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代际数字鸿沟的形成路径与弥合之道

陈晨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 湖北 430070）

近年来，生育政策和观念的改变、医疗技术的发展、人口寿命延长，都在加速我国的老龄化时代，我国即将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64亿，占总人口的18.7%[1]。

新世纪以来，信息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将全社会带入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数字生活颠覆了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从外卖、网购、网课、健康出行码无一离得开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这些应用的主力军是年轻群体，而被认为与数字化脱离的老年群体只能望“云”兴叹。

前有诸多学者通过研究显示老年弱势群体正在数字时代崛起，如老年人在微信等社交软件的接受和使用上正在跟上年轻人的步伐。近年来，老年人对数字生活的参与度和适应力确实有所提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60岁及以上的网民数量占网民总量（10.11亿）的12.2%，这一比重较2001年（0.7%）增长了11.5%[2]。从数据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介入了数字空间，但与年轻人对数字生活的掌控相比，仍存在巨大的鸿沟。代际鸿沟与城乡鸿沟一样，成为现阶段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3]。

一、探析代际数字鸿沟的形成路径

（一）老年群体被技术资本市场选择性忽视

尽管老年网民占比在近20年内逐年增长，但技术产品的目标服务对象仍为年轻人，据CNNIC报告显示，40岁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53.3%）过半[4]。在巨大的目标市场的驱使下，技术产品的设计都围绕着年轻人的习惯和需求，针对老年网民需求进行人性化设计的产品少之又少，如现代智能手机，由于字体、操作方式等因素往往难以被老年人所接受；被年轻人所热衷的微博、小红书等软件也被老年人束之高阁。

信息已从公共资源变成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收割注意力资源则代表收获经济利益。老年网民数量虽持续上升，但其总数占比仍较低，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作为经济平台形式存在的互联网商业机构更倾向于迎合年轻人而有意无意地忽视老年市场，因此在产品和内容的供给上这些商业机构更看重对年轻人需求的满足。目前我国中老年产品消费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供给失衡，市场上受中老年群体喜闻乐见的产品非常稀缺。互联网中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平衡导致可供老年网民选择的信息市场乏善可陈，在经济利益导向的驱使下，代际间数字鸿沟越拉越大。

（二）数字原住民重构互联网语义文化

马克·普林斯基（Marc Prensky）在2001年的文章《Digital Natives，Digital Immigrants Part 1》中首次提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的概念，概括了不同世代的网民在采纳和运用数字化产品方面的差异[5]。

21世纪以前，国内还未真正普及互联网，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基本不存在数字原住民。随着我国社会向网络社会发展，年轻网民成为互联网的主要用户，互联网文化、符号、价值由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网民来建构。如2020年十大网络流行语“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奥利给”“集美”等，老年人对这些词语往往只解读到字面意思，而词语的创造者数字原住民们在解构了词语原本的含义后，为它们赋予了新的含义，尔后在各种语境中共享使用。

网络信息和流行文化更新迭代的速度十分快，老年网民没有能力和精力去理解与使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符号，他们在互联网上内容生产的缺位转由充分甚至过剩曝光的年轻人替代。年轻人持续制造具有反叛色彩的互联网亚文化，形成同龄人才懂的语义空间，将中老年群体排斥在外，老年人只能在原本的社交圈和认知圈内打转，结果导致旧沟未平，新沟又起。

（三）习得性无助带来互联网恐惧

生理退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老年人的数字融入，然而老年人面对互联网产生的习得性无助感或许才是阻碍他们数字融入的罪魁祸首。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是指有机体经历了某种学习后,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表现出的消极的特殊的心理状态[6]。老年人往往对互联网的应用和功能知之甚少的情况下，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否定与反感。

此外，老年人对互联网有一种固有的偏见，把网络生活和原来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认为把时间花在网络上不是正经事，养生才是正经事。因此，虽然一部分老年人接受了互联网，但他们仅仅将其作为了解养生知识的窗口，对繁杂数字空间的恐惧使得他们与互联网保持距离。在这种心理的制约下，老年人的数字技能难以实现质的飞跃。相对而言，年轻人的学习能力和猎奇心理都比较重，两个世代对未知事物所持心态的差异加剧了世代间的数字鸿沟。

（四）集体主义意识下知识付费意愿不强烈

代际差异不仅体现了不同世代的年龄差异，也能深刻反映出我国的社会文化更迭。中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集体主义意识很强的国家，现在的老年人都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前，彼时的世界还未开始全球化进程，受出生环境和成长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传统社会生活中差序格局的存在，老年人具有十分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中国集体主义的文化取向也在发生变化。个体主义取向更强烈的年轻人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年轻人更愿意通过购买同等价值的知识为自己赋能，从而提升自我价值。

线上知识付费自诞生起就被认为是专属年轻人的贸易，知识付费平台不断鼓吹知识焦虑，激励用户通过知识付费提升个人价值，从而在社会中脱颖而出。相较于年长一代，年轻一代更有可能参与到知识付费中，交易较为频繁。集体主义文化价值取向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7]。我国年轻人的总体受教育程度高于老年人，年轻人在互联网付费购买的多为具有针对性、专业性、稀缺性的知识产品，在垂直领域的知识探索提升了专业知识水平；此外，年轻群体好奇心重，有强烈的知识付费意愿，这使他们拥有对更多领域探索的可能。因而，在文化变迁的影响下，互联网知识付费意愿的差异使得世代间在知识获取的广度和深度上形成鸿沟。

二、代际数字鸿沟的弥合之道

我国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事实上，弥合代际数字鸿沟与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生活参与度是亦步亦趋的，在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全社会都参与到“乐龄行动”中，帮助老年人接纳数字技术，进而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追求健康生活、参与社会互动和提升幸福感。

（一）理解现实需求，开发适老化产品

通过分析老年人和年轻人在使用互联网应用上的差异可以看出互联网上适老化媒介产品的匮乏。年轻人上网是为了学习、工作、娱乐，而老年人上网不仅仅是出于娱乐的目的，其中的差异体现出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时的取舍，有研究发现，一些老年人不会仅仅因为与家人联系而使用社交媒体，因为学习的成本太大，他们会将电话作为替代品。当前大多数社交媒体主要依据年轻人的需求设计，考虑到老年人现实需求的很少。

因此，寄希望于老年人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和数字技能很难缩小代际间的数字鸿沟，互联网商业机构应从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出发，植入更多的适老化智能技术，推出多样化的适老化媒介产品，扩大老年网民的选择范围，帮助老年人拥有健康、独立、愉快的数字生活。

（二）提倡终身教育，提升老年人数字生存技能

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数字教育十分迫切。在数字世代，老年人的数字生存技能应当纳入老年教育中。社区工作人员、家庭晚辈、公益组织、高校学生志愿者等社会各个组织成员共同加入到老年媒介素养教育中，提升老年人的媒介素养。

提倡终身教育体系，不仅要为老年人提供相应基础设施，还要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经济落后地区的老年人对数字生活的接触往往更少，通过“老年大学”等社会组织，开设符合老年人现实需求的课程，为老年人提供媒介素养和互联网教育课程，提升其互联网应用能力；其次，可以通过线下展览、互动式体验等场景化方式强化老年人对数字生活消费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从老年人的主观意识上增强其与数字生活接轨的意愿。

（三）开展全方位的数字反哺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后喻文化”时代[8]，“后喻文化”指年轻人将他们学习到的新的文化和技能传递给他们的年老一代，在数字时代即为数字反哺。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代际数字鸿沟的扩大，老年人原本掌握的生存技能已无法适应快速更新迭代的数字时代，亟待全社会各方面对老年人进行数字反哺。

传统意义上，数字反哺是家庭场域内的反哺，即家庭内年轻成员对年老成员的反哺。但已有许多研究表明，目前的数字反哺现状并不理想。数字反哺虽然是代际之间的问题，但不意味其只能发生在家庭代际之间，应当将其从家庭场域延伸到社会场域，让全社会树立数字反哺意识，帮助年老一代跨越数字鸿沟，融入数字生活中去，让老年人也能享受到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

结语

当人们欣喜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社会所带来的贡献，老年人成为被数字时代所遗忘的群体。受客观环境与主观意识的影响，老年人与年轻一代之间形成巨大的数字鸿沟，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两代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数字时代，却无法共同享受数字时代带来的红利。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的时代，要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服务于每个年龄段的人，不仅为年轻一代，也为年老一代实现自我价值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