是日常生活记忆，是一个社会的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形成的习俗、习惯和定式，是重复性的、平淡无奇的，像流水一样日复一日地流逝着。那么，日常生活记忆很难建构起历史，它顶多建构在普通百姓的嘴上，而且它只能是一种非常松散的历史。还有一种就是个人化的记忆，它具有太多封闭性的特征，纯粹属于个人，它可以建构起“一个人的历史”，也可能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理解。我觉得这三种记忆都是作家写作的基本素材。

那么，小说是什么？我觉得小说就是记忆的“化妆术”。记忆并不是还原真相，通过记忆去了解真相是靠不住的。记忆往往是现实与历史的一次交易和谈判，有时候谈判会谈崩了，但无论如何，它都需要进行裁剪、筛选、遮蔽，它是要按统一的历史定论来进行裁剪、筛选、遮蔽的。那么这种历史定论来自多方面，尤其来自文学自身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话语霸权。所以，小说的突破也就意味着“化妆术”的突破。

我觉得作家对记忆有各种各样的“化妆术”，我们因此就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小说。但我们总是在推行一种统一制式，强调要穿统一的服装、要用统一的口红。同时，我们的记忆也要按统一的历史定论去进行，这是我们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化妆术”上的突破才会带来小说的突破。

对记忆不按大家习惯了的“化妆术”进行化妆，这表现在小说写作上，就是一种胆量。就是说，你要突破这种化妆术的习惯，这需要胆量。我记得汪曾祺当年写出了《受戒》，他只是在京剧团里面给大家传看。大家私下议论说：“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这个评价很准确，同时也看出了汪曾祺的“胆量”。当时写小说，要“有意义”是化妆术里最重要的一点，汪曾祺竟然以“毫无意义”来化妆自己的记忆。他也知道自己这样写是不合化妆的统一要求的，所以他不拿去发表，只是私下里给朋友们看看，当《北京文学》的主编李清泉找他要稿子时，他连说不行不行，不能往外传，但李清泉执意要看看，后来汪曾祺就托人将稿子捎给他，并附上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发表它是要胆量的。”

时间到了。

哦，时间到了呵？好，那就一句话，没想到，李清泉还真是一个有胆量的主编，他敢于在《北京文学》上刊登出《受戒》。汪曾祺的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文学记忆的表达还需要有胆量。好了，不说了。

两点零八分到两点十三分，正好五分钟，不错。下面呢，我们请肖瑞峰教授发言。肖老师在吗？

孟老师好。我围绕吴玄的命题谈一点体会。文学与记忆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文学是记忆呈现的载体，而记忆是文学孕育的温床。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与作者的记忆密不可分，都会深深地打上其记忆的烙印，即便不是全然由作者的记忆凝聚而成，至少也有作者的记忆融入其中。因为所谓记忆就是作者的人生历练、人生体验和人生感悟的结晶。我在读书过程中注意到，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名著都是以追忆的形式来展开的。大家熟知的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创作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便是如此，洋洋洒洒七大卷，都以叙述者“我”为主体，将其坎凛一生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熔于一炉。作为一部回忆录式的自传体小说，它通过一个因被溺爱过甚而显得“非常神经质”的孩子对自己成长过程的追忆，不疾不徐、多枝多蔓地铺展笔墨。尽管常常时序颠倒或时空交错，作者思维的触角却始终在追忆的轨道中穿梭。

中国古代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就唐宋诗词而言，追忆既是作家创作灵感的触媒，也是其衍化的方式。尤其是唐宋时期的记梦诗词，无不采用追忆的笔法，且大多由追忆切入，再由追忆淡出，形成文学构思的闭环。我个人偏爱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窃以为这是古代记梦诗词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而它正是通过对梦境的追忆，抒发了作者对亡妻“不思量，自难忘”的缱绻深情。唐宋时期最热衷于记梦的诗人是陆游。他既是中国文学史上大力创作记梦诗的第一人，也是以记梦的方式曲折有致地抒写报国之志的第一人。清代赵翼《瓯北诗话》曾为陆游做过一个很不精确的统计：“即如记梦诗，核计全集，共九十九首。”实际上，据今人仔细勘验，《剑南诗稿》中仅题目标明“记梦”二字的就有184首。这些记梦诗几乎都是对其爱国情志的生动写照和艺术演绎。对此，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有过精辟的论断：“爱国情绪饱和在整个生命里，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他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记梦诗无疑是陆游诗歌中最富于特色的部分，而追忆既是串联其梦境的纽带，也是支撑其梦境的基石。离开了追忆，他那光怪陆离、充满魅惑的梦境就无从生成。

但需要指出一点，作家的追忆有时因年代久远是失之模糊、难以完整复原的。李商隐《锦瑟》诗尾联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故事发生时便已有惘然之感，多年之后追忆自难免失真。但事实上，作家们在追忆似水年华时，很少会纤毫毕现地还原自己的记忆，这无可能，也无必要。恰恰相反，从既定的创作旨归出发，作家们往往会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修饰或矫正，过滤、遮蔽掉其中有损自身形象，或有碍主题表达的部分。比如陆游的记梦诗，就绝对不会是实录，而多有想象、夸饰的成分。有的学者认为：“陆游的梦是与生活协调一致的，保持着不即不离的状态。”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陆游的梦与他的生活是紧密呼应、频繁互动的，而且是一种逆向的呼应和反常的互动。在陆游的记梦诗中，梦从来就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和无意义的现象，而是其执一而求却又色调丰富的精神世界的艺术投影。他必须让摧残其理想的黑暗现实在梦中得到矫正，同时要赋予其报国之志以伸展和实现的广阔空间。所以，这些记梦诗所体现的“追忆”，肯定是经过作者有意识的加工和精神刻度上的拔高的，这是出于表现主题的需要。也有为了重塑自己的道德完人形象而改造或干脆抹杀不光彩的记忆的，例如唐代诗人元稹《诲侄等书》云：“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信之乎？”义正辞严，洵为以身作则者。但这里他对“未尝识倡优之门”的记忆实际上是刻意伪造的。观其《长庆集》，收入其中的《元和五年罚俸西归至陕府思怆曩游五十韵》《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诸作，皆述及早年酗酒狎妓的往事，其言津津，其事凿凿。因此，作家的记忆常常是有意或无意失真、失实的。也正因为如此，依据作家的回忆录来探究其行踪与心态，是并不科学、并不可靠的。

谢谢肖老师。肖老师真是严格遵守时间，是遵守时间发言的典范。下面，我们请徐坤主编发言。

勿庸置疑，文学是记忆的复制或创造，这已是一个定论或共识。从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到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到余华《在细雨中呼喊》，都是文学与记忆关系的上好证明——因为有记忆，才会有文学这个基于想象和虚构之上的艺术载体，并产生对于生活和现实的深刻洞察力。倘若真像中国民间所说，往生有奈何桥和孟婆汤，过了桥喝了汤之后就洗清了记忆，大脑变得白纸一张，那么，对于人类和人类文明来说，是个极其恐怖的现象。失去了记忆，人类将重返上古，返回动物本身。所以，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正是让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在旷远而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中，记忆在纽结成它自己链条的过程中会遭逢很多事情，有些是消极的，也有些是积极的。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记忆，修复记忆偏差，并不断浇铸给记忆以春天梨花般带有淡淡香气的馨香内容，是疏通美好文学想象的根本之路。

徐坤时间遵守得很好，但发言严重缩水，好像还差好几分钟。谢谢呵！下面我们请吴俊教授发言。

谢谢呵！很荣幸在会上跟大家见面，刚才各位老师的发言我都同意，而且呢，也同意孟繁华老师当主持人。那么，这个发言越到后来越难了，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说到后来我会不清楚我应该说什么了。

会前有所准备，但刚才听了几位发言以后，我临时想到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倒是从《西湖》的主编、作家吴玄的一个著名特长而起的，联想到记忆这个问题。吴玄是我们文学界的围棋大师，听说有一次他赢过围棋神话级的作家储福金，好像是有这样一个战绩。

我就从吴玄围棋想到AlphaGo的问题。围棋本来是人的一个智力游戏，它的一个根本技术能力是计算和记忆，这一点跟文学记忆和叙事技术有点相同吧。但是呢，自从出了Alpha二代以后，问题出现了，人的围棋记忆和计算能力就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挑战，一流棋手都已经不可能在记忆和计算上与人工智能相抗衡。人机大战宣告终结。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家已经提出的文学问题也出现了：在人工智能这样一种具备超级记忆、数据存储和学习能力的机器面前，我们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和人的能力表现在哪里？我正在读一本书，跟人工智能倒没直接关系，但是跟我们人类的记忆研究有关系，这本书的名字叫《记忆之场》，是法文的汉语翻译本，入选了傅雷翻译出版奖。

从我们文学的特点，或者说从人文的角度来说，如何处理我们的记忆，其实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我们此后要去回应AlphaGo这类人工智能挑战的方法。从这一点上，我又想到，这次刚刚给陈福民教授写了一篇书评，他有本很有名的新书，叫《北纬四十度》，其实也是一本有关人类记忆、民族记忆、中国记忆的书。其中当然也有个人记忆。在这样一本书里边，他让我重新回忆我们对于记忆的态度。我把陈福民教授的这本书看作是一本致敬《史记》的书。对于《史记》这本书，我们一般说它是史学的书、历史书；这次读陈福民教授的书，我得到或者说复活、激活了一个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司马迁太史公首先是一个文学家，其次才是一个史学家；甚至按照现代史学的撰述方法来说，他恐怕是一个不合格的史学家，但他是一个超一流的文学家。太史公用文学记忆的方式成就了空前绝后的历史撰述。从这一点来说，处理人类的记忆、人类精神深处的世界，恐怕更有力的须是文学家，而不是我们的邻居历史学家。历史学家貌似记忆的专家，在思想和精神表达层次上，或许只是我们文学的下游。

“文学与记忆”这个主题在这样一个场合重新提到，在历史已经消失的时候，在新的数码时代来临的时机，文学承担了我们人类以后的命运表达和人文创作的一个最主要的责任。也许文学在技术面前少有功利作为，但人的记忆和精神文化传承将主要由文学来担当。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想法，不再面面俱到了。谢谢！但愿没有超时。

没有没有，好，谢谢吴俊教授！下面我们请李云雷教授发言。云雷在吗？

刚才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我觉得很受启发。我也从我的角度来谈点意见吧。

刚才贺绍俊老师谈到集体宏大记忆、日常生活的记忆，是区分记忆的方式之一，我也有另外一种区分的方式，我把记忆分为个人记忆、时代记忆和民族记忆。我觉得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能把个人的记忆很好地写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他的记忆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记忆，那就更好了；但最好的作家是能够写出民族记忆的。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常见的现实主义作家能写出个人的生活故事，而一些经典的作品能够写出时代的记忆，但是那些最经典的作品，其实是能够写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的，在这个意义上，巴尔扎克才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但是，书写时代记忆和民族记忆，不只是文学的任务，比如说，历史也在书写时代记忆和民族记忆，但是文学区别于历史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可能就在于文学可以选择从个人的角度进入，可以选择虚构的方式，它还可以写得更深入一些。我们通常会说“诗比历史更真实”，确实也是这样，我们的虚构文本可能会比留下的历史叙述更贴近、触及时代和历史的本质，因此才是更真实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对于我们个人、时代以及民族记忆的书写来说，确实是特别重要的，也是其独特性所在。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剧烈变化的时代，我们的个人经验变化特别快。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多东西转身即逝，以文学的方式留下我们的记忆特别重要。

腪，好嘞，谢谢云雷。下面请王小王发言。

一个好的发言题目确实是可以启迪写作者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一些思考。“文学与记忆”，我听到这个题目后，除了想到那些经典作品与作家记忆的密切关联，也很自然地追问自己，记忆到底对我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是怎么在作品中处理个人记忆的。我出生在吉林省的白城市，那是一个位于吉林西部的小城。我十几岁跟随父母迁居省城长春之后，面对一个相对于小城的大城市，很快就融入其中，把自己当成长春人，刻意地去摆脱一个小城姑娘的身份。因为这种虚荣，我感到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是在刻意地抹杀一些白城记忆。开始创作之后，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写这个故乡，我感觉自己并不爱它，没有任何想写它的欲望，它也没有任何值得我去写的东西。但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有一次吉林大学几位做当代文学研究的小朋友给我做访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说发现我的小说都不写地域、不写城市的名字，仿佛特意在避讳这个。听到这个我心里一惊，开始认识到，我大概是在刻意地避开那段记忆。

但实际上，我回头看我几个小说的时候，那些记忆的印痕都刻在其中。比如有一篇《铅球》，写到我中学时候的生活，而且为小说人物起名字的时候也不自觉地跟真实存在的姓名极为相近。还有几个小说也都是这样，那些小城生活时的记忆改头换面潜伏在里面。那我想，我一直在刻意去回避这些，为什么它们还是又进入了我的创作呢？情节是假的，故事是编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是那里面蕴藏着的情感却是无比真实的。为什么这些记忆会不可阻挡地进入我的创作，大概因为在情感上它们是对我有所触动的，所以我其实根本无法摆脱它们。那么，我想，文学创作中的记忆和工整的史学角度的那种记忆，它们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情感吧，就是文学创作对记忆的选择可能是遵循着情感的需求。

同时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承载别人的记忆。我也写过一些有关乡村生活的小说，但实际上我没有一点乡村生活的经历，写出来之后也没有人觉得写得“假”，甚至有人以为我真的有这样的经历。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肯定是我看到的或者听到的内容；别人的记忆经过各种渠道，也进入了自己的记忆。你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的记忆。而作为写作的人，这是一种恩典，也是一种责任。

除此之外，我也想到文学对记忆的重塑。我小时候，老师逼着我们写日记，每天一篇。那时候每天写一篇日记的话，根本就没什么写的，天天都是上学、放学、写作业这类事儿，每天都一样。那要每天都写得不一样，就只能编。尤其是暑假的时候，老师看不到你，更方便你瞎编，所以编了好多的日记、作文。这些东西父母大多给保存着，隔了很久拿出来重新看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分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的。很多事可能根本没发生，但你就认为这些记述的事情是真的。看自己写的东西，它完全重塑了我的记忆。如果一个人小小的一篇日记都能改变你自己的个人记忆的话，那一个时代的文学对于整个时代，对于大的历史的、民族的记忆，肯定也是有重塑的作用的。从这个角度讲，每个写作者都肩负重担。既然你被赋予了写作的能力，你在从事着写作的职业，你在书写，你在创作，那你就要承担着书写真实记忆的一部分的责任。“文学与记忆”这个题目促使我重新思考我的创作，也给我自己以后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思考。孟老师，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小王，讲得好。下面请黄咏梅院长发言。

谢谢孟老。我很认同前面几位老师讲到的，记忆的确是作家写作很大的一个动因。记忆是作家写作的一个数据库，当然这个数据库肯定不可能像电脑那么精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些都准确完整，会有很多的模糊性。因为很多原因，比方说时间的漫漶，记忆变得模糊了，也会有人因某种主观意识，记忆会做一些修改。我觉得文学恰恰就处在模糊和更改的那些部分。

那么，面对记忆的时候，文学做的是什么呢？我想，写作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一个“忆”的过程。“记”是实记和保存，那么，“忆”就相当于再认和再现。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写作就是作家用回忆和虚构来共同再认和再现这些记忆。所以，刚刚云雷讲到记忆里面有个人记忆，也有集体记忆，我觉得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是相互补充、相互辨认的，呈现在作品里才形成了文学的丰富性。

我想说，有一种记忆我觉得作家在写作里会反复出现，或者说会记得最牢的，叫“情绪记忆”。我讲一个小故事吧。我认识一个朋友，她喜欢画一些小画，主要是画童年趣事的回忆的画面，非常可爱，很有意思。但那个小画里面呢，非常特别的是，往往主人公就是一个小女孩，旁边跟着一条小灰狗，没有其他任何人。我问过她，你是不是小时候特别孤独，没有人陪伴？她说，是的。那你有没有养狗？她说，我没有养狗。但是她就不自觉地会在画里面画出一条狗来陪伴她。我想，在心理学上会不会认为，这条小狗就是她童年形成的情绪记忆的一个具象的表现？在潜意识里。文学作品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像我们喜欢读的卡波特，他很多作品里就会出现一个单身的老女人。这个老女人可能身份不一、境遇也不一，但是她的气质和性格都非常地相似；因为卡波特从小就是跟着一个单身的姑姑长大的。

所以，我觉得情绪记忆可能在我们写作的时候其实是很隐秘的，甚至作家可能自己觉察不到。就像我们众所周知的，余华早年写那种暴力和血腥的作品，他自己也说是因为小时候曾很近距离地看到过犯人被枪毙的场景，所以他会写出这么暴力和血腥的东西。苏童自己也说他的小说里面有一种很感伤的气息，就是因为他的童年经验造就的。

所以我觉得情绪记忆是写作的一种很重要的记忆，它甚至还会形成作家作品的某种风格和气质。

最后，我想说一下，当回忆作为一种写作时态，就是过去完成时。我觉得我个人在写回忆的时候、用倒叙方法的时候，会写得比较自如，比较有把握，因为我觉得我是站在结局的那一头，可以一直往从前写，写到long long ago的那种，只要我有足够的准备和耐心。但是我一旦写到将来时态，就觉得我自己会很犹疑，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恨不得时间就在写作里面“咻”的一下结束掉了。为什么呢？我也在想，因为将来会怎样，天晓得，但记忆再不可靠，也总是会比将来更可靠的。我就说这些，孟老。

好，好，谢谢咏梅，谢谢。我们下面请傅逸尘教授发言。

今年“十一”假期，我带孩子去电影院看电影《长津湖》，当八一电影制片厂那个红星闪耀的厂标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银幕上出现时，现场的观众便自发响起热烈的掌声。八一厂的厂标和其背后所表征的中国本土电影传统，就是我和比我更年长的观众们共同的时代记忆。八一厂、战争片、红色经典，共同铺就了一代代中国电影观众集体无意识的底色。现如今，八一厂又回来了（哪怕只是一个厂标、一种符号），依然可以看作一种宣示——对文化自信的强调和本土叙事立场的回归。可我的孩子们对此完全无感，因为这种记忆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早已中断和缺失。

二十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在美国好莱坞曾经非常时髦，那里甚至一度有望成为世界红色电影大本营，当时美国的文化名流有很多都把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学英美学院留学。到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波左派艺术浪潮终结了。随后，“冷战”结束，世界渐趋稳定，商业电影泛滥，全民娱乐甚至娱乐至死的时代到来了。像《复仇者联盟》《美国队长》这样的作品大行其道，战斗场面越来越酷炫，但打到最后，英雄们都会有一个目的——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反派都是企图改变现状的莫名其妙的疯子式的人物和外星人，革命的理想和图景越发模糊和遥远。90年代以后，消费主义、偶像经济、饮食男女、日常故事和奇幻题材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角，战争题材、革命历史逐渐淡出大众视野，小品化、娱乐化的作品占据了主流市场。

在我小时候，还能看到很多反映抗美援朝、革命战争的电影，能看到反映工农大众艰苦奋斗的电影。近年来，这样的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很难让人满意，甚至无法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的影视剧很多连主创自己都不能理解伟大的家国情怀。无论什么战争，都要搞几个不伦不类的梗儿和油腻的段子，都要来一段多此一举的感情戏，非要把男主人公为国家民族牺牲奉献的精神改换为对女主的爱情。互联网巨头对影视行业的全产业链的垄断，从IP囤积、剧本和版权积累，到策划、出品、发行、宣传，再到各种相关衍生品，一条龙产出，不仅是八一厂拼不过，就连万达、华谊、光线等传统的行业巨头也都被蚕食了。花几千万雇来流量明星，买一个当红IP，编一个爱情、青春、职场、家庭伦理的低成本垃圾电影，然后鼓动宣传力量，买热搜，刷好评，即便被精英痛骂、评分低下，依然可以轻轻松松赚得盆满钵满。而刚刚打破中国影史票房纪录的电影《长津湖》中，政治话语、革命立场以及集体主义美学、集体英雄主义的叙事方法得以重现。这是对红色经典的致敬，是对时代记忆的接续。

谢谢逸尘！下面请雷默发言。

谢谢孟老。我记得上次“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好像是贺老主持的，结果贺老提名提到我、让我发言的时候，我人逃走了，没发上言。这次孟老主持。

那你这次加倍发言。

（笑）我也没什么准备，随便说两点。第一，关于记忆放在小说当中来说，通过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记忆是会发生偏差的，我讲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上半年的时候，五六月份我得了一次心肌炎，也挺严重的，当时高烧每天发到四十多度，烧了半个多月，将近二十天的时间。在医院里边那段时间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后来回想起来，那好像是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高中时睡在我下铺的那个同学，但那个同学老早已经过世了。年轻的时候他没考上大学，后来学开车，开车的时候他冲下大桥淹死了。我在发烧的那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个梦，我觉得那个梦很奇怪，就是它跟我们平常做的梦不是太相像，它的体验感非常强，每个细节我都可以回忆得很清楚。在我老家那个地方，他来喊我，他说，我们一起去吃北京烤鸭怎么样？我说，北京烤鸭我倒也是有兴趣的，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一起从诸暨次坞镇往杭州的方向走。走过了管村，走过了楼塔镇，又到了河上镇，到一个凉亭旁边的时候我忽然之间反应过来，我说这么走下去不是办法，我觉得北京还远着呢。我就跟他说，北京我不去嘞，我说烤鸭不吃嘞。然后他硬要拉我一起去，两个人就开始吵架，吵到后来，两个人就开始打架，还打得热火朝天，把衣服也脱了。到后来我浑身热腾腾的，从医院的病房里面醒来，发现身上的病号服也全都湿透了。

后来我和很多人说过这个梦，但每次讲述，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不同。所以其实这个梦，它这种记忆，用在小说的创作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上次跟别人讲起来也是这样。一模一样的那些事情，有时候会发生位移，它会发生偏差。我觉得小说其实有时候可能还是以记忆作为基础，它主要还是虚构的东西。

刚才吴俊教授提到了AlphaGo，因为刚才他发言发到一半的时候我有个电话进来，他的发言我没听完整。AlphaGo吴玄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他下围棋，他也经常看棋谱。AlphaGo不仅仅是一种记忆，可能用吴玄的观点来说，它好像是具备自我判断跟自我学习能力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它好像颠覆了我们原来的一种文学观念，钱谷融教授原来提出来的，他说“文学是人学”。这个观念被大家接受了好长时间。那我就觉得AlphaGo以后发展起来了人工智能，我们的文学它仅仅还只是人学吗，还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关系吗？

上次我们也聊到过，在未来，有时候除了人与人以外，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第三者”的存在。因为《文学港》也办了几届科幻文学的征文，我在看刘慈欣的《三体》，我觉得也是这样。刘慈欣的作品有个基础：人类文明只是一种低端文明，在《三体》里面，“三体文明”对于地球文明的这种打击——包括里面的“歌者文明”——叫什么“降维打击”。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给我们很多启发意义。我说得可能比较乱哦，孟老。我就讲这些。

好，谢谢雷默。我们这半场的发言到此结束了。我觉得大家虽然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都谈了几个观点，我觉得很受启发。从绍俊开始，谈记忆的几种类型，肖老师从古代文学、从自己专业的角度谈，其他老师从最前沿的AlphaGo等来谈，还有从个人记忆，从个人创作经验里谈论记忆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呵，大家讨论很久了，但还有进一步发掘的可能性，我觉得大家谈论得都非常有价值。

我们有两位教授没能发言，我们是两点零八分开始的，现在我们还差五分钟，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完成了发言任务。谢谢各位教授的配合，谢谢大家！

上半场成功结束，休息十分钟，下半场再开始。三点十分准时开始，下半场的主持人是我们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张晓癑院长。

各位老师，现在我们下半场的论坛正式开始。在上半场我们聆听了前面几位专家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们下半场预计是10位发言人，但可能个别老师有别的事情，没法上线讨论。发言的顺序，吴玄排得也是非常有技巧。首先是来自上海批评界的“三剑客”，排在一起的。我们首先欢迎来自上海的批评家，黄德海老师先发言。有请德海。

没想到是第一个发言，有点紧张。我就说两个情况。一是我们经常会引用格林的一段话，“一个作家前二十年的体验覆盖了他的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只不过是在观察而已”。这个“前二十年的体验”，其实可以变成今天我们讲的“记忆”，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经常会把全部的经验或者记忆当成私人性的概念。其实，格林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也就是说，私人的记忆一旦要进入文字，就天然地跟外界有关，也就是格林这里说的，与共有的庞大的公共世界有关。所以说，记忆从来就不只是属于个人的。这是一层意思。

另外一个，我重复一遍格林的话，“一个作家前二十年的体验覆盖了他的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只不过是在观察而已”。注意这里的“观察”，当我们调动前二十年的体验的时候，我们动用的不是当时形成的记忆，而是对记忆的反思，或者是对记忆的重新体验。所以，记忆在文学表达上其实特别有意思，它不是把记忆调动出来就可以了，而是必须再对记忆进行反思，因此前二十年的体验才可以反复书写。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作品，一种情况呢，写作者说，这是我私人遇到的事情，因此没有什么不真实可言。这说明他显然忘记了他要使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另外一种情况，现在的不少作品写到过去的事的时候，好像显得很充分；可是到了写当下世界时，就显得好像没有那么细腻和扎实。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对很近的记忆没有进行充分的反思。

我基本上就说这些，就是记忆的公共性和记忆的反思性对文学的意义。

好，谢谢德海和我们讨论了私人记忆与公共世界的关系，还有记忆的反思性。下面我们有请张定浩老师发言。

大家好，第一次用视频比较紧张。刚刚前面听了大家的发言都很有启发，我就说几点简要的。

我觉得文学和记忆之间不仅仅是一个比较甜蜜的关系，它们之间应该还存在某种非常紧张的关系。正如前面诸位老师说过的，记忆会分成个人记忆、历史记忆，以及集体记忆，等等，但如果我们再具体一点审视每一种记忆，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初涉写作的人经常会屈服于个人记忆，他会觉得自己经历过的东西都是最重要的，写出的作品充满自恋自得和自怨自艾；而另外一些稍微成熟的写作者则可能会屈服于某种集体记忆或历史记忆，他们企图写出某种史诗性的作品，但因为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往往跟历史教科书的记忆是高度吻合的，他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和对过去的认识，这样的“史诗作品”很可能最终只是沦为历史的伪证。

这两种写作者所遭遇的现状，恰恰可以提醒我们，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他要跟记忆之间保持某种对抗关系，而不是仅仅屈服于记忆。无论是对于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写作者都要和它们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正如很多探讨记忆的学者都曾认识到的，记忆本身就容纳了虚构叙事的成分，是每个普通人出于建立自我连贯性的渴求而展开的一种创造；如果是这样，那么，文学就是对这种创造出来的记忆的再创造，文学是人类中的某一些人对属于人类的诸种记忆的一个再创造。既然是创造，那就绝对不可能跟着已有的认识亦步亦趋。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前面雷默说到AlphaGo的问题，他说AlphaGo并不是根据过去或者历史来做出判断，它战胜人类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记得的棋谱比人要多。因为我这两年也是跟着AI学习围棋，对此也很有体会。我发现我们过往的学习方式是看大量的棋谱，每一手棋首先建立在一个强大的记忆库的基础上，是回忆之前看过的棋谱，类似情况是如何处理的，但是AlphaGo它某种程度上是在预测未来，它推演这一步棋接下来会怎么样，它推演到我们人类的脑力不可能想象的未来几十步乃至几百步之后的情景，然后建立一个自己的判断。也就是说，它依赖的不光光是过去的记忆，而且还依赖于未来。

我觉得文学也可以从中受到一个启发。好的文学作品不光是依赖于记忆，或者说已经发生的事，它同时也要对未来、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记忆大概是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不管是个人的还是这个时代的，大概也就一百年，那我们的文学的时间段应当要更长久一点，要超越这个一百年乃至一两百年的时间，我们要抵达更久远的过去，或者未来。一个作家，是有能力在几千年的参照系中思考问题，还是成天在类似“明年茅奖有没有戏，后年鲁奖会给谁”这样的算计中写作，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他的写作品质。

最后一点，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记忆力特别差的人。作为一个记忆力特别差的人，某种程度上，我从事文学写作的体会是，我很多时候并不是从记得的一个细节开始的，而是从某一个词语开始。从一个词、一个句子，在一片混乱中，一点点地去探索某一个图景。

我前两天正好看到克洛德·西蒙有一篇讲座就叫“文学与记忆”，他最后提到了普鲁斯特，他说普鲁斯特作为一个记性特别好的人，在谈论马丁维尔那些钟楼的时候，讲了很多东西。但最后普鲁斯特要找到的是什么呢？克洛德·西蒙说，他找到的，是隐藏在这些钟楼后面的一个漂亮的句子。克洛德·西蒙对此特别赞叹。一个文学写作者就是这样，不管他记得什么东西，也不管他要对抗什么东西，他最后都是要回到纸上，回到他写下的一个个的词语上面。好，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谢谢定浩。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木叶。木叶在吧？

我从鲁迅《野草》里的《风筝》讲起：弟弟特别喜欢风筝，但是在哥哥也就是叙述者“我”看来，这是没出息小孩才玩的，从不让他玩。于是，弟弟“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终于有一天，哥哥找不到弟弟了，他就忽然意识到什么，跑到家中一个小屋，进去之后就发现弟弟正在自己做一只风筝。“我”怒了，折断风筝的翅骨，踩扁风轮，傲然离开，弟弟绝望地留在小屋里。多年后，“我”懂得了“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就带着愧疚跟弟弟讲起这件往事，以期“补过”。而弟弟惊异地笑着说：“有过这样的事么？”就像在听别人的故事一样，什么也不记得了。

苏珊·桑塔格在《重点所在》里说：“记忆是有创造性的。记忆是演出。……记忆可以繁殖。”无论《风筝》在多大程度上是依于事实，我们都可以就文本提几个问题：弟弟是真的什么也不记得，还是在“演出”？哥哥的记忆是真实的还是“演出”？这些言辞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潜意识或现实思考？已有论者和读者注意到这个作品是有“雏形”的——1919年的《我的兄弟》，比较两者的异同，《风筝》的篇名更中性，内容则更为复杂（鲁迅接下去对这个故事还有耐人寻味的书写）。如果再联想到当这篇散文诗落定的1925年，现实中的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一年半，那么，这个作品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就越发阔大了。在这里，我暂不展开，紧扣今天论坛的主题“文学与记忆”而言，我想说，记忆是一种“变形记”。

记忆不是生成了就立马原始地保存，也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它克服着文字或话语的影响，又有赖于文字或话语的修饰；它克服着遗忘，某种意义上又有赖于遗忘；它不断在变化，就像水一样流动、渗透、变转……而文学也是种种“变形记”，且是变形记的集大成者，充满了想象、损益甚至是逆反，终究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深度的情感，有野心有责任感的锻造与赋形。

沿着“逆反”进一步而言，在一些情况下，文学会成为一种“反记忆”，或者说是一种复合记忆、多维记忆，颠覆或超越个人经验乃至民族经验，成为一种更高形式的真实、更高形式的思维，那也是更新、更高形式的存在。也正因此，在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在AI人工智能澎湃而来的时代，记忆不完全是一种过往、历史，它不是一种死的东西，而是朝向未来、不断再生于未来的。借用这两年的一个说法，记忆在本质上是以未来作为方法的，同样，文学也是以未来作为方法甚至作为血肉的，它向人们索取着才华、胆识、预见性和耐心。这是记忆和文学特别美好的地方、特别有意义的地方，但可能也是容易被忽视之处，甚至是非常残酷之处。

谢谢木叶。前面定浩讨论了记忆的对抗及再创造，也结合了个人的诗歌创作体验。木叶又从鲁迅的《野草》出发，认为记忆是一种“变形记”，是一种演出，而且具有未来的朝向性。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上海的三位批评家的精彩发言。下面，我们迎来了几位浙江大学的学者发言。其实也是非常凑巧，我们的会议临时不能现场举行，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但是呢，我们的会议依然对浙江大学的朋友们不离不弃。下面我们就请浙江大学的诸位学者发言！

首先请浙江大学的张逸旻老师。张逸旻去年还是我的同事，今年就已经高升到浙江大学去了。好，下面有请张逸旻。

谢谢晓癑，看到你特别亲切。各位老师好，今天很抱歉，按照原来的时间安排冲突了，晓癑院长特别贴心地把我提前安排，所以我就自不量力地服从安排。

刚才聆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确实颇受启发。那天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言，想到每个作家的叙述都是对记忆的一种失物招领，而且关于记忆的写作，实际上也是对记忆的练习。在文学内部，也只有这种练习才有可能再造一种卡夫卡所说的“心理现实”，或者是达到普鲁斯特所说的“对时间之偶然性的脱离”。

一提到普鲁斯特，大家就会想到他记忆中的小玛德莱娜蛋糕，实际上你把这个过程学理化之后就会发现，人对记忆的叙述多半是需要一种具体的物件作为介质的。那我就想到手头在写的一篇文章，里边就用到一个关于物件作为记忆之介质的阐述。所以我想接下来，不如我把这个理论的勾勒作为一个很小的切口，来对今天的话题作一个侧面呼应。这个理论是对“纪念品”的一个学理化的观察，纪念品就是大家所熟知的“Souvenirs”，这个纪念品既是窄义的，我们在旅游地常见的、可供购买的、代表当地标志景观的制成品，也可以是广义的、触发作家写作的某个物件，也就是刚才老师们所讨论的，包括普鲁斯特的小玛德莱娜蛋糕。这个理论实际上跟刚才德海兄对格林的转述也有呼应，就是认为纪念品是把公共的、纪念性的、三维的物体缩小为微型的可以被身体所包围的，也可以被私人视野所占有的这样一种物体。它的运行逻辑就是将外在的体验内化，它的功能，即这个纪念品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成为真实体验的一抹痕迹。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纪念品是能够区辨经验的。但我觉得这个学者（Susan Stewart）的理论更重要的一点是她论证了纪念品“只有作为叙事的起源才重要”，她把这个提出来。而且这个叙事并非关于纪念品或其制造者的叙事，而恰恰是关于纪念品之拥有者或者是所有者的叙事。也就是说，纪念品作为物，它必须保持其贫乏和不完整性，这样它才能得到叙事话语的补充。而且它只有在受到叙事话语补充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延伸到这个物件、这个纪念品背后的叙事的话，纪念品作为物的重要性也就一文不值。我觉得这是解读我们今天很多作品的一个重要的视点吧。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如果太学究气的话，还请大家多包容。嗯，谢谢。

谢谢逸旻，大家都严守时间，其实下午我们时间蛮充分的，大家可以多发挥，没问题。下面我们有请浙江大学的陈力君老师发言。

各位老师下午好，谢谢会议的安排，也谢谢晓癑。我对“文学与记忆”这个话题有这么两点思考：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文学与记忆的关系，形象地理解是展开和折叠的关系，涉及到文学记忆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因为记忆是现实的剩余，也是现实的干扰。为文学摄取和润饰的记忆可以非常有条理，也可以依然保留零乱。文学和记忆是相互缠绕、相互支撑的关系。文学和记忆同构了亦真亦幻的精神世界。

如果借用李敬泽在鲁敏《回忆的深渊》序言里的一句话，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文学与记忆的负载者，作家们，“他们将揭示某些不为人知的景观，将在人们的知觉结构中制造混乱，他们所提供的世界与我们与熟知世界有迷人偏差”。就是这么一种复杂的、也是丰富的关系，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展开对“文学与记忆”这个问题的探讨。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的是，现实层面的成长记忆和文学作品中的童年记忆是作家创作的基础与驱动力。前面的老师谈过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当中记忆的书写和再现。而我们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端，鲁迅开始现代小说的理由也来自他成长中的创伤记忆，即由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一种深刻的记忆。

而今天，在当代文坛上，新一代作家的成长记忆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我的理解，这个变化可能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他们的记忆中不仅有现实世界的记忆，更增广了虚拟世界的向度。前面张定浩老师和黄德海老师，还有雷默老师、吴俊老师都谈到了这个话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比如说商品经济的发展、科技手段对日常生活的改变，以及网络空间带来的新生活方式，都给新一代作家的生活体验带来深刻的冲击，也会成为他们的成长记忆。以上的内容将在他们的文学题材中得以扩展。

第二方面，年轻一代作家的记忆将从本土记忆扩大为世界生活和全球性的共同记忆。即使是疫情发生的今天，在我们陡然间被阻隔时，我们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也仍在继续，再难以回到以往的闭塞状态。

第三点，在新一代作家成长记忆当中，传统的乡村生活记忆将逐渐淡化和淡出，或转为城市生活记忆，或成为某种氛围，或成为某种余留的情绪。记忆将在他们的文学世界中继续绵延。总的来说，新一代作家的成长记忆将对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这种记忆是否覆盖、遮蔽或者冲淡前辈的生命记忆？我们仍将拭目以待。毕竟，惯用的文学表达及成长记忆的表现形式已经让读者产生了疲倦，新的文学与记忆的探索或将在他们身上展开新的契机。也许，他们会找到新的趣味。谢谢，我就简单讲这么多吧。

好的，谢谢力君，力君为我们非常清晰地梳理和分析了新一代作家的记忆可能产生的新变，以及对我们文学可能的影响。非常感谢精彩的发言。那么后面一组也很巧，是上午刚刚荣获第八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的三位作家，我们也期待他们的精彩发言。那么，首先我们请余静如发言。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写作主要靠的是经验和想象。经验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记忆吧。就我自己的写作而言，我每一篇小说都和我的记忆有关，虽然看上去，比如说我选择的有些人物，或者说事件，可能离我很远，但事实上也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我之前的小说《安娜表哥》，写了两个少女，安娜和梅林。这篇小说的开头是主人公梅林在朋友安娜家里，安娜原本在和她打闹，但突然告诉她说：“我有精神病了，精神病杀人不犯法。”然后把钥匙丢到楼下，说你别想从我家出去。其实这就是我记忆中小时候的一段真实经历。

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有的时候性格有些古怪，情绪也比一般人激烈，有时候为了一些小事便大哭起来，同时占有欲很强，我其他的朋友几乎都被她赶走了。她有时候会偷偷把自己吃过的食物混在我的食物里面让我吃下去，同时喜欢送我一些小东西，但是也从我这里拿走她并不喜欢但认为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小玩意。这些小事我虽然感觉不舒服，但可以接受。突然有一天，发生了小说开头的那件事，她和我打闹的时候突然大哭起来，我安慰她很长时间都没有效果。我便感到了害怕，这是一件脱离常规的事情。我决定要离开她家，结果她把钥匙丢到楼下。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再也不去她家了，也有意识疏远了她。我们的友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慢慢结束了。很久之后我听大人们说，她家族里面有好几个精神病人。那个时候我就会想，是不是其实她也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但是小时候，我在童年时期对于他们是没有什么理解的，当我长大了之后，对社会、对人有一定的认识之后，我会重新来审视这件事情，会想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我的素材，包括我其他的一些作品，甚至是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他们其实都是我记忆中的某个形象。

我认为，完全的虚构是不存在的，人总是要依赖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记忆。这一部分可大可小，但不可能没有。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其实往往比小说更有戏剧性。有时候记忆中某一个很小的事件，哪怕是支离破碎的一个形象，也能成就一个好的小说。

写好一个人物，跟经验与记忆密不可分。只有通过经验，对人有一定的理解，才能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一个人物，主要是先把这个人物的个性、环境、背景定下来，那么，接下来他的行动和他要发生的故事都会慢慢地随着他的性格生发出来，但很多人写小说是反着来的，写了很多事件，但是没有一个可知可感的人物。

我做编辑，看到过很多主题先行的小说。通常这些小说不会得到采用，我都会跟作者说，这个小说里面没有人物。因为我觉得，当下的写作有一种捷径就是以题材取胜，大家都写某一种题材，或者说，某一个题材它特别地受欢迎、容易发表，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它可以被贴标签、可以得到一些关注，但是，很多失败之处就在于，这些小说里面，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我认为人物就是要从人的真实经验出发，再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实现的。一个好小说离不开对人物的塑造。

我现阶段的小说，也是以一些经验和记忆为主的。最近我发在《十月》上的两篇小说，都是以男性为主人公，但其实它们也来自于我平时对周围一些人的观察。比如，我的一篇新小说叫《平庸之地》，它里面写了一个男性公务员，他的生活是在计划生育那个部门，他有一些他自己的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我选取了他职业背景、性格特点的一些内容，但是关于他其他部分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也就是说，我可能会把很多人的经验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想象，来给他虚构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最终让它成为一个吸引人的东西。

然后，另外，刚刚听很多老师讲，我觉得，我也很认同他们的说法，就是，没有一个人的经验是孤立的。所有的经验都是集体的经验。我上午也说过，每个人都是社会人。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遭遇的不管是什么问题，它其实都是一种社会问题，那具体到写作中的话，我是认为要在共性里面体现出个性。但是，它的个性里面其实又是要挖掘出一种更大的社会意义和社会背景，我觉得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品。脱离了经验，也就是说脱离了记忆，我认为是不可能写出一个真诚的小说的。我觉得所有的作家不管是运用自己的经验也好，运用他人的经验也好，经验和记忆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静如呵，她从她的创作经验给我们阐述如何去创作真诚的小说，非常精彩。下面我们有请宋阿曼。

记忆是一个挺大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有学术意味的词语。在具体的写作中，我通常会把记忆分成两类，一类是指过去的记忆，一类是指当下的事物。因为当下的事物可能就是未来的记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虽然是当下，但我们稍微往远看，可能我们所书写的当下，对未来而言就是一种记忆的存留。对待过去的记忆，也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经历过的；一种是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但有记录价值的。

如前面很多老师说过的，记忆书写存在一个筛选的过程：哪些个人记忆是值得书写的，值得被记录保存。我在《西湖》上发过一篇小说，题目叫作《堤岸之间》，讲述了一对夫妻进入晚年的生活片段，小说很短。我小时候有一段经历，被这样一对夫妻照看。他们对我来说不是亲人，但又很像亲人般的存在。我现在再去看望他们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上上一辈人普遍、微妙又独特的变化。我在想，如果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可能我就会忘却，甚至连同我的思考一起忘却。

作家写当下的事物，大体能区分成写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语境下的记忆，还有就是超越本民族的，他民族、他文化的一些文学表达。由个人推及民族的书写就已经相当难了，这是对写作者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们要做的并不仅仅是综合个人的记忆，还要综合无数他人的记忆，然后将它形成一个相对公共的、更有价值的书写。

像石黑一雄这样的作家，他们在进行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书写。这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在处理个人经验，而且是像一个学者在考察社会历史发展与文化融合之后，做了艺术性的呈现。这对创作者要求更高，需要创作者有所准备。就我自己而言，还是会从个人记忆开始，再推及同代人的记忆；如果准备好了，可能也会去触及更加公共的、更有历史性的民族记忆。

好，谢谢宋阿曼。阿曼从过去的记忆对当下的关照和摄取这样两个相对照的角度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演讲。下面我们有请徐絗，也是我们“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的得主，请徐絗发言。

首先，拿到选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我就想到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前面也听了很多老师的高见，我就简单讲一下，首先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的经验，进入记忆之前，这个经验能否被我们真实地触碰——因为它毕竟受到很多意识形态等限制、是否是我们自己真实的经验，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即使进入了个人记忆，同一段记忆在个人人生的不同阶段，又会随着个人的认识和态度的改变而转变。

我记得王安忆老师有一段文工团的经历。她最早写文工团，那个标题叫作“这个鬼团”，可见她对文工团的经历是鄙夷和不屑的。后来，她又写了一个题目叫作“文工团”的小说，她也说自己对文工团这段经历的看法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在文工团里面的老艺人，和她们这样一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对文工团的情感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说，能否进入记忆及同一段记忆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的化学反应，都是值得甄别的。

我还想说，这个选题是“文学与记忆”嘛，那文学与记忆的交集之一就是时间。个人觉得，今天发言、在座的各位其实都是有文学傍身的人，不管是文学创作也好，还是文学阅读或者文学评论也好，我们是可以有文学这样一层润滑剂，跟生活不见得直接产生一种肉搏的关系。反观那些不见得有文学这样一种精神生活的人，可能他们就是实打实地在现实生活里面，面对生活的困难都是硬碰硬的。他们可能会产生时间过剩，或者说时间富余这样一种无聊、无力感。相反，我们要创作、要竭尽脑汁的人可能就会有一种时间的充实感，甚至焦虑感。

另外一点，文学对记忆也有一个遮蔽或者说阻碍的副作用吧。前面黄德海老师也说了，我们童年、青年时代的记忆为什么那么鲜明，我也想引用一段原文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的一个创作谈，他说：“我真的不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会关心自己前十八年生命体验的作家。海明威珍视那些密歇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夸张的地步，而我会让它们适得其所。看看吐温，看看乔伊斯，二十岁之后的我们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自我意识脱不了干系，因为那时开始我们已经以写作为业。作家的生活分成两半，在你决定以写作为职业的那一刻，你就减弱了对体验的感受力。写作的能力变成了一种盾牌、一种躲藏的方式，可以很快地把痛苦转化为甜蜜——而当你年轻的时候，当你还没有开始写作的时候，你是如此地无能为力，只能苦苦挣扎，去观察，去感受。”

这也是我想说的，可能随着写作时间的慢慢积累，很大程度上我们有多少真实的感受力，或者说是否还能像童年那样，像尚未开始写作之前那样触摸到更加鲜活的体验，其实是要打问号的。写作的惯性带来的一种感知力的钝化，从而可能造成记忆的一些疏漏也好，或者说不可靠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我需要注意和警惕的。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

谢谢，谢谢徐絗的精彩发言。也再次祝贺余静如、宋阿曼、徐絗获得我们第八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上半场孟老师主持，是提前8分钟结束，我们向孟老师学习，下半场我们各位发言人非常配合，我们也是提前8分钟完成了指定发言。还有南京大学的沈杏培教授因为学校有会议，浙江工业大学的周文还有课，他们两位就没能发言了。那我们下半场的发言就到此结束。前面吴玄说还希望再自由发言，或者点名发言。我觉得，点名发言包括我们论坛的最后的总结，重大的任务还是还给吴玄。下面我们有请吴玄老师再入场！

上半场和下半场两位主持人都已经点评、总结过了，我就不需要再总结了。下面就是会场里边的老师，有没有谁还想发言的？再说一说呗。如果没有想发言的，我们这个会议就结束了，胜利闭幕了。好，论坛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