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视野、道德与阶梯
——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写作手法

叶 端

《平凡的世界》出版以来，因其真诚、朴素的情感，从农民的角度直面转折时期重要社会环境变化、人物命运变化和心理变化，收获了广泛的读者。路遥用了六年时间，以燃烧生命的方式完成这部巨作。小说共有“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①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 11、20、24 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由于小说中人物的众多，社会视野和层级的丰富，如果要理解路遥的创作艺术，就必须探讨小说的结构特征，和它相应的效果。在解释小说结构时，路遥曾把小说比喻成三条河流，“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这三条河流都有各自的河床，但不时分别混合在一起流动”②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 11、20、24 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三条河流的比喻生动概括了小说的三条主线，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小说的全部。在奔腾的河流与静态的空间之间，有两个势必要探讨的问题：（1）这样大的架构是如何铺展的；（2）人物为何呈现为这种可能性，而不是那种可能性。带着这两个问题，本文展开讨论。

一、人物与世界

许多研究者都曾批评路遥写法的陈旧，但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全景式展现社会生活的雄心以及农村背景题材的制约，他在根本上不可能脱离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土壤。事实上，从《平凡的世界》很能见得他的才能，小说不仅结构整饬，经过精心安排，在人物的安排上，也别有匠心。

路遥批评过去的小说只分好坏两种人，在《人生》中，他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形象。如果说高加林的复杂性体现在他本人的城乡气质混杂，导致的道德的不确定上，那么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通过一系列对比，摆脱简单的好人坏人、好成分坏成分的区分，将新人与旧人、进步与保守体现在每一个家庭中，尤其是兄弟之间和姐妹之间。如孙玉厚与孙玉亭、孙少安与孙少平、兰花与兰香、田福堂与田福军、田润叶与田晓霞（堂姐妹）、贺凤英与贺秀莲（同乡）、胡永洲与胡永合、金俊文与金俊武、金光辉与金光亮、金富与金强，虽然同出一源，但两者的性格和命运却形成鲜明的对比。路遥对双数颇有执念，一个家庭通常是两个孩子。即便有例外——旧社会地主金家和文人金先生的后代各有三兄弟，但是三兄弟各缺一（地主金家的一个儿子在外面工作，金先生的一个儿子淹死）——也会在形式上回到两兄弟。不管是出于构思方便，还是有所主观考量，双数具有对称美感，也容易使读者对他们或矛盾或互补的性格产生深刻印象。

在小说中，同一对兄弟或姐妹通常都具有情节功能或结构位置的一致性。作为小说的两个主角，孙少安与孙少平各自的成长历程和人生选择相互对照，是小说最重要的两条线索。孙少安文化程度低，考虑最多的是实际的生活问题，他扎根于双水村，热心于村里的事情，更加务实、本分。孙少平则向外追求，努力追寻自己的道路，具有理想主义特点。他不畏惧阶级的差异，不鄙薄自己的出身，又要从局限中解脱出来。爱情这个折光体上，映现着孙少安与孙少平的性格，也映现着田润叶与田晓霞的性格——田润叶和孙少安性格较为软弱，最终都以家庭为重，田晓霞和孙少平都喜欢挑战，具有个人主义的光辉。胡永合与胡永洲两兄弟所提供的折光体，则在事业和生活方面，显示着孙氏兄弟的生活和性格——胡永合对孙少安提出的投资电视剧计划，显示着孙少安的虚荣心和生活上的短视，而孙少平目睹胡永洲对小翠的欺辱，则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慷慨的同情心。孙家的两姐妹中，兰花的性格有点像孙少安，但没有孙少安的能力，她爱游荡惹事的丈夫成为孙家的负担和危机，兰香的性格更像孙少平，而且是接受了大学教育的孙少平，她的跨阶级的爱情也十分顺利，她代表了孙家的期望和未来。

孙玉厚与孙玉亭形成了勤劳朴素的农民和热心革命者的对比。路遥对孙玉亭和贺凤英这对革命夫妻的态度是否定的、尖刻的，因为他们无心踏踏实实干农活，也不能收拾好家里、照顾好子女，不符合世代务农传统朴素的生活观念。田福军和田福堂是领导版本的孙玉厚和孙玉亭——田福军正直一些，为农民利益考虑，田福堂有些自私，且好大喜功。实际上，小说中所有的干部都大致分为这两派：一派是田福军等较为开明的，更讲求实际情理；另一派更在乎政治正确、路线正确，忽视农民实际生活。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前者受到后者的压制，在后半部分，后者又多以“幡然悔悟”的姿态靠近前者。孙玉亭的妻子贺凤英和孙少安的妻子贺秀莲作为家庭的外来人，都来自贺家湾。虽然作者对她俩的评价一低一高，但在实际情节功能上，都特别强调了她们对分家的执念。金家也是一样，兄弟间存在矛盾，互相有看不惯的地方，尤其金俊文儿子金富的偷窃行径，令金俊武不齿，金俊武跟金光辉比较亲近，金俊文跟金光亮比较亲近。

正是对照的技巧和修辞，使小说情节不再是为孤立的事件，而成为一系列事件的先声或回响。不仅田润叶与孙少安的感情，可以和田晓霞与孙少平的感情相对照，田润叶与李向前的婚姻状况，也可以和杜丽丽与武惠良的婚姻状况相对比；一个由残缺走向理解，一个从相爱走向分裂。金波失去藏族姑娘，就像是给孙少平失去田晓霞做引子，而孙少平失去田晓霞，又促使金波重新回去寻找藏族姑娘；尽管金波仍然没有找到自己所爱的人，但那种旧地重游，面貌全改的失落，与少平如期赴约景致依旧的慨然形成对照：一对天各一方，一对天人永隔。田润生娶寡妇郝红梅的事情，既是呼应孙少平与郝红梅、顾养民，以及孙少平与金秀、顾养民的双重三角关系，也像是给孙少平与惠英嫂的关系做引子。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惠英嫂的任何心理活动（作者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却很能明白郝红梅母子对田润生的需要。

如果把每个人物的一生固着到他的形象上，我们看到的这个由人物构成的世界，具有鲜明的色彩感。作者永远是做明暗对比，而且是简单、直接的对比，就像《红楼梦》中钗黛之间，但这简单的对比之中又蕴含着复杂的印象。正是靠这种明确的深浅映照法，人物与人物之间，犹如阳光照下的绿林，明暗深浅，高低左右，每每对照，相互映衬，又如海浪波澜起伏，一个达到高点，一个处于低潮，忽而向上攀登，忽而陡转直下。点、线、面，各个层面，都有所依托，有所呼应，形成一幅纷繁的画卷。

《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之所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除用了上述技巧和策略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路遥总是从人物内心出发，贴着人物进行讲述。他使用一种类似于POV（视点人物写作手法）的创作手法；虽然是第三人称、作者全知叙事，但每一段叙述都有一个主要的视点人物，我们的所知所感全部跟随这个人物，因此极为自然地了解他（她）的处境，与他（她）产生共情。这个视点人物常常发生变化，没有绝对的规律，在很多情况下，路遥会在章节结尾或情节段结束时引入接下来的视点人物，自然过渡，变换人物视角。比如，小说在写完孙少安和贺秀莲的婚事之后，顺着新婚夫妇讨论田润叶赠送的贵重贺礼的情节，紧接着下一章转换为田润叶的视角，写孙少安的结婚对她的剧烈打击。按理来说，田润叶没有参加婚礼，而由她父亲帮忙转送贵重礼物的行为，已经说明了她的态度，可以有所回避，但作者不满足于给读者间接的想象，而是借助视角的转换，非常直接地把每个场景写实，让每个人物完全袒露。小说中的主要视点人物不仅有主角孙少安、孙少平和田福军，还有田福堂、田润叶、田晓霞，因为他们的所思所想在故事中同样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还有金俊武，金家的情况几乎都是由他的视角和故事主线串联起来的。此外，出现多次的视点人物还有孙玉厚、孙玉亭、金波、王满银、郝红梅、孙兰香、徐国强、李向前、武惠良、田润生等。总之，但凡干涉到重要的事件、情感、心理变化，都会首先让读者看到人物，由人物带着读者向前发展。哪怕他并不是主要人物，只要他在这一事件中是关键的，都有必要让他短暂地处于小说中心位置，向读者敞开他的心扉，打开他的心结。正是一个个人物的亲身经历，使整个世界得以一步步展开。

在故事时间线上，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一个带出来的。随着小说拉开的，是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历史画卷，具有延展性。小说涉及诸多不同的职业：农民、干部、老师、学生、司机、医生、诗人、理发师、农民企业家、包工头、揽工汉、矿工……《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大书，它囊括的范围之广，可以与最经典的西方现实主义长篇相较。路遥让人物尽可能地早出场，造成存在着的人物一直在小说中生活的拟真感，即便次要人物偶尔出现，也是在历时地发生变化。

二、空间与秩序

除了直接描写人物本身，路遥还擅长把一定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结构，和特定的空间联系起来。路遥善于写景，也善于描绘地理。比如《人生》以高家村为核心，围绕大马河川道向外延伸。若要去向外面的世界，首先得经过大马河两岸的庄稼地，经过劳动着的人们，直至发生许多故事、引发心绪转折的大马河桥头，再往前，就是蓝色雾霭后的县城。在高加林每次往返或遥望外界的过程中，地理的安排和情感的触发相得益彰。

《人生》的空间较为有限，《平凡的世界》则有更多的层级。从双水村，到附近的罐子村，再到石屹节公社，再到原西县县城，再到黄原地区黄原城，再到省城，世界一步步变大。孙少安立足于双水村，止步于县城承包的砖厂，田润叶、李向前也主要生活在县城。孙少平通过在黄原城揽工，抵达铜城的煤矿，铜城每天两趟到省城的火车，相对来说，已经更接近区域的中心。田晓霞从小在黄原城长大，毕业后到省报当记者，直接进入了省城的生活。田福军从在黄原县担任二把手，到借调到省委，到又回到黄原地区总领工作，他的一路仕途升迁起伏，贯穿了多个层级。在路遥笔下，乡村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向外打开的。如果说《人生》中只是少部分人的视线向外，到了《平凡的世界》，在双水村内部与外部，则形成了更为开放的交互关系。

同时，小说有着永恒的核心——双水村。在双水村内部，它的地理结构也颇具意味。双水村，顾名思义，得自两条河流——东拉河与哭咽河。水是生命之源，东拉河连接外部十几个村庄，哭咽河则引出金家的历史。双水村中，最重要的是金家、田家、孙家三姓。最北边的金家湾，代表着过去双水村的主宰。在东拉河对岸、哭咽河边，金家的祖坟象征着过去世代的历史。金姓从前最显赫，甚至占有的土地大大超出双水村的地域，在历史长河中，有盛有衰。由于明末被胡人所侵，金家已是在平稳的衰退期，未在土改中受到严重清算，至今金家湾的人家相较仍最殷实。原先的寺庙、现在的学校都在附近。代表财富的地主，代表知识的金先生，住在风水最好的地方，小说开始时都已作古，只有他们的后代，继续繁衍生息。在一连的政治活动中，地主金家曾被孙玉亭带着造反派刨过，在干旱偷水的情节中，金先生的小儿子金俊斌被淹死，之后田福堂和孙玉亭为了建大坝，这两大家族被迫搬家，学校也因爆炸受损，大坝毁坏后成了田海民的鱼塘（但田海民的吝啬与孙少安的仁厚对比，仍然反映了金家湾的利己特性）。除了这两个金家外，还有第三个金家，那就是金俊山、金俊海这对堂兄弟。金俊山是双水村的二把手，但在小说中能动性不强，常常是替田福堂收拾善后的。金俊海是司机，连接村子与外界，他也是金波和金秀的父亲，他们一家给予孙玉厚一家很多帮助。奇怪的是，金俊山、金俊海在小说中很难见到性格，也没有交代家族前史，更像是一种调和。在小说后期，封建势力又起了一头，“神汉”刘玉升用迷信开始蛊惑人心，庙又发挥作用。最后刘玉升的迷信失败，孙少安出钱重建了学校。

最中间的田家圪，代表了小说开始时，双水村以田家为中心的目前格局。田福堂是村支部书记，也就是村里的一把手。而田福堂的地位，又很大程度得益于在县里当官的弟弟田福军。孙玉厚原本住在田家圪，但是让位于革命化的孙玉亭夫妇。田福堂与孙玉亭是村里很多“运动”的决策者。此时“革命”处在最显要的领导阶层。

孙玉厚家单独在最南面的村头，而且常常得借宿金波家，透露出孙玉厚一家起初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较为边缘化的窘境，又在小说一开始受到了女婿王满银的牵连。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孙少安以极大的自尊，要给自家和父母家都重箍一个体面的新窑洞，为孙家立一块“纪念碑”。孙少安的烧砖窑亦在南边，似乎意味着，他们已站在双水村的潮头。正是先依靠孙玉亭的革命意识，再依靠孙玉厚一家的勤劳致富，带动村里的就业和教育，完成了孙家权威的建立。而金先生的孙辈金强与革命夫妇孙玉亭的女儿卫红结合，达成了金家与孙家的和解，取得完满的状态。

可以看到在小说中，除了一度装神弄鬼的刘玉升，双水村始终把持在这三姓手中。在小说的十年历程里，双水村完成了权力的交替，田福堂、金俊山让位于金俊武、孙少安。但这与其说是交替，毋宁说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在整个领导阶层中，孙家、田家、金家仍牢牢把握着双水村。即便有两个外姓女老师，也是田家和金家的媳妇。这反映了宗族力量的牢不可破的一面，并显现于乡村政治、乡村统治秩序之中。

因此，小说中的空间体现了一种鲜明的秩序感。人物在社会关系、社会阶层中的位置，体现在他所处的空间位置之中。透过人物的起点和终点，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努力方向和最终界限。同时，在每一个时刻的横截面上，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看到人物如何与人物发生交集。小说是以群像的方式向前发展的，我们不仅看到个人、个人与族群的关系，还能看到他们如何汇聚，如何分散，透过怎样的场景相互联系。在这个群像中，已经显现出各种可能，彰显出人的世界、人际关系的丰富性。

由于农村社会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小说是一个复杂的人情社会。每一件事，都涉及各个人的身份和关系——谁是什么职位，谁读过书，谁和谁好，谁和谁有亲戚关系。情节就产生在身份想象之中。那是因为当时人们的生活虽然比更早时稍微自由些，还是较为固定，外部条件（所处空间、职位，代表着阶级、身份的固定）加上一定的性格标签，几乎就可以确定他是怎样一个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路遥从不避免去写那些关系网络，他的小说正是由关系网络构成的，通常事情的解决都是依靠熟人关系。“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群体与群体的纵横交叉，以最终织成一张人物的大网。”①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这张大网，就是小说的秩序。

三、底层与阶梯

除了双水村的三足鼎立，从《平凡的世界》最初的名字“ 《黄土》、《黑金》、《大城市》”②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见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第3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知道，小说展现的原本是三足鼎立的三重世界。这种对立也是人生选择、人生道路的对立，就像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红与白》展现的那样。在这三重世界中，如果说黄土和大城市是题中应有之义，路遥的许多小说都体现了城乡之间的选择和裂痕，那么黑金作为主轴出现，就变得耐人寻味起来。

在《平凡的世界》中一直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理解孙少平的人生选择。孙少安用他的勤劳、智慧和领导力做出事业并帮扶乡里是有迹可循的，从集体劳动中他就不断地得到锻炼，孙少平成为煤矿工人则具有偶然性，缺乏铺垫。尤其孙少平处于三条河中最中心的位置。按理来说，孙少平和高加林一样在中学毕业后当了乡村教师，又从乡村教师再次沦为农民，应当感到才智没得到充分发挥。但这次他的教书线索没有和后面的经历联系起来，读书时和田晓霞到黄原城参加全地区文艺比赛的经历也完全没用上。他没有利用他有文化这一点寻求一个更好的机遇，而是转向了体力劳动。

“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③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317、40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格外强调了奋斗。这种奋斗不是野心家的向上爬，反而是一种负重，是吃苦，品尝世间的不幸。“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④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317、40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这部20世纪八十年代写作的小说，反映了一种与看似已经过去了的小说主流更为接近的意识形态。当时势所需，教师职位无法保留，孙少平从农民，经历了揽工汉（农民工），到成为一名成熟的矿工，始终秉持着工农路线。特别是煤矿，有去最艰苦的地方，锻炼精神和体魄的意思。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在意识上还是革命话语的延续。同时，煤矿也是祖国建设的一部分，就像保尔的修铁路。在农村的集体化已经破碎的情况下，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共同体，献身其中（何况挖煤由于其危险性，本就极其强调合作）。因此他不仅是追求人生的自我实现，而且将个人成长和集体一体化紧密联系。

因此，如果说《人生》中高加林与于连有很大的相似性，尽管《平凡的世界》中也出现了孙少平在矿井里给工友们讲述《红与黑》的情节，但是孙少平和于连有着本质的不同。小说力图塑造的不是一个野心家，而是一种硬汉形象，就像杰克·伦敦、海明威推崇的。金秀喜欢的就是他的男子气概。当众人拿他和惠英嫂的事情起哄，孙少平打了安锁子。由于底层社会崇尚武力，暴力反而是最有用的。这次使用暴力，提高了孙少平的威信，促使他成为班长。最后当他为救人受了重伤，容貌被毁了，脸上有了伤疤，就更具有硬汉色彩。读书这一场景的象征性大于它与《红与黑》本身的相似性，还让人联想到保尔在篝火旁给战友朗读《牛虻》的情景，而保尔后来也身受重伤。小说对此的处理带有革命浪漫主义倾向。

《平凡的世界》里路遥不再像《人生》那么避忌找关系。孙少安获得第一桶金就是靠他与石屹节公社副主任刘根民的同学关系。孙少平当上农村教师很大程度是作为大队领导人亲属（双水村四个教师中三个是大队领导人亲属，另一边郝红梅的情形更接近于高加林，她的教师职位被本队干部子女顶替），当上矿工也是出于曹书记想招他做女婿的私心，以及田晓霞利用她父亲名义的帮助。这些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已不能构成对主人公的责难。因为少安和少平尽管利用了稍许的关系，但他们最后不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个人享乐，而是去反哺社会，目的的正确形成了道德的平衡。就连田福军，为了干点实事，也不得不向上头做工作。

除了孙少安，有意思的是，孙少平还能和孙家的一个人进行对照，那就是孙玉亭。孙少平与孙玉亭的经历非常相似。孙玉亭也是由孙玉厚供他读了书，然后外出工作，到山西太原钢厂当工人，也就是做公家活，1960年困难时期才回来，他同样也是传统农村家庭的叛逆者——热衷革命，尽管小说并没有说明他的这种热衷从何而来。

因此，我们如果从宗族的角度考虑，孙少平就在从前孙玉亭的位置，而孙玉亭在小说中的评价完全是贬义的，哪怕他在村里的领导地位较高。一山不容二虎。兄弟之间，要么一个守基业，一个外出闯荡，要么一个占据上风，一个暂落下乘。如果孙少平留在双水村，势必在孙少安的荫蔽下，无法像一家之主那样做主。他只能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的位置，做“一般舆论上的好后生”，势必造成他个性上的苦闷。因此，相比《人生》在城乡两条路上的徘徊，《平凡的世界》更加凸显的是人的本质而非选择。孙少平一定要离开双水村，去别的地方扎根。这不仅是出于剧情的需要，更是出于人格的需要。因为树要寻找自己的根。

大城市可能是孙少平的根吗？恐怕不是。大城市在小说里始终只起到中介作用。孙少平对城市的进入非常有限，哪怕处于较高地位的田福军，他的线索既没有写出真实的官场，也没有勾连出我们今天理解的、比较鲜明的都市景观。它谈的多是最基本的，如何接待领导、维护城市街面干净。它不是一个讨论农村人进城的小说，孙少平在城里遇到的还几乎都是农村人，如阳沟曹书记、胡永洲。当然，孙少平不是没有机会走向城市。他教导曹书记的女儿、当夏令营辅导员照管地委行署各级领导干部子弟，只要作者愿意，随意牵一条线，他有无数机会可以走高加林的道路，但小说并没有这样写。小说结尾，孙少平也没有接受兰香和她男友的好意调到省城。在孙少平的世界里，在黄原城的揽工汉生活，与其说是去往大城市的努力，毋宁说是去往煤矿的中间步骤，在体力上做足准备。否则他就不能以充沛的意志，震慑住同来煤矿的伙伴。当路遥把黑金放在主题之内，就注定了他要走一条艰苦的道路。

与之相应，《平凡的世界》的婚恋选择与《人生》有了极大不同。在路遥的小说中，女性的身份具有极大的象征性。他的诸多人物都面临城里姑娘与农村姑娘的选择，这时女性、爱、婚姻既可能是上升的阶梯，又作为一种自我认同的确认。《平凡的世界》同样如此，作为小说的对称结构，孙少安的困境是在田润叶和贺秀莲之间（小说第一部），孙少平的困境是在田晓霞和惠英嫂之间（小说第三部），女性即代表阶层。

但是，在《平凡的世界》中，男性不是向上选择，反而是极其主动地与自身所在阶层结合。相对于田润叶，孙少安宁愿接受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贺秀莲，因为贺秀莲正是孙少安过去想象过的那种媳妇，身体好，人样不错，懂事，能干，丰满。孙少平虽然和田晓霞交往，但田晓霞对他来说，更多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象征。比如双水村的人看到他和田晓霞走在一起，惊讶“又出了一个人物”，田晓霞到工地找孙少平，孙少平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田晓霞既是他与大城市的联结，同时也满足了他的自尊问题。有什么能证明他这个揽工汉、矿工不同于其他揽工汉、矿工呢？田晓霞代表了上一阶级的确认。孙少平必须是自愿停留在这一艰苦的生活场域，否则对他的受难和牺牲的隆重赞扬就会失去意义。孙少平拒绝金秀（作为田晓霞类似的大学生的影子），选择待在师傅王世才的遗孀惠英嫂身边，也是类似的道理。

事实上田晓霞的突然去世，倒是为孙少平解决了一个难题。随着孙少平成为班长，他几乎是复刻了师傅王世才的生活。这既是一种身份的替代，同时也是一种“结合”，和寡妇和她的孩子相处，彻底融入异乡的生活。而且，同样是留在矿区，他没有在煤矿遇上一个年轻姑娘，而是和惠英嫂产生联系，比起青年男女的恋爱，男子汉气概（责任感）与母性（妻性）占据主导。他们首先爱的不是那个人，而是那种生活。

虽然路遥的许多小说都从婚恋上展现了阶级不可逾越，《平凡的世界》中，从外部因素占主导，变成一种内在选择。跨阶层的婚姻（爱情）不再是阶梯，反而是一种区隔，一种遥望，一种幻想。它占据生命的比重并不大。贾冰以完全肯定的姿态，讲述的他曾经和城里姑娘相恋，又娶了乡下姑娘的情节，就极具典型性。这种态度或许与路遥本身的婚姻悲剧有关，使得小说主人公们都退缩到传统门户的框架之中。然而，这种主动选择同样是一种过于美好的幻想，即相信此类生活一定是和睦幸福的。

我们看到命运的交叉，折叠，循环。看似积极进取的生活，亦出于内心的需要。他到异乡寻求故乡。对孙少平来说，从双水村到大牙湾煤矿的过程，就是一种土地情感转化为另一种土地情感的过程。它主要是一种空间的平移，而非阶级的上升。在双水村，随着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孙少安成为一个类似旧式乡绅的人物，关怀乡里，只不过他是沿着共产主义先进乡民的路径，受到集体表彰的确认。而在大牙湾煤矿，孙少平成为班长，成为铜城矿务局“青年突击手”，劳动和汗水得到承认、尊重。看着孙少平的走向，未来极可能在矿区担当一个孙少安式的角色。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跳脱他们的身份，成为一名干部或官僚。如果他们想保持劳动者的光荣和尊严，他们向上的阶梯，也必须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身份认同，有所发展。从这一点来说，小说走的始终是底层路线。它通往勤劳致富，又停留在与劳动者脱离之前。身体上的病痛，既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标志，又代表着他们做好了准备，将以肉身接受新的考验。

四、道德与修辞

小说作者在叙事上的修辞，常常会反映出一定的伦理问题。《平凡的世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作者的叙述距离很近，如前所述，路遥总是从人物出发，为人物考虑，他带有一种亲切的使命感，仿佛他正与人物共同生活，写作是寻找通向自由的道路，为人物寻求解决办法。

这在主要人物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作者对他们始终持有坚决的肯定态度（除了极个别几个反面人物），同时，也让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与作者的态度保持一致。我们对孙玉厚一家的共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有人对孙玉厚一家的正面看法。他们完全符合我们对淳朴、善良的农民家庭的看法，以及这样的家庭诞生出正直、勤劳的主人公的想象。尤其是孙少安和孙少平，路遥不吝凸显主人公的重要，突出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正直，让人同情。在孙少平想要离开农村，有可能面临非议的时候，路遥写道，“宽容的读者不要责怪他吧”①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90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他解释年轻人要闯荡世界，不同于金富、王满银的偷摸和浪荡。这种保护措施在小说的叙述中时常出现，以维持人物的正面形象。

如果小说叙述时对人物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维度，正向的叙述与反向的叙述，那么现代小说经常采取的措施是给小说主人公施加轻微的反讽，使人物更具有人情味，也使得小说更加幽默风趣。一旦我们习惯了这种叙述方式，路遥对人物过于精细的保护，严苛的单一维度的道德评价，强调绝对的善、人性人情美，反而使得小说在被阅读时具有了双重的阐释性。一方面，作者的肯定使读者很快接受人物、同情人物。另一方面，这种肯定过于强烈，让人不禁怀疑，这些肯定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作者作为主角光环的一部分加给主人公的。

正是后一种怀疑使读者常常能抓住作者的“把柄”，意识到小说存在的缺陷。首先，小说有一种道德保守倾向，或者说是一种非道德化的处理，使人物免于任何可能的道德困境，因此也可避免任何非议。这尤其体现在情感描写中。当男女主人公出身较为悬殊时，西方小说中经常会花很大篇幅描写暧昧、勾引的过程，比如《红与黑》详尽描写了于连如何一步步与女人互动，他如何下决心握住瑞那夫人的手，如何下决心潜入拉穆尔小姐的卧房。于连之所以可以呈现为一种英雄形象，不全是因为他和拿破仑一样渴望施展才能、打破阶级向上的野心，而是因为他强烈的自尊底下汹涌的激情。这种敢于冒险的激情、强烈的自我的意志正是英雄人物才有的。但是在路遥的小说中，女性人物总是直接爱上男主人公们，孙少安、孙少平得到女人的爱不费任何功夫。这在孙少平和诸多女子的往来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如果说这种直接是小说的特色，可是，在孙少平与田晓霞、惠英嫂的情感倾向上，小说处理得却十分模糊。田晓霞去世之前，孙少平利用参加乒乓球赛的假期，第一次去省城见妹妹孙兰香，顺便来找田晓霞，田晓霞刚好不在，孙少平“在遗憾之中也有一种解脱似的松宽”①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14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便去给惠英嫂买了个铁锅，而这本应是他与田晓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田晓霞去世第二年，金波来找孙少平。当金波问少平现在是否有喜欢的人，少平用“说不清楚”回答。按理来说，晓霞已死，他应该明确否定的。他对流言的态度也可玩味，不管他是否大动肝火打了取笑他们的安锁子，小说一再强调流言的存在，即代表了作者的某种潜在倾向。②有意思的是，之前孙少平在矿井里朗读的那段于连进入小姐房间的情节，却是对安锁子的性唤醒。也就是说《红与黑》指向的不是向上面阶层的田晓霞一侧，反而勾连的是矿井内的情欲幻想，这一次孙少平也恰好生病了。虽然后来是孙少平制服了安锁子，但安锁子未尝不是孙少平内心性的潜意识。而且就在这一次，王世才救了失力倒在矿井内的孙少平。甚至大胆一点，孙少平每次下矿井前从矿灯房的窗口、从寡妇们的手中、从惠英嫂手中接过矿灯的情节，也仿佛是一种内在情感的形式化暗示，不过就得借助弗洛伊德那套分析了。事实上，孙少平对大城市与煤矿两种生活的认同态度，与他在两位女子之间感情重量的转移，是同时发生的。可直到最后，尽管他和惠英嫂的生活如此密切结合在一起，小说也没有表明孙少平对惠英嫂本人的感情，而是用偶然醉酒等一系列暧昧情节，坦然、成熟了的男子汉等掩饰性话语，简化了主人公真正的态度，也隐瞒了他走向矿区时的身份和情感焦虑。可以说，如果把《平凡的世界》当一部爱情小说来看，小说事实上是非感情化的，它不含任何挑逗意味，有爱的存在但没有爱的过程。

在感情以外的部分，作者也贯彻了他对主人公的维护。小说中，师傅王世才为了救徒弟在矿下惨死，倘若王世才是为救孙少平而死，少平的后续问题，就立刻变成一种道德问题，他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但小说没有这样安排，只是让王世才因为救安锁子而死，孙少平则极力维护王世才、照顾王世才的遗孀，并通过一通打架，让安锁子服膺于少平，成为他的副手。于是，师傅的死不像是对孙少平的考验，反而像是给主人公让位，并且加固主人公一贯的道德形象。在孙少安的故事中，修建小学的庆祝会以及贺秀莲的生病被发现是同时发生的，假如小学花钱建成了，秀莲得了肺癌，却发现钱不够治病，那就戏剧性了。可小说戛然而止，没有交代其后的结果。线索停留在善的行为和不幸的遭遇的交界处，不曾抵抗命运的不公，也来不及追悔秀莲过于劳累的事实。田福军身上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形。除了一度遭到排斥，他在官场没有任何真正的困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同事虽然有各自的转变，但这种转变过于简单化，仅仅是两条路线之争。由于官场线的失真，越到后来，越是对田福军的经历进行描述，田福军的形象反而越刻板、单薄。

可以看出，路遥在避免人物陷入道德困境的同时，也是在极力避免一些过于戏剧性的情节出现，避免一种小资产阶级趣味。在任何方面，他都把握着道德的主轴。可问题在于，他在追求道德完美主义的同时，其实也就取消了从人性和激情的方面，探索主人公内在的可能，也使得其他人物都像是确立主人公道德权威的工具。而这正是《人生》虽然有着种种非议，但人物更加生动、立体的原因。

其次，小说的伦理问题还表现在女性形象的错位。路遥在描绘女性时，暴露出一种自恋和实用性的需求。那些女性的特征都是：富有同情心，因为男性的吃苦、受难而感动，要帮助他，照顾他和他的家庭，为他付出一切。因为李向前的冲动强迫而逃离的田润叶，对残疾后的李向前忽然产生感情联结和性的主动性就是明显的例证，相当于一种精神上的慕残。总之，要符合传统农村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孙玉亭的妻子贺凤英不经营好家务，金俊斌的妻子王彩娥风流成性就被排除在外，受到作者的鄙薄。但小说中最生动的场面之一，反倒是因王彩娥与孙玉亭偷情导致的金、王两家，并波及田家的械斗。

由于在婚恋描写中，路遥立足于他自身农村传统男性本位的世界观、价值观，结合路遥自身的婚姻悲剧，这一世界观背后潜藏的悲剧性，几乎是必然的。因此，路遥对这些女性人物越是肯定，反而越引起读者的反感。因为读者的期待视野，正是建立在对传统女性“美德”的质疑上的。

最后，小说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存在时代的错位。在路遥那里，他是把劳动和“燃烧生命的价值”联系起来的，而非仅仅出卖力气赚钱。但是在现代语境中，我们太容易把劳动（尤其是过于艰辛的体力劳动）和剥削联系起来。同时，疾病的危险隐藏在背后，路遥看到了，如贺秀莲得癌症、孙少平受工伤，但他并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尖锐的问题放在情节主体中。更何况，当时的煤矿工人和现在的煤矿工人不同，当时的重点是“工人”，也就是从农民，变成吃公家饭，铁饭碗。现在看来，煤矿工人绝对是社会底层，即使他当年有工人身份，恐怕也难逃下岗的命运，很难作为一种理想的寄托了。出于种种现实的原因，我们已经无法相信孙少平走向煤矿是一种理想的人生选择。即便孙少平做揽工汉和煤矿工人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取材于路遥的弟弟王天乐，王天乐后来在延安日报社当了记者，反而与田晓霞的职业选择更为相像。因此，小说越是坚持孙少平的选择，越是给他的受伤加以英雄主义的色彩，越变得不可靠。这也是许多过去时代的作品共有的问题，时过境迁，读者的语境发生了变化，想要提前把握时代的脉络是很难的。尤其是在荒诞的时代，人们对那些法则看得越认真，作者写得越认真，讽刺效果越强烈，甚至比那些后来写作的有意讽刺的小说更有效果。

尽管小说本身不带反讽（任何意义上的反讽），即便对极个别的负面人物，他的否定也是直接的。①过于精致的反讽很大程度带有资产阶级的情调，底层的表述方式更直接，也更具男性特征。而且，由于小说中的时间发展与现实趋同，并且认同一切正在朝光明的方向发展，它也是非讽喻的，较少包含社会或政治批判。它放大了受难的个人性，赋予主人公更多特殊的人格特征。路遥“把爱变成了一种稳定的世界观，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赞美和热情的态度”②李建军：《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见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第237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但是我们在阅读时，由于时代的变化，不免加上了另一重眼光，使许多内容具有了双重的意义。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在作者善意地维持的传统价值观之间，在不断变化着的世界面前，形成一个可以让弓弦颤动的缝隙。如果它的伟大经得起考验，那么缭绕在它四周的风声，也会为这历史的建筑，留下时间的咏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