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综述
——基于CNKI文献的计量和内容分析

吕 进，史仁民

(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一、引言

人的一生中，最早接受的教育是家庭教育，起主导作用的教育是学校教育，影响最广泛的教育是社会教育[1]，最完备的教育是学校与家庭结合的教育[2]。“家校社”协同育人旨在整合学校、家庭、社会整体的教育资源，联合调动、形成合力，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使“协同育人”逐渐成为具有时代大教育观的育人理念。[3]

20世纪80年代，爱普斯坦在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理论基础上，提出交叠影响域理论，认为其有助于学生学习与发展，并将其应用于教育实践之中。[4]随后，钱德勒·巴伯、琳达·瓦利等相继提出“家校社”三层次论和四层次论，从不同角度研究“家校社”治理深度与限度问题。[5]

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界开始将家长、学校作为主要载体开展家校协同教育的探索，提出“协同教育”这一概念。进入21世纪，协同教育开始横向延伸。2002年，孙庆矅提出可以将社会教育纳入协同教育。[6]2006年，南国农在其论文中提出“协同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方式”[7]。2010年起，国家颁布系列政策性文件，明确了协同育人的地位与任务，把“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长期方向。

我国对协同育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度呈逐年增高的趋势，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成为2021年的热点话题。在借鉴、吸收国外“家校社”协同教育先进经验的同时，进行本土化创新探索尤为重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家校社”协同理论，有助于丰富我国协同教育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