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族移民的个体抗争与家国情怀的解构
——论电视剧《闯关东》的叙事策略与人物塑造

孙玉龙

（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2）

《闯关东》是由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与大连电视台投资近3 000万元联合拍摄，由王敏总策划，张新建、孔笙执导的电视剧。这部剧几乎都是名角，如李幼斌、小宋佳、牛莉、萨日娜、高明、王奎荣等，甚至连鲍国安、王绘春这样的配角，无一不是近几年人气很高的大牌明星，演员精湛的演技奠定了这部剧高质量的基础。电视剧《闯关东》在放映之时广受好评，在豆瓣评分中高达7.8分。《闯关东》反映了近代汉族移民闯关东的迁移历史，是一部讲述在人口大迁移的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命运变迁的大剧，概述了山东人闯关东辛酸的心路历程，再现了当年山东人闯关东的悲壮历史。无论是剧中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抑或是构置的生活场景，还是山东与东北的满、汉民俗的巨大冲击所爆发出来的文化意蕴，《闯关东》都像磁铁一般牢牢地吸引住了观众的视线。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原住地的推力，另一方面来自移民住地的吸力。［1］作为具有史诗色彩的大剧，《闯关东》的故事情节可谓荡气回肠、气势磅礴。剧中人物众多，人物身份、地位不同，每个人又性格鲜明。《闯关东》以山东人朱家为主线，透过朱家的生活轨迹逐渐引出没落格格、商人、艺人、土匪、恶霸、土豪、乡霸甚至日本人等，众多三教九流的人物陆续登场，演绎出了一段又一段脉络清晰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剧中再现了当年汉族移民放排、伐木、淘金、采矿等生活的大场面，使得该剧有了较强的可观赏性。《闯关东》用朱家闯关东的历史来讲述近代汉族移民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的浩瀚的迁移历程，在展现出闯关东残酷性的同时，也反映了以朱开山一家为代表的汉族移民吃苦耐劳的宝贵品格和无畏的抗争精神。主人公虽然是小人物，却在冥冥中有不平凡的命运，尤其是在叙事情节与人物塑造中，表现了对真正命运追求的个体抗争以及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的家国情怀。

一、叙事策略

电视剧《闯关东》的叙事策略较为丰富，于平淡的叙述中暗含着曲折跌宕的情节。对于《闯关东》叙事策略的探讨，可以从对传统二元对立模式的重新解构和洪流中的错综线索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对传统二元对立模式的重新解构

人物角色二元对立式的设置是影视剧叙事的普遍类型模式。一方面，它使得观众更容易区分 “善与恶” “忠与奸” “好与坏” ，在叙事中找到人物在影片中的身份归属，进而在观影中与角色人物共情；另一方面，二元对立模式更加激化了戏剧人物的冲突性，对叙事起到了推进作用。角色二元对立式的设置也容易导致人物脸谱化，弱化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但《闯关东》的叙事并没有依据这种传统的设置进行发展，而是打破了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闯关东》这部电视剧中朱传文、震三江与潘五爷的角色设置，便对 “好” 与 “坏” 这种人物模式化的设置进行了一种颠覆式的处理，解构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朱传文是朱家的大儿子，是一个有着典型的中国旧社会农民性格的人。一直以来，朱传文这个角色大多得到的都是批评。与其两个弟弟相比，他的优点并不突出，缺点却很明显。朱传文顾家、老实、务农、爱钻研，却也守旧、小心眼、爱贪小便宜、没有家国观念。但恰恰是这样的人设，让我觉得朱传文这个角色是对新、旧社会交替时期中国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他也是被旧社会思想束缚与压迫的一个侧面代表。朱传文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一些情节里朱传文会显得很自私，例如不救小男孩龟田，见到已是三江红的鲜儿不愿留她在家等。但是我们也要清楚，老朱家的家业由朱开山开创，却是由朱传文发扬光大。如果在太平年代，朱传文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守家的儿子，也会是一个好丈夫。从故事前中期我们能看到，朱开山和传文他娘本来是打算将家业传给朱传文的。可惜的是，朱传文碰到的是一个战乱年代。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国家遭遇入侵之际，有着这种人设的朱传文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投敌。朱传文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的小家，所以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投靠了敌人，自己的家就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但是，弟弟的死彻底击碎了他的美梦。他的二弟用生命告诉他无国便无家这个道理。在最后一集，前一刻还在做着美梦的朱传文在见到弟弟尸体时彻底清醒，一向懦弱的朱传文第一次拿起枪对准了侵略者。歌曲《止战之殇》中 “农夫们烧毁土地和村庄终于拿起枪” ，正是对朱传文最好的写照，是那个时代守旧的中国人反抗意识觉醒的一个缩影。震三江，一个地地道道的土匪头子，虽然为非作歹、杀人越货，但有着重情重义、有勇有谋的血性汉子性格和见义勇为的行侠仗义的品格。当他得知就是朱开山取出那包宝物换成银子，并上下打点俄国人和衙门才让已经判处死刑的自己重获自由时，他感动得当即跪下，表示老掌柜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如有事相托，哪怕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他言出必行、有恩必报，视义气重于性命，与官匪势不两立。他与传武惺惺相惜，得知朱开山是救命恩人时，他二话不说立马咚、咚、咚地磕头。诸如此类的小细节将震三江这个人物刻画得极其真实。正是因为震三江不拘小节的作风，他的死亡也拍得相当有男子汉气概， “欠了两条命，先还一条，剩一条下辈子还” ，这样简单粗暴的逻辑比没完没了地煽情更能打动人心。在电视剧中潘五爷是反面人物的代表，处处与朱家作对，但是在人物的内心深处却有着对儿子的挚爱与对事业的执着。这些人物身份的置换也是对命运的反抗，模糊了 “善” 与 “恶” 的界限，使故事的叙述更加引人入胜、人物的刻画更加丰满，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完成了对传统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的重新解构。

（二）线索的错综复杂

《闯关东》粗略分成淘金、农场、经商、开矿等几个阶段，但纵向、横向线索错综。每个人物各是一条活的线，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与合作，在故事的叙述中自我展开。

老爹朱开山在所有阶段的矛盾斗争中居于核心位置。老大朱传文本分、传统，务农、开菜馆，为了几道菜不辞辛劳、三顾茅庐。老二朱传武在野外，与狼斗，与地头蛇斗，又遭遇土匪。后从军，平步青云，最后死于抗日战场。老三朱传杰从商，商场一如江湖，与奸商斗，与张垛爷冲突，与土匪、潘五爷的队伍斗。老二未过门媳妇鲜儿是游离于家族之外的重要线索，命运多舛，历经戏班、山场、水场、窑子、匪帮、抗日战场。老大媳妇那文格格流落民间，遭遇抢劫，进入朱家，也成为闯关东的一分子。老三媳妇玉书代表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参与闯关东的洪流。朱家在与韩老海斗争时，还是两个家族的斗争；到了与潘五爷（偏爱吃筋头巴脑）斗争时，已经成为迁入的山东和热河两个地域群体的斗争（山东掌柜都力挺朱开山也要吃筋头巴脑）；再之后开矿，融合了山东、热河两省的资本，成立山河煤矿，共同抵御日资入侵。老三讲诚信、守规矩，老二叛逆桀骜，老三告老二的密，老二对老三恶作剧。老大媳妇要分家，始终没有结果。农场工人闹罢工，被老爷子分而治之。老大在家里的权威被架空，每每与老三一语不合，这也是他投身日本人的原因。要开矿，老爷子不点头，甚至把老三赶出家门。老三夫妇是最具新时代意识的，年轻人要往前奔，受封建家长制的束缚，代表了两个时代的矛盾。山东掌柜儿子刘大宝参军，参与了对潘五爷的斗争，最后死得很惨。开矿与日资对峙，以朱传武为代表的军方参与打退了日军。走马帮，没过门的鲜儿和土匪参与了护送，还送马鞭作为朱传武的护身符。与韩老海斗，前格格那文参与麻将桌赢回半个家当。朱传武劫法场救了鲜儿，鲜儿带领土匪参与朱传武所在的东北军阵营。震三江被称为 “儒匪” ，为人坦荡，与老朱家相互报德，多有来往，不歧视鲜儿，不仅视为小妹，还给予 “二掌柜” 的尊重。他与探子朱传武兵匪相敬，邀请探子看遍匪窝机关。他挽留不从，不忍心下令杀头，暗自借酒浇愁。当各自拿枪顶着脑门的时候，也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反映了义薄云天的豪气。

二、人物塑造

（一）贯穿始终的家国理念

对于国家的描写往往也会通过小家展现出来。从 “全家福” 看历史，一个人物见证了一段历史，每个人物都体现了一种美德。［2］参加义和团的朱开山，明显把家放在首要位置。大儿子朱传文是将家的一面维护到极致，以至于丧失国人立场。三儿子是朱开山的现代版，家仍是首要的。只有二儿子朱传武忠于现代的国，而不是成为传统家天下（军阀）的代表。朱传武始终跟随郭松龄，绝不仅仅因为受到郭松龄的提拔，而是认同郭松龄所倡导的 “军人应该为国而非为哪一家而战” 的理念。到饭馆抓人的军人仍不能摆脱 “吃张家的饭就忠于张家” 的束缚，朱开山似乎也不怎么认同儿子的选择，但他已经学会了尊重朱传武的选择，他会询问一声为什么，而不是直接否定对方的观点。他以前是一味否定的，比如对朱传武与鲜儿的事，一方面是朱传武靠自己争取来的在父亲面前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与朱开山由一个旧式农民和地主向新式商人的转变有关。但剧中成长是主题，人物的思想史并不是反映的重点。如朱传武从军就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但剧中并没有展开。

《闯关东》的矛盾冲突与其主题思想协调一致。矛盾总是围绕着家族创业的艰难、守业的艰辛来反映民族的奋斗与抗争。由此，在各个阶段中将这种抽象矛盾化为难住朱家的一件件事让其一一处理。具体来说，贯穿全剧的矛盾一直没变，即朱家闯关东后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得下、稳得住。这个细节在演绎中随着朱家的三次搬家反复了三次，而这三次则是朱家在不同方面拼搏的过程：做工、务农、从商。三个过程都遵循冲突的形成、发展、激化、缓解、终结。剧中第一次搬家侧重于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第二、三次搬家分别因土匪骚扰和日本人侵略而被迫迁徙，离散中夹杂着悲欢离合，个人的反抗也融进了国家抗争的洪流之中，由此也把小家融入了国家的历史。动荡令人无奈，最终朱开山还得拖家带口地继续向前，这种结局折射出中华民族所背负的沉重而久远的历史，纵使遭遇不幸也依然继续向前。

（二）个体抗争与家国情怀

该剧以一个家庭三代人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真实地再现了清末民初山东人为了生存而背井离乡远赴东北努力拼搏的悲壮历史。它是一部移民史，更是一部奋斗史。作为朱家的奋斗史，全剧在历史大背景下描写草根人群的传奇人生和英雄情韵，通过平民人物的个人生命体验和温暖的家国情怀，再现民族精神，［3］体现了以朱家为代表的汉族移民群体的个体抗争与家国情仇。

1.中国式父亲的形象表达

中国式父亲多表现出隐忍的一面。追溯其源，在儒家文化中可见一斑。在父权社会制度下，父亲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个家族中的当权者，而在这种身份下，父与子之间的亲密表达被隐去，代之的是指令式的命令。在电视剧中，朱开山一家赶着大车走进了长白山，他们把闯关东的山东人的憨厚、东北人的豪爽都带进了长白山。通过朱开山这个人物展示出他身上的精神内涵，一个民族的精神构成及对当今现实的启示意义。［4］李幼斌在剧中扮演传奇人物朱开山，他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一个家庭的舵手，给整部戏增添了不少戏点。很多剧情都是围绕这一戏点展开，尤其是开金矿那段，故事性很强，情节展开得不错。创业时期的朱开山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但是到了家业渐大之时，朱开山多了一份沉稳与智慧。膝下有了儿孙，朱开山行事也有了顾虑。二儿子逃婚后面对暗地里使绊的乡亲，朱开山选择了忍气吞声、以德报怨。当小儿子被老潘家雇的土匪打了一顿时，他想到了搬离哈尔滨，而不是与老潘家斗到底。年轻时那股争强好胜的劲头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不计较一时得失的大智慧。但这种让步也不是无底线地退让，当老潘家到餐馆里耀武扬威时，朱开山终于忍无可忍。当个体被赋予民族大义之后，朱开山的人物形象则更加鲜明，以文艺特有的方式来弘扬民族精神。［5］民族精神在朱开山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有着早年曾经参加义和团的经历，朱开山的立场十分坚决。他年轻时淘金九死一生，中年时忍气吞声，都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安危。当中华民族被外敌入侵之时，朱开山深知 “没有国便没有家” 的道理，动员全家支援在前线的东北抗战官兵。面对侵略者，已经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朱开山毫无惧色，只要能抵御侵略，整个家族搭进去都在所不惜，煤矿事件是整个故事的升华。虽然主人公朱开山身上有着许许多多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烙印，集中体现在包办二儿子的婚姻，导致朱传武、鲜儿、秀儿三个人的悲剧，这也是封建社会出身的人所走不出的局限。

2.悲剧式人物的抗争

有人说古希腊悲剧是命运的悲剧，文艺复兴时代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而现代社会人的悲剧是处境的悲剧。古希腊悲剧的本质是宿命论，即展现主人公对命运的抗争，而最终又败于宿命，内核是人类对命运未知的敬畏。亚里士多德说过悲剧比喜剧或者圆满的大结局更具有感染力。电视剧《闯关东》中的龟田一郎就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式人物。龟田一郎童年时险些被烧死，后来获救，在日本长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返回中国经商，卷入森田和山河矿的斗争旋涡，最后在两难境地中自杀。龟田一郎这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与《天龙八部》里的乔峰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处在同一个困境里，面对两个不同的民族不知道自身该如何抉择。对于龟田一郎来说，一边是自己的大和民族，另一边则是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老朱家。虽然前期他被洗脑，成为侵略者的帮凶，但最后幡然醒悟，选择了将关键证据交给了老朱家。即使这样做，龟田一郎也不会被任何人感激。对于中华民族，龟田一郎是日本人，只会被人唾弃，被骂成侵略者；对于大和民族，龟田一郎是个背叛了国家的人，也只会被同族谩骂孤立。一边是救命恩人，一边是祖国，龟田一郎仿佛是一根拔河绳，被揪来揪去。帮与不帮，他不能给出答案。最终，在两难的处境之下，龟田一郎举起手枪瞄准自己，他选择了自杀。龟田一郎的自杀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秀儿恨他忘恩负义；老朱家恨他帮着森田抢夺山河矿；娘又在他生日的时候反复说他走错了道。他将证据交给朱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作为日本人的认同感的危机，另一方面是爱人和兄弟的谴责。龟田一郎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和龟田一郎有关的所有人几乎都是正确的，至少没有过错。朱家父子没错，有人来抢家业，当然不能客气；秀儿也没有错，坑害娘家人的丈夫还能要吗；森田也没有错，职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龟田一郎的特殊处境决定了他无法选择逃避。既然他已经在中国做生意，又和朱家关系特殊，就不能不参与到对山河矿的抢夺，森田的软硬兼施就是明证。然而他的性命又是朱家救下的，他能去陷害自己的恩人吗？能背叛自己的爱人吗？都不能。当朱家有难时，他怎么能不出手帮助，怎么能见死不救？这一切都注定了龟田一郎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三、缺点与不足

作为一部经典之作，《闯关东》也有它的缺点，使该剧与历史上的闯关东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影响了该剧的表现和观看效果。

第一，对传奇色彩的过度渲染遮盖了写实主义的光芒，削弱了人物的真实性。电视剧的主人公朱开山，一开始的身份就是义和团的将军，不凡的身份使他的 “闯” 更多了几份优越感。其实，在生活中闯关东的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原的那些最底层的农民，在闯关东的过程中，他们的奋斗与生存往往更加艰辛，与电视剧中所表达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电视剧中的主人公从一开始的身份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再塑造出主人公的传奇经历，这样可能会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也更接近历史原貌。毕竟电视剧不同于历史书，考虑了观众的接受程度和电视剧效果的可看性，势必要在剧中适当增加一些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

第二，各部分之间缺乏故事叙述的连贯性，叙述较为分散。电视剧《闯关东》在收获好评之后，又陆续推出了续集，极大地满足了观众对于《闯关东》的期盼。虽然对电视剧好评如潮，但也掩饰不了电视剧中潜在的问题。在《闯关东》与《〈闯关东〉前传》之间缺乏故事的有效衔接，使得故事的叙述缺乏连续性，使观众在观看《〈闯关东〉前传》时感到有些突兀。

第三，《〈闯关东〉前传》的故事情节对于《闯关东》情节的模仿过多。受到《闯关东》先入为主的观剧影响，观众在观看《〈闯关东〉前传》时很容易联想到《闯关东》，并自然而然地对两部剧作出比较。受到创作成本和创作时间的影响，《〈闯关东〉前传》未能突破《闯关东》的束缚，可以看作是《闯关东》故事的翻版，影响了故事的表现，故事的叙述不够集中。

总之，电视剧《闯关东》讲述的不仅是主人公朱开山一家人从山东 “闯” 到东北，也是他们一家人在东北如何 “闯” 出自己的一片天、在异地他乡立足的故事。《闯关东》在叙事情节与人物塑造中探讨了家国情仇与个体抗争，并通过人物的性格反映出当时社会背景下汉族移民的苦难生活。朱开山一家人是近代千千万万为谋生计而从中原到东北谋生的汉族移民群体的代表。正是这一群体影响了东北历史文化的走向，促进了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