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价值性和知识性的统一

孙念超

摘  要：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要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课程，兼具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功能，将历史观的培养、价值观的塑造寓于历史知识传授之中是本门课的应有之义。“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帮助学生理解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对这一问题的解读既要从历史的角度讲清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又要从理论的角度讲清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分子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知识性;价值性;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知识为载体，价值观引领是归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既是一门历史课，又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单纯的历史知识传授，或仅以思想政治理论为底色，将抽象总结的思想政治结论告知学生，都无法实现《纲要》从历史教育角度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从课程内容来说，《纲要》课教师应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将历史观的培养、价值观的塑造寓于历史知识传授之中。“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纲要》课教学的重点，是帮助学生理解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源头，《纲要》课教师既需要以大历史观的视野讲清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又需要从理论的角度讲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让学生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分子的必然选择。

一、必然的选择：大历史观视野下的历史审视

大历史观就是要“把历史事件放到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来认识，从大的视角来把握，以探究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把握其历史地位和意义，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2]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审视中国共产党之前的近代历史，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纲要》课教师需要结合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学习西方的历史和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为学生呈现纵深、横向的历史视域，一方面让学生理解中国革命的艰难和曲折，另一方面让学生学会用大历史观思考问题，理解当时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

（一）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和失望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动地开始了屈辱的近代史，在与侵略者的较量中屡战屡败，天朝上国的尊严一点点被撕得粉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残酷现实终于惊醒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给自己带来无限屈辱的对手，希望从中能够找到让自己强大的“夷之长技”，学习富强的真理。于是魏源、林则徐等人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二十年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开始了真正学习西方的历程。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建成号称亚洲最强的海军，却在与被我们一贯看不起的日本的较量中一败涂地。甲午战争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加速了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資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曾带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先进分子无限的希望，尤其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3]。但现实是残酷的，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结果与自己的期待相差甚远，辛亥革命“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4]。多年学习西方竟是这样的结果，“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到了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5]。从另一个角度讲，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自其诞生之日起，“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6]，难以调和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经常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弊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让西方文明的光环脱落，“此次战争使欧洲之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7]。

尽管对西方文明已产生怀疑，但中国先进分子依然对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抱有无限期望。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最终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获准参加战后的巴黎和会，这极大地振奋了国人。尤其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了“和平十四点计划”，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的期望值，威尔逊更是成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8]，成为众多青年人心中的偶像，“威总统之言，实为世界大同之先导，凡爱平民主义者，莫不敬而重之”[9]。“公理战胜强权”成为当时国人的坚定信念，不少人认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洗刷民族耻辱的好机会，希望借此机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摆脱近代以来的悲惨地位，再发展若干年后能与英法美等国并驾齐驱。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被中国人寄予厚望的巴黎和会沦为一场大国间的分赃会议，中国连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收回山东权益”也没有实现，其他要求更是被直接否决，强权最终战胜了公理，威尔逊的“和平十四点计划”变成一纸空文。奢望的结果变成了失望，中国人“感觉到他们是在朋友家里被人出卖了”[10]，深受打击的中国人愤怒情绪溢于言表，“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一文不值的空话……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着不止十万八千里”[11]。

“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角上筑筑摇动起来”[12]，一战以及其后的巴黎和会充分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13]，“晚清以降学习西方现代化运动陷入了范式危机”[14]，学习西方的选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先进分子希望

对西方文明的希望最终被沉重的失望所代替，“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说来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出路”[15]。中国先进分子在苦闷和迷茫中继续探寻救国之道的时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下子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审视俄国及其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其实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关注俄国，“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而马克思主义虽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诞生，但影响主要限于欧洲，中国人对此知之甚少，“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但“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16]。

中国先进分子在审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并导致他们学习的视角发生了转变，发生转变的原因主要有感性和理性两种因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和特權，这件事在中国人中间顿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长期侵略中国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建立新的政权后，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中国，这与被中国先进分子一直视为“先生”却“总是侵略学生”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让中国先进分子一下子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亲切感，这是一种感情上倾向的转变。

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基本国情和当时的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都是封建压迫比较重的国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胜利，这让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在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希望，“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17]。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组织工农大众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进行的，最终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让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反思中国过去革命的方式。吴玉章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革命的老办法，“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18]。有相似想法的另一个人是朱德，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他意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无法达到革命的目的，“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19]。这是经过理性思考以后的转变。

感情的倾向和理性的思考相结合，中国先进分子重新认识了世界，也重新认识了自己，他们最终从学习西方转向了以俄为师，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20]。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2]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等，利用各种方式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由此可见，从“学习西方”转向“以俄为师”，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的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23]。

二、选择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认知

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真理的选择一方面取决于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就是说理论能否切实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关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让它在诸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必然选择，此后中国革命的历程证实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契合坚定了中国先进分子的信心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4]毛泽东也曾经说过：“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5]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和传播进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能发生什么样的“化学作用”呢？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说，当时的中国需要新的科学的思想武器来指导中国革命。近代以来，为救国于危亡，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最终都失败了，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对此，毛泽东曾有明确的描述：“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26]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没有改变，革命仍要继续，寻找科学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求。

如上所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那么它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需要的思想武器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来说，它是在马克思对资本制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表象揭示其本质，充满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强权压迫的批判，力主改变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这种反剥削、反压迫、反不平等的革命理论，契合了中国人民深受资本帝国主义欺骗、侵略之苦的感受，契合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价值目标。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来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愿景，契合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

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说，其革命立场契合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需要，其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和当时中国的国情极为吻合。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本应担负起革命重任的资产阶级过于软弱，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已经被实践证明。革命的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完成，而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成长壮大起来，人数增加，力量壮大，政治觉悟提升，五四运动中更是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谋求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成为无产阶级解放自身和拯救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自然相见恨晚，于是“人们不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奉为圣经”[27]。在革命力量上，除工人阶级外，马克思主义主张把农民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来，“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28]。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依靠力量的理论无疑为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满足中国革命的需要，必然为中国人接受。对此，毛泽东所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29]

（二）中国先进分子在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传入中国，既有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也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还有主张通过和平改造方法实现理想社会的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等，真可谓名目繁多。并且很多思潮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出现，“社会主义”成为当时的“流行语”，这对于当时急于寻求救国之道的中国先进分子来说难免眼花缭乱，恰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30]难于辨别的情况下，他们也就只能纷乱思潮中尝试摸索，各种思想难免混杂其中。毛泽东后来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的时候回忆说，在那个时候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31]。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思潮众多，到底哪种思潮更科学更适合中国国情，当时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有零星的介绍，此后才逐步传播开来，中国先进分子还没有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进行深入的研究。

接受一种理论的前提是基于深刻的认识和研究，不少中国先进分子就是在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相当完整介绍，并且作出了基本正确的阐释，李大钊也成为中国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根据毛泽东的回忆，1919年冬至1920年春他第二次去北京时，“热心地搜寻那时候我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32]。蔡和森也是通过“猛看猛译”[33]马克思主义书籍，使他成为中国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另一方面，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其他思潮的反复比较中认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思潮进行比较鉴别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论争，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三次大的思想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实质上是中国要革命还是改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则是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认识问题。通过三次思想论战，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思想阵地得以扩大。也是在这样的思想论战中，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的问题以及与中国国情的脱离。毛泽东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观点作了这样的评价：“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34]施存统对于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于社会改造以前实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地不可能的。”[35]随着认识的深入，中国先进分子逐步划清了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界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蔡和森明确指出：“我仅对种种主义综合审议，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36]周恩来也曾说，自己“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最终“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并且坚定地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定地要为他宣传奔走。”[3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理论需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中体现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让它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最终选择。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这一革命历程也证实了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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