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选课走班管理的问题与路径探析

潘辰午， 任娇旸， 万华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问题提出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意见》对高考科目设置进行了重大改革，以上海市、浙江省为试点，率先实行3+3的高考选课新模式；2019年，全国又有8个省市陆续发布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在3+3模式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延伸出3+1+2的新模式；2020年，教育部进一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落实高考综合改革方案。高考选课新模式旨在落实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通过必修加选修相结合选课的方式，加强学生对考试科目的自主选择权，在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高中学习与大学学习的有效衔接。

高考选课新模式对走班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2020年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普通高中要注重学生发展指导、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有序推进选课走班。”[1]与传统的行政班级制不同，选课走班制是“学科教室和教师固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力和兴趣选择合适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2]的管理制度。高中选课走班管理呈现出课程选择的多样性、班级的流动性和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的特征，在激发学生学习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近年来学界对高中选课走班管理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选课走班管理的价值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选课走班管理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价值旨归，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也有利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2-5]。二是有关选课走班管理问题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走班制存在管理功能弱化，行政班与教学班之间存在管理缺位等问题[6]；走班制的灵活性增加了班级管理的难度[7]；传统教学的组织形态和管理秩序受到了冲击甚至颠覆[8]，走班制陷入文化阻力和实践挑战的窘境之中[9]。三是选课走班管理的对策研究。基于以上问题，学者从加强制度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10]、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管理机制等[11]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议。

已有研究从理论层面对选课走班管理的价值和功能进行了阐述，从实践层面对选课走班管理存在的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新高考背景下选课走班管理的问题林林总总，但种种问题表象之下潜存着多个方面的矛盾与冲突，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从选课走班的价值取向、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和管理行为四个方面分析选课走班管理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力求提升高中选课走班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二、高中选课走班管理中的矛盾和冲突

选课走班最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的全面发展，更能凸显学生个性化表现，这种育人模式改变了传统“固定走”教学形式，取而代之以“灵活走”教学[12]。但是，由于主体需求的差异性和客观条件的局限性，选课走班管理在实践中面临若干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价值取向、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和管理行为等四个方面。

(一)学生个体发展与学校集体发展的需求冲突

从主体价值论的视角看，“价值来自于主体，或者是个体自主选择的结果。价值有无以及大小，根本标准取决于主体及其需要的满足程度。”[13]选课走班管理中存在二元的主体需求，即学生个体发展的需求和学校集体发展的需求。通常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和冲突，但当基于个人需求的理性选择较难产生符合集体共同利益的理性结果时，二者之间互不兼容的现象即有可能发生，具体如下所述。

新高考改革之前的行政班级管理，学校的主体地位相对突出，学生的个体需求因为高考考试科目选择权受限而被抑制。班级属性被简化为泾渭分明的“文科”和“理科”两种，学校拥有班级管理的行政主导权，对其进行统筹安排，统一管理，整个过程“便利”且“高效”，遵循效率原则。新高考改革后的选课走班管理，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强化。通过增加学生高考考试科目的自主选择权，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得以释放。在此过程中，学生以自身条件和志趣所向为判断准绳，追求自我发展的最大可能性，遵循质量原则。自主选择产生多元组合，学生游走在不同的班级之间，无形中增加了教学管理的成本，也增加了过程监管和成效预测的难度，学生在进行个人决策时无需考虑的这些因素，却成为学校决策时所要掂量的实际问题。走班制分化了主体的需求和权利，学校与学生所处的位置不同，学校会更加重视班级管理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就学校管理而言，不可避免会面临学校发展需求与学生个体需求的价值考量。例如，对武汉市武昌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在新高考改革推进中，许多学校都面临着既要充分尊重学生的自愿选择，又要减少学校教学工作变动的挑战”[14]。当学校无法平衡两者的需求时，学校管理难度逐渐增加，学生难以获得最大发展，选课走班效果也无法真正得以实现。

(二)学校内外部相关制度设计的冲突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选课走班管理，涉及到学校内外部各个方面，对学校教学组织的构成、教育资源的分配以及教育评价方式都将产生深刻影响。这就需要在学校制度层面进行整体设计和系统规划，为选课走班管理制度的落实提供实质保障。当前选课走班管理的外部制度设计与内部制度设计之间尚未契合，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与选课走班管理相关的外部制度，主要是国家、地区政府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制定的相关制度。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旨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如《意见》中所提出的“改革旨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15]；《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要调整教学组织方式，满足学生选学的需要，把走班教学落到实处”[16]；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也提到“完善学校督导的政策和标准，引导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17]各地相关部门以国家政策为指导，制定出相应的制度，自上而下确保改革目标的一致性。

与选课走班管理直接相关的内部制度主要是学校层面的管理制度和细则。仔细分析后发现，学校内部制度的一些内容与外部制度的要求相冲突。例如，部分学校制定了考试科目的“自选套餐制度”[18]“切块走班制度”[19]和“分层走班制度”[20]等。这些制度的共同之处在于，通过程序设计与规则框定，变相限制了学生对考试科目的自由选择权，目的在于提高管理效率；“少数学校要求学生在高一就确定所有选考科目，以选考科目编班分班，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压力。”[21]从表面看，是国家意旨在学校层面的制度设计中产生了异化；从实质看，则归结于各地出台的招生制度改革方案与学校办学质量的评估方案之间存在目标相左、内容相冲、标准相异的问题，进而影响到了学校内部的制度设计。例如，《福建省达标高中评估办法(修订)》中要求“学校的本一、本科上线率均高出当年全省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社会公众评价好，在本设区市有较高的社会声誉”[22]；《广西壮族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验收评估、复查评估标准(修订)》规定“学校近三年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成绩名列当地同类学校前茅”[23]；《四川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管理办法》中提出“学生学业水平考试优秀率高，毕业年级学生毕业率高，升学数量和质量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24]各省份下发的关于高中学校评估标准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所提出的“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不得下达升学指标等”[1]要求不匹配，与《意见》中的宗旨和目的相违背。

学校为达到外部制度设计的各项要求和标准，不得不通过“制度创新”确保选课走班管理过程和结果的可控。这种制度创新“形式重于实质”，难以从根本上落实新高考改革的宗旨和目的。

(三)学生需求与学校资源稀缺的冲突

学校资源是指教育教学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学校管理的基本物质条件。就目前而言，学校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总体上处于相对稀缺的状态，为减少资源耗费，获得最佳的使用效益，学校会对有限、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新高考赋予了学生更多的选择权，走班制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由度，但也让学校在资源配置上陷入困境，集中表现为学生日益增长的需求与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

学生需求的边界因为选择权的扩大而放大。学生在进行学科选择的时候，是以追求个体发展的最大可能性为目标，这种目标驱动势必会导致学生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分化。例如，“针对首届参加浙江省新高考的高中生的调查发现：76.33%的学生认为在选择高考科目时起决定作用的是自己，主要考虑因素是学科成绩、兴趣和信心。”[25]容易取得好的学科成绩是学生自由选择科目时的主要考虑因素。据调查发现，“2017年浙江省教育厅公布了选考科目情况，生物选考比例约50.41%，物理选考比例约 36.01%。”[26]学生大部分还是会选择生物这类相对容易学习且容易提高成绩的科目，较少数擅长物理和物理成绩好的学生才会选择物理学科。结果大多学生倾向选取那些容易得高分的学科，学校相应的师资、场地资源供应不足，一定程度上造成学校资源紧缺。

学校资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学生需求超过学校所能提供的资源范畴，会导致选课走班产生“需求过大”和“资源稀缺”相冲突的情况。一方面，学生对一些科目的需求量偏大，导致学校资源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一些科目的需求量变小，导致学校资源相对过剩。选课与走班之间存在着需求与供给的二元张力，资源配置既要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又要减少学校资源的消耗与闲置，在选课与走班之间保持相对稳定且平衡的关系，实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现实中，部分学校资源有限，为使教学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会在走班教学的实践中进行“变相”限制。例如，“L学校由于办学条件的严重制约，只能选择适应现有设备、师资条件的方式应对改革，仅为学生提供了有限的五种组合。”[27]“农村普通高中教学资源的有限性，学校能向学生提供的‘选课组合’根本无法满足学生的个人选择兴趣。”[28]

新高考背景下走班制的资源配置，存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学校在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在保证学生个体利益不受损害的基础上，追求学校整体发展的最大利益，这是一个值得不断摸索和深入探究的问题。

(四)师生行为与选课走班要求的冲突

教师和学生是班级管理中最为直接的参与者，由于选课走班管理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班级管理，班级组织形式多变，教师、场地等资源的不固定，导致师生互动较少，师生关系逐渐生疏松散。因此，需要教师和学生通过适当的行为进行调适与改变。然而在实际情形中，师生行为与选课走班管理的要求匹配程度不高，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从教师角度看，相对传统的行政班级管理，选课走班管理的复杂程度较高，无形中加重了教师管理工作的强度和难度，集中表现在“学生管理难度增加、管理类型多样、管理范围扩散造成教师工作量增加”[29]等。很多教师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感到力不从心，因为既缺乏选课走班管理的相关培训，也缺乏专业指导，只能凭借经验进行一些日常性管理。同时，由于走班的“临时性”特征突出，学生流动性强，教师与学生难以在情感上建立深度联系，教师对学生学习和生活进行实时监控与反馈的难度加大，教学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和问题。

从学生角度看，选课走班管理的结构松散，班级构成类似拼盘组合。上课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班级，情感上没有班集体的认同感，短期内班级文化也难以行成，因而集体意识淡薄；行为上容易形成非正式群体，课程中“师生”“生生”互动不足，课程结束即各自解散回归原来的行政班级，与走班同学、教师之间缺乏充分地交流与沟通。“学生在课堂管理中参与不积极、不主动，常做‘旁观者’，不做‘参与者’”[30]的现象更为明显。同伴和师生的学习交往与情感互动存在缺失，一些元认知能力比较弱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自我学习成效缺乏清醒的认知，在失去教师监控的状态下，不能进行自我反思和学习调适，进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成效。

三、“走班制”管理下破解冲突的路径

选课走班管理中存在的系列矛盾与冲突，深刻影响着新高考改革的实践与成效。化解这些矛盾，不仅是提高选课走班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高考改革与评价制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坚持正确价值取向，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与使命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要“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1]，强调制度设计要围绕“立德树人”的价值理念。该理念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头脑，加强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意识形态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1]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制度改革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是选课走班制度践行的思想基础。首先，确立共同的目标和愿景。新高考改革涉及到政府、学校及社会等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群体有着各自的目标诉求，要引导各利益相关者正确认识新高考改革下的选课走班的内涵与价值，确立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其次，正确定位选课走班的价值功能。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应将外部规制转变为文化自觉，在选课走班管理中，建立互通渠道，确保选课走班不断向更优化方向发展。最后，合理分配学校教育教学资源，构建多元育人体系。学校在选课走班管理中，需从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出发，始终坚持“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将立德树人理念融入选课走班中，全面发挥选课走班的立德树人功能。

(二)科学进行制度设计，克服过度以“效率”为导向的学校管理机制

受科学管理理念冲击，学校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绩效考核的奖惩机制，制度设计过度以“效率指标”为先导，有现实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学校过度追求“效率”对教师、学生和学校甚至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都会带来较大危害。因此，有必要进行学校管理模式、教师评价标准的系统改革。在管理制度方面，选课班级与行政班级在课程管理、学生管理两方面存在很大的区别，学校要改变传统的线性管理模式，探索多种管理方式。例如建立科学的选课走班管理机制，完善选课走班的评价机制等。科学的选课走班管理机制一方面要根据走班制的特点对管理人员进行分配，把工作责任落实到教师个人;另一方面要制定并出台具体细致的制度清单，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以保证选课走班制度的有效性。在评价制度方面要克服以学生成绩或升学率作为教师的评价指标这一错误倾向，应强化师德培育，完善评价标准。首先，要实施增值性评价制度。增值性评价遵循发展的原则，注重将教师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程度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实施选课走班之后，行政班与教学班之间有区别，学生之间的差异大，增加了对教师教学成果评价的难度。因此，实施增值性评价制度，以学生的成长增量为依据对教师进行评价，能够客观反映教师的教学能力。其次，注重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有利于在选课走班管理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不断调整教师的教学策略。例如，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针对“教师评价难”的问题完善了教师评价系统，将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学业成长、教学过程评价、学生评价四个维度定为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细化为多项三级指标，全方位考察教师的工作能力。总而言之，选课走班管理的制度设计，应符合国家、地方、学校的制度设计要求，二者在价值取向、目标导向上应保持一致；保证选课走班管理的过程实施与结果评价的一致性，以制度为手段实现走班管理效率与质量的相互转换和平衡，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育人功能。

(三)系统强化“信息对称”，提升资源配置能力

信息不对称理论强调“只要交易双方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市场主体就会发生逆选择或败德行为。且逆选择是指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差的商品总是将好的商品驱逐出市场。”[32]在家校生三方面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出现学生和家长的逆选择，例如在课程选择上，大多数学生优先选择课堂管理相对轻松的课程；极少选择课堂管理较严格的课程。当学生对“轻松型”课堂的需求大于“严格型”，就会导致优质资源配置的混乱。因此，首先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学校可以通过家长委员会，客观全面地向家长说明选课走班的内涵、目标、方式以及现有的资源等，方便家长能清楚地了解选课走班的相关制度与流程。同时，家长可以通过家长委员会向学校反馈对选课走班管理的意见，学校根据家长群体、社会组织的相关意见，相关进行制定和改革制度，可有效避免选课走班在落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其次，学校应建立选课走班的信息共享平台，打破选课走班的信息孤岛，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提升家长参与度。最后，学生作为选课走班的主体，学校应充分尊重学生的需求与建议，在实行选课走班制前全面调查学生的选课需求，并做好相关数据统计。家校生三方面的信息互通，不仅可以加强相互的理解，还便于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以正确指导学生理性选择，有效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尽可能最大化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总之，信息对称、多方有效沟通和保持信息畅通是提升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保障。

(四)开展多途径培训，引导教师转变管理行为

现行选课走班管理行为的错位与缺位，增加了教师的工作强度和难度，加剧了教师行为与选课走班要求的冲突。因此，选课走班管理应该加强对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教师的“培训引导”，通过多元化的培训途径和手段，交流选课走班管理的经验，引导并促进教师管理行为的转变。一是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需总结并提炼相关实践经验，向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宣传走班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先进理念包括“在管理中保持‘多向互动’的理念，尊重每个人的需求，师生各方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30]，以及 “家校协同教育”的理念，该理念在于将学生日常行为通过信息化的平台进行传输，能够及时与家长进行反馈沟通[33]。此外，还可以邀请校外专家以及有走班制管理经验的教师来进行交流，传授选课走班管理的实践经验。二是学校应积极开展“生活教师-科任教师”的结对帮扶活动。学校可配备生活教师，积极协同科任教师管理学生，在结对帮扶的过程中，生活教师不仅能架起学生与科任教师之间的桥梁，还能减轻科任教师的工作负担。同时，还可制定本学科的规章制度，引导学生加强自我管理，学生可由教师指定或自荐成为科代表，实行科代表轮岗制，力求人人都能参与到班级管理中，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利于构建班级文化。三是学校应积极开展选课走班管理中的技能培训活动。学校定期开展走班管理的交流分享会，及时了解教师在管理过程中到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帮助教师解决问题，及时纠正教师的不良管理行为。

“选课走班制”是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催生的组织形态，相较于传统的行政班级制，其最大特征在于课程选择的多样性、班级的流动性及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选课走班不是简单的教学模式的转换，也不是对课程数量做简单的“加减法”，而应遵循“以生为本、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充分的机会。厘清高中选课走班管理中价值取向、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和管理行为的矛盾与冲突，并探索其破解的路径，不仅有利于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在高中选课走班中的管理能力，更有助于新高考政策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