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本质

赵志朋

(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黑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 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成为政治名词并拥有学术话语体系，要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的讲话、文章、政治文本中逐步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构，使其进入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范畴。自“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于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被提出之后，将其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并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民族共同体意识本就蕴含着集聚认识、巩固政权、促进团结的政治认同意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共同体语系，更是一个包罗万千历史印迹、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要素、符合各民族利益诉求的共生框架，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稳定的、政治理性化的认同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极为明确的政治认同命题。深刻揭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本质，已经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层面的问题，而是亟须迎合民族发展、国家大势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始终延续、并未间断、更需深化的课题。如果只流于历史回溯和概念考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改良、域外延伸、铸牢实践都将难以为继，相关论证应该更多地立足于政治站位。

一、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认知逻辑

多民族国家是在平衡各方认同状态情况下实现的民族聚合，而其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以政治认同统筹好各种认同。政治认同不仅在意识层面体现了国家意志，还为多民族国家中所有成员提供了价值追求的模板，帮助各民族充分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相知相助。国家通过政治认同获得了各个民族有效真实的心理情感支持，将更有利于进行自我建设，实现民族大发展。

(一)从政治认同的作用认知

16世纪的哲学家们最早将“认同”(identity)一词带入学术范畴，主要的侧重点在于研究心理与行为上的统一。社会学主张认同是一种集体现象，强调同一群体内在的链接点和与外在社会的关系；心理学主要关注人的本质性，强调人的自我认识和对他者的认知；政治学领域强调的是产生何种认同结果时对应的是何种身份。认同“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1](P.118)。认同的本质是如何看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认同对象的识别通常是经历了无数次辨析之后，在“认”的过程中求“同”，在“异”的过程中求“合”，在“舍”的过程中求“得”。当然，这种辨析必须来源于社会实践，来源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互动，才能获得最有共同性、共通性的匹配。在多民族国家社会生活中，认同发挥着最为基本的集结作用。

政治认同是基于个体自我认知和集体身份归属的双重情感组建，所以政治认同既是个体化的过程也是集合化的过程，既是摆脱束缚的过程也是自我超越的过程，是在社会化经历中积攒的对政治的情感，是主体在积极求索中对认知客体的政治性评价及政治依附。现代政治认同通常有着具体指向，包括自我身份、社会关系、政权体系、制度运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综合体现了个体对“政治”的认知。为了彰显认同的积极性，参照物的选择以及参照的方式都会从有利于主体的角度出发。当主体的需求被激活之后，由理性研判构筑心理机制，由心理机制触发政治意愿，由政治意愿指引行动趋近，由行动趋近达成价值获得，由价值获得丰满政治认同。至此，政治认同的过程近乎完整。

政治认同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1)参见桑玉成、梁海森《政治认同是如何形成的?》，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意识”和将“群众”视为政治认同主体的观念将相关研究置于更为宽广的科学视阈里，而政治认同越来越被重视则缘于多民族国家中不断涌现的“认同差异”话题和对“认同危机”的认知及修复，是在“不认同”的问题导向中关注政治认同的功能。政治认同对于维护政治共同体具有根基性的作用，稳定的政治认同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其核心是精神意志和实践活动统一于主流政治价值的实现，其表现是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不断亲近。在公民的主体语境里，认同体系中的政治认同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也是对主体最具影响力的，为道德尺度和法律尊严的培育框定意识上的标准，将多民族国家中对政治的崇拜和需求进行统一。

(二)从政治认同的问题认知

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选择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人类发展到今天的历史表明，民族既是最为基本的人群共同体，也是最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同时还是最为稳定的利益共同体。”[2](P.1)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民族成员在文化想象与真实体验中认知身份，并在努力获得身份的同时也确立了归属性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3](P.28)这种自我认知实质是来自外源性的自我确证，既需要他者的排异也需要他者的认同。环境的压力与他者的期望都会使得个体认同变得缩紧或者强化，所以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各族群的互动关系使得民族身份认同被进一步明确。

多民族国家一方面可受益于不同民族互补性的合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制于族际间差异的张力，而一直以来的与民族问题的牵涉几乎都来自政治认同层面的映射。例如：各民族有时会在民族性与国家性、文化性与政治性等价值认同上产生困惑与偏差，政治要素的流动性和互动性也促发了民族政治认知波动的偶然性；经济滞后和政治权利不能有效获得时，政治认同感会降低；民族文化、宗教信仰被虚弱时，会对主流文化产生抵触；如果民族成员社会融入艰难，就会质疑社会认同结构。而且任何问题发生在民族身上就会容易刺激到身份认同，他们会将遭遇、不满通过族群纽带进行自救。由此可见，相较于民族认同的抽象，政治认同可以将民族性与国家性都具象化。事实上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本身并不矛盾，只是外界刺激有时会导致两者本末倒置。较严重的民族问题中的民族认同往往表现为超越文化范畴进而冲击政治领域、突破社会秩序，如果其内容与政治认同的宗旨渐行渐远，就可能异化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其实民族意识始终存在，时而沉寂，时而觉醒，既可能被国家力量所凝聚用以维护国家的权威与合法性，也可能被民族主义所刺激从而削弱政治认同。

虽然民族认同的先天特质是对自我族性的坚定认同，民族意识中的惯性思维习惯于将民族成员拉回到传统的族际情境中，但是现代民族认同的确证越来越需要政治权力赋予其合理合法性，对一切民族传统的追溯都要依靠政治行为来运作。民族认同的利益表达需要政治认同的实践来承接，只有政治认同能够帮助各民族稳定地内嵌于特定的共同体结构之中。因此，多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其核心在于政治认同的强化。

(三)从政治共同体意识认知

马克思对共同体的讨论可见于他对唯物史观的阐释过程。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大致划分为“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政治以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2)参见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政治认同亦是如此。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是在回答一个非常传统的问题，即人们之间应该如何相互联系、相互信任、相互作用，以达成共同体内的每一分子都能够接受的共识。而正是共同体内的相互认同，团结了各民族成员，保障了共同体结构的稳定。

国家认同的建构虽然集合了政治、意识、文化、社会的种种关联，但是面对的却是共同体内所有族群及其成员，所以一定要彰显普适性的特质。国家之所以能成为最成功的稳定共同体，是因为它具备包容和开放的精神，而不是对于多元价值的漠视和遮蔽。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固守原有的民族认同而不思融入社会也是不切实际的，高于单体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突破了族性及文化上的天然屏障，建立了一个始于民族但高于民族的更加理性的国家归属感”[4]。族群成员适应了所属身份认同，也就表明他们同时适应了与此等身份相关的一切附加属性，可以源于本质意志而生活在一起。

政治民族一直是族群的终极标志。从宏观的历史来看，政治民族的塑造就是用擅长的政治术语模仿了前辈的发展轨迹和先进理念。因而，共同体意识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的混合体。它融合了本土的、传统的形象与现代的概念和文化的影响，在世界舞台上创造了一个真正独特的领土意义上的身份，在实践中会表现出对于所属共同体的鼎力支持。所以，共同体意识与政治认同不可能泾渭分明，无论是所指所向还是所愿所求，都是高度重合的，在结果上也决定着共同体本身的存续兴衰。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治认同的生成机理

新时代政治认同是指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系统的认可和接纳，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和做到“两个维护”，是对“两个确立”即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的认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自然是对“两个确立”的充分肯认，并与政治认同相得益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革命和建设的百年淬炼后，其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规范业已成熟，它起步于共同的认知、维系于共同的情感、趋同于共同的思维、表现于共同的记忆、凝聚于共同的培育(3)参见麻国庆等《多学科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笔谈一)》，载《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更贯穿于共同的政治生活、合力于共同的政治目标，通过多个基点、多条进路向政治认同生成。

(一)主观性认同通过归属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就中国而言，国家的政治形式从王朝帝国到共和国，都是中国政治主题连续发展的一个时刻”[5](P.478)，虽有分裂和冲突的支线，但交融的叙述主线是在真实历史中进行的。“大一统”的政治主题深刻影响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这种影响甚至超越了其族性的原始因素。而且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政治模式从来都是能够承受或吸收外界影响的。“中国意识”的强大导致适应的永远是外来者或者入侵者，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干从未动摇、极具号召力的根本。通常来说，外在危机越严重内部的凝聚力就越强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的一次觉醒就是在近代的民族危机中所催生的。“近代中国在积极抗击外来侵略中，实现了民族主义与救亡图存以及朴素的种族观念相结合。”[6]休戚与共的经历维系了各民族在心理和情感上的共振，将内隐性的归属感激发出来，各民族急需一个统领性的意识形式。

很多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国家认同的客体不能给予确证，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正当性，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拥有了政治实体，明确了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各民族不仅在民族认同的很多重要节点上更新了内容，对国家认同及其要素也有了明确的认知，使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重新找到了落脚点，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在政治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有着认同的中国人”[7](P.3)的归属。所以，重塑于新中国之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天然地具备了政治认同属性。这种政治认同包含了各个民族原生性的历史文化心理，顾及了各民族的自主自发意愿，并且更加注重个体与集聚的一致性，积蓄了各民族的政治共识，从根本上与狭隘民族主义壁垒分明，提供了进行族际政治整合的复合条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梳理，是对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血脉以及共同政治基因真实性的充分肯定，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基于现实客观上的政治认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民族在对共同历史事实的寻回中不再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迷惘，各民族自觉认同、主动归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顺理成章的政治认同。

(二)记忆性认同通过定位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以政治认同的视角去审视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一种相对平衡且客观的分析框架，而以历史作为依据就颇具解释力。历史依靠发生事实叙述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历史经验同样解释了族群共同体何以存续的本质性原因，历史不仅要为共同体结构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也要为共同体秩序的合法性提供解释。历史从不代表完结，历史中的情绪、观念、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都会被完整或者变通式地继承下来，这些因素构成了身份认同的记忆来源，亦是造就政治民族的素材。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有机统一体是一个恢宏的社会历史性存在，包含了各个民族的自我发展史和交互史。无论是汉族抑或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是既相对独立又彼此交织，互相吸纳和杂错生息成为常态，所以56个民族与共同体的亲密关系早已自然地具有了一致性，成为搭建认同体系的基础。

“共同体是契约规范下的共同体，要用政治权力进行构建”[8](P.36)，尤其是多民族共同体需要执政党的精心建设。各民族融入共同体的过程绝非是盲目的，规避负面影响、保障有序的民族政治生活是执政党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传统文化和革命建设的双重基础上，推动了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五千年文明，善于发挥中华文化强大的内聚力与创造力，注重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帮助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政治观，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极大地激发了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自信心；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路上铸就了团结一致、共御外辱的民族政治原则，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事务治理的成功实践，有效地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形成了融洽的民族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为宗旨致力于民生建设，着力解决时下发展阶段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坚持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通过满足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而不断提升各族人民的政治认同感。所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民族共同体演进中不断优化的政治秩序所影响，由政治权力将历史记忆进行了更为合理的定位性转化，输出了实用且普适的政治认同。

(三)依附性认同通过理解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对政治权威的依附是民族共同体内聚力的支柱，呈现了政治权力强大的感召力和塑造力。但是，政治认同对于这些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并非始终是被动消极的。“‘身份’只需通过社会关系的规定就能形成，而‘认同’则还需要借助个体自身的自我内在化才能确定。”[9](P.5)也就是说，真正的“认同”除了表征上的服从以外还需要情感上的接纳才算完整。政治情感作为个体政治认同的基础，是对政治权威的内在认同和外化认同的结合，是在高度默契的共同体中产生的融合感和统一感，是自觉自发的政治倾向。通常来看，基于理性上的感性认同更有助于共同体的稳固。

现代民族政治文化强调了共同体的政治意识，从而使各民族在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方面具有了同质性，因而也会对同一个政治理念、政治组织、政治制度产生认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探寻如何转变为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有效方式，其路程万般艰辛，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挽救、形塑、充实和发展，使民族关系的叙事结构有了质的提升。在这些事实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就是各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及其中国化实践的政治认同，是理性的价值判断。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大家庭，在现代化转变中又具有了共同的权利义务、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责任使命和共同的前途命运。各民族的传统观念和现代政治理念在共同体意识中彼此调和，体现了各民族对民族共同体的肯认以及为共同体繁荣发展奉献自我的民族精神。这是政治权威和民族大众双向建设、集体认同的互动结果，饱含了中华各民族对政治认同的自觉自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就是不断认同中华民族同一性的社会过程，各民族又一次在历史求索中唤醒政治认同，在深刻共同记忆中提升政治认同，在理顺民族关系中增强政治认同。从较少的认同到较多的认同、从浅层的认同到深厚的认同、从片面的认同到全面的认同、从依附的认同到由衷的认同，实现了从依附性认同到理解性认同的转变，从而完成了政治认同的内生逻辑。

(四)民族性认同通过公民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任何民族都拥有族性特质的历史底蕴以及宗教、生活习性等族性符号，无论民族流动性场域如何转换，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且难以消除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实质就是族性特质和族性符号的差异。民族文化并没有高低尊卑之分，它们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以及传承和发展的权利，尊重民族文化是创造共识的基础，容纳民族传统亦是共同体权威的构筑基础。

我国一直将少数民族的权益问题看作是民族事务的头等大事，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突出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优势来帮助他们获取利益，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设计补足他们以人口为主的劣势，这凸显了族际政治整合的表层逻辑。但是，片面强调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会造成民族差异性被过度强化，因此，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和机制来对各民族进行整合，是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中进行的符合民族融合的深层战略。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涵盖了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但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是其主要部分，是实现民族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的关键纽带。

“最强者并非能永远保持其主人的地位，除非他将力量化为正义，将服从化为责任。”[10](P.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意识形态上的顶层设计，其政治意义就是要把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进行有机结合，就是将权威与忠诚熔铸于共同体身份中，是在根本上对于久悬不决的认同困惑的“各去所偏、归于一是”，是对任何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釜底抽薪”，是爱国主义的具体化身。公民身份亦是个体私域身份到公域身份的转变，确实可以剥离部分个体身上过时的族裔特质，并用权利身份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既是实质层面的也是认同意识层面的。一方面无须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进行民族认同的自我标榜，体现个体与他者关系的理性态度；另一方面也不必刻意在身份特殊性上总是自我强调，为社会生活构筑了一种通用的价值标准。只需通过糅合了民族属性和政治属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地形成公民性认同，“用‘人民’的政治身份兼容、规范和引领民族身份”[11](P.66)，从而形成更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五)层次性认同通过兼容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多民族国家有着复杂的民族结构，因而对应着层次性的认同体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不对称，通常被认为是国家认同危机的起因。“国家认同危机是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危机。”[12](P.81)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究竟是怎样自处及相处的，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与异质性能否相互勾销、能否有效相融，始终都是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所以有些时候政治认同被看作是两者交锋或妥协的结果。

无论是内生性认知的民族认同传统，还是外源性认知的民族差异空间，都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了分割，不同的立场都在试图强调谁能够占到优先位置。实际上，“追求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并不意味着倡导一种排他的或静态的霸权文化”[13](P.386)，两者能够互融互鉴对民族国家来说更具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兼容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上位概念，就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就没有要求过民族成员脱离民族传统的核心内容，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接纳差异和包容互鉴的原则才凝聚了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民族的差异性被内在的共通性所融合，展现出了以共同意识为特征的族群集合，培育了正向的政治情感。依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渐次带动以共同体认同为中心的政治认同，能够有效缓解认同张力，将各种认同涵养于自我政治认同之中，成为兼容共同体中各民族的价值共识和意识共识的最好的适应策略。

(六)传统性认同通过时代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认同意识的存续是认同主体在时间上的连贯，是习惯性、传统性的个体自我认知。同时，认同状态本身是一种阶段性的非固化概念，认同个体也会用自我描述来反复审视自我并进行革新。因此，传统性认同会在政治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总结。虽然民族认同的要素是不会轻易发生变化的文化载体，但是在实际的民族交往和民族生活中，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实际需求，这些文化载体的具体内容有可能发生改变，比如不合时宜的习俗会被抛弃，一些传统的民俗内容有了新的形式，对于国家政治的认知会有乐观的转变。而之所以会向政治认同维度聚焦，是因为在越来越深入的社会化进程中，离开政治认同谈其他认同的价值是空洞而无意义的。

政治认同始终处于聚焦、塑造以及更新的往复中，是动态的、发展的、可塑的，“是在演变中持续并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14](P.90)，所以不能割裂地看待认同问题和现实民族政治的时效性以及连续性。我国各民族的认同是由各民族的传统认知与中华民族主体文明在相互交融中蜕变交汇而成，彰显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个性品质，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进步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高度糅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顺应了中国及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耦合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及发展道路，积极回应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民族事业的重大论断。时下意识形态工作和民族工作都有了很多新特点和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凭借经济蓬勃发展的物质成果优势、各族人民高度的爱国情感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治理优势，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推力，成就了现代政治认同的极高认可度，使以民族认同为代表的传统性意识自愿自发地向其靠拢，完成了时代导向下的吐故纳新。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治认同的培育路径

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交锋更为激烈，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我们要认清民族的政治实用性一直以来被各方所关注的事实，对民族的渗透和挑拨是敌对势力反中的惯用手段，所以不能回避民族认同问题的紧迫性。多元社会思潮此起彼伏需要政治认同激浊扬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政治认同引领方向，新时期民族事务治理需要政治认同保障立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政治认同统一步调，屹立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政治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供给能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担负各民族认同诉求以及消解其思想困境的强大能力，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实现强化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双重效用。

第一，以学术体系建设支撑政治认同话语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原创性重大论断(4)参见李学保《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是基于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新局面和民族关系新发展、深刻总结民族问题经验、纠正民族领域偏差的科学理念。持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体系建设、构建更具超越性的政治共同体话语权，有助于廓清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一些保守弊病，为强化政治认同构筑科学依据。要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论问题，重点加强本体研究，促进民族个性研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的融合兼修。要跳出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框架的束缚，在话语逻辑上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建党百年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理论实践衔接起来，政策语言与学术话语要互为支持、互证合理。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经典论断和理论方法向政治维度聚焦，通过定量定性材料的完整佐证，通过实证依据避免理论的话语重叠，最终使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丧失理念支撑及话语空间，维护好各民族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

第二，以深化政党认同带动政治认同。“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15]，“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6](P.2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政党认同与政治认同具有较高的重合性，各民族的政治认同主要来源于对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念和执政能力的认同，是出于支持、信任和忠诚的从众心理，只有坚持理性与感性、党性与人性、权威与爱戴的辩证统一，才能长久获得这种稳定的拥护，以政党认同带动政治认同。要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就要坚决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于民族工作之中，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将从严治党、作风建设、反腐倡廉作为永久性课题。要充分发挥党中央谋决策、定道路、顾大局的政治引领作用，善于总结和发扬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经验，不断推进国家一体化和民族多样化的协调共进。各级机关要严格实施党中央的民族工作部署，在全方位的具体工作中将其落到实处。广大党员要坚定树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觉悟，坚持在党建宣传、基层组织建设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重要内容。还要抓住关键少数，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化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结构和选拔机制，注重对专业性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17]的多重培养。

第三，以强化宣传教育谱写政治认同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17]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就要重点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肯认教育；依托教材课程实现民族地区国民教育持续优化，重点关切青少年群体；通过国家通用语言、爱国主义、现代科学知识、职业就业能力的教育，增进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推进“四史”教育与国家民族政策内容有效融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各级教育体系思政课教学内容中，推动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科点整合发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考评体系中，统筹统战、民委、教育、宣传等部门参与协同的宣传教育机制，依托民族文化资源提升宣传教育效力。促进共源、共生、交往、交融的文化场域、阵地、载体的建设，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链，提高文化产业经济效益；通过新媒体等手段宣传和弘扬中国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次提炼民族文化经典，引领文化新内容、新形式、新潮流；以团结各族人民为文化核心，以各族文化交流为重要形式，以政治认同内核提升文化高度，促进特定的文化实践，建设水乳交融的文化格局，帮助各民族在认同中华民族同一性的过程中增进政治认同。

第四，以民族团结事业构筑政治认同防火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18](P.299)，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着力点。要大力创新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平台，有组织、有计划地举行民族团结活动；各地区要尽快完善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条例的修订，在表彰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和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过程中，要持续发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作用，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团结进路与国民意识进路结合起来推进”[19](P.12)。推动普及民族互嵌式治理方式，“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17]；鼓励各民族群众踊跃参与社区治理，营造团结融洽的民族交往氛围。坚持人民主体、多元治理、广泛有序参与的办事原则，工作重心要放在基层、放在日常、放在情感沟通上，对于各族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要彻底解决，畅通积极互动和正向反馈的渠道。坚持民族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方向，在民族地区注入新治理理念和创新型人才。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区域注重协调和协作机制，强化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实现民族工作法治化、民族群众法制教育全覆盖。不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到体制机制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积极开展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将治理优势转化为认同效能。

第五，以共同富裕实践守护政治认同生命线。“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20]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国政治认同的依据。马克思指出：“在现实中，意识的这种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21](P.170)所以务必将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要在新发展格局中为民族地区量身定制发展方案，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生根。要充分利用区域合作平台，积极构建良性产业转移机制，鼓励优质产业向民族地区有效转移，鼓励民族地区参与其他地区的协作，优化区域内资源和跨区域资源配置。发展民族特色优势产业，配套民族地区释放内需潜力的制度政策，借助生态优势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中要体现出差别化及精准性实施策略，推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下沉，聚焦于缩小发展差距。共同富裕不会一蹴而就，尤其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挑战面前，要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统一步调，促进各民族自我发展诉求与政治使命的融合，形成更高层次、更广泛的内部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