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思想的会通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诸多可会通之处，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思维方式方面的助力。这种会通的建构首先基于二者于客观世界社会的接触与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对阶级矛盾的斗争分析作为切入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规律以及客观世界辩证法原理，将辩证法和本体论相统一。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万物一体与物相融，突出自身主体能动性，通过实践理性法则以自我修养的形式对自身的道德行为进行约束，形成一种道德价值哲学，这种道德价值与社会政治和人伦关系密不可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在矛盾观上强调两一、万物一体、“复”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定的会通之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会通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3-0109-05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作为沟通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桥梁，创造性地对辩证法进行改造，突破了以往黑格尔辩证法仅站在自我意识层面思考的局限，将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连接，把过去仅站在自我意识思考的人从主观世界拉向了客观世界，以此揭示出客观世界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因此，从世界观的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独立于人主观意志之外的物质作为其概念基础，以实践作为沟通主客体的中介，肯定了人的意识能动性。这种实践并不是仅停留在意识层面的实践理性，而是处在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人可以通过实践作为贯通主客观世界的桥梁，以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实践达到了思维和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种实践同时也植根于人类社会之中，以劳动的形式得以体现，而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劳动的剥削引发了马克思对于阶级矛盾的思考，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阶级矛盾进行了分析，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的思考是源于客观社会的，其目的是为解决社会矛盾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虽多表现为一种道德价值哲学，是对内在生命和道德世界的超越性追求，但它为什么注重对道德的追求？作为支撑道德追求的根源为何？其来源便是对天道、对本根的遵循，人道的作用是为了彰显天道，而天道同时需要人来体现，故《中庸》中讲“道不远人”[1]。天道并不是人无法把握的超越性存在，而是蕴含在人的真实生命过程体验之中，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从而尽心、知性以知天，以此达到与天道同齐的层次，修身成圣。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尤为重要，哲人将对天道的敬畏通過道德修养的形式下贯到人的主体上，落实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转化为对内在超越的价值本体追求。但是道德的实现却必然要以落实在客观世界中的形式，在社会政治的关系中以实践的方式才能得以体现。中国哲人的实践虽然也是立足于客观物质世界，立足于社会关系，但其目的并不是如马克思主义一样着眼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是致力于通过道德实践的礼法对自己的实践行为进行规范，从而正心诚意，以此来明内在的明德之心，提升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建立起道德自律法则，实现对内在道德的超越性追求。同时，中国哲人主张只有通过内圣才能外王，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实践的活动即政治的活动”[2]，他认为这种活动是从人本身出发连接着人、事、天这三方面，政治活动的成功离不开对这三者的调和，而要达到这种调和便必须先培养德性主体，中国哲人的实践必由德性实践以达政治实践。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共同的出发点首先都是将人放在客观世界中，放在社会政治之中，以实践作为贯通主客观世界的中介，而正是基于此种共性之上，使得二者哲学有会通之可能性。但由于二者的立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社会阶级矛盾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规律，发现了无产阶级被残酷剥削的事实，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实现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发展。中国哲人们多主张“内圣外王”，通过对自身道德本体的修养和追求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将中国哲学多引向一种道德心性的哲学。正是基于此种背景之下，二者的辨证法既有相似性又有其差异性。但二者哲学的出发点皆是立足于实践，此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原因之一。

二、普遍联系观与万物一体观之会通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万物共处在时间与空间之中，以运动的方式共同构成了变化不息的物质世界。

首先，万物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并与世界相接触着，都是构成世界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以及它们内部各个部分都不能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周围的事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种事物构成了不同层次的系统，低层系统组成高层系统，各层系统纵横相连构成了整个统一的宇宙，由此马克思主义站在科学的层面上系统地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然而，若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这种仅落实在具体物质层面的观点被称为形而下的，并不是中国哲人所关注的重点。中国哲人讲万物一体，更多的是从形而上的最高道德本体上来讲的。万物何以能够一体？皆是源于一理而已。《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三》云：“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阴阳二气与五行化生万物，“五行之殊实即二气之实，而二气之本则是‘一’也。”[3]一便是指太极或天道神明之诚。阴阳二气统一于太极之理，化五行，生万物，万物禀含太极之理，故又万而归一。

可见，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联系的构成系统，由低级到高级构成物质宇宙，中国哲学的万物一体是一种创生的系统，不是从下至上讲的，而是从上至下讲的，一而万，万而一。由一理而生万物，万物又复归一理，这便是万物一体的建构模式，体现了中国哲学圆融的特点。宋明理学虽然是围绕着心性之争而展开的，但关于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却是同一的，只不过他们争论的便是这一理究竟是源于心还是源于性？是源于外还是源于内？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指出，人的良知便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草木瓦石为何能与人同体？就是因为共具一理，这一理便是来自于我心中的良知，万物皆由我心而发，皆在我的本心中得以呈现，故万物本与我一体。可见王阳明强调的“理”虽是从内在的道德本心出发，但是其关于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还是与理学趋于一致的，都是从最高的本体出发来思考人、万物与自然的联系，同时赋予其道德价值的色彩，这正是中国哲学万物一体思考的独到之处。

所以，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科学的层面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从低级到高级，层层递进构成整个宇宙系统，而反观万物一体的思路，其以人作为思考的主体，将道德伦理价值上升到本体的高度，由一理而万殊，万殊又实为一理。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观是朴素的，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系统性，但是这种将人和自然万物、人伦社会以及人内在的道德世界相联的思路，却是真正地将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自身与万物相贯通，正是中国哲人思维独有的境界，在当今的时代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体现了传统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融合与创新，人类的命运是共存的，是普遍联系的，天下皆家，万物一体，整个人类之间的命运是一体的，人与整个世界是不可分离的。

三、矛盾观与两一观之会通

顺着这种联系观的思路，我们接下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辩证法思维的异同。首先，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承认宇宙及世间万物都是以运动变化的方式而存在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里，矛盾作为贯穿事物发展始终的存在，为事物的发展提供动力，矛盾双方对立统一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矛盾观是在实际社会阶级分析中而逐渐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关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看到了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虽然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让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站立起来，转化矛盾力量，实现社会的变革。所以，从这种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首先是根植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并且认为社会是在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矛盾在变化过程中实现质变，产生新质，这一新质可能表面上复归于初，但其实质却已经与过去不同，但它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是前进向上的，是进步的、进化的。这与中国哲学的矛盾观有着较大的不同，那么在中国哲学之中的矛盾观特点又是如何？

对于这一问题，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做了总结，他将中国哲学的矛盾观称为“两一”，将其性质总分为“五项”：“对待之必然、对待合一关系、对待之综合、对待合一与变化，对待与合一之关系。”[4]在其对待合一关系之中又细分为“五项”：一为对待而相依，即对立双方相互依存而存在的;二为对待之交参，即对立面的双方相互包含，矛盾对立的双方都蕴含着其对立面的属性，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三为对待之互转，矛盾双方之间相互转化，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所说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对于这转化的条件，中国哲学则更为细致;四为对待之相齐。即对待无差别，此观念本出自庄子的齐物，认为一切对立区别都可以消除，此即是彼，彼即是此，这其实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矛盾的对立含义，矛盾是相互对立的，互相具备对立面的属性。但不能把矛盾对立的分割线给模糊，完全消除矛盾对立的界限;五为对待之同属，实际上则是，对立包含在统一之中为统一之所属。

张岱年先生对对立的论述明确地揭示出中国哲学矛盾观的主要特点，在其归纳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与中国哲学中的对待之交参颇有相似，都承认对立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来，对立是矛盾双方排斥相分离的属性，统一则是由于二者相吸引、相联结的属性。这实际上是将对立的双方看作两个独立的个体属性，由对立双方联结组合才形成对立统一这一属性，具有主客相分的含义。在中国哲学看来，对立双方实际上只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之显现，即对待之综合。如老子的“有无相生”便向我们揭示出矛盾双方虽然互相对立，但二者任意一方的存在都不能离开对立面而存在，其任一一面的概念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对立面的存在才能成立，正如有无二者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但最终都统一于最高本体的道。故老子又说道：“二者同出，异乎其名。”（《道德经·第一章》）认为有无二者便同出于道，都只不过是道之不同显现而已。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中矛盾双方看似对立，其实是彼此相互依存、互相转化，共同统一于一体的，也就是一物两体之体现，这便是中国哲学矛盾观最主要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其实也有矛盾在同一体内的论述，即内部矛盾，但这与中国哲学的矛盾观实际上有本质的不同。其双方对于统一之概念最主要的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为联结，其对立的两面是各具差异的独立属性，在彼此的斗争中又共同统一于矛盾之中。中國哲学的观念则认为此对立实际为一体，由一体而分对立，对立又构成一体。看似两种属性实际上则为一属性中包含着两个方面，实为一体。正如张载在《正蒙·动物篇》所言：“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物非物也。”他认为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于对立矛盾之中，正因为有矛盾这一属性则物才可以说成物，他承认对立是构成事物的一种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矛盾的普遍性。

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也是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共有的观点，唯物辩证法承认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事物在发展中都存在着矛盾。中国哲学承认矛盾具有普遍性，但两者又有不同之处：中国哲学不言所谓的发展，而是言变化，张载便认为阴阳交感、相吸相排，趋于融合而仍有对立。这与辩证法中对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论述趋于一致。在唯物辩证法中强调主次矛盾问题，矛盾主次方面等问题，认为事物发展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中国哲学中对此类问题并没有过多论述。但张载对待综合似乎是中国人对矛盾中主次问题的看法，认为矛盾一方可以吸收于另一方，达到一个更加圆融的发展，这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到之处。

可见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矛盾辩证法思想可谓是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民族思想当中。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更是发展和融合了传统辩证法思想，在新的时代，发现矛盾解决矛盾，集中精力解决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进行道德文明建设，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会通的体现。

四、“复”与质量互变之会通

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一定的条件究竟要如何满足？其实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哲学早已有了自己的解释和回答。如“福可生祸”“正转为奇”“善化为妖”皆是中国哲学中对于矛盾转化观念的论述。然而，若想要实现矛盾的变易转化，首先则需要量变质变的积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量变质变规律的描述，则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然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如《劝学》中荀子言：“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可见，只有进行量的积累，才会有质变的发生，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一致，都强调质变的形成必然需要量的积累。唯物辩证法把这一过程看作是：“事物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又在新的质变上开始，循环往复。”[5]但它所认为的循环往复实际上是一种上升，一种进步和发展，表面复返于最初，实际上则是一种上升，这与中国哲学的观念大为不同。中国哲学注重量变质变之积累，但中国哲学中更强调一个“复”，认为事物的发展最终会复归于最初的状态，与唯物辩证法中的最初相比，其实质并不相同。“复”是一种真正的复归原始状态。

万物都回归于其最本源的状态之中，相比唯物辩证法则缺少了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万物复归最初，因此中国哲人们多注重事物的矛盾转化问题，如西汉学者扬雄对矛盾转化的过程有着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扬雄极为注重极的概念，认为物极必反，不极则不反。他强调到达极之前必有积渐的发展，即要有量的积累，认为事物在其成长发展的每天都趋向于新的变化，衰退消亡也是如此。他把事物变化的过程都分为九个阶段，这九个阶段便是反复积累的变化过程，揭示了整个过程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完整地展现了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清初的王船山与扬雄的观点相反，他反对物极必反之说，认为相反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一事物的对立都存在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这恰巧与唯物辩证法中矛盾蕴含着事物发展的始终观点相一致，但王船山却认为对立转化是没有极端的，并不需要到极致才可以转化。他的观点有两面性之处，一方面他肯定了对立存在于发展过程之中，这是极具进步性的，但是他却没有看到量变质变的积累和转化的关系，他所认为的对立互转其实也是由更细微的量积累所表现出来的结果。

所以从量质积累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的辩证法都强调量的积累会引起质的变化，但它们仍具有不同之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最终必然归于否定，在进行质变之前必然要有量的积累，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但是总体却是螺旋上升的，在量变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会转化为质变实现事物的发展和飞跃。中国哲学以反复为其对量质变化的核心观念，把量质转化过程给细化成各个阶段，更加细化了量质转化的过程。物极必反，量的积累最终会导致事物的反转，导致质变的转化变化，但最终复归原始的状态，这与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念有所不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为表面上返回于初，实际上已经是由量变完成了质变，开始在新的质变上发展，所以表面上才是最初的状态，但其实本质上是上升了一级，它是一种无穷上升的一个过程，而中国哲学则是复归于本原，真正最本质的一种状态，有一种循环往复的意味。

因此，中国传统哲学讲的辩证法带有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人文理想与道德情操。诸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虽以阴阳五行构成了万物化生的模式，但其最高之理还是道德价值之理，故中国哲学讲的矛盾对立其实质都是一物两体的表现，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便是由包含道德伦理在内的一理而产生万理，万而又归一，在此思维模式下中国哲学的发展观便呈现为一种“复”的形态，它并不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无限向上发展，而是最终复归于初，复归于万物最本始的道上，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往往会呈现循环往复的模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有其进步意义。

五、结语

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得以会通的前提，但二者都不是仅停留于意识领域的纯粹思辨哲学，而是与客观世界相接触，以人与社会为思考，以实践为中介的哲学。但由于世界观的差异，二者辩证法的目的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由运动的物质构成的，其辩证法就是为了去揭示物质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指导人们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其辩证法是带有进化发展意味的。中国哲学的世界观则是一种天人合一、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有情世界观。天地为大宇宙，人身为小宇宙，天地人身虽有大小之别，本质则一。天人合一的目的系指向生生不息的大方向，重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其辩证法带有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人文理想与道德情操。中国传统哲学讲的矛盾对立其实质都是一物两体的表现，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便是由包含道德伦理在内的一理而产生万理，万而又归一，在此思维模式下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观便呈现为一种“复”的形态，它并不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无限向上发展，而是最终复归于初，复归于万物最本始的道上，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往往会呈现循环往复的模式，这正是其辩证法的特点所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便是突破了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局限，并吸收了传统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价值，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对二者辩证法的比较与会通，才能更好地了解二者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共性与特性，深入了解二者哲学的精髓，促进二者的会通，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晓芬，等.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7：11.

[2]牟宗三.中国哲學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1.

[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306.

[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7：471-

493.

[5]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1.

作者简介：万星伟（1995—），男，汉族，江西南昌人，单位为江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冯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