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上之巷

梁艳波

1

我想在耳内灌满铅，这样便可免遭噪音之苦。

黄昏降临前我在窗前坐下，陪伴我的是一个温度充不到烫手的电热水袋，以及一只冬眠的壁虎。自我从迁上巷的一个点转移到另一个点之后，室友从会打呼噜的中年男人，换成了安静的壁虎。

屋内寂静，街上的音乐却是无孔不入，狭窄的巷道与低矮的屋顶，是声音的有效传播途径。

“这世界，我来了……”刀郎的声音由远及近，仿佛本人真的踏歌而来，在这个五线城市落脚似的。

“一百元两件，两件只卖一百元……”叫卖声不甘示弱，在歌声中见缝插针，把刀郎高亢的声音刺得疼痛般颤抖。

隔壁的木楼梯还没响起脚步声。每天从黄昏喝酒到天黑，是隔壁夫妇雷打不动的日常。他们说话总是很大声，亲热也很大声。有时我会产生隔壁夫妇也应该算在我室友之内的荒唐念头。可不是么，他们与我仅仅隔着一面木壁板。那对夫妇乡音浓重，我听不懂他们的交谈内容，只知道夫妇俩以收购旧物为业。

冷冽的晚风袭来，挟着陈年旧物的霉味，以及垃圾腐烂的气息。我打了个寒战，但没关闭窗户，也没起身到床上躺下。我点燃一根红塔山放到嘴上，权当一种取暖方式。这是个霜冻的日子，天气预报说，霜冻将持续一周。对于气温，我并不依赖于天气预报。当身体痛起，我便对天气了如指掌。

最后一抹苍白天光消失后，黄昏完全被夜幕吞噬。苍穹之下，城市的点点灯火仿佛钉在黑色天鹅绒上的金属钉子，闪闪发光，深入骨髓。那么疼！

别人都说，这个滇中城市的冬天越来越短，也越来越温暖，但我不是别人。我比别人怕冷。

我是在十月初住进这间十平米左右的小木楼的，那时小楼里是舒适的秋日温度。房东是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以前每天上下班，我都要从老夫妇门前走过。老先生经常坐在门口吸水烟筒，听到我的脚步声，便停止“咕噜”声，把烟筒拉到身子一侧，在一米多宽的巷道为我留出落脚之地。老先生与我打招呼的话语长年不变，姑娘，上班了？或者，姑娘，下班了？我喜欢老人这样称呼我，仿佛这个称谓真的能让我年轻似的。我向相濡以沫的老夫妇报以微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偶尔，我会多余的问上一句，身体还好吗？我不知晓老夫妇的姓名，也没有打探的想法。

认识我的人都说我不怎么会笑。在身材矮小、面容清瘦的老夫妇面前，我稍微弯下身子，注视他们的眼睛，尽量让自己的笑容与语气表现得真诚一些。

我也不怎么爱说话，但这并不表明我擅长倾听。事实上，沉默寡言恰恰证明了我没有多少倾听的欲望。当别人向我诉苦时，我并不懂得怎么安慰。

我因为对别人的喜怒哀乐达不到感同身受而吃尽苦头。那些苦头在很长的年月里来自于我母亲。我母亲对“儿多累母”的艰难生存状态有着极深的怨念，对此会做出一些反抗行为，比如经常跑回她的娘家，对年幼子女及田地不管不顾。而我自小便对此表现得无动于衷。我的麻木导致了我在兄妹中被我母亲揍得最多，也最惨。我母亲从田地劳作回家，总是疲惫不堪，但揍我却从不吝力气。我母亲揍人不用拳头，屋里屋外都有各种各样的树木枝条可供她使用，诸如门前的垂柳，哥哥们从山上挑回来的松树枝，以及母亲自己从茅厕砍来的竹枝。从我母亲手上落到我身上的大多是竹枝。竹枝韧性好，打人不易折断，我母亲用起来顺手。

没有用处的东西。我母亲总是这样骂我。我母亲打骂我时看似声嘶力竭，手上的力道却丝毫不会减弱。自打有记忆以来，我与母亲的相处，仿佛只存在一种模式：母亲泪流满面揍我，一遍又一遍诉说她悲苦的人生;而我，则对母亲的困苦漠不关心。我上高中后，我母亲不再对我动手，但依然保持着辱骂的习惯。我与母亲彻底决裂的导火索，是我的高考分数。我没考上大学。我之所以早早结婚，与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有着极大的关系。

年幼的我曾问我父亲为什么不离婚，我父亲揉着眼睛叹息，离了婚，你们兄妹怎么办？我说我们就不会被打了。

当我发誓要善待自己的孩子时，我还是个孩子。

2

热水袋彻底冷却后，我站起身，轻轻跺了跺冻僵的脚，离开窗口，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因为长年关节疼痛与失眠，我收集了一些民间偏方，用中草药材和动物骨头之类的古怪东西泡了两坛药酒，一坛内服，一坛外用。壁虎安静躺在窗边小方桌上的鞋盒里，我用棉签蘸了酒抹在它身上。壁虎懒洋洋的动了动尾巴。这是一只酒鬼壁虎，我本应该把它扔进酒坛，以成全它对酒精的需求，但是我想，也许壁虎也喜欢阳光与清风，喜欢蓝天与落叶。

初识壁虎是我搬进这间屋子的第一天，打扫卫生时，我把它从床底揪了出来。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壁虎，整个身体竟有二十多厘米长。抹去壁虎身上的灰尘之后，我提着壁虎的尾巴用力晃动，期待它的身体断成两截，但是我失望了。不是说壁虎有断尾求生的本能么？难道这是一只死壁虎？我对戏弄一只没有生命气息的壁虎失去了兴趣，打算把它扔进外用药酒的坛子里，这时候，手中的壁虎突然挣扎起来。

我下意识把壁虎扔到地板上，壁虎疼痛的扭动身子。

我叫许天怒。我蹲下身子，以真诚的态度问新室友，你叫什么名字？

壁虎没有理会我，我戳了戳壁虎的背脊，继续说，我就叫你壁虎吧，你不愿说话，以后，就听我说吧。

这是我第一次向一只壁虎做自我介绍，壁虎的表现让我认定，它会是一名合格的室友。

很多人听到我的名字，或多或少会表现出稍微的愣神。我父亲当过几年小学民办教师，第五个孩子出生后，我母親问他取个什么名字，我父亲耷拉着被劣质白酒泡坏了的脑袋，随口说，天怒。我母亲认为这不像一个女孩的名字，我父亲却钟情于自己的第一感觉。

我把壁虎放到窗前的小桌子上，对着它，对着窗外唱起了歌：人间有天堂，天堂在陋巷。春光无偏私，布满了温暖网。树上有小鸟，小鸟在歌唱……唱着唱着，眼泪便流了出来。

那一刻，我真希望这是一只会说话的壁虎。我甚至希望，这是一只具有特异功能的壁虎，能告诉我彩票的开奖号码。

3

我每周买三次彩票，一次两元钱。以前我是买三元一票的，买了一段时间后，放弃了对一千八百万的追求。现在我只想赚到五百万。做个隐于市井的闲散富翁，五百万元对我足够了。

我曾尝试食用一些有毒性的野生蘑菇，企望能够由此获得女巫的能力。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喜欢听村里一位奶奶讲故事。那位奶奶有食用毒蘑菇的习惯，我认为正是那些蘑菇为她带来了神秘能力。奶奶讲的故事都与鬼神相关，书生与狐妖有情人终成眷属，天上的仙女下凡帮助穷人，冤魂还阳报仇雪恨之类。我对那些故事信以为真。我很怕奶奶的独生子。那是个被寡母一手拉扯大的络腮胡男人，打骂母亲从不会手下留情。奶奶不仅被亲生儿子虐待，也被乡邻嫌恶。大人不许孩子与奶奶往来，大人把奶奶形容成邪恶的巫婆。我祖母就曾警告过我，不要靠近那个老巫婆，她会吃小孩子的。但我希望自己是个无所不知的女巫。我曾见过奶奶在火堆里烤鸭蛋，烤过的鸭蛋像陀螺般在地上旋转，奶奶闭着眼睛，隔着空气抚摸旋转中的鸭蛋，同时嘴里念念有词。过了很久，奶奶睁开眼睛告诉我，她看到了飘浮在空中的鬼魂。

我自小便希望自己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我目力所及，却始终与他人无异。

我在一个老饭店上班，饭店坐落在中心城区的步行街上，街道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鹦鹉街”。饭店因此叫做“鹦鹉饭店”。私下里，我们都习惯称之为“猪血饭店”。我们的工作餐几乎天天吃猪血，杀猪的人免费送的。

与整条街的房屋构造一样，饭店只有两层楼，土木结构，呈葫芦状，站在门口是望不到尽头的。饭店的一楼用于经营，二楼分成三份，一份用作仓库，一份作为员工集体宿舍使用，还有一份是老板与会计的办公室。与所有饭店的工作环境一样，我的同事有男有女，女性多于男性。女人扎堆绝对不是好事情，家长里短与鸡毛蒜皮的是是非非，是饭店里的常态。我不参与，也不表达喜恶。

当我写的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我原本就不怎么好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糟糕。我的同事对我写作一事除了嗤之以鼻之外，更多的则是不满。同事认为，我寡言少语是故作清高的表现。我理解同事的心情，大家都是以出卖苦力谋生的服务员，我不见得高人一等，也无权高人一等。看过我小说的同事，试图在故事中对号入座，从而把不满表达得正义一些。与同事的鸿沟拉深一段时间后，有人惊喜的发现，我的写作行为，其实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于是大家放弃前嫌，继续维持表面的虚假和气，继续在泔水味与油烟味的环境里朝夕相处。

写作确实没有改变我的生存状态，老板不会因为我会写点文章而把我换个岗位，更不可能因此为我加薪。在我们饭店，除了当老板，便是收银的岗位最为轻松了。我们饭店的收银员是老板的妻子与情人。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钟准时到饭店，卖出几百碗甚至上千碗米线。从迁上巷九号搬到十三号之后，上班途中所需的时间从十分钟缩短到了五分钟。每到天阴下雨，我便会疼痛。像我孤立的行为处事一样，我的疼痛也表现出显著的独特性。我似乎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躯体组建而成，每天都在进行着冰火两重天的交战。我身体的右边还算正常，而左边，疼痛就像个变态的刽子手，用铁链与锥子在我的左半边身体玩弄恶趣味的游戏。每当气温下降，我的左边脑袋，左边脖颈，左肩，左胸，左腰，左臀，左腿，以及左脚趾，便像台风肆虐过的灾区般不堪。

男同事的心胸要寬广一些，他们待我始终如初。吃饭时，好酒的男同事会给我倒上半杯自带的白酒，就着两盆素菜天南地北瞎聊。我们饭店的工作餐是全免费的。我长年上早班，占了便宜，能够多吃到一碗免费米线。

天怒，听说你在写小说，写写我的故事怎么样？同事老靳这样对我说时，我告诉他，我自顾不暇。

我怎么有能力关心同事的酸甜苦辣呢？是的，我陷入自己的困顿，无力自拔。

有年冬天，秋城特别冷，霜冻与冰雪交替而至。我的腿痛得厉害，令我产生了难于支撑下去的悲观情绪。我带着医生的诊断证明去找公司大老板，希望能换个岗位。大老板肉嘟嘟的手指有节奏的叩在光亮的红木桌面上，似笑非笑问我想去哪个门店。我试探性的问，照相馆可以吗？大老板说，你有照相的技术吗？我摇摇头，感到羞愧。商场可以吗？我底气不足的问道。这次轮到大老板摇头了，商场已经满员。我说小卖部也可以。大老板继续摇头。我越来越心虚，声音也越来越小，绝望的嘟囔，哪个门店还能安排人呢？大老板让我在旅店与冷饮店之间选一个。我说算了，我喜欢饭店。大老板挥了挥宽厚的手掌，仿佛驱赶一只令人憎恶的苍蝇。

4

从迁上巷九号到十三号，直线距离不会超过三十米，但我走的不是直线。

我丈夫对我独自居住的要求不理解，也不愿接受。我丈夫说，你这么一闹，让别人怎么看我？我说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我丈夫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从轴承厂下岗，打过许多临工。现在我丈夫骑着摩托车，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送桶装水。我很担心我丈夫在运送水的途中伤到别人，更怕别人会伤害到他。我丈夫那辆老旧的摩托车就像脆弱的葡萄架子，上面挂满了沉重的果实。

我与丈夫有过一套八十五平米的三居室房子，在迁上巷九号，现在，那房子已成为别人的财产了。

当我注视自己的梦境时，总会看到这么一幅景象：有个面目不清的人一边翻动着黑白纸牌，一边在我身上残忍的挥舞着鞭子。那人的名字叫做时间。时间是名恪守职责的看守，而我，是他地盘上没有反抗能力的囚犯。时间从不给我喘息的机会。二十年前买房所欠的债务方才偿清，又要因为房子让我背负巨额债务。两年前，轴承厂拆迁，我丈夫名下那间十八平米的单身宿舍在拆迁范围内。我想把拆迁补偿款落袋，我希望能有出门旅行的机会，我期待一次坐在飞机上穿梭云雾的体验，我丈夫却坚持选择了回迁安置房。对电梯房的执念让我丈夫变得异常固执，我丈夫说，这是唯一一次改善居住条件的机会，无论如何他都不会错过。我觉得我丈夫人生唯一一次正确的投资，便是以前买了那间单身宿舍。回迁时，我丈夫选择了一套九十平米的新房，我们得为此补偿给开发商几十万元的差价。

购买我们房子的是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女人个子高大，小眼睛，高鼻梁，大嘴巴，薄嘴皮，金色头发像被炸弹轰击过似的，让人脑海里不由自主涌现出金毛狮王的形象。女人说，这房子不值五十万。我问女人能出多少价，女人撇了撇嘴，说，最多一半。女人挑出了房子的诸多问题，以印证她给的是个公道价格。房子在六楼，顶层不可能卖到好价钱，房龄二十年也是原因之一，卫生间顶上的管道周围有漏水迹象，水管也老化了，客厅的一面墙上有水迹印。

女人也没忽略外围环境的糟糕状况，楼梯上杂物成堆，院子逼仄，杂乱不堪，没有让人赏心悦目的绿化，也没有令人心安的物业服务，门外与凤凰路相连的主要进出通道汽车无法进来。女人甚至把五楼的老头在楼梯吐痰的行为也列为压价的原由之一。我感到庆幸的是，女人未在清晨来过，如果看到二楼的老太太提着夜壶在院里浇灌花草，她大概会对这个居住环境彻底失去兴趣。

我问女人既然如此，为何还来看这套房子呢？女人笑了笑，坦诚相告，她以投资为目的。看我犹豫不决的样子，女人拍拍我的肩膀，贴心的说，你把它留着，等待拆迁，这里早晚会改造的。我摇摇头，我等不了。几番讨价还价，最终以二十八万元谈妥。交易完成后，女人打算出租房子，我问她收取多少租金，女人说，每月一千，一年租金一次支付。于是我便租了十三号的这间小木楼。

新房补偿差价加上装修费，一共花了五十多万。这么一来，我与丈夫欠了二十多万元的债务。

和房东夫妇谈租金时，老先生说，每月一百块，可按月支付。我说，八十块怎么样？老太太笑着扯了扯老伴的衣角，老先生沉吟着，我说那就一百块吧，一年的一次付清。我没多少家当，唯一值钱的东西是笔记本电脑。屋内有两张单人床，房东免费给我使用。躺在床上翻身，会听见身下床板不堪重负的吱呀声。我尽量不翻身。

我是从准备卖房子时便考虑租下这间木楼的。木楼下是房东夫妇的卧室，对面的一间红砖平房，是他们的厨房。闲暇之时，我习惯走进老城区的巷子，不同的巷子，能够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岁月体验。有时，我长时间凝视一面被岁月啃食得伤痕累累的土坯墙，有时，我对着一口无人问津的枯井发呆。在锅碗瓢盆交响的烟火气息中，更能感受到巷道清冷久远的记忆。最终选择迁上巷这间小木楼，除了上班路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认为它应该有着清幽之夜，只是没料到，隔壁那对夫妇制造出的声响，会是那么的巨大。

这个木楼很久没有人住了，但我知道，它有着隐秘的，为人不知的故事。

以前下班途中，四下无人我会走到木楼门前，对着挂在门上的三环牌挂锁一看便是好一会儿，每次都会忍不住伸手触摸它的清凉。我留意到房东家的每一扇门上，挂的都是透着岁月沧桑感的三环牌挂锁。老太太表示，如果我需要换锁，就把她家的还给她。我说不换了，我喜欢有记忆的东西。

我丈夫把他父母接到新房与他一起居住，对此我没有意见。当我下定决心卖掉住了二十年的房子时，内心竟然涌现出不合时宜的、小小的解脱感。如果我丈夫知道我断臂般想要逃避他如雷的鼾声，不知会作何感想。

我与丈夫分房睡已有很多年。自我患上失眠症后，我丈夫的鼾声具有了可怕的杀伤力。分房没有让我们因为彼此的身体日渐陌生从而产生新的吸引力，相反，因为长期没有肌肤接触，我们失去了拥抱对方温热身体的欲望。相比起平庸的人生，我丈夫的鼾声却有着巨大的穿透力，即便各自关上卧室门，依然能够听到他在睡眠中发出的声响。有时夜里我被凤凰路上传来的飚车巨响惊醒，醒后便难于入眠。

與黑暗力量对峙，我总会回忆起年轻时枕着丈夫手臂安然入眠的情形。

5

十一月底时，房东夫妇被女儿接走了，老太太告诉我，他们要等到三月份天气暖和才回来。新年过后，房东的大女儿回来收拾东西，神情忧伤的告诉我，她父亲查出患了肺癌，已是晚期。我不知该怎么安慰，想了半天才冒出一句老人有没医保的废话。

看着我手上的半截香烟，房东的女儿说，少抽点吧，只有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我深深吸了一口烟，望着自己喷出的烟雾点点头。我答应房东的女儿继续帮她照料小院里的花草，尽管那几盆花并不是什么名贵品种，我仍保证不会让它们在我手上枯萎。院子里最出彩的是一棵类似枣树的树木，栽在一个不起眼的没有色彩的瓦盆里，高达三米左右，很细，像根竹竿，营养不良的样子，但稀疏的叶子却四季常青。与街上到了冬天便黄叶簌簌飘落，最后变成光秃秃的银杏树相比，我更喜欢这株不被严寒酷暑击败的无名小树。也许正是因为它的纤细，不起眼，所以才会在夏季那些有着巨大破坏力的雷雨天中安然无恙。

房东的女儿离开后，我点燃了第二根烟。

我丈夫在新年的下午来找我，带来一瓶红酒与一枝黄色的菊花。因为是送水经过，他把摩托车停放在鹦鹉街上，在我的住处作了短暂逗留。我说这花看着像是扫墓。我丈夫伸手搓了搓他那饱受风吹日晒摧残的粗糙面庞，歉意的说，我把它带出去扔了吧。我说没关系，我挺喜欢的。我丈夫在送水的路上捡到两百块钱，便买了礼物给我，因为没看到玫瑰，他将就着买了菊花。我丈夫向我求婚时也带了花，那是一枝他摘来的荷花。当时我丈夫说，你愿意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么？我说至少得有个睡觉的地方，我丈夫说，十八平米的房子够不？我点点头，足够了。

我们用石灰浆把单身宿舍发黄的墙面刷白，买来七彩的气球浮在屋顶，配置了简单的家具电器，在他父母与我父母的反对声中住在了一起。黄昏时我们播放CD，光着脚在水泥地板上跳舞;我们在走道上做饭，招待来访的朋友。我父亲在多年后仍没忘记数落我，自身的条件本就不好，还要嫁个同样没出息的男人。我父亲说起我年轻时的决定，不再似以前那样怒气冲冲，而是无奈的叹息，命啊，天怒，这就是你自己选择的命！我丈夫的父亲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语，只不过把嫁字换成了娶字，把男人换成了女人。

疼痛的日子虽然难熬，所幸的是它并不会真正止步不前。寒意渐渐消退，转眼便到了春节，我在丈夫的新家与他的父母一起吃了年夜饭。我对丈夫的父母没什么意见，但也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感到无话可说。四人坐在一起尴尬的吃完饭，鞭炮声中，我起身告辞。我丈夫的母亲说，就住这里吧，我给你收拾一个房间。我摇摇头，我明天早上还要上班。我与丈夫长年分房睡并不是秘密，我丈夫告诉他的家人，我身体不好，工作又辛苦，他不想影响我休息。

明天下班后过来吃饭吧。我丈夫的母亲说。我说我要加班，来不了。每年的初一，丈夫的两个妹妹都要携家带口与父母相聚，和他们在一起，我是个局外人。我这个不会生孩子的嫂子，不应该受到丈夫妹妹们的尊重。

看我执意要走，我丈夫说，我送送你。站在电梯口，我丈夫塞了两包“玉溪”给我，是她妹妹送来的年货。我丈夫的两个妹夫都在烟厂工作。电梯门打开，又关上，一会儿又打开，又关上。我丈夫叹了口气，说，天怒，对不起！我摇摇头，我们都看不清自己，我们就像尘埃般无足轻重。我丈夫伸出手，我没有躲避，任他抹去我脸上的泪水。

我和你一起去吧。我丈夫说。我摇摇头，然后告诉他，隔壁收废旧的夫妇回老家过年了，鹦鹉街巷口卖袜子的四川夫妇也走了，从巷子路过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一个人很清静。我丈夫声音哽咽，难过的说，天怒，大过年的，你何苦如此惩罚我。我笑笑，转身走进电梯。

我站在紫艺路上的紫薇树下仰头，看到我丈夫模糊的身影伫立在十二楼的走道上。我丈夫移动身子时，灯亮了，但我看不清他的脸。我跳起身拉下一根树枝，树枝上没有新芽，但树是活着的。烟花在远处升起，炸裂开，转瞬之间便归于死寂。我仰望過那片乍现便凋落的璀璨，然后低下头，盯着脚下的路继续前行。

6

年初三晚上，我丈夫给我送来一些年货。看着突如其来的两袋物品，我的心情难于言状。我丈夫明明知道，每到节日，我都得从早到晚在饭店干活，根本不需要自己准备食物。

你始终不懂我需要什么。沉默许久，我开口说。

所以……我丈夫苦笑着说，我希望你能有良遇。

我丈夫在小楼坐了很久，直到我催促才起身。我丈夫虽然也是安静的人，但即便他静静抽烟的样子，也打破了我这屋子无穷无尽的静谧感。我丈夫起身离开时，我突然很想抱抱他，但终究还是没伸出双手。我提着白炽灯的线站在门口，心里默默数着楼梯的层数。数到十一时，我丈夫的脚落在了平地上。

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我丈夫回过头说。我摇摇头。我丈夫叹了口气，转身打开手机照明，面向鹦鹉街的方向。迁上巷九号或许是我丈夫最想遗忘的地方，他不会走向那个方向。

我把灯泡收到身后，盯着我丈夫幽暗的背影，大声说，如果有个孩子，只会更糟。

我丈夫没有移动步子，也没回头，我知道，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之中。我时常置身于黑暗，却总是试图把面前的事物看个清楚，此刻，像以往一样，我什么也看不清。静默片刻，我丈夫的叹息声与脚步声被黑暗吞没。如果我丈夫愿意回头，如果他愿意给我一点点光明，他会看到我泪如雨下。

我原本应该有孩子，如果我有预知能力，不会失去我的孩子。

那是一次毫无征兆的灾难，那年五一节，我与丈夫去石屏参加朋友的婚礼，回程中出了事故。医生惋惜的通知我，我再次怀孕的几率几乎为零。此后的很多年间，我始终只穿黑色衣服。看到刺眼的红色，我会流泪。

在一些年头里，我与丈夫经常骑摩托车出行，我们去斗南看花，去刺桐关吃麻辣鸡，去江川吃铜锅鱼。年轻的我们用不多的收入，尽量把日子装扮得浪漫一些。去石屏我们也是骑摩托车，因为那次远行对我造成的伤害，我丈夫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7

我想说说话，身边只有一只冬眠的壁虎。

我打开我丈夫送来的红酒，给自己倒了一杯，随后找个足够大的碗，给壁虎也倒了一些。我把壁虎放进酒碗里，戳着它的背脊说，醒来听我说说话吧。

壁虎安静的躺在酒碗里，我向它讲起了曾在这小楼里住过的一个女人。那女人有一头漂亮的长发。

我在走道上多次遇到过女人，直到她消失，我与她依然是陌生人，但后来，我却在无意中，知晓了女人的故事。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女人的一头乌黑长发，记得她被长发遮住一半的容颜，记得她瘦弱的身形，但我记不住那些与她往来的众多男人中的任何一个面孔。

我从楼下经过，有时会听到她的欢笑，有时会听到她的悲泣。大多时间她都是欢笑的，小楼里总是热闹，总有男人沿着楼梯上上下下。

女人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无法胜任农活，不受公婆待见，丈夫虽然对她有感情，但终究无法为了她与父母对抗。孩子三岁时，丈夫提出了离婚。女人来到城里，租住了这间小屋，恣意的放纵自己。她的行为或许是为了转移疼痛，又或许，仅仅为了生存。后来，女人被一个男人带走。男人与女人是初中同学，初中毕业，女人没继续上学，男人则上了重点高中，之后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男人谋得一个高收入的职业，那时，女人已经结婚。

女人跟老同学走后，过了一些年衣食无忧的日子，只是，病魔终究没放过她。

她留下了什么？我喝了一口酒，喃喃自语。我眼前有雾气，小楼渐渐朦胧不清。壁虎没有回答，壁虎不会说话。

我知道女人留下了两个孩子，但这能证明什么？我不会在这世上留下孩子，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你相信爱情吗？我问壁虎。壁虎依然像孩子般安静。成年人的困顿，在孩子眼里，什么也不是。

8

二月二十九日清晨，推开窗户，我惊异的发现，城市处于迷雾之中，所有的建筑物都失去了往日形态，朦胧中有一种久违的美。看不到陈旧，看不到破败，也看不到肮脏与丑陋。这不是仙境是什么？我用手戳着壁虎的脊背，想要唤醒它与我一起感受眼前的美。壁虎像个贪睡的孩童般，继续它单纯的美梦。

夜里给壁虎涂抹药酒，意外捕捉到它眼里有光芒一闪而过。我久久凝视壁虎，期待奇迹再次发生，壁虎却再也没有睁开眼睛。起风时，我坐在窗前，把壁虎放进怀里，让它与我一起置身于黑暗，悉心感受每一缕春风的抚摸。

我做了奇异的梦，梦见春光明媚的色彩，梦见房东的君子兰开花了，梦见窗台上的风信子绽放出紫色花团，浓郁的花香溢满了小楼。我梦见小楼里发生了奇妙的恋情，一名白衣男子站在窗前，当他转头与我对视，我看了清澈的蓝色眼眸。我梦见自己生了个孩子，我的孩子有双美丽的蓝色眼睛。

责任编辑  包倬