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场域”中的女性
——散议“十七年”戏曲现代戏中的女性形象

文/韩 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与日俱增。刚刚当家作主的人民内心对于通过自身的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诉求，与时代的集体诉求相吻合。这份诉求随着技术革命成果逐渐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之后，又被激发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与壮志。劳动被视为“重绘”世界蓝图的最为有效也最便捷的方式。同时，在中国现代思想先驱们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重要论述中，“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也得到确立，“这一地位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伦理的和情感的，并进而要求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世界’。”生活在新社会的劳动人民，在不断接受思想教育之后，充分认识到自己已逐渐并最终彻底地摆脱传统意识形态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形成的劳动者的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不再觉得劳动仅仅是为了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的有效手段，而是认识到在新社会的集体场域当中劳动所具有的抗争命运、建设国家、改变世界的意义与性质：“我们的劳动和工作是为了中国民族、被压迫阶级以及全世界人类的解放，也是为了自己的解放。我们为着这样伟大的目的而工作、劳动，实在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并因此充分获得前所未有的尊严，因而，在“十七年”（1949-1966）戏曲现代戏的舞台上，劳动者以其阳光、奋进、勤劳、善良的形象展示在亿万观众面前。

眉户剧《梁秋燕》剧照（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李瑞芳饰梁秋燕）

在传统戏曲舞台上，女性人物形象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戏曲界有句行话：“一窝旦，吃饱饭”，指的是一个班社（剧团）必须有较多的优秀的旦角人才，从而满足广大观众需求，赢得较高的票房收入。“十七年”戏曲现代戏的创作者深谙此理，因而，在“十七年”戏曲现代戏“劳动者”的行列中，很多女性形象格外引人注目。她们在从事集体劳动的过程中，能够带头苦干，身先士卒，一心一意维护集体利益，还善于做说服动员工作，发动群众共同投身于火热的集体劳动当中。如扬剧《夺印》中的胡素芳、粤剧《金银花》中的金银花、锡剧《芙蓉花开》中的刘蓉秀、评剧《向阳商店》中的刘春秀等。面对艰巨的劳动任务、艰苦的劳动环境以及来自他人的非难，她们的话语中所展现的是新时代女性的“万丈豪情”：

你们能戽干大海水，

我们能切断高山腰。

你们能上山擒猛虎，

我们能下海去斩蛟。

……

绣的是红日东升人民得解放，

绣的是黑暗的社会一去不回头。

……

我要绣共产主义的花儿社会主义的朵,

我要把自己的生命也绣在里头。

……

说什么我的白手变黑手，

我这双手好人喜欢坏人愁。

这是一双劳动手，

海让路，山低头，

为祖国平地起高楼！

曾经遭受多重压迫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很多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且长年处于家务劳作的狭小空间里，她们的“觉悟和行动总是要借助于超越性别的社会革命来带动和促发。”1947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使女性能够和男性一样成为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从而摆脱传统的从属地位，它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许多方针政策，对于劳动妇女生存环境的改变是巨大的、空前的，因此，她们普遍生发出翻身的自豪感以及对新生国家的无限崇敬和感激之情。在常锡戏（锡剧）《走上新路》中的主人公李瑞珍身上，创作者就充分展示了一位历经坎坷的农村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合作社副社长的经历和内心情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在“十七年”的戏曲现代戏舞台上，观众看到的是劳动妇女由传统剧目中受压制、受剥削的悲悲切切的“青衣”到热情奔放、快乐泼辣的“花旦”的转变，并因此深刻地领悟到了这些妇女在不同的境遇下不同的心理和情感。

根据小说改编的豫剧《李双双》是这一类剧目中影响最大的优秀剧目之一。它描写的是公社女社员李双双热爱集体，大公无私，敢于和自私落后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对于其生活中出现的，如孙有婆放猪拱集体的红薯地、生产队记工分存在不合理现象以及生产队干部巧占公分等问题，李双双都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用实际行动教育了“老好人”思想严重的丈夫孙喜旺，最终使他也鼓起勇气揭发了他人私分多占的问题。

李双双原本是一位家庭妇女，在周围人的眼里，她只能以“喜旺家的”“喜旺嫂子”“小菊她妈”这些身份代号来进行日常交际，家务劳动成为她走出家庭、完成从个体身份到社会身份裂变的阻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她似乎换了一个人，家务已不再是她生活的重心，集体的利益才是她关注的焦点。所以，在女儿小菊被姥姥接走了以后，她忙于集体生产，没有再像过去一样按时给丈夫做饭了。从出场时因为孙有婆家里的猪拱了队上的红薯苗而与其发生争执，为了二春和桂英的婚事劝走了桂英父母给她介绍的对象，到后来贴大字报对队里记工分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到公社反映干部多拿工分的问题等一系列言行，都反映出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这位农村妇女，已经使“小我”的个人情感完全让位于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为社会主义集体而劳动、奋斗的热情使她在劳动奉献中完成对“大我”的确立。长期以来，国人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劳动分工已经司空见惯，新社会视这种旧的社会分工为封建统治阶级分而治之的方式、策略，“主内”的妇女对于困在家务劳动之中的现状表现出的甘心和顺从，被视为急需进行改造的思想。这种改造是以社会劳动对个体劳动的“超越”来实现的，并最终通过社会劳动完成，在人们的头脑中确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观念。李双双这一形象就完美地实现了社会劳动对个体劳动的“超越”。创作者为了突出表现社会主义农村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情况，在对电影原作进行改编时，有意将人物放置在具有戏剧冲突的“公共劳动”中去表现，如将电影中孙有婆偷队里的木板的情节，改为放猪拱队里的红薯苗，由此引发了李双双与她的争执。这一改写，不仅把矛盾放置在集体生产的场景之中，还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生活化的表现空间，演员在其中表现补苗、赶猪等虚拟性动作，把观众带入具体的生活场景当中。全国多个剧种成功演出该剧以及同名电影的上映，在“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掀起了“人人竞学李双双”的浪潮。

豫剧《李双双》剧照（河南省豫剧院一团演出，常香玉饰李双双，剧照原载《奔流戏剧专刊》1964年第3期）

与传统戏曲“郎才女貌、一见钟情”的叙述方式有所不同，“十七年”戏曲现代戏中的女性角色的爱情婚姻被注入了更多的“劳动”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对于土地的依恋之情不仅使农业劳动成为人生存的方式和手段，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源头。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以及集体化劳动在乡村建立起一个新的平等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中，劳动不仅仅是人的传统美德和基本属性，更是获得阶级属性和融入“集体场域”获得认同的有效途径，女性的择偶方式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影响。“爱情，只有建筑在对共同事业的关心、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劳动的热爱的基础上，才是有价值的，美丽的，值得歌颂的。否则，虚无缥缈、玄而又玄的‘爱情’，不但得不到同情，反而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的。”因此，在“十七年”戏曲现代戏的众多爱情题材的剧目中，爱情话语也被整合进了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话语的序列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并壮大的集体劳动的方式，扩大了人与人的交往，打破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比较狭隘封闭的格局，为爱情的发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遇，劳动也使产生爱情的双方拥有了更多共同的话语。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劳动带来的经济基础的稳固与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爱情的自主性，而婚姻的自主性，使得青年女性拥有幸福婚姻的来源，不再像以往那样完全依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因素，因这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被自我选择的相对确定性所替代，在集体劳动中，男女之间已不仅仅存在着情爱，而是让情爱与劳动中建立起的同志情谊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男女双方的相爱与结合，最终归属是为了在互帮互助下继续更好地生产，去努力实现劳动目标的完成，从而创造出更多的集体财富与个人财富。为社会主义建设、为集体利益、为家庭幸福而开展的劳动“冲刷”了体力劳动的苦和累，一种时代的精神和美感从劳动中脱颖而出，显性的劳动激情被用来表达隐性的爱情，从而呈现出一种纯朴、健康、积极向上的审美形态。无论是评剧《二兰记》中的女青年王金兰向叔叔介绍自己的恋人的唱词，还是评剧《小女婿》中的杨香草和恋人田喜、眉户剧《梁秋燕》中的梁秋燕和恋人春生的对唱，以及沪剧《罗汉钱》中的女青年燕燕试图用男方的劳动能力来打动女方母亲的心的唱词，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能劳动”已经成为思想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并影响着青年人的择偶观，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已普遍建立在对相互劳动观念的认同以及通过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共同认识上。

当劳动成为这个时代所推崇的政治美德时，当吃苦耐劳成为衡量人进步与否的价值标准时，一位劳动能手特别是劳动模范，必然成为值得敬仰和学习的道德榜样。“劳动模范”在人们眼中，也不仅仅是能够成功致富的小生产者，而是具有引领、带动功能的英雄榜样。在女性人物看来，男性“劳动模范”不再是仅能满足自己作为小生产者对未来生活美好憧憬的劳动力，而是随时随地受人尊敬、受到表彰的先进人物，与其结合是光荣的，令人羡慕的。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他人在别的方面的长处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虽然湖南花鼓戏《三里湾》中的青年马有翼是当时农村少有的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但是，在女青年范灵芝的眼里，文化水平低却热爱劳动、关心集体的王玉生“要比马有翼强过十分！”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新中国现实题材戏曲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包括戏曲在内的文化艺术被纳入“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体制中，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创作者普遍将个体生命放置在“集体场域”之中，并使普通人的爱情生活与“劳动”的道德化产生极为密切的联系，是“十七年”戏曲现代戏对于妇女解放以及女性爱情婚姻生活的书写特色。在“十七年”戏曲现代戏的舞台上，在这些翻身解放后的新女性的身上，个体生命在宣传、动员、改造下逐渐超越自我，社会主义文化所应有的理想和精神有效地融入她们的生活、思想、情感，最终以感人的舞台形象、通俗易懂的情节内容以及优美动人的唱念，影响着更多的女性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并因此加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军，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